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大約一個半世紀之前，一批來自中國西北的回民進入了屬於俄羅斯帝國的中亞地區。他們被稱為「東幹人」，這些人將自己的漢語土語帶到了異鄉，拼音化的東幹語文學也成為異域中的一支奇葩……
進入中亞的東幹人1877年對於生活在中亞地區（當時屬於沙皇俄國七河省）的吉爾吉斯人來說是個大災年。這一年天氣特別冷，11月已經開始下大雪。到12月份，這裡出現了多年未遇的暴風雪，凍死了不少牛羊。不幸的事件一個接著一個：飼料、口糧、燃料嚴重不足，許多年邁及體弱多病者紛紛凍餓而死。吉爾吉斯人的風俗是清早哭死人，故而許多居民點上一大早就有哭聲。就在此時，1877年12月6日，一批來自中國西北的回民在戰亂後越過中俄邊界，在錯誤的時間來到這個錯誤的地方。這些人90%已凍壞了手腳。很多人的凍傷已化膿感染，用爛布包著，多數人已留下終生殘疾。當時中亞人分不清這些難民中的男性和女性，因為他們頭髮一樣長，面孔一樣黑，衣服一樣破。許多婦女還穿著男人的大棉襖。東幹難民的鞋是各式各樣的，很多人只穿著爛棉襪子。還有人用破布裹著腳，有人用草包著腳，腳指頭還露在外面。其情景十分悲慘。1881年《中俄伊犁條約》籤署後，沙皇俄國被迫歸還伊犁，又有一批新疆伊犁的回民進入俄國。於是從 1877 年到1884 年間，便在中亞形成了一個華人穆斯林群體。最初移居中亞的回族移民只有5000多人，十月革命後發展到了3萬多人。隨著蘇聯的建立，這些回民在1924年民族識別和劃界時，被蘇聯當局定為「東幹族」。
東幹人的日常服飾「東幹」是個比較費解的詞彙，對於其確切含義，有好幾種說法。有的人認為，「東幹」來自「東部甘肅」的簡稱，即「東甘」>「東幹」。因為有些東幹人來自中國甘肅省的東部。而日本漢語史學家橋本萬太郎認為，「東幹」來自汾河「東岸」，「東岸」變讀「東幹」。因為他們有的原居住在汾河東岸的一片地區。還有人認為「敦煌」或者「潼關」才是「東幹」的本字。上面這些說法實際上都將「東幹」看做某一個漢語詞彙的諧音，但新疆和中亞一帶說突厥語的民族把從陝西、甘肅遷移過去的回族移民叫做「Tunggan」，於是有一種觀點就認為「東幹」其實來自中亞突厥語的「turup qalghan（站下的，住下的）」的簡化形式：Tunggan>Dun'gan。眾所周知，「回」在漢語裡既可以指回族，更可以作為動詞，理解成「返回」、「回來」，恰與「tunggan」相合，或許這並不是巧合。不過，對於東幹人本身而言，這些外族對其的稱謂並沒有太大的意義，他們自稱為「老回回」或者地理方位更明確的「中原人」。後者在歷史上同樣曾經是回族的自稱，直到近代，馬氏家族統治下的青海回族仍然（與漢族一道）將自己稱為「中原人」。
東幹人的遷入實際上意味著漢語在700多年後重新進入了中亞地區。早在12世紀初期，遼代皇族耶侓大石西遷到新疆與中亞地區後建立的西遼王朝（穆斯林史料稱為「喀喇契丹」即「大契丹」）就曾經將漢文作為通用的行政語文，而在這個王朝傾覆之後，波斯語、察合臺語（老烏茲別克語/老維吾爾語）與俄語相繼統治了這個地區，漢語漢文的存在反而逐漸式微了，直到東幹人的到來。
圖2 印有漢字的西遼錢幣與散居在中國各地的回族普遍使用當地漢話一樣，東幹人帶到中亞的是一種源自中國陝西、甘肅原居住地的漢語方言，具體來說，就是漢語北方話中原官話中的一支。東幹話裡又分陝西話和甘肅話，兩者主要差別就是聲調。東幹的陝西話有四類聲調，和中原官話裡關中片的語音特點完全相同；東幹語裡的甘肅話有三類聲調，平聲不分陰陽（即普通話第一聲第二聲合併），和中國西北方言中原官話裡的隴中片的語音特點完全相同。
圖3 陝甘一帶的方言分布但是，東幹人帶到中亞的只是純粹的口語。在最初的東幹移民中，絕大多數是不識漢字的農民，只有極少數阿訇會阿拉伯文。直到1895年，東幹人識字（包括漢文、阿拉伯文和俄文）率還不足2％。這在當時的沙皇俄國也不是個別現象。據1897年的調查，少數民族識字率極低，高加索居民中識字者佔12％，中亞居民的識字率更低，哈薩克人約為2％，烏茲別克人為 1.6％，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婦女基本上是文盲。
