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運紅是少有的能用得起進口乾擾素的C肝患者，這樣一劑要上千元。
患者杜某展示自己1991年底輸血的票據複印件。
1993年元月，焦作市人民醫院血庫的出庫單，受血者為侯玉玲。
「張小孩」當年買血的憑證。
焦作市衛生局1992年的一份文件顯示，當時已注意到採供血中的C肝隱患。
去年確診C肝的侯玉玲目前已到法院起訴維權，但前景不容樂觀。侯在訴狀中稱，1993年1月26日，她因剖腹產在焦作市人民醫院住院，術後輸血。 南都記者 郭現中 攝南都記者 孫旭陽 發自河南焦作
在人生的第一份病歷上，還沒有取名的小張被醫生稱為「張小孩」。那是1993年的冬天，他出生第二天就開始發高燒，經診斷患有敗血症。在醫生開具的處方中，有一份30毫升的血漿。焦作市婦幼保健院給他開了處方之後，由父親持處方到焦作市衛校附屬醫院的血站裡，花了22元錢，幫他買回了這份血漿。
1993年11月10日上午9時，這30毫升血漿被輸入「張小孩」的體內。17年後，多日高燒不退的小張被發現患有C肝。這種足以致命的傳染病讓張家陷入了困境。為給獨子治病，父母花光了預備給他買房子的積蓄，現在靠打零工給小張積攢醫藥費。他想吃什麼買什麼，父母都會盡力去滿足他，就像安慰一個即將病故的老人。
在焦作市數目不詳的疑似輸血感染C肝患者中，小張因為比較年輕，遭遇更令人唏噓。在南都記者了解到的80多名此類患者中，超過一半都是曾在1990年代初因為生產，特別是剖腹產而接受輸血的中年婦女。她們大多位於社會底層，在很難通過法律索賠的情況下，只能靠東挪西借來延緩死亡的來臨。
血之亂象「血漿經濟」期被「鼓勵」輸血
在「張小孩」出生前後，河南各地「血漿經濟」正熱。在至少數百座血站中，外地專業賣血者、本地農民和少數城市低收入者以賣血為業。焦作市一位退休醫生說，當時該市大一點的醫院都有自採血站，賣血者有本地人，還有來自駐馬店甚至南方省份的人。
焦作市衛生局辦公室主任石體鋒證實，20多年前，國家對採供血的管控措施尚未完善，當地也出現專業賣血者，衛生系統稱之為「輸血隊員」。國家關於獻血法律法規的缺位，讓衛生系統主要依賴「輸血隊員」提供血漿和血液製品。
張家為「張小孩」買血的焦作衛校附屬醫院，便有一家血站。在張家目前所能找到的病歷材料中，沒有那30毫升血漿來自哪位「輸血隊員」的記錄，更別說該供血者的體檢情況。
在其他曾輸血的C肝患者病歷中，也有標明供血者姓名的單據。但即使掌握了幾個姓名，也無法找到當年的供血者。按照2006年頒布的《血站質量管理規範》，採供血的原始檢測記錄保存的年限為10年。在此之前，檔案管理更為混亂。據焦作市一位知情者介紹，在1990年代初，專業賣血者為了規避衛生系統抽血次數的限制，會使用他人身份甚至化名去賣血。直到1996年，國家大規模整頓血站之後，這些亂象才得以緩解。
30毫升血漿，讓父母為「張小孩」支付了22元。那幾年，在焦作市區的醫院裡一包300毫升的血漿，價格在100元出頭。血站採集同樣的血漿，則需要支付給「輸血隊員」50元左右的酬勞。翻番的差價，和當時醫院以藥養醫的體制，讓C肝患者們懷疑，醫生為了獲取更多提成，很可能會鼓勵那些原本不需要輸血的病人輸了血。
雪上加霜的是，與當下中國嚴控剖腹產不同的是，當年剖腹產在基層醫院頗為泛濫。「順產的話，有的人一百多塊錢就能解決，剖腹產的至少上千塊。」焦作市民張愛榮說。1991年1月7日，在焦作市二院，時年24歲的張愛榮在醫生極力建議下選擇了剖腹產，在她產後，又被輸血300毫升。「血剛輸進去就心慌難受，我伸手亂扒，把小肚子上刀口的紗布都扒開了。」張愛榮說，她隨後被打了一針鎮靜劑，接著輸血。
