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思想史學者彼得·沃森:除政治實體之外,21世紀的中國也應...

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時隔一年，彼得·沃森（Peter Watson）再度來到中國。

2018年，他的《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在中國出版。這部1000多頁的鴻篇巨製以南方古猿為起點，講述了人類思想史的演變過程，包羅萬象地討論了藝術、文學、科學、哲學、社會理論等人類思想領域的方方面面，給不少中國讀者耳目一新之感。也同樣是在去年，他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採訪時提出了一個熱議至今的問題：「從宋朝到現在，中國向我們當下的生活貢獻了哪些思想呢？」

在過去一年裡，對沃森來說最有啟發性的一本書，是牛津大學全球史教授彼得·弗蘭科潘（Peter Frankopan）於2016年出版的《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在他看來，這本通過講述中東和遠東貿易史來重寫世界史的作品再度驗證了他的觀點——在思想領域，中國和東方自宋朝以後便被西方趕超了。日前在上海再次接受界面文化採訪時，沃森表示：「當中國產出傑出的哲學家或律師，當我們開始遵循中國的法律觀念時，我們才算是進入了一個新世界。這還需要一些時間。」

此次沃森來華的契機是他的《20世紀思想史》（The Modern Min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中文版在十餘年後再版，這本書也是沃森最早寫作的一部思想史作品。儘管《20世紀思想史》僅僅關注過去一個世紀的思想發展歷程，但其篇幅和知識密度不亞於放眼古今的《思想史》。

在採訪中，沃森回應了部分書評人對他過於求全的歷史書寫方式的批評。他認為歷史書寫在本質上就需要有大局觀，在思想史的領域尤其如此，一種新思想的誕生和發展往往是在更長的歷史時段裡發生的。在他看來，科學、自由市場和大眾媒體是推動20世紀發展的最重要的三股力量——若將《20世紀思想史》和《思想史》相對照，我們也能夠發現，這些新思想在之前更漫長的歲月裡生根發芽，卻都在20世紀開花結果。

20世紀儘管承受了種種災難，但在思想方面大獲全勝，沃森認為，在21世紀的當下，人類又站在了某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檔口。在接受界面文化採訪時，他談到了自己對網際網路發展至今造成的負面影響的憂慮、在面對混沌現實時當下年輕人的「受害者心態」，以及自由民主制度面臨的威脅。

沃森毫不客氣地批評了左翼對「社會公正」——即平等——的過度強調。在他看來，左翼追求的絕對的平等反而讓他們成為了歷史中的反動力量——最後他們既沒有獲得平等，也似乎沒有未來。但這並不意味著沃森就讚許右翼。他在《20世紀思想史》的結語中寫道，儘管過去的一個世紀裡自由市場制度取得了成功，但我們也不能認為右派理論就是真理，「無論福利國家如何令人不滿，但它確實改善了世界上千百萬人的生活條件。如果遵照放任派經濟學家的觀點，放任經濟自由發展，這種改良就不會出現。」

《20世紀思想史》
[英]彼得·沃森 著  張鳳 楊陽 譯
譯林出版社 2019年10月

《20世紀思想史》在英國出版時的首版標題是《驚駭之美》（A Terrible Beauty），取自愛爾蘭詩人E·B·葉芝的詩句：

「一切都變了，那樣徹底，

一種驚駭之美已經誕生。」

而中文版的書名沿用了美國版的「現代思想」。與「驚駭之美」所強調的20世紀苦難與成就交織給人帶來的震撼相比，這個書名或許更加強調人類在20世紀取得的成就，也更加契合中國當下夾在過去與未來之間的「現代」狀態。沃森在中文版序言中說，「中國作為一個古老的文明，總是不由自主地將目光投向過去，不過近幾十年來，它又一改過去的封閉，向整個世界敞開了胸懷，如今正躋身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國家行列，並將目光投向未來。」在沃森展望的未來之中，中國的哲學、法律、藝術不僅應為全世界的現代思想做出自己的貢獻，甚至可能成為引領者，而這樣的未來，距離我們還有多遠？

