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殼網專訪】科學人對話《自然》雜誌總編菲利普·坎貝爾

2014年5月底，全球研究理事會在北京召開，全球資助學術出版的大金主雲集於此，討論全球學術出版界的問題。這類會議，自然少不了頂級學術期刊的參與。《自然》總編（editor-in-chief）菲利普•坎貝爾博士出席了此會，果殼網藉此機會採訪了他。

作為世界上最知名的學術期刊之一，創刊於1869年的《自然》（Nature）雜誌涵蓋生命科學、物理、化學和應用科學等領域，也是而今所剩無幾的涵蓋整個自然科學領域的國際學術期刊之一。2012年，麥克米倫科學與教育在上海設立獨資公司，作為麥克米倫集團的一部分，自然出版集團旗下《自然通訊》派駐了編輯，他們屬於全球編輯團隊的成員，在執行主編印格致的帶領下，旨在增強與中國科學家和研究機構的溝通聯絡。

菲利普·坎貝爾博士。圖片來源：《自然》集團

菲利普•坎貝爾（Philip Campbell）博士是《自然》創刊以來第七任總編。他的學術背景是大氣物理，曾獲英國萊斯特大學博士學位。他在1979年加入《自然》成為初級編輯，彼時《自然》上完全沒有純物理的內容，在他的參與努力下，《自然》逐漸成長為物理學重鎮。即便如此，他覺得「我對物理學越來越著迷，《自然》一定程度上無法滿足我了」，更重要的是，英國國家物理學會創辦了一本新刊《物理世界》，在申請後他獲任主編。1995年，在前任《自然》總編約翰•馬多克斯退休後，他擔任新一任《自然》總編至今。

坎貝爾說，他從小就對飛行器感興趣：「我會開飛機，年輕的時候有飛行員執照。」他在學校期間還造過火箭發動機，不過最後還是「伴隨一聲巨大的『bang』炸掉了。」他還對天文學感興趣,喜歡科幻小說，尤其是阿瑟•克拉克的小說，因為「他的作品始終紮根於科學」。現在，他一大愛好是音樂，空閒時會自己彈彈鋼琴，最喜歡的古典作曲家是德彪西和貝多芬。

作為一位期刊總編和科學家，坎貝爾博士與果殼網科學人暢談了《自然》雜誌、開放出版業、學術規範及學術界現況等話題。

《自然》為研究者服務

科學人：身為《自然》總編，你每天都要做哪些事情？

菲利普•坎貝爾：我要和編輯人員交流探討目前及今後的出版內容，他們既包括《自然》及其系列期刊的編輯們，也包括帕爾格雷夫•麥克米倫的員工，因為現在自然出版集團與帕爾格雷夫•麥克米倫已整合在一起，我們一家公司同時提供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內容。我也為《自然》寫很少量的社論，並為公司發展提供建議。

我和我的編輯們還有一項重要職責：拜訪實驗室，和研究者溝通。拜訪實驗室的經歷讓我學到一件事：會見實驗室領頭人和博士後甚至研究生也是同等重要的。因為他們有時候對於出版過程了解很少，我們可以幫忙澄清一些誤解，鼓勵他們勇於發表自己的研究。

科學人：有人認為《自然》是「學術期刊中的通俗雜誌」，你們對它是如何定位的？

菲利普•坎貝爾：1869年《自然》期刊創辦的時候，的確是面向所有人的，即非專業人員、普通公眾，還有科學家。大概五年前，我們進行了一次改版重新發布，推出在線版本，我們決定把《自然》作為面向研究者的刊物，而不再面向大眾。不過，這裡所說的研究者指的是研究者整個群體，比如說，很多生物方面的論文，是寫得能讓物理學家也看得懂。所以和專業論文相比，還是比較好懂的。此外，《自然》當中還有關於科學本身、公共政策、社會和倫理等議題的內容，所有人都能看懂。關注這些問題的人們，無論是公眾還是科學界內部人士，都可以讀這些文章。

