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什麼越來越不會說漢語?

2021-01-14 新周刊

文/胡赳赳

中國人的漢語水平受限於三個條件:一是歷史原因的割裂;二是中文系或漢語寫作的攤薄,能碼字的多了,會寫作的少了;三是缺少對漢語起碼的尊重,敬惜字紙曾經是傳統,而今是傳說。

漢字五千年,白話文百年,網絡流行語十五年,中國的語言還未走出去,中國人還沒學會說漢語。

網上熱議一封大唐休書,據說原為1900年莫高窟出土:「蓋說夫妻之緣,伉儷情深,恩深義重。論談共被之因,幽懷合巹之歡。凡為夫妻之因,前世三生結緣,始配今生夫婦。夫妻相對,恰似鴛鴦,雙飛並膝,花顏共坐;兩德之美,恩愛極重,二體一心。三載結緣,則夫婦相和;三年有怨,則來讎隙。若結緣不合,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怨,故來相對。妻則一言數口,夫則反目生嫌。似貓鼠相憎,如狼羊一處。既以二心不同,難歸一意,快會及諸親,以求一別,物色書之,各還本道。願妻娘子相離之後,重梳蟬鬢,美掃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選聘高官之主,弄影庭前,美效琴瑟合韻之態。解怨釋結,更莫相憎;一別兩寬,各生歡喜。三年衣糧,便獻柔儀。伏願娘子千秋萬歲。」

休書寫得極委婉、透徹,充滿人情味,富有哲理感。放在而今,今天的一句「約嗎」速戰、速決、速朽。

中國人語言的問題,本質是思維的問題、情感的問題、教養的問題。我們的思維單一、情感粗鄙、教養闕如——以前老一輩說一句「沒教養」,是很重的話,現如今它根本不是個衡量標準,夠不夠「壕」才是關鍵。

百年前的白話文運動,功過需要兩論:其功自不待言,使得語言通俗化,民智開啟,接引科學,也造就一大批語言文體大師,故有論曰「白話文一起步就是高峰」;但其弊端亦很大,與傳統文化隔裂,舊學日後成為「破四舊」,中國的傳統文化成為故紙堆,華學或曰國學,自此難以成為日常風景、禮樂精神,中國人的現代化以西方為標準進行嫁接,先生之風,山窮水盡。

不會說漢語的中國人,活得很苟且、很麻木、很糟心。

白話文古已有之,但「五四」運動給了它地位。

1915年開端的白話文運動,並非一蹴而就,實乃其勢必然。其背景是孫中山所言「中國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曾經儒家聖學一統天下的局面,因近現代西方思想、科技、制度的傳入,面臨著無以應對的複雜局勢。

人和人的關係,靠語言,靠一套倫理法則維繫;但現代性恰恰是器物的創造和傳播,槍炮、輪船、飛機、電燈、高樓大廈實實在在改變了這種關係,人和物的關係,成為比人和人的關係更可靠的關係。「物質」和「經濟」使得「資本」的力量日益強大,人和人的關係弱化,人和物的關係強化,此時,社會進步靠的是科學和制度。

那時,孫中山即翻譯《羅伯特議事規則》,針對的是中國人開會效率低,言不及意,放任自流;傳教士在西方報紙開專欄,寫《中國人的性格》,大量描述中國人的不精確和模糊心態。這也引來魯迅的深深痛心,因此寫出了白話小說的巔峰之作《阿Q正傳》。周作人的白話文已經達到某種微妙、豐富的境地,而給當今人看,也許嫌其囉嗦。「書上面一定要有序的麼?這似乎可以不必,但又覺得似乎也是要的,假如是可以有,雖然不一定是非有不可。」這段能將人繞暈的話,出自周作人為一本書所作的序。若是交給現在的語文老師,可能就會判不及格,或者要求語言簡潔易懂。但恰恰是這樣的話,說明白話文的品質,從一開始就能傳遞出作者心底最微妙、糾纏的情態。同樣的情境,今天的我們會說:親,這序你到底想寫呢還是不想寫呢,「捉急」。