談科學與社會科學：人們懷疑社會學，是因它提供了太多左翼答案

界面文化：這兩本思想史作品讀下來，我能感覺到你對個人觀點是有所保留的。所以你自己是如何看待20世紀的呢？

彼得·沃森：鑑於20世紀所發生的事件，我認為這是一個極其成功的世紀。我們終於進入了一個很長時間裡沒有大型戰爭的時代。在那段時間裡，自由民主的表現不錯。當然現在自由民主正在遭到威脅，全球各地有不少獨裁主義者上臺。如果我現在來寫這本書，我會把這一點考慮在內，即「民主」的概念遭遇了威脅、獨裁主義領導者被票選出來。這本身並不讓人擔心，讓人擔心的是我們該如何行動。技術正在操縱民主，無論你當下在寫怎樣的史書，這是一個你無法忽略的問題。

界面文化：在《歐羅巴一千年》（Centuries of Change）裡，英國歷史學家伊恩·莫蒂默（Ian Mortimer）認為，20世紀最大的變化是交通、戰爭、預期壽命、媒體、電子和電氣設備。在你的書裡，科學、自由市場和大眾傳媒被認為是塑造20世紀最重要的力量。能談談你對莫蒂默的觀點的看法嗎？

彼得·沃森：顯而易見，戰爭是一個決定性因素。預期壽命，我不認為它改變了我們思考的方式，它改變的是我們生活的方式，因為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老年人需要被照顧，而這顯然是一個問題，特別是當家庭的概念正在瓦解的時候。

中國或許在家庭照顧老人這一方面做得比其他地方更好，這也許是中國未來最大的優勢之一——家庭能夠照顧老人——西方就沒有這種觀念了，因為照顧老人的社會成本就很高。我同意預期壽命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至於交通……從沒有火車到有火車，從火車再到高鐵，哪個變化對世界來說意義重大？交通是一個19世紀出現的事物，而不是20世紀出現的事物。

伊恩·莫蒂默《歐羅巴一千年》

界面文化：你和伊恩·莫蒂默都強調了科學的重要性，20世紀是被科學支配的世紀，科學也將持續成為21世紀的一股主要力量。在寫《20世紀思想史》的時候，你是如何處理科學和其他思想領域之間的關係的呢？

彼得·沃森：科學硬生生地擠進了歷史之中，比如說物理學，它除了是一個知識突破之外，還帶來了原子彈、人造衛星、宇宙學等重要發現與發明，而這些又跟數學重合。如果我們真的開放心態，我們還會發現它影響了兩次世界大戰，創造了冷戰。

所以它真的塑造了20世紀，改變了我們思考的方式。我認為我們無法迴避科學。很多人認為「科學」這個詞令人反感，所以我嘗試更多從具體學科的角度來寫作。我認為繼物理學之後，另外兩個非常有趣的科學學科是遺傳學和人類學。人類學告訴我們，人種多樣性、人類生活經驗和傳統的多樣性超過了我們以往的認知，我覺得它是一種非常有趣的科學。但它的曝光度不如基因學和物理學，因為它是「軟科學」。

界面文化：科學的崛起和文科的式微是20世紀的一個顯著現象。實際上你也在書裡寫了，哲學家和藝術家不再能夠引領我們進入某種新的思考方式，他們的作用被科學家取代了。這種力量轉移至今還在發生，我們看到全球各地的大學文科的規模都在縮小。但英國作家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也在《畫地為牢》一書中指出，像社會學、人類學這樣的「軟科學」雖然是比較新興的學科，但它們的重要性也被大大低估了。你對此怎麼看？

彼得·沃森：我剛剛說了，人類學被低估了，對此我同意萊辛的觀點。社會學，在我看來，因為和政治學太過重合而遭到了不少損失。就拿英國來說吧，社會學科基本就是左翼學科。尼採說過，世上本無事實，只有闡釋。我認為人們對社會學表示懷疑是因為它提供了太多左翼答案。

因為我正在寫一本關於法國的書，我閱讀了很多關於法國大革命的資料。法國大革命的有趣之處在於它不關乎自由，而關乎平等。事實是，你不可能同時擁有自由和平等，然而人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在法國大革命中，當人們開始擔心平等問題時，恐怖和暴力就接踵而至了。所以這是法國歷史上非常有意思的一個時期，自那時起，法國人就一直擔心平等訴求背後是否潛藏著以暴力相威脅的暴民。