科學人：所以事實上《自然》裡既包括大眾可以閱讀的部分，也包括面向科學家的部分？你們如何平衡這兩者？

菲利普•坎貝爾：我們不做平衡。我們只是每天、每周選取我們最感興趣的內容。因為我們的讀者是科學研究者，他們要比普通讀者更想要看到更多的數據、更詳盡的信息，所以我們會更多地提供這方面的信息。

「只是發表我們能找到的最好論文」

科學人：《自然》、《科學》和《細胞》被很多人認為是科學界最好的三本期刊，《自然》是否和其他兩家存在稿源競爭關係？你們是怎麼處理這樣的競爭的？

菲利普•坎貝爾：我們競爭的唯一方式就是做好編輯工作，讓研究者願意由我們來編輯處理他們的論文。
我們的編輯經常去拜訪研究者，和他們溝通，了解他們在做的具體科研項目。我們希望發表最有意義的研究，所以我們希望研究者能認可我們對論文的良好判斷力，我們會找優秀的審稿人，會給論文提供好的建議，並以合適的方式發表這些論文。這就是我們所有能做的。我們不會通過負面評論其他期刊的方式參與競爭。

科學人：有不少期刊依靠提高影響因子來競爭，手段之一就是發表綜述文章。《自然》對於綜述性文章有沒有什麼特殊政策？又用什麼手段提升影響因子？

菲利普•坎貝爾：我們樂於發表指明重要趨勢的綜述文章，一年中隨時都可以發表。有些期刊考慮到影響因子的計算方式，喜歡把所有的綜述文章放在年初時發表。我們不這樣做，我們有一篇發一篇。我們不會策略性地多發綜述文章。至於影響因子，其實它是被少數引用量巨大的論文主宰的。《自然》會發表很多文章，大部分的引用量也很低，但是我們還是喜歡這些論文，因為我們選擇發表文章的時候不會考慮引用量——事實上引用量也很難事先預測。我們所做的就是發表我們認為有意義的論文。我們從不設編輯委員會，我們有同行評議人幫助我們，我們的編輯一直是選定文章和做最終決定的人，他們花費大量時間拜訪實驗室、閱讀論文，掌握學科發展的最新情況。自然集團的所有期刊都這樣，因此我們比較特別。

你問我怎麼提升影響因子？我們只是發表我們能找到的最好論文而已，年復一年，一直如此。而從結果來看，人們似乎認為我們做得還不錯。

科學人：那麼你們都喜歡什麼樣的文章？

菲利普•坎貝爾：可以是技術上的突破，能夠造福很多研究者的那種。也可以是澄清了一個許多人都想知道答案的問題。還可以是有巨大社會影響的文章。偶爾我們也會發表那些科學上或許沒那麼重要，但是和社會問題息息相關的論文，比如一種疾病的流行病學——也許在流行病學上沒什麼太新的東西，但是這種疾病目前非常引人注目，需要得到結果。但這只是少數情況，我們主要還是發表科學方面的文章。我最喜歡的論文，都是有關最新的發現，意想不到的發現。比如第一次發現環繞其他天體的行星，還有在印度尼西亞發現的一種史前小型人屬佛羅勒斯人，論文都發表在《自然》上。這些都是完全出乎意料的發現，有關論文也是我最喜歡的。

2004年10月28日的《自然》封面文章報告了佛羅勒斯人的發現，這是本世紀古人類學的一項重大突破。圖片來源：《自然》集團

開放獲取期刊並不一定導致質量下降

科學人：目前開放獲取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是學術出版行業的熱點，自然出版集團對此有沒有跟進？

菲利普•坎貝爾：我們有許多開放獲取的期刊。自然集團旗下的《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發表的論文中一部分是開放獲取的，該刊創立至今發表了大約1000篇開放獲取文章。《科學報告》（Scientific Reports）的論文全部是開放獲取的，目前總共發表了約9000篇。