2012年6月初，張愛榮被檢查出了C肝。與她同一天在同一家醫院同一病房內產女的陳某，也在2012年年底確診了C肝。目前，陳某的病情已發展至肝硬化。「我也是剖腹產，麻醉沒過就被輸了血。」陳某現在常年在廣州治病。
這些輸血的必要性頗受質疑。C肝患者侯在玲的病歷顯示，1991年12月1日，她在焦作市二院經剖腹產下一女嬰，「主要治療經過」中記錄，侯「術中出血不多」，但她也被輸了血。
順產的產婦也有被輸血的。1990年8月，焦紅某在焦作市人民醫院順產後被輸血。針沒扎進去多久，她渾身皮膚就開始起紅斑，醫生為她注射了脫敏針後，接著輸。「我出血不多，生完孩子還很清醒，醫生說我身體受虧了，得輸血養養，我就信了。」
除了生產，小手術也有被輸血的。1991年12月7日，王運紅因為咳血，到焦作市人民醫院看病。醫生懷疑他是支氣管擴張，但沒有確診。「醫生說我有點貧血，輸點血恢復得快，我就輸了350毫升的。」
上述C肝患者都表示，當年他們完全信任醫生，並不清楚自己是否真的需要輸血，輸血又有何風險。
維權「生死線」1993年7月1日後才要求供血檢測C肝
在進入2012年以來，20年前輸過血的部分人開始確診C肝，並試圖向醫院和衛生部門討說法。據焦作市衛生局統計，上訪的C肝患者有20多名，輸血時間在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之間。
C肝屬於法定乙類傳染病，按防疫規定必須統計並上報。而整個焦作市，有多少曾接受過輸血的C肝病人呢？焦作市衛生局負責人對此表示，對C肝疫情，只有省級以上衛生防疫部門才有權公布。
據一位知情者透露，去年，焦作市衛生局時任局長袁樹莊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焦作疑似輸血感染C肝的患者在5000人至1萬人之間。4月28日，袁樹莊在電話中告訴南都記者，他已經病退，不再過問此事。對該數據，袁既不證實也沒否認。
記者查閱大量的新聞和相關論文發現，儘管因輸血感染C肝的事件和維權案件在全國都很多，但並沒有任何省份曾披露過相關的數據，國家對此類案件也沒有統一的法律解釋和善後措施。
在母親王某看來，「張小孩」不幸中的萬幸是，他沒感染上更可怕的愛滋病。據京華時報2007年報導，河南澠池縣13歲女孩晶晶狀告澠池縣人民醫院輸血致使自己感染愛滋病，血漿來源，與「張小孩」的一樣，都來自焦作衛校附屬醫院。不過，晶晶接受輸血是在1995年，「張小孩」接受輸血一年多後。
「張小孩」家不想打官司。母親王某說，「張小孩」只有21歲，還在讀書，家裡承擔不了病情公開的代價。
4月24日，C肝患者侯玉玲向焦作市山陽區法院提起訴訟，向焦作市人民醫院索賠醫藥費、誤工費、交通費和精神撫慰金等共計5萬餘元。侯在訴狀中稱，1993年1月26日，她因剖腹產在焦作市人民醫院住院，1月27日，該醫院對她進行術後輸血。2013年4月22日，她因右耳突發性耳聾在該醫院被檢查出了C肝。
然而，在焦作市衛生局看來，侯玉玲很難勝訴。最主要的理由是，在侯玉玲等人輸血時，中國並未要求對供血者和受血者進行C肝病毒的檢測。直到1993年2月17日，國家衛生部下發衛醫發(1993)第2號文件《關於發布血站基本標準的通知》，在附件《血站基本標準》中，增加了對供血的C肝檢測，在高危人群中增加了愛滋病檢測，要求自1993年7月1日起執行。