所以我認為，很多人對社會學冷眼相對，是因為它只能給出政治性的答案。沒錯，我們是會做社會調研，但社會調研得出的結果是有待解釋的數據而不是事實，而我們有各種方法去解釋數據，所以人們不太相信社會學了。但我不認為萊辛的說法完全錯誤，人類學施加的是正面的影響，它的確讓人們意識到了種族、文化、傳統、信仰的多樣性。

多麗絲·萊辛《畫地為牢》

我在想文科式微是否是個偽命題。在英國，最新研究發現學習文科的學生數量又變多了，但與此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在學習STEM學科。但數據的確告訴我們文科正在結束頹勢。

界面文化：我會問這個問題是因為兩天前我讀到一篇針對諾貝爾文學獎的評論文章。作者認為中國無需在意文學獎、和平獎或經濟學獎，只需將精力放在物理學獎、化學獎和醫學獎這些科學類獎項上就好，因為對於人類未來而言，佔據核心地位的是科學領域。

彼得·沃森：對此我沒有答案。不過說老實話，我認為人們已經不在意諾貝爾文學獎了，這個獎項授予了太多不值一讀的作家。但如果你贏得的是「硬科學」獎項——醫學、物理學或生物學——這是一項備受關注的成就。我同意那位文章作者的觀點。

談中國：21世紀的一個問題是中國將為世界做出何種貢獻

界面文化：在去年的採訪裡，你提到中國在歷史上雖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體，但沒有為思想史，特別是科技革命做出太多貢獻，而科技革命又恰好是過去一千年以來最重要的事。我相信你上次中國之行時曾因這一觀點收到過一些負面的反饋。如今，你對這個問題是否有什麼進一步的想法？

彼得·沃森：過去一年裡我讀了彼得·弗蘭科潘的《絲綢之路》。那是一本非常有趣的書，作者講述的中亞歷史通常是被從西方史裡剔除的。我很喜歡這本書，但在閱讀過程中我也發現，書裡沒有涉及任何中亞提出的新思想。

彼得·弗蘭科潘《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我認為21世紀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是中國將為世界做出何種貢獻。你剛才提到了諾貝爾獎，是時候由中國人獲獎了，是時候讓我們來閱讀中國作家的作品了。是時候讓中國不再僅僅是一個和川普總統起爭執的政治實體，而是作為一個重要的藝術和科學實體了。你不這麼覺得嗎？作為一個中國人，你覺得中國已經引領世界了嗎？你希望看到那一天嗎？

但說實話我對當代中國文化還不太了解。我的意思是，我們在西方看到過不少中國當代藝術作品，它們很棒，但我不認為當代藝術能夠起到引領人類社會前進的作用——這不僅僅針對中國，任何地方都是如此。旅英華人作家張戎（Jung Chang）上周剛剛出版了一本關於宋氏三姐妹的新書，在英國收穫了不少好評。我指的是這些方面的東西。我們希望看到中國作家和中國科學家吸引更多的注意力，但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這一點。

界面文化：對於中國和其他非西方文化來說，20世紀的主要任務是與現代性和解，特別是向西方學習。在我看來，思想史之所以被西方思想家們壟斷，原因在於是西方制定了現代世界的規則。但既然現在所有人都在玩同一場遊戲了，我們是否還能相信過去的文明等級？如果不能的話，我們又應該從什麼角度衡量文明等級上的位置呢？價值觀或者生活經驗？

彼得·沃森：不。文明等級顯然已經發生了改變。你說的沒錯，顯然西方以自己的方式制定了現代世界的規則，但文明等級在二戰時就瀕臨瓦解，先是有印度人援助英國參戰，然後是1949年的新中國革命。如今的文化位階已經展現出了變化，中國和日本的建築師正在全球舞臺上展現實力，比如說來自中國的貝聿銘；日本人的橄欖球也打得很好。是的，舊秩序需要瓦解。但我認為，當中國產出傑出的哲學家或律師，當我們開始遵循中國的法律觀念時，我們才算是進入了一個新世界。這需要一些時間。