圖4 東幹語分布圖這就使得蘇聯當局在為東幹人「創造」文字時可以完全無視漢字的存在（因為東幹人自身也已經忘記了漢字）。1918 年，蘇俄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發表通告，宣布政府機關、法院、學校和文化部門可以使用本民族的文字，並要求少數民族學校用民族語言教學，政府要為沒有文字的民族創製文字。1932年蘇聯學者幫助東幹族創造了拉丁化的東幹文字（以東幹甘肅話為標準音），包括31個拉丁字母和自創的5個字母，一個字母表達一個音素，不標聲調。1929年第一本 《東幹識字課本》出版後，在吉爾吉斯和哈薩克，20世紀30年代就出版了30種計10萬冊東幹文教科書。1953年，東幹文字又順應蘇聯國內形勢改用38個西裡爾（斯拉夫）字母拼寫，使得東幹人成為「世界上唯一說中國話又完全用字母拼寫中國話成功的人」。
東幹文字母表這樣做自然是有利有弊。好處是拼音文字容易學習，1950年代末東幹人便基本消除了文盲現象。但壞處也是很明顯的，由於失去了書面漢語漢字的傳承，東幹語書面語保留了大量的日常口語用詞和話語，如「吃哩」、「喝呢」，口語詞過多，有失精練，缺乏應有的完整、嚴密和規範。如列寧的「學習！學習！再學習！」的名句，被東幹學校作為鼓勵學生學習的「座右銘」，用東幹文寫出來，便成了「念呢！念呢！要念呢」，感覺頗為異樣。同樣，因為沒有漢字的支撐，隨著東幹語文與漢語母體文化的分離，許多字只留其音卻不知其義。在東幹方言語音的幹擾下，沒有漢字對語音的固定，語音極易發生變異，進而影響到了語義的變化。譬如民歌「茉莉花」由江南傳唱到西北地區，東幹人再由西北地區把這首歌帶至中亞時「茉莉花」本義已完全丟失，並按照東幹語彙的習慣，在「茉莉花」一詞後附加一「子」後綴，變成了「毛李子花」，意為「毛李子樹上開的花」。而「桃飽杏傷人，李子樹下埋死人」的俗語也東幹人理解成了「掏寶很傷人，歷史書下埋死人」……
獨具特色的東幹文學不過，無論如何，東幹文字的創造與使用，為東幹人本民族的大眾媒介的出現提供了可能，如1932年出現的東幹人第一份報紙《東火星兒》（後更名為 《蘇聯回族報》），而1931年東幹詩人雅斯爾·十娃子出版的詩集 《亮明星》則是東幹文學成熟的標誌性事件。
一段東幹語學校課本的漢字還原雅斯爾·十娃子1906年（一說1903年）5月16日出生於吉爾吉斯首都伏龍芝所轄騷葫蘆鄉的一個貧苦的鐵匠家庭。1930年他畢業於塔什幹民族師範學院，還在上學期間他就開始了創作活動。1932年起他擔任《東火星兒》文學版的主編。他一生中曾兩次被授予「蘇聯社會主義勞動英雄」榮譽稱號，並獲吉爾吉斯斯坦「人民詩人」稱號。
他的小說《走過的路》表現的是東幹人民「昨天、今天、明天」的主題：貧苦農民出身的主人公艾底子過去靠租地種田為生，辛辛苦苦幹了一年，收穫的糧食還不夠一家人的口糧。只有到了十月革命後，他才過上了幸福了新生活，從此也開始加入到為祖國美好明天而奮鬥的建設者的行列。可以看出小說其中的時代特色是很鮮明的。
東幹文報紙《東火星兒》至於對故鄉的熱愛也是東幹文學作品中常見的題材。十娃子的作品裡往往把中國稱為「母親」，把中國人民稱為「兄弟姊妹」，把中國西北的回族聚居地稱為「故鄉」。當作者從新華社廣播中得知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消息，立即寫了一首《新華的聲》的詩文，表達自己的喜悅之情，詩中寫道，「毛把陝西解放哩，四川，西藏。把全東方照亮哩，就像太陽。西安今兒才高興哩，我爺的城。高興聲我聽見哩，新華的聲」，這首詩歌還原成漢字，大多數中國讀者完全可以看懂，卻不免感覺有些怪異。東幹文學作品譯成中文的時候，一些不太熟悉西北方言的譯者在翻譯時容易出錯。比如亞瑟爾•十娃子的詩《我爺的城（指銀川）》開頭四行出現了三種誤譯文本：第一種譯法：「雪花飄落在我的頭上，/ 我也愛唱哩：/ 雖然眼睫毛上已結下了一寸多的霜。」第二種譯法：「雪也落到頭上哩，/ 我爺孽障。/ 眼睫毛上也落哩一層凍霜。」第三種譯法：「雪也落到頭上哩，/ 我爺孽障。/ 眼遮毛上也落哩 / 一層凍霜。」而 「一層凍霜」中的「凍」原文拼為「du」，從發音看，不太像是「多」或者「凍」，而可能是「毒」，即下了一層毒霜，風霜雪劍，何其毒也之意。
或許這種疏離感正是東幹文學的特色。東幹文不但保留了「肉頭（無能的人）」、「背鍋子（駝背）」這樣的西北方言特色詞彙，還自創了一些新詞，譬如「飛機」在東幹文裡，叫做「風船」。更不用說在中亞特殊的語言環境中，東幹語文不可避免地引入了大量俄語借詞，如「瑪什乃（汽車）、阿庫閃（接生員）、根諾（電影院、電影）、康比尤特（電腦）、基萬（沙發）、蘇薩（貂皮）、布拉基（連衣裙）、合列巴（麵包）、烏哈（魚湯）、馬林那（果醬）、嗄（公頃）」等等，故而在整個文學面貌上與現代漢語白話文已經有了相當的區別，成為漢語大家庭中盛開在中亞異域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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