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和藝術常常是歷史變遷、時代變革和社會發展的先聲。正因為如此，文學和藝術領域成為歷史虛無主義深度切入的領域，歷史虛無主義也常常藉助文學藝術的影響力輻射力而四處滲透、多向擴張、深層渲染，嚴重擾亂了人們的思想，襲擾與侵蝕文藝創作。因此，堅拒歷史虛無主義對文藝創作的襲擾與侵蝕，是文學藝術領域的重要任務。
一、歷史虛無主義思潮與西方現代文藝的內在關係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歷史變遷、時代變革和社會思潮等，常常會極為敏感而又具象化地表現在文化創造與文藝創作之中。19世紀後期，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以金錢和機器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價值觀洪水猛獸般貶黜了基督教所代表的歐洲最高價值，虛無主義應運而生，尼採判定「上帝死了」。對於歐洲來說，「上帝死了」意味著信仰的消泯與理想的崩塌。也正是在「重估一切價值」的口號下，虛無主義思潮毫無遮掩地對存在、不朽、價值、意義、道德、真理進行否定與懷疑。虛無主義從它產生的那一刻起，就是「否定性的、消極的」力量，就是「頹廢的邏輯學」。它對人類、民族、國家、歷史、文化、傳統、真理、正義的價值消解無時不有、無處不在。
文藝中的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之所以會接連出現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完全是意識對現實的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戰嚴重打擊了資本主義上升發展期的進取精神，使人們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挫敗感，與虛無主義發生強烈感應，一步步地轉化為價值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人們在對世界的感受與認知上發生了扭曲和錯位，整個社會瀰漫著悲觀、失望、消極、厭世情緒，不僅對生活失去了信心，而且也消泯了對未來的理想，全方位陷入了精神崩潰與意識紊亂。這反映在文化創造和文藝創作中，就是悲觀、失望、幻滅的交互迭加和反覆糾纏，由此而構成了現代主義思潮、現代主義意識和現代主義文化的底色與基調。第二次世界大戰更以前所未有的殘酷對西方精神世界造成巨大的衝擊。這種精神狀態體現在藝術形式和表現手法上，表現為畸形、荒誕、變態，一如《尤利西斯》《芬尼根的守靈夜》《等待戈多》《局外人》《荒原》《變形記》《鼠疫》《格爾尼卡》等現代主義文藝的代表性作品，就都不同程度地體現了這種創作思想、表現方法、藝術追求與認知向度。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既是歐洲虛無主義的擴展與延伸，又是對兩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精神崩潰、思想迷亂、道德失範、理想破滅的文化性報復與文藝性反叛。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歐洲特產」的虛無主義，從一開始就與西方的形上學傳統勾連在一起，不僅以「現代性」的名義進行傳播和擴張，同時藉助資本主義強大的文化生產進行全球傳播和市場拓展，妄圖使歐洲歷史逐漸演化為世界歷史。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和市場化的擴張中，這種源於歷史虛無主義的文化意識和文藝實踐，就更容易在「現代性」的外衣下進行的隱性滲透和廣泛輻射中被認同、被接受、被效法。
二、歷史虛無主義對我國文藝創作的襲擾與侵蝕
歷史虛無主義在本質上是對歷史客觀性和核心價值觀的反叛與顛覆。作為對歷史的形象化與審美化表達的文學和藝術，歷史虛無主義的襲擾與侵蝕一直存在，表現形態也變化多端。
在我國新時期的文化創造與文藝創作中，曾經「主義」多多、歧論蜂起，以至顛覆傳統、惡搞歷史、消解思想、否定民族特色、淡化時代精神的現象頻繁出現，「重寫文學史」不絕於耳，向現代派靠攏、讓西方現代文藝思潮和現代派文化理念、創作方法成為文化創造和文藝創作方向的願望和期待，時時都在撩撥著一些創作者的情愫與心旌。他們以為：舉凡歷史的、傳統的、民族的、地域的，就都是陳舊的、落後的、老套的、迂腐的，而對以革命和戰鬥為題材的作品，則將其一律同「左」劃上了等號，不僅認為那是過時的，而且認為那是殘酷的，是無人性和不人道的，甚至認為是反人類、反文明的。只有寫生活的陰暗面、時代的隱痛處，才有「戲份」，才好逗樂，才能咂出味道，才有趣、好看、惹眼、「抓」人，並因此而提升上座率，增加發行量。而寫政治味道濃、時代精神強、民族特色顯的重大題材和英雄人物，則容易刻板化和同質化，不但調不起讀者的胃口，而且也難以激發社會性、大眾化的愉悅感和認同性，以致影響作品輻射力與覆蓋面。因此，儘管我們的創作量年年都在攀升，可真正稱得上史詩傑作、宏篇佳構的作品卻是「高峰」難覓，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說的「有高原」、「缺高峰」。而深獲大眾景仰、值得大眾學習的文學典型與藝術楷模，就更無以構成氣勢磅礴的改革發展時代的「正氣堂」、「先鋒榜」、「群英譜」了。
其中，有一種最為傷害歷史真實性和藝術崇高感的行為，就是對反映重大歷史事變和崇高道德、深得受眾喜愛、早有社會定評的文化文藝佳作的任性調侃、解構與肆意戲說、惡搞。不僅李白、杜甫、諸葛亮、陶淵明等歷史上的名人在劫難逃，而且就連深植於大眾心目中的忠奸典型的嶽飛和秦檜，竟也被是非顛倒、任意宰割，以至忠臣良將嶽飛成了「酗酒惹事」、「不滿領導」的憤青形象，就連他的精忠報國之舉也被說成是不識時務與胡攪蠻纏。而佞臣秦檜倒卻成了忠君愛國、顧全大局的朝中棟梁。不僅像《國際歌》《歌唱祖國》《我們走在大路上》和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等深受大眾喜愛的紅色文藝經典被一些人任意肢解、扭曲、誤植、解構，而且就連《紅色娘子軍》《黃河大合唱》這樣的史詩性作品，也被他們作踐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在對《黃河大合唱》的惡搞中，竟將這一原本承載著厚重歷史和崇高內容的名曲大作全然世俗化、庸俗化、搞笑化，其中極具震撼力的「黃河在咆哮」竟然變成了「年終獎在咆哮」。而與此相類似的，還有將邱少雲烈士化身為烤肉，將狼牙山五壯士的跳崖化身為滑稽跳水，等等。凡此種種，顯然不能僅僅從製造無聊的「搞笑」和追求淺薄的娛樂的意義上去解釋了，而委實是一種對歷史的否定，對革命的否定，對中華文化的否定。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尖銳指出的：「歷史虛無主義的要害，是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和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三、自覺抵禦歷史虛無主義的有效途徑