對于衡量標準我沒有答案。也許會是中國引領世界解決全球變暖問題，那會是一個巨大的機會；如果中國提出了一個新政策，所有其他國家都跟著做。

我們需要一些想像力，這就是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想像力。

談時代精神：年輕人的受害者心態、自由民主的危機和左翼的復仇

界面文化：20世紀以「現代主義」為開端，以「後現代主義」為結尾。正如你在《20世紀思想史》中所寫，傳統主義者和後現代主義者之間爆發了一場關於「文化相對主義」的戰爭。我們現在是否還在「文化戰爭」的餘波中？在當下，我們能給這場爭辯提供哪些新的觀點呢？

彼得·沃森：我認為後現代主義的影響退卻得很快，除了建築學領域。20世紀建築學發現的最重要的材料是玻璃，它讓建築師得以將外部環境引入室內。至於米歇爾·福柯所說的真理與權力，我認為人們已經超越了這個問題，回歸到歷史敘述就是講述事實的認知上，儘管沒有人否認我們同時有更多不同的闡釋方式。

後現代主義已經被女權主義和反種族主義所取代，這些問題是當下人們關心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女權主義正在接近尾聲，人們已經接受了它的觀點，然後將注意力投向別處。好吧，我知道很多女性會說我現在還是面臨很多歧視，但社會整體上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了。我認為性別歧視正處於從人類思維中根除的階段。

界面文化：我的感覺是，我們還沒有為當下正在發生什麼找到一個新的詞彙或新的概念。我的意思是，你剛才說後現代主義被女權主義和反種族主義取代了，但這兩個詞都不是一種統攝一切的概念，它們都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時代精神，但後現代主義或現代主義曾經是。

彼得·沃森：我認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時代精神是「警覺主義」（wokeism）。在很多國家，年輕人都非常敏感，認為自己是社會的受害者——這可能就是我們時代的時代精神，或你也可以認為是我們時代的反時代精神。

在英國和美國，大學被普遍認為應該是一個政治安全的地方，不應該挑戰任何主流觀點——這是我們時代精神的一部分，這一點極具代際性。對我這一輩來說，我們認為大學就應該是挑戰既有觀點的地方，如果你不曾直面質疑，如果你未曾在矛盾性面前敗下陣來，你壓根就沒有活過！當然，這一切是從後現代主義開始的，因為後現代主義的觀點之一就是所有觀點應該被一視同仁，某樣東西佔據卓越地位這種事是不存在的。

界面文化：20世紀許多思想家參與了資本主義的討論。在2019年，我們發現我們正處于越來越大的經濟不穩定和意識形態衝突中。所以誰的觀點被證明是正確的，誰的觀點被證明是錯誤的？

彼得·沃森：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我不認為資本主義已經走下神壇了——我對回答這個問題有點猶豫——因為它與自由民主顯然有著很大重合。在1990年代柏林圍牆倒塌後，我們認為自由民主是唯一的前進方向，歷史已經終結。事後看來，那是一個多麼天真可愛的想法啊！歷史當然沒有終結，雖然民主還活著。

我認為2008年以後，資本主義就發生了改變。我們迫切需要看到一本講述2008年的書，因為很顯然這是歷史的轉折點，但人們還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在2008年以後，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國家金融運作的方式出現了重要變化。我不認為資本主義被證明是不可行的，因為至今我們還沒有找到它的替代方案，但真正的問題是民主政體的運作方式。大銀行家是否因為他們的不端行為獲罪？顯然是沒有，因為銀行「大而不能倒」。我們不能說資本主義已經失敗了，但它的光芒的確在2008年後黯淡下來。我們或許需要一個大清理。在某個階段，我們需要承認一些機構是失敗的，一些人需要為此負責被送進監獄。

資本主義制度失效了嗎？

界面文化：近些年我們看到西方國家極端右翼和民粹主義的崛起，自由主義者似乎正在快速失去陣地。回顧20世紀，左翼似乎從1970年代末的新自由主義轉向後就開始失去動力。自由主義者可以從20世紀中學到怎樣的教訓呢？