需要指出的是，我這裡說所的開放獲取，是指「金色」開放獲取，也就是作者付費、論文發表後立刻成為開放狀態。另一種模式稱為「綠色」開放獲取，即作者可以在六個月的保留期過後把論文上傳供所有人免費獲得，我們全部的期刊都滿足這一模式。

除了這些，我們還開始發布一系列「Nature Partner Journals（NPJ）」合作期刊。比如我們剛剛推出的《NPJ生物膜和微生物群》，這也是金色開放獲取的期刊。再比如，本月我們還會發行一種新的開放獲取期刊，名為《科學數據》（Scientific Data），它發表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研究論文，而是對數據的描述。

科學人：而今開放獲取期刊每年都發表數量極其巨大的文章，你認為這種模式是否會導致文章質量下降？

菲利普•坎貝爾：這不一定。開放獲取的商業模式是作者支付費用來負擔選稿流程，只要支付費用的人願意為這個遴選過程付錢，文章質量就不會下降。我個人認為在可見的未來，開放獲取和訂閱形式會混合存在，這樣就不會有經濟上的問題了。誠然，標準太高、發文太挑剔的期刊成為開放獲取期刊有困難；但我們既需要高門檻的雜誌，也需要不那麼精挑細選的雜誌。而且對於要求嚴格的雜誌，研究者也願意付更多的錢。我不認為開放獲取運動的開創者們會犧牲質量，自然出版集團作為全球領先的開放獲取出版商，我們當然也不會犧牲質量。

開放期刊這種模式的長處同時也是它的問題：如果你推出一份開放期刊，立刻就開始賺錢，就能收回發行成本；而傳統模式下要依靠訂閱，創辦期刊就是一筆投資，要好多年才能收回投資。然而，如你所言，由於開放獲取這個商業模式來錢很快，有些糟糕的出版商就進入了市場，無視標準地發表毫無價值的文章。我認為唯一去蕪存菁的辦法，就是看看他們以前都發表了什麼樣的文章及其標準。比較好的是，那些糟糕的期刊很快就會被發現。

同行評審是個成功的制度

科學人：研究者常常抱怨說一篇論文要評審很久才能發表，他們自己也覺得評審別人的文章是巨大的負擔。你覺得現行同行評審制度讓人滿意嗎？有沒有什麼改進意見？

菲利普•坎貝爾：人們常說同行評審是最不糟糕的辦法，對此我依然贊同。我還沒有見到別的能解決問題的系統。有些期刊在嘗試「開放同行評審」，前景如何還有待觀察。在自然出版集團內部，如果一份期刊在同行評審後決定不發表某篇論文，我們會推薦論文作者選擇集團內的另一份期刊，評審者的意見也會一併轉交，從而縮短發表研究的時間。我們也總是催促評審者儘快回復。我覺得自然集團的期刊都很幸運，畢竟評審者還是喜歡為我們審稿的。作者其實也可以從同行評審過程中獲益。當發表小鼠全基因組測序的時候，我們舉行了一個新聞發布會，研究團隊的負責人，著名基因組研究者埃裡克•蘭德（Eric Lander）站起來說，《自然》反饋給他們許許多多難對付的評審意見，但他們對此十分感激。我們追求質量，研究者也因此尊重我們。