「在此之前，我們沒有能力檢測這個。」焦作市衛生局辦公室主任石體鋒認為，即使真有人因當時輸血感染C肝，醫療部門也沒有過錯和賠償責任。況且，C肝感染者有窗口期，C肝傳染途徑又不止輸血一種，感染原因很難判定。
但在醫療事故案件中，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就是患者只需要證明存在先後事實，醫院則需要反駁事實之間的因果關係。這使得1993年7月1日，成為曾接受輸血的C肝患者維權的「生死線」。近年來媒體披露的河南焦作、洛陽和鄭州多例C肝患者告輸血醫院勝訴的案例，都或多或少受益於舉證責任倒置。
在此之前的C肝患者，則會被視作「歷史遺留問題」，很難以法律手段索賠。「周圍有好幾起告的，都不了了之。」C肝患者維權帶頭人張愛榮說，甚至在立案時，病人就會被法院告知很難打贏官司。因為你無法證明醫院的血液有問題，連自己住院前有沒有患上C肝都無法證明。
然而，焦作市衛生局1992年12月28日頒發的一份文件，則顯示焦作市衛生局託庇於衛生部文件的做法值得商榷。這份《關於進一步加強醫院輸血及血源管理的通知》稱，「近年來，由於輸血造成的院內感染事件時有發生，給病人帶來了不必要的痛苦和經濟損失，並由此造成了一些醫療糾紛」。
該通知要求轄區內的醫院在進行輸血治療前，對病人進行肝功、B肝五項和C肝抗原測定，發現問題及時在病歷上記載。同時，「進一步加強輸血隊員管理、嚴格進行體檢」，在抽血前必須進行B肝五項和C肝抗原測定。
C肝患者們質疑，當年衛生系統為了所謂「血漿經濟」，曾縱容血源問題。至少，在1992年12月28日和1993年7月1日之間，焦作市衛生局通知中所提及的隱患及應對措施，只是在內部傳達，並未公開，更沒有解散血站和「輸血隊員」。
病歷顯示，即使到了1993年11月，剛出生的「張小孩」在接受輸血前，也沒有接受過焦作市衛生局文件要求的C肝抗原測定。連這30毫升血漿的原主人是誰，也已不可查究。
艱難等待C肝患者目前只能期盼「國家政策」
5月9日，張愛榮領著幾個病友，又一次來到焦作市衛生局醫政科，要求將C肝及其併發症的報銷比例提高到90%，醫政科負責人對此不置可否。對C肝病人來說，金錢確實可以用來換取更多的生存時間，以及生存時較少的痛苦。張愛榮曾要求政府提供全額免費治療，現在她降低了標準。
她們都明白，這基本不太可能。焦作市衛生局負責人告訴南都記者，輸血感染C肝及其他傳染病是一個全國性問題，要焦作單獨出資救助這些患者，幾乎沒有可能。
不過，張愛榮還算C肝患者中比較幸運的。在2013年春天，包括她在內，至少有8名病友從焦作市二院獲得了5萬元的「救助金」。「醫院可以不給這筆錢。」焦作市衛生局辦公室負責人說，「為了維護社會穩定，救助弱勢群體，就給了她們。」
8人都在醫院擬就的調解協議書上簽字畫押。患者畫某的調解協議書稱，在醫院支助5萬元後，「本次投訴一次性調解結案，將來國家在C肝處理方面如有新的政策和指示，乙方(醫院)將依政策規定執行」。
「這5萬塊救了我的命。」張愛榮說，如果沒有這次救助，她九成活不到2014年。不過，這5萬元對於後續治療來說，只是杯水車薪。
治療C肝需要用幹擾素，進口的長效針劑，最便宜的一針1199元，只有少數人用得起，家境一般的只能用國產的，一針也需要數十元。如果用好藥，足量治，一個療程一年半，至少要花十幾萬元，這還不保證何時復發。
做建築生意的王運紅是少有的能用得起進口乾擾素的患者。今年3月底，他曾跟著張愛榮一起到焦作市政府上訪。為了要點醫藥費，他們去過鄭州，上過北京，最後都被幾紙信函轉回了焦作。焦作市主管衛生的副市長遲軍，是他們見過的官銜最大的官員。
