中國哲學如何看待人工智慧?儒釋道立場有別丨專訪宋冰

2021-01-16 新京報

撰文丨新京報記者 董牧孜

一兩百年後,或許我們即將迎來奇點,進入強人工智慧或超強人工智慧時代。很多人對強人工智慧懷有生存級別的恐懼感,哲學家、思想家對此也各有說法,我們的思維範式或許還將面臨根本性的挑戰。

《人類簡史》作者、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曾指出,我們不僅僅在經歷技術上的危機,也在經歷哲學的危機。現代世界的邏輯,建立在17—18世紀的關於人類能動性和個人自由意志等理念之上,如今,這些概念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有意思的是,中國人對於人工智慧的不安,普遍比西方人更少。《周易》強調宇宙「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與時偕行、變通趨時的思想沁入了諸子百家,幾千年來中國人耳濡目染,成就了中國人對「變」和不確定性的接受,以及開放的人文態度。儒、釋、道看待機器人的立場有哪些區別?中國傳統哲學的智慧,在未來仍然有效嗎?

新京報記者專訪了《智能與智慧:人工智慧遇見中國哲學家》一書的編者宋冰。自2017年年底以來,宋冰所在的博古睿研究院中國中心就一些根本性問題,在北京大學組織了一系列哲學家和人工智慧科學家的對談和工作坊,她在此基礎上,編撰了本書。趙汀陽、張祥龍、何懷宏、貝淡寧、李晨陽等哲學家及科學家從各自的學科背景出發,回應了上述問題。

宋冰,博古睿研究院副院長、博古睿研究院中國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博古睿研究中心聯席主任。曾長期從事國際證券法與投資銀行方面的工作。職業生涯早期,在行政法、競爭法等領域發表諸多學術論文,並編譯《美國、德國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等比較法方面的書籍。主編《智能與智慧——人工智慧遇見中國哲學家》。

中國人對人工智慧的恐懼,為什麼比西方人更少?

新京報:弗朗西斯·福山等學者曾指出,相比西方人來說,中國人面對生物技術等的應用,沒有那麼多恐懼,往往更為樂觀或平常心對待。你是否有類似的體會?這是源於東西方底層邏輯及觀念上的差異嗎?

宋冰:不少中西人士都注意到,相對於中國人、日本人,西方媒體、知識精英普遍對前沿科技有更多的戒備與恐懼。我沒有研究過日本的情況,但是這些年與中國業界、學界的討論讓我認識到,這種不同的態度是有哲學與文化上的原因的。

從西方哲學的主體性角度看,強人工智慧的出現使人憂心忡忡。在以人為中心的體系中,主體性強調人的能動性、創造性與主導性。之於自然、環境、客體化的世界,人是主導者、創造者、塑造者。秉承這種思維的人自然對比人更加「理性」和「智能」的超級智能心存恐懼。但從天人合一的非人類中心主義出發,強於人的存在出現並不是問題。

《智能與智慧:人工智慧遇見中國哲學家》,宋冰 編,中信出版社,2020年2月。

新京報:東方哲學的視野,對我們思考人工智慧和生物技術有哪些新啟發?

宋冰:「天地人」三才,是中國固有哲學傳統理解人與自然、人與物的基本思想框架。人存在於天地之間,人道與天道相互貫通融合,人居中可參贊化育。對中國正統社會影響最深刻的儒家思想強調從人的社會性、關係性來認識人,理解人。由此可見,在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中,沒有一個抽象的獨立於環境與各種關係的假設中的「人」,我們無法脫離天道、地道、人的社會關係來討論人。這種「關係理性」就是中國傳統思想的基本底色。

融入了中國本土文化的佛家思想則在根本的層面上,把人作為形而上本源的作用的體現,在本源作用的層面上,人與動植物是沒有根本區別的,都是本源作用的示現,萬物一體。在世俗理解的層面上,人不過是眾生的一種。由此可見,儒釋道在不同程度上秉持非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脈絡。

雖然儒釋道對人生宇宙的本質看法不一、對社會倫理規範各有側重,但都沒有把人放在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也沒有把人與自然和其他存在放到一個相互分離、二元對立、徵服與零和競爭的結構中。正因為這種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影響,一方面很多中國哲學家並不過高估計人類理性;另一方面,把人工智慧納入「仁民愛物」,「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或神仙譜系的討論框架中也成為可能。和超級智能共處有何不可?這或許是中國人普遍沒有如西方人那樣產生對超級人工智慧的生存級別的恐懼感的原因之一吧。

新京報:相比而言,西方哲學脈絡關於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等前沿科技的關注點在哪裡?東西方學界對話的基礎是什麼?