科學人：你遇到過的最糟糕的學術不軌行為是什麼？同行評審沒能及時揭穿它，是這個體系的缺陷嗎？

菲利普•坎貝爾：我遇到過的最糟糕的一次是物理學家詹•亨德裡克•舍恩（Jan Hendrick Schön）。他發表了……我都不記得多少篇了，但是光《自然》就撤了他7篇稿子，《科學》和《物理學評論》也撤了差不多同樣數目的論文。這表明合作論文時真的應該非常謹慎。舍恩當時在貝爾實驗室工作，這是一家很受尊重很受信任的研究機構，兩位論文合作者在業內也很有名望，但是他們身在德國，而舍恩在貝爾實驗室準備材料和數據。舍恩的合作者相信他的材料和數據，但是論文發表不久之後人們就開始注意到，完全不同領域裡的論文出現了一模一樣的數據（因為領域不同，審稿人也不同）。很快人們發現這完全是胡扯，我們迅速撤掉了所有論文，貝爾實驗室也立刻建立了外部調查組，組長是史丹福大學的一個材料學教授。後來我去見他的時候問過他，「像舍恩這樣的人，怎麼會做出這種事情呢？」這太明顯了，論文一發出來，研究者們立刻就能發現啊。他的回答是：每個領域裡你都有不可理喻的人。沒有別的解釋，就是這樣的人。完全不合邏輯。我想他是對的，我也想不出別的解釋。

不過要知道，編輯和審稿人是不可能知道這些論文是造假了的，因為你看不到實驗是怎麼做的，你只能信任他的數據。所以，我們發表的每一篇論文都不是最終的定論。任何宣稱都要靠整個科學界群體的驗證——有時候是專門去重複原始實驗，有時候是以其為基礎繼續推進研究看看能否行得通。只有那時你才能確認一篇論文是不是正確的。這一次系統很快就發現了錯誤，從這個意義上講，整個系統是成功的。

預印本對科學傳播的影響

科學人：近一兩年中的幾項大的科技新聞，比如希格斯玻色子、原初引力波和仙女座星系疑似伽馬暴，都是未經同行評審就以新聞發布會、預印本或者社交媒體的形式流傳開來了。你覺得這會影響研究者交流的方式嗎？對媒體的科學報導的影響又如何？

菲利普•坎貝爾：類似的預印本模式在物理學界已經使用了很多很多年，甚至早在網上文庫出現之前就有了，所以我覺得研究者群體裡這不算全新的東西。他們知道這是未經驗證的內容，所以會更謹慎地看待它。但是對於新聞行業而言，他們看預印本就會有危險——比如來自某個著名科學家的論文，他們會覺得是可信的，但大牛也會犯錯。又或者一篇推測性的文章，不能算錯，但是在外人看來也許就像是言之鑿鑿地下結論。所以任何想報導預印本的記者，都應該做同行評審——比如給業內專家打個電話。

科學人：你認為科學家有必要把他們的東西告訴大眾嗎？

菲利普•坎貝爾：先說公眾這邊吧。我認為任何科學家只要有為大眾寫作的天賦，那就有為他們寫作的職責。畢竟，研究經費還是來自公眾對吧？你在花納稅人的錢，他們有權知道你為什麼花這筆錢。當然，有時由職業記者來寫最好，但還有些時候，科學家本人的聲音能帶來更多的可信度，尤其是公眾辯論的話題。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科學家寫博客是個好主意。當然這也有風險，有的科學家寫博客可能會不負責任，但人們應當學會如何判斷。我認為，為了人們對科學的信任，為了讓科學家的信息能傳達給大眾、而不是被人曲解，科學家應該利用這個機會。

而且，年輕人如果對科學有興趣，他們看到科學家的文章，他們可能會得到激勵。

科學人：比如布萊恩•考克斯？據說他吸引了很多女生學習物理。

菲利普•坎貝爾：是啊，我們很多人都嫉妒他的天賦。

科學人：是嫉妒天賦還是嫉妒臉？（笑）

菲利普•坎貝爾：他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尋常的天賦。（笑） 

中國學術界的進步令人驚訝

科學人：自然駐上海辦公室開張已經一年多了，這一年來他們做了哪些事情？接下來有何進一步計劃？

菲利普•坎貝爾：我們上海辦公室的編輯是全球編輯網絡的一部分，所以他們並不只處理來自中國的論文。我們的編輯一直在和學術界溝通，我們開設了訓練課程，幫助研究者學習如何在期刊和公眾那裡展示他們的成果；我們還提供編輯服務，提高論文作者的語言表達能力。這些服務和我們的期刊投稿是相互獨立的，換而言之，如果你先讓我們幫忙編輯論文再提交給我們的期刊，這對我們的審核過程沒有什麼影響。