彼得·沃森：首先我們要澄清一點，「自由主義」有兩種含義。一些人相信自由主義經濟，一些人相信自由主義道德，要對兩者加以區別。我認為在道德層面我們是越來越自由了，沒有人真正反對這方面的價值。經濟自由主義卻在面臨一些威脅。

但我認為一個根本性的、但沒有人提起的原因是這個：你知道「房間裡的大象」這個詞吧？現在最大的房間裡最大的大象是遺傳學——我們可以越來越清楚地看到，中產階級比工人階級更聰明。這個說法政治不正確，我們不能放到檯面上說。但問題是，這就是很多異議出現的原因。在未來，中產階級將需要照顧工人階級。在英國，51%的國民無需繳納個人所得稅，因為他們太窮了。他們的貧窮是因為糟糕的經濟政策嗎？還是因為他們思路不清、難以做出最佳的個人理財決策？可能兩者都有吧，但這是經濟自由主義要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

很多人意識到在社會工程上下功夫是有限度的，你可以提供更好的福利，但它不能持久。在過去的兩三年裡，芬蘭和加拿大都嘗試過給窮人發錢。但這個政策太昂貴了，實驗持續六個月就不得不宣告失敗。人們開始意識到，有些人就是永遠無法爬出生活的黑洞——當然左翼是反對這個觀點的。基因層面的分析聽起來很殘酷，但如果它是對的，就意味著經濟狀況較好的人需要照顧經濟狀況較差的人，需要為他們提供經濟援助。顯然，我們需要促進社會流動性的政策。但我認為基因學決定了不是每個人都有向上流動的可能。當然，較為貧窮的群體裡也有非常聰明能幹的人，但其數量遠遠少於那些不夠聰明能幹的人，那我們就需要找到方法幫助那些有希望的人。

21世紀，人類的壽命會延長。人們必須賺很多錢來照顧自己，也幫助他人，社會中一半幸運的人需要幫助另一半不那麼幸運的人。我們需要一種新的稅收方式和思維方式。這意味著我們需要向國民提供國家經濟服務，比如說在兩年時間裡你需要以最低薪資工作，所得薪水上交國家，然後你可以回去做你平時做的工作。我們需要沿著這些思路去思考問題，因為我認為這是2008年的教訓告訴我們的。當下的負債我們永遠不可能償還得清，我們需要有新的經濟、社會和道德思考。永遠不要忘記，亞當·史密斯不是以經濟學家，而是以道德哲學家的身份寫出《國富論》的。「看不見的手」指的不僅僅是效率，也指向道德。

界面文化：我們剛才聊到了女權主義和反種族主義。右翼常常指責這是左翼在玩弄身份政治。你是否認為身份政治是自由主義的絆腳石呢？

彼得·沃森：就某個方面來說我們已經在討論這個問題了。從定義上來說，左翼可以說是貧窮翼，因此他們的政策反映的是他們眼中的社會公正，你甚至可以說反映的是他們的復仇。這取決於你如何看待社會的運轉方式。有人認為社會是對個體的打擊——這裡我又要引用亞當·史密斯了——那是一隻「看不見的手」。極端左翼的政策是無法實現的，二戰後的東德就是一例。之前我提到了法國大革命，人們深受平等觀念的吸引。人們可以在「一人一票」上平等，可以在神的面前平等，可以在尊嚴面前平等——我相信這些，但我不認為我們能在其他方面實現平等。

談寫作與史觀：人們說我是一個「大局至上者」，我認罪

界面文化：《20世紀思想史》最早在2006年就在中國翻譯出版了，今年我們迎來了再版。它與《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兩本之間的關聯是怎樣的？

彼得·沃森：我在1997年開始寫《20世紀思想史的》，當時正值20世紀末，寫作一本這樣的書恰逢其時。坦白說，因為那本書太受歡迎，出版商就與我商量能否寫一本20世紀以前的類似作品，於是就有了《思想史》。英國市場上還有一個再版版本是插畫版四卷本，標題就是《思想史》（Ideas），從史前文明一路講到全球資訊網的誕生。

界面文化：你是怎樣開始《20世紀思想史》的寫作的？

彼得·沃森：1997年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已經閱讀了大量文獻，並找了30位專家學者，包括歷史學家、哲學家、化學家等等，與他們討論他們所在的領域。我在採訪過程中提問了在他們各自領域中誕生於20世紀的最重要的三個思想是什麼。我本來以為會收穫各種各樣的答案，但事實上他們給出的答案有很多重合。這幫助我選出了那些值得放進書中的內容。