那5萬元，很可能是他們所能要的最後一筆補償。焦作市二院負責人告訴南都記者，以後將不再考慮為自稱輸血感染C肝的患者發放「支助」。焦作市委宣傳部也表示，該市沒有對這些C肝患者進行過調查了解，也就沒有信息可以公布。
C肝患者所能期盼的，目前只有「國家政策」。在等待的過程中，家在農村的病友往往會先行告別人世。C肝發作會導致消化道大出血，「人都是吐血死的。」張愛榮說，與這個下場比，渾身潰爛，頭暈眼花，精神恍惚、食欲不振等C肝常見症狀，反倒是輕的。在最近一次去醫院打幹擾素時，護士告訴她，「都不想給你打了，不忍心看你這麼難受。」
記者掌握的80多個自稱輸血感染C肝的患者中，超過八成是因為生產而輸的血。其中，大部分已屆退休年齡或早已下崗。C肝讓她們原本底層的生活更添灰暗。「我們去醫院，醫院還說我們的C肝是亂搞傳染上的。」張愛榮說，事實上根據她和病友的統計，目前還沒發現有女病友把C肝傳染給丈夫的例子。
但在這些中年婦女被確診C肝之後，她們的家庭生活都陷入麻煩之中。現在，她們儘量不串門走親戚，因為她們即使在別人家裡喝一杯水，都很可能遭到厭憎。但是，在喪失勞動能力之後，她們又必須依賴親友的救濟。
一位女患者說，她年輕時是所在工廠的「廠花」，丈夫一直非常寵她，但現在，「他沒有明說，不過我有女人的直覺，我們不可能回到從前了。」另一位女病友說，因為C肝可以通過性傳播，有的病友只好對丈夫的出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你受不了就只能離婚，那就更沒錢看病了。」
幾乎每一個人都想過自殺，不過還是選擇堅持活下來，小心維繫與周圍的關係。一位47歲的女患者說，她一直是朋友圈的明星，患病前去K T V最拿手的曲目是《青藏高原》和《天路》，在她嗓子啞後確診了C肝，朋友們大多都跑光了。自認貌美的她現在只能跟著一個年過六旬的老頭湊合著過，「要不就沒飯吃」。
21歲的「張小孩」更讓父母操心。在焦作的城鄉結合部，他已經是等待婚配的年紀，母親擔心一旦他因為維權把病情公開，既找不到工作，也娶不到媳婦，張家就只能絕後了。
「輸血後C肝」
高危人群
C肝有「沉默殺手」、「小愛滋病」之稱。在我國以血液傳播、性接觸傳播和母嬰傳播為主，還有工作或生活密切接觸以及尚未認識的途徑等，但經輸血傳播C肝是主要的。流行病學調查顯示，我國目前有近4000萬C型肝炎病毒感染者，每年累計新發C肝病人達數萬，2012年我國上報的C肝病例數達20餘萬人。我國採血機構從1993年7月起才開始執行C肝檢測，專家指出，凡是有過輸血史者，尤其是1994年以前的，都可能是感染C肝的高危人群。
三個階段
●1990年8月，我國衛生部門發布《傳染病診斷標準》，通知醫生診斷「輸血後C肝」，但沒有同時要求採供血機構檢測C肝，也沒有向廣大輸血者告知輸血有風險或危險；
●1993年7月起，衛生部發文要求全國採血機構執行檢測C肝抗體，但經檢測的血液仍有漏檢率存在，且衛生部門與醫院均不實行輸血風險明示告知和同意籤字制度；
●1996年至今，開始實行輸血後明示告知、履行籤字制度。1998年施行《獻血法》，實行無償獻血制度，使血源質量有極大提高，政府加強整治採供血機構，司法機關打擊「血販」、「血頭」，懲治血站內外勾結，使採供血制度逐漸正常化。
（據媒體報導及公開資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