《自然》駐上海辦公室牆上的海報。圖片來源：《自然》集團 

在出版方面，我們還和中國的研究機構合作出版一些刊物，比如去年我們和南京農業大學合作推出了英文期刊《園藝研究》，今年五月我們和中科院電子所合作出版開放期刊《微系統與納米工程》，這是我們在中國的第九個合作期刊。我們還與大學聯合舉辦新聞發布會，比如去年我們和中國農業大學聯合發布鴨全基因組論文，上個月我們和浙大聯合發布H7N9禽流感生物標記物的論文。
 
在編輯方面，我們會繼續拜訪研究者，繼續關注那些有意義的發展領域。這樣，我們到其他國家時就會對別人說：「嘿，你知不知道中國人在做哪些研究?」。

科學人：中國研究者常常對於論文數量和影響因子這樣的量化指標過度熱心。你覺得這是個嚴重問題嗎？

菲利普•坎貝爾：作為證據的一部分，你需要去看數字。但是解讀這些數字要非常謹慎。此外，在觀察一些機制的運行時，也可以使用數字，比如整個國家或者所有期刊的情況，這時你可以用影響因子。但是以高影響因子期刊上發表文章來衡量單個研究者，這就有點危險了。另外，有些領域是沒有辦法用數字衡量的，比如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者，他們發表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他們會出版專著，還有很多有價值的工作是在政府報告裡，不是以簡單的辦法就可衡量的。數字是一個重要的指標，但不管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我們需要更精細的辦法來量化和衡量研究者的影響力。

科學人：你覺得為什麼中國到現在還沒有出現國際知名學術期刊？

菲利普•坎貝爾：對啊，你們覺得為什麼呢？（笑）中國的科學發展史很悠久，描述這些科技成就的漢語也很古老，但以英文闡述中國科學研究的歷史還相對較短，所以中國沒有一本使用英文的國際知名期刊倒也可以理解。但是中國對科學事業的持續專注令人驚訝，假以時日，有理由相信中國會誕生一份國際知名的英語期刊。到時候我們會努力和他們競爭的。

科學人：對於中國的研究者和年輕學生，你有什麼想說的嗎？

菲利普•坎貝爾：簡單地說，就是：「敢創新，多小心」。

一方面，要有創造力，富有想像力，批判性地思考科學想法和概念，並且嘗試找到你自己的辦法來解決有趣的挑戰。在你的研究生涯裡，應當永遠專注於那些真正有意義的問題。當然，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如果你在求知上沒有雄心，不敢運用你的想像力，那麼你永遠只能當一個追隨者。

另外，不要試圖走捷徑。這不僅僅是說給中國學生的，而是說給所有人的。而今，各國的青年研究者都有發表文章的壓力——特別是發表在高影響因子的期刊上。大膽斷言是好事，但另一方面，如果在發表前不非常非常仔細地檢驗這些斷言，那就是壞事了。在我自己還是個研究者的時候，每當我對我老闆說我發現了什麼有趣的新東西，他的第一反應永遠是「我不信」。但他是對的，因為這意味著你得回去檢查為什麼你的儀器會給你發出這個看起來有意義的信號。最後，你多半會發現，這是自然的力量、設備、測量儀器和你之間一些小的共謀。我很嚴肅地說，在科學領域，任何在提出主張前不進行極為嚴格的自我評判的風氣，都有導致科學失去公眾信任的風險。

因此，發表科研論文時要謹慎小心，要花時間好好做研究，因為如果弄錯了，如果急於求成下結論，或試圖走捷徑，那沒人會原諒你的，你的名聲會永遠受損。（編輯：Calo）

果殼網編輯與菲利普·坎貝爾的合影。圖片來源：果殼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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