在寫《思想史》時，我用的也是同樣的方法。所以基本上，我是藉助專家的智慧、汲取他們的觀念來形成一本書的結構。

界面文化：寫這兩本書時，你諮詢的是同一批學者嗎？

彼得·沃森：只有一兩位是。比如說劍橋大學文化史學者彼得·波克（Peter Burke），還有來自北愛爾蘭的科技史學者彼得·鮑勒（Peter Bowler），他在兩本書的寫作過程中都給予了我意見。

界面文化：包括《衛報》和《紐約時報》在內的不少媒體曾在書評文章中評價你是一個「大局至上主義者」（Big Picture man），你的寫作就像是百科全書式的人名集合。你是如何權衡這種歷史書寫方式的優缺點的？

彼得·沃森：我覺得我的大局觀是自然而然出現的。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人認為，一本書最好能有一個結構，有結構你就更容易記住很多東西。很多人抱怨網際網路提供的只是信息不是知識，原因就在於此。在我看來，如果你在書寫歷史，那你本質上就是在關照大局，你要做的就是賦予它一個結構。所以人們說我是一個「大局至上者」的話，我認罪。（笑）

思想史或文化史的有趣之處在於，我認為至今為止還沒有人寫出一本令人信服地指出文化史和政治史之間關係的書。我自己也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我渴望能閱讀這樣的一本書。在政治史中——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政治家出生和死亡，協議生效和失效，君主上臺或下臺，你都能看到一個日期，政治史是被日期驅動的，但我們不能這樣看待思想史。

在寫《20世紀思想史》時，我面對的正是這樣一個矛盾。當時BBC採訪了牛津大學歷史學家以賽亞·伯林，他被問到在漫長一生中最非凡精彩的事是什麼——他於1909年出生，1999年去世，所以他的人生就是整個20世紀。他回答道，我見證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恐怖——俄國革命、一戰、二戰以及其他的戰爭，絕對的恐怖，無論男人還是女人都被瘋狂所支配。在政治上，20世紀發生了太多糟糕的事情；但在文化上，比如在科學、繪畫等方面，20世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想想這個反差，多麼不可思議——一方面20世紀發生了那麼多壞事，另一方面那麼多好事也發生了。

界面文化：你是否想過從微觀角度書寫歷史呢？

彼得·沃森：我有想過。我寫過一本現代德國思想史的書（《德國天才：歐洲第三次文藝復興、第二次科學革命與20世紀》），我覺得那也是一本關照大局而非微觀層面的書。我如今正在著手寫一本關於法國的類似題材的書。

所以我的答案應該是不。（笑）我的意思是，從微觀角度出發的有趣的歷史書已經有很多了，但到目前為止這不是我感興趣的方向。

界面文化：你如何評價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 最新的作品《當下的啟蒙》（Enlightenment Now）呢？那也是一本百科全書式的歷史書，以勝利者的語氣為科學理性和自由人文主義做出了辯護。

彼得·沃森：他闡述的觀點是對的——我們的壽命更長了，更健康了，但我們真的更幸福了嗎？我不想批評那本書，我認為那本書不錯，我只是想知道為什麼要寫這樣一本書。

史蒂芬·平克《當下的啟蒙》

如果他能討論網際網路對人類的影響，豈不是更加有趣？我認為目前網際網路的發展並不全部都是正面和健康的。不過我開始認為，我們正在接近網際網路第一階段的尾聲——我們開始馴服網絡，而不是讓它統治我們。過去的許多技術進步都是如此，人們一開始憂心忡忡，然後隨著新技術被馴服，人們的擔憂消退。有證據顯示，年輕人開始認為除了網際網路之外還應該有真正的生活，網際網路應該被正確地使用。

我認為我是一個比較樂觀的人，但作為一名記者，我也有懷疑精神。我很肯定他也會自稱是一個有懷疑精神的人，但在那本書裡沒怎麼反映出這一點吧？我始終覺得，保持一點懷疑精神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