宋冰:當下我看到的大部分西方人工智慧哲學方面的研究是關於智能、意識方面的研究。我覺得他們的底層思維還是近代以來佔主流地位的人類中心主義,人的主體性、能動性以及主客體的分離等思想。

我覺得中國哲學家和西方哲學家可以在兩個層面上溝通對話。一是在對人的本質、人與自然、人與物的關係方面討論、對話。第二,在第一個層次討論的基礎上,就倫理、指導科技發展的規範上進行溝通、對話。如今全球對人工智慧規範的討論大都在第二個層次上。其實是本末倒置了。所以,我一直呼籲我們應該回到哲學的原點,重思何為人、何為物,人物之間關係等討論,並重思我們的基礎價值觀。

儒、釋、道看待人工智慧,立場有別

新京報:儒、釋、道對人的理解有所差異,對人工智慧的立場也有所不同。儒家的危機感似乎尤為深切,因為人工智慧會破壞以血緣及社會關係為基礎的儒家理論秩序;而道家和佛家則更為坦然。你如何看待這種差異?能發展出儒家的人工智慧版本嗎?

宋冰:在《智能與智慧:中國哲學家遇見人工智慧》一書中,儒家思想家幹春松寫到,「基因編輯技術和人工方式複製人的行為,會造成巨大的倫理困境,以血緣作為基礎的儒家倫理學更是如此。」他十分擔心科技手段會造成血緣角色和社會角色的混亂。也有人擔心社會引入養老護理機器人會削弱中國傳統的孝道,造成更廣泛的對老年人的冷漠等等。

當然,儒家思想家中也有積極擁抱前沿科技,樂於將高級智能引入新的擴充的人倫關係中。姚中秋就認為,人類對待人工智慧的態度應該是:「人工智慧,吾與也,即就像愛自然萬物一般。人與人工智慧,尤其是強人工智慧『相與』,則可以各自發揮優勢,早日成就美善秩序」(第84頁)。另一位儒家學者李晨陽甚至認為,或許人類應該「關心、愛護人工智慧,將其作為道德行為者或者道德行為的施受著來對待。」(第222頁)

道家認為變化和不可預測性是生命的組成部分。王蓉蓉在她的文章中指出,「道家既不拒絕也不全盤接受技術的突飛猛進」。更重要的是技術的發展在多大程度上有助於促進人與自然的關係,加深對道的認識。(第276頁)有些道教人士(比方說參加本書寫作項目的蓋菲)更是異想天開,認為超級智能出現的可能性,會給幾千年追求長生不老的道教新啟發:或許人工智慧可以啟發人類通過這一特殊的數字「方術」,終於達到「與道合一」的境界。(第304頁)

劉豐河則從大智慧和佛家的視角分析、研判,認為人工智慧和機器人的感知能力、計算能力和分析能力僅僅是人的相應功能的延伸。人工智慧只是人的意識中的概念,人的意識之外不存在這樣的概念。劉豐河進一步認為,我們應該超越世俗層面的討論與爭辯,通過思考人工智慧與人的問題,進而了悟宇宙人生的真相,那才是人的生命的終極價值所在。(第316頁)

所有人工智慧的產品和應用都會有不同的應用場景,而適用這些場景的發展和迭代一定會受到設計開發者不同文化價值觀和帶有文化烙印的學習數據的影響和塑造。在這個意義上,產生不同文化印記的技術和產品是不言而喻的。比方說,在中國市場設計和開發老人護理機器,就一定應該考慮到孝道,中國社會對隱私的理解和應用也不同於西方社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是有可能發展受儒家文化影響的人工智慧和機器人的。

新京報:《周易》對於我們理解人工智慧的未來方向有什麼啟發?