為了科學和制度,白話文放開了。究其實,白話文一直活躍在中國古代民間,有別於士大夫的詩教傳統。中國的四大名著,可以說都是白話文的集大成之作。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中說:「差不多除詩與散文之外,凡重要的文體,像小說、戲曲、變文、彈詞之類,都要歸到俗文學的範圍裡去。」這個俗文學,一直是中國有別於官方文學的一支潛流,在白話文運動時,終於成了主流。

「白話」一語,就有「講白」之意,即口頭語言,非正式的書面語言。可以說,中國白話文絕非從「五四」運動開端,只能說它是從「五四」運動一躍成為官方和民眾所通盤接受的統一性語言。自此,文言文系統幾乎退出了大眾使用的舞臺。「用進廢退」,白話文系統的正式確立,標誌著文言文成為保留的活化石,只為研究者使用,而不再是日常性的語言文字工具。

白話文的流變恰似一個變局,但其中亦有騙局。

白話文有它的傳統及模式演變過程。它並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古典」是它最重要的氣息和傳統。好的白話文必然是在古典的基礎上形成的,故往往只有通舊學的文學家才能寫出絕妙的好文章來。

如果把白話文理解成對文言文的「稀釋」,那就大錯特錯了。語言應有的質感、體積,語言應有的多義性和詞源性,可能就都會被遮蔽、消失。我們現在往往只知道一個詞的引申義,而對其詞源學上的本來意思,則視而不見。比如「烏」字,黑色是引申義,其本義是「黑色的鳥」(因其黑色所以看不見眼睛,故名烏)。在胡蘭成的書中,還會有「烏飛兔走」一說,但誰現在敢說「烏」也是鳥的一種,一定會被當作錯誤。

除了古典傳統之外,「五四」運動造就了白話文的第二個傳統:現代性。由於有一系列語言大師的成就,這段民國時期的確是意外的高峰,胡適、周氏兄弟、沈從文等不勝枚舉的語言大師,造就了白話文的現代性。

但接下來,就是白話文的另一個傳統:無產階級文藝腔。無產階級的語言與現代廣告的用語類似,它希望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植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語言。因此具有絕對意味、片面色彩的句式層出不窮,語言變成了一種精神上的立場思維和不容置疑的先驗合法性判斷。傅雷就曾批評此類文風:「五四以後,消耗了無數筆墨的是關於主義的論戰。仿佛一有準確的意識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區區藝術更是不成問題。哪一種主義也好,倘沒有深刻的人生觀,真實的生活體驗,迅速而犀利的觀察,熟練的文字技能,活潑豐富的想像,決不能產生一樣像樣的作品。而且這一切都得經過長期艱苦的訓練。」

無產階級文藝腔與「口號」、「標語」、「語錄」之間有著近親的關係,尤其適用於歌頌和批判,其本質是培養一種主觀的立場和簡單化的單一思維。現今大多數中國人的漢語水平,依然像孩子指認電影中好人壞人角色一樣,只要得到一個yes或no的簡單判別,就心滿意足了。而對於語言之中的蘊藉、玄奧、可以再三品咂的豐富和多感,則不再關心,也無能為力。

此外,白話文的流變中,還有一個傳統來自翻譯。其中日語的翻譯和英語的翻譯對它影響甚大。中文中很多西方的詞彙,都是由日語借鑑過來的,而英語的翻譯直接造成了漢語的另一個腔調:翻譯腔。早期如林語堂的散文,就是用這種翻譯腔寫就的,因為他可以用雙語寫作。林語堂的作品中大量充斥著細節描寫,具有精確性,句子結構比較長;但缺點就是過於直白,沒有回味的餘地,表情達意上總是流於淺薄而沒有深刻內蘊。這也是他在現代文學的地位始終無法前進一步的原因。

而當今用翻譯腔寫作的漢語亦日漸成為主流。尤其是在小說寫作和非虛構文體上,幾乎不採用西方的標準和閱讀習慣就寸步難行。畢竟從技法而言,如同油畫一樣,現代小說和非虛構寫作都是西式的產物。但至今未見能將中西兩種技法融合得很好的文體家出現。若用傳統的中式寫法,未免顯得酸味十足;若用純然西式的寫法,又丟掉了內在的味道。漢語因此就別彆扭扭地向前滑行著,直到迎來了網絡語言的翻新。