自覺抵禦歷史虛無主義對文藝創作的襲擾與侵蝕，必須牢固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堅定文化自信。因為文化的豐贍，文學的崇高，藝術的壯美，根源在於它屬於歷史、屬於生活，屬於不斷變革發展並始終葆有強大創造性和進取力的時代與人民，這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堅實根基，也是自覺抵禦歷史虛無主義的堅實根基。
唯物史觀始終認為，駕馭時代和創造生活的人民永遠都是歷史的締造者和生活的主人翁。中國有五千年歷史，是全世界唯一綿延不斷的輝煌文明。在這五千年的悠久歲月中，中華民族以無比開放包容的態度，用自己的智慧和文明為人類的進步做出了無可替代的巨大貢獻，顯示了巨大的生命力、創造力、向心力和凝聚力。正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華民族才得以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大步走向民族復興。這，就是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它像鑄鐵一樣結實，它像烈火一樣明豔，乃是任憑怎樣的「虛無」也全然無法扭曲、不能篡改和難以抹煞的。在這個過程中誕生的經典文藝作品，也自有其不可扭曲與遮蔽的莊重和尊嚴。
只有走向人民、皈依人民、深入人民、書寫人民，才是文藝同歷史虛無主義徹底分離的有效途徑和根本方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才篤定認為「人民歷來就是作家『夠資格』和『不夠資格』的唯一判斷者」。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需要文藝，文藝需要人民，文藝要熱愛人民。他認為，「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方法是紮根人民、紮根生活」。只有永遠同人民在一起，藝術之樹才能常青。但凡離開人民，文藝就會變為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崇高、正義、美，向來就是文藝的本質所在與最高追求。正是為了充分有效、千姿百態、美輪美奐地再現崇高、正義和美，文藝才每每選擇走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並採用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早在19世紀80年代，恩格斯就對創造歷史的工農大眾，即人民的骨幹和主體在文藝作品中多以消極群眾的形象出現的現象，表示了極大的憂慮與不滿。他指出，人民，作為歷史的主體，自當在文學藝術創作中佔據主導地位。而列寧認為高爾基的《母親》之所以「重要」和「及時」，就因為高爾基將人民放在了創作的中心地位，並形象而真切地寫出了他們的覺醒、奮鬥和創造的壯偉歷程與英雄氣概。毛澤東為了真正讓人民成為文藝的主人，在抗日戰爭如火如荼之際，決意召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徹底澄清了創作者們的立場問題、觀點問題、歌頌與暴露的問題、創作與生活的問題，特別是文藝為人民服務和如何服務的問題等，使文藝的面貌煥然一新。文藝回到了人民之中，人民成了文藝的真正主人。文藝自身也因此而切入了歷史的本質，獲得了大眾的擁戴，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歷史證明，正是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激勵與引導下，中國文藝迎來了一個個創作高潮，出現了一大批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優秀作品，它們在以藝術方式書寫歷史變革、時代變遷、社會進步的同時，也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與崇高禮讚，並在生活中成為他們的思想與精神養料，深深地影響了一代人、幾代人，有力地推動和激勵了新中國的建設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蓬勃發展。而這，不正是文藝與人民結緣、為人民謳歌所獲豐碩成果的有力見證麼！這同時也反證了歷史虛無主義對歷史、時代、社會和人民的背離與扭曲，是違逆規律和不得人心的。因為歷史是鐵鑄的，而人民則永遠都是這鐵鑄歷史的永恆的脊梁和不屈的靈魂，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那樣，「人民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歷史的見證者，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
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傾心以藝術的方式和美的節律，將人民置於歷史的中堅、時代的先鋒、社會的中心、民族的脊梁的地位，以文化的自信創造自信的文化，在實踐創造中進行文化創造，在歷史進步中實現文化進步，以此贏得文藝自身的不朽地位與永恆價值。
（作者：山西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新文學學會副會長）
責任編輯：孫 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