宋冰:用中國聖賢的思想重思科學與技術是個方興未艾的事業。我覺得我們僅僅邁了一小步。我們研究中心也希望聚集更多的思想家,開展這方面的更深入的探討。

《周易》對人工智慧的啟發,就我目前粗淺的認識來看,或許更多是在思維方式以及思考倫理規範等方面。中國人普遍沒有對超級智能出現生存級別的恐懼,或許也是得益於融入中國人血液中的對「變」的認識以及與之相關的思維方式。

趙玲玲指出,《周易》的行上概念強調,宇宙最終的存在不是靜態的某種物質,而是「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的「動」的狀態。(第XXIV頁)「動」就是變化、不確定性。《周易》的與時偕行、變通趨時的思想沁入了諸子百家,幾千年來中國人耳濡目染,也成就了中國人對「變」和不確定性的接受,以及開放的人文態度。這種對變的接受、應變與順變的處世態度,或許是中國人對無法預測的前沿科技發展軌跡不至於惶恐不安的另一個原因。

趙汀陽嘗試用《周易》的「生生」思想為人工智慧研發設定邊界。他說,「《周易》的『生生』觀念表達了一種未被現代的知識論理性摧毀的存在理性。」「『生生』的存在理性意味著,人類行為需要一個不可逾越的存在論界限,即只要危及人類的延續,就是不可做的冒險行為。」(第20-21頁)

新京報:從同樣的中國傳統思想資源出發,既有對於人工智慧的長期發展存疑的思想家,也有保持樂觀的思想家。為什麼會有這種差異?

宋冰:每家思想傳統都跨度大、內容豐富。即便是受同一傳統影響的思想家,因其視角和側重點不同也會有不同的理解和分析。這種視角、分析的多樣化在任何領域都是常見的。這也正說明在這一新的哲學與前沿科技融合的思想領域中,大家思想活躍,火花不斷,還沒有形成所謂主流觀點,更沒有什么正統學說。這正是思想活力的體現。

另外,我得指出,中國思想家在分析探討問題時大都也融入了西方哲學的視角。這又是思想多樣性的一種表現。中華文明本身就重視不斷學習和吸收外來的文化與價值觀。這在我們的哲學家群體中表現得十分充分。

中國傳統哲學,能幫助我們理解未來嗎?

新京報:哲學的產生往往與當時社會發展條件有關,比如儒家思想與傳統農耕社會相適應。中國哲學應該擁抱未來,也應該是活的傳統。傳統的思想模式能在社會結構和技術發生變化的未來,佔有一席之地嗎?

宋冰:很多哲學思想是在歷史的某個階段產生的,但並不表明它們只適合那個階段的經濟與社會形態。中國人傳統的融入自然、與自然相處的智慧,即使在當下高科技數據化的時代仍然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對生命的認識。

儒家思想至今影響著我們對家庭、家人與朋友的相處原則和生活實踐。看看西方世界,古希臘產生的民主制度至今還是一個被廣泛應用的政治治理制度。當然,同一個概念、制度的內涵、外延可能有了不少的變化,但深層次的思維方式和理念其實變化不是太大。

從傳統的思想資源汲取營養,不是為了復古,是為了釐清我們是誰、從哪裡來。這樣我們才能在固本的基礎上兼容並包,吸收不同的文化與價值觀,融入我們對當下問題的思索與探討,發展出融合的、開放的、普世的、應和時代需求的基礎性價值觀體系。還是一句老話說得精闢、簡潔,「觀今宜鑑古,無古不成今」。再多說一句,借前沿科技對人類深刻的影響之際,我們可以在全球範圍內展開一個重思基礎價值觀的機會,可謂天賜良機。

新京報:在博古睿研究院組織的人工智慧科學家與中國哲學家的交流中,人文學者對人工智慧技術的認知程度是否足夠準確?是否存在交流障礙?在科學與人文日益專業化的當下,如何打破不同學科的思維壁壘?