網絡語言的出現解放了漢語,但也異化了漢語。

網絡流行語的成因之一是網友自發使用、形成的熱潮。這是網絡流行語的一支正面力量,頗具網民智慧。像一些新成語的生成,如「地命海心」、「喜大普奔」等,都得自網絡。但網絡流行語的最大問題是生命力,其流行程度很難逾越一年以上。

大多數漢語作家還會在正統的書寫中,有意識地與網絡語言拉開距離,他們漠視那些熱門網文、網絡作家所擁有的龐大粉絲量。由於網絡中文寫作成為一種可能,類似 「南派三叔」這樣的網絡中文寫作者,其勤奮程度令人吃驚,每天至少有一萬字的生產量。而網絡作家的高產已逼近倪匡、金庸等高產作家行列(2000萬字是起步)。

但真正幕後操作網絡流行語的,卻是各種公關公司和品牌營銷。有時莫名其妙一個熱詞就火了,背後往往有強大的利益驅動和營銷團隊的影子,當然,各種網絡水軍也是推波助瀾的因素。「賈君鵬,你媽喊你回家吃飯」即是其中的一例。

漢字的繁簡之爭,讓「識繁用簡」已經成為大多數知識界中人的共識,但如何應對網絡語言,目前尚無科學的、學術的定論——儘管漢語詞典也在不斷收錄一些新產生的網絡詞彙。

有一個共識是:網絡語言的出現從某種意義而言解放了漢語,漢語第一次變得具有無限創造力和可塑性。網際網路的「湧現」特徵給了漢語一次自我更新和繁殖的機會。但令人不無擔憂的是,它也毫不猶豫地異化了漢語,使漢語的標準化界線變得模糊。這也是當下最令語文老師頭痛的原因——學生的組詞造句已經網絡化了:「如果:假如果實可以吃。」

網絡語言,我們該擁抱它還是屏蔽它?這顯然也是中國人才有的單一思維。但只有這種單一的思維才能引來圍觀和爭議。這是中國人議題設置的技巧。網絡語言是漢語中一道豐富的礦脈,其中蘊含著巨大的能量,其平民化、民主化的諸多特徵,代表著未來的走向。因此,首先要正視它,其次要開發它,而不是用簡單的思維和情緒去接納或排斥。這需要更精深的漢語匠人出現,抽絲剝繭,去偽存精。

回到經典、重讀原典,是中國人最快速提高漢語的方法。

「漢字熱」的興起,恰恰反映人們對傳統漢字的隔膜和渴望。流沙河著《白魚解字》、臺灣人寫的《漢字樹》、《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的復原再版等一系列出版現象,表明了我們對自己的漢字認知還處在一個羸弱的階段。

有學者認為,由於缺少訓詁、小學的基礎,我們的漢字認知水平僅僅處在一個不斷重複的階段,對漢字的根源性把握則疏離已久。「說文解字」類重新認識漢字的方式正在努力緩解這種疏離。

擁有什麼樣的語言方式,就擁有什麼樣的思維模式。維根斯坦甚至將其上升到這樣一種高度:「想像一種語言即意味著想像一種生活方式。」網絡時代的我們再也沒法明白漢語中那種「既可言傳、尚須意會」的神韻。無論是商業形態還是意識形態上的塑造,漢語都成了一種工具而不是它本身。

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漢語自身的豐富性大打折扣。有論者認為漢語是最適合於詩歌與哲理的語言之一,但在實際應用過程中,漢語又是最缺少時態、缺少精確性的語言。一位海外的語言學博士說:「漢語常常沒有主語的,只可意會不能言傳。但這也會脫離語境時引來歧義。」有一個藝術家的著名裝置作品《今天下午停水》即是如此:沒有「主語」對停水負責,也不知是誰導致了停水。

海外漢學家陳世驤則甚為推崇語言文字在歷史中的地位,他在《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一書中對漢語文學的信心甚高:「中國文學可以被視為歷史與文明中最偉大的凝聚力之一。」同時他也觀察到:「它也會引發停滯,至少也會導致遲緩,所獲得的發展則通常來自於對異質文明的仿效與交融。」

漢語是用途最廣、日用性最高但卻最易受忽略的語言系統。回到經典、重讀原典,是中國人最快速提高漢語的方法。但不知道一心奔向豐裕社會的中國人,是否還擁有坐下來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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