宋冰:我們幾代人都是在分科的教育體制中學習、成長、成「家」立業。我們研究中心剛開始把人工智慧科學家和哲學家拉在一起時,相互感覺十分陌生,他們對彼此的學術詞彙與話語體系完全不熟悉。所以我們做了好幾期非公開的科學家與哲學家的對談。期間,大家都放下「身段」,虛心向對方求教,我們沒有「愚蠢」的問題,沒有「標準」的答案,只有開放的心胸、求知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通過我們的項目,好幾位科學家和哲學家成為緊密合作的學術夥伴。我們希望進一步推進和培育這一新的思想市場的生根、發芽和成長。

我們討論的問題主要是中長期的發展趨勢對人性和人類社會的影響。這其中難免會依賴於一些科技發展方向和趨勢的判斷和推演,其中會有些不切實際的假設。但是重要的不是對技術細節的把握,而是思想家們對技術、數字時代下重思對人的定位、對技術發展出超越性智能的認識與態度,以及人類如何思考自身與外在世界的關係。

「全球智庫」,如何在當代思想場域中自我定位?

新京報:最後,能否介紹一下《智能與智慧》這本書的緣起?一開始為什麼選擇用中國哲學切入人工智慧這一視角?

宋冰:2017年11月開始,我們在北京大學舉辦了多場人工智慧科學家與中國哲學家的對談和工作坊,邀請到學界不少在各自領域早已功成名就的科學家和哲學家參與。在這個基礎上,我編撰了《智能與智慧:中國哲學家遇見人工智慧》一書。本書見證了他們追求真理,勇於拓展思維的精神,或許這些文章不是這些哲學家和科學家們最擅長的話題或最成熟的思考,但一定是他們挑戰自我、突破自我的勇敢嘗試。

人工智慧和生命科學的快速發展帶來了第四次科技革命。博古睿中國中心旨在搭建東西方對話橋梁,致力於推動影響人類深刻變化的跨文化和跨學科研究。項目設置和學者研究聚焦前沿技術和社會治理等領域,目前重點關注前沿科技對人類變革的影響,以及數字治理、全球治理等重要全球性話題。

博古睿研究院和北京大學共建研究中心就是希望更多地發展這種融合的研究和探索,搭建起東西方思想家深度探討和交流的平臺。在這個大的理念框架下,激發中國儒釋道哲學家們對前沿科技的關注與討論以及倡導和培育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的人文情懷與哲學素養就成為我們研究院的研究方向之一。

有「全球智庫」之稱的博古睿(Bergguren)研究院。

新京報:像博古睿研究院這樣的「全球智庫」,如何定位自己在世界思想場域中的角色?博古睿研究院的中國中心有哪些特色?

宋冰:博古睿研究院總部坐落於洛杉磯,成立於2010年,致力於增進人類對這個變革時代的深度理解,培育和發展新的思想和理念,助力全球各機構、政策制定者以及公眾應對影響人類的深刻變化。

博古睿研究院關注人類社會大轉型時期的新思想,尤其重視從哲學、文化的視角來理解、分析我們當下面臨的挑戰與機會,其中就包括前沿科技引起的我們對人性與人類社會組織與管理的理念的重思。同時我們認為,在人類面臨重大危機與挑戰之際,東西方思想資源的合力或許可以幫助人類走出困境。所以我們的研究方法是力圖打破學科之間、人文與科技之間、東西方之間等各種界限和分割。

北京大學博古睿研究中心於2018 年12 月19 日正式成立。中心由博古睿研究院和北京大學共同發起,辦公地點位於北京大學校園內。中心吸引中國最傑出的思想家來共同研究、理解人類面臨的變革與挑戰,發展並分享他們的新思想。中心研究人員和訪問學者關注前沿科技和治理創新等主題,特別是人工智慧與基因編輯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影響,以及數字治理和全球化等議題。博古睿研究院承諾投入2250 萬美元用於中心建設,包括設立「博古睿學者」項目,舉辦學術講座、學術研討會,支持學術出版、製作多媒體傳播產品以及其他項目活動。

新京報:您的背景似乎也相當「跨學科」,在加入博古睿研究院之前,主要長期從事法律和銀行工作,曾任高盛高華證券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高盛中國業務營運長和總法律顧問。能談談您的工作經歷與現今工作的關係嗎?

宋冰:基本沒有關係。我一直對這些大問題保持好奇心,也特別希望有機會學習並參與思考這些問題。過去兩年多,我就是邊學、邊做、邊思考。我的觀點很多十分不成熟,甚至有些「不著調」。只能說我還在路上,也會一直在路上。感謝各位海涵,來聽我講我們剛起步的一些嘗試。

撰文丨董牧孜

編輯丨董牧孜 校對丨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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