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日本史,一群醫生搞出的明治維新為什麼能成功?

1774年的日本平平無奇，沒有什麼註定改變世界的大人物誕生，也沒有一聲炮響給閉關鎖國的日本人民帶來光明，只是2個日本老頭完成了1本書，1本醫書。

這2個老頭兒名叫杉田玄白、前野良澤，都是日本的著名「蘭醫」，也就是西醫。

日本的傳統醫學，和他們的衣裳一樣，是從中國學過去的，用的是「漢方」，大夫這個職業講的也是世代相傳，老子做大夫、兒子也學醫學，幾輩子幹一行，對於醫術的感情也就非同一般，往往在學完家傳手藝之後，去外面遊學拜師。

杉田玄白就是醫生中的奇葩，不但學「漢方」寫出了《養生七不可》，還苦學荷蘭語，抱著荷蘭人不遠萬裡帶過來的醫術亂啃，其中就有1731年出版的荷蘭文解剖教科書，看到其中詳盡的插圖，佩服得不得了，可惜活人不能亂解剖，也就苦於沒有驗證的機會。

直到1771年，杉田仔細觀察了一個被處死的犯人的屍體，估計也伸手切了幾刀，驚奇地發現，人身上的結構和插圖上畫的一樣，比中醫說的人體結構靠譜多了，咱趕緊給它翻譯成日文，讓大家都知道知道吧。

就這樣，山田拉著前野良澤、桂川甫周等同仁、小輩，花了4年時間翻譯成了《解體新書》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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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之所以重要，和它在醫學史上的位置關係不大，而在於參與翻譯它的幾個人，通過這本書學習、實踐了近代科學的研究方法，並擴展到了「蘭學」（註：西方科學，取荷蘭的蘭字得名）的其他領域，完成了日本科學史上的一次飛躍。

好吧，這話說得太嚴肅了，輕鬆點說，這幾個日本老頭兒點對了科技樹，正巧他們很會教學生，成材的弟子足夠多，弟子混得好，師門水漲船高，「蘭學」終於成了日本一個正經的學派，上了臺面。

你可別小看「上檯面」這個成果。

要知道，德川幕府在17世紀屠殺了國內的天主教徒之後，反覆下達禁令，不允許外國人到日本做買賣、傳教。

▲德川幕府三次重申的「鎖國令」，遠比同期清朝嚴苛

稍稍有點特權的是荷蘭人和中國人，也被限制在長崎居住，你沒看錯，就是後來挨了原子彈的長崎，那地方的中國人有生活了7代還沒有加入日本國籍的，比汪精衛可有種多了。

話題拉回來，荷蘭人不遠萬裡來到長崎，被圈在一個人工島——出島上居住，有人就有病，有病就有醫生，因此，荷蘭東印度總督在250年間派遣了100名左右的西醫常駐長崎。

德川幕府的大將軍不是傻瓜，德川家康時代曾擁有英國籍的旗本武士三浦按針（本名：威廉·亞當斯），在1614年下令禁止天主教，一直到1635年的21年間，屠殺了28萬天主教徒，這些了解和血腥的經驗，讓他們對於西方人充滿了警惕。

在「鎖國令」下達之後，保留長崎出島這個窗口，德川幕府絕不只是為了買點鹿皮。實際上，幕府政權一直趴在這扇小窗口後面，羞羞答答地觀察著世界，比如，規定荷蘭商館必須定期提交《荷蘭風說書》，中國商人提交《唐人風說書》，翻譯們則要提交從外國報紙或者商人見聞節選出來的《別段風說書》報告世界上發生的大事，是不是很有點《參考消息》的味道？

這種有限地開放，在1716年繼任第八代將軍的德川吉宗任內，達到了一個小高潮，引進荷蘭器械和荷蘭技術，他本人甚至親自下問江戶參府的荷蘭人或命醫官到荷蘭人宿舍提出種種質疑，此前，連荷蘭文的字母和橫排書寫的方式，在日本都是被禁止的。

看起來，與同時期的中國皇帝的好奇心很相似。

與他同時代的清朝皇帝是誰呢？

康熙、雍正、乾隆。

這爺仨對世界洞若觀火，法國傳教士錢德明在給自己妹妹的信中曾提及：

乾隆皇帝有遣使臣至法見路易十六世之計劃，德明將隨使行。法國王室似甚期待使臣之來。

這次訪問，最終因法國大革命爆發而夭折。

有能力、有意向和萬裡之遙的法蘭西互派使團的清帝國，無疑遠比只能拉著荷蘭商人問長問短的德川幕府更加開放，但是，這種開放只與皇帝有關，擴大一下外延，只與八旗貴胄中的一小部分近臣有關。

▲雍正行樂圖之刺虎，雍正皇帝身著西式服裝，頭戴假髮

因為帶來西方文明的傳教士，事實上被乾隆皇帝拴在了宮殿裡，作為私人的工具。

除了以畫畫知名的郎世寧外，精通天文、數學的戴進賢受命修曆法；蔣友仁負責畫《皇輿全圖》；傅作霖到徵討大小金川前線設計火炮；安文思為宮廷修鐘錶。

上面這幾位看著名字都像中國人吧？其實既有法國人，也有義大利、德意志人，他們在北京的生活被嚴密監控，不僅傳教的本職工作幹不成，還像拉磨的驢一樣，「總是被支來支去幹這幹那。」比如給圓明園造噴泉……

到了嘉慶皇帝即位，這些忙來忙去的外國人也被趕走了，新皇帝不喜歡西人，也不喜歡西洋物什，傳教士們像垃圾一樣被愛新覺羅家族趕出了北京，直到1830年代，澳門之外的中國大陸，再也找不到傳教士的蹤跡了。

而日本呢？

德川吉宗接受了中根元圭的建議，緩和禁書制度，促進了漢文、西文科技書籍的大量進口，他擔任將軍的第二年，從官庫中取出揚斯頓的《動物圖譜》，發現沒人看得懂，命野呂元丈和青木昆陽學荷蘭語，「此為江戶蘭學之濫觴」。

青木昆陽花了十七年的時間向荷蘭人學習荷蘭語並寫就了三本書，《荷蘭話譯》、《荷蘭文譯》、《荷蘭文字考略》，野呂元丈則寫就了《阿蘭陀本草和解》，成為一個蘭學的支點，另外一個支點在長崎。

蘭學創始人之一的杉田玄白在《蘭學事始》中寫道：

到了八代將軍德川吉宗公時期，長崎的荷蘭語翻譯西善三郎、吉熊幸左衛門等人受命負責處理一切翻譯事務，往往感到力不從心。便向幕府提出申請，懇求批准他們希望學習荷蘭語的要求，因呈詞合乎情理、理由充分，竟很快得到幕府的批准。

此後的「田沼時代」，日本國內對舶來品的興趣與日俱增，人們發現珍奇的東西就取荷蘭名稱，有的商人掛出羅馬字招牌，以引人注目。與此同時，有人找門路訪問參府的荷蘭人，以和他們談話為光榮，許多知識分子就西方學術向荷蘭人請教。這些人被叫作「蘭癖家」。

▲顯微鏡，《紅毛雜話》1787年

02

反觀日本，中國的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元旦，杉田玄白、前野良澤等人的學生大槻玄澤在他開辦的學塾「芝蘭堂」中舉行「新元會」，聚集了29名蘭學同仁，一起開了個元旦茶話會。

在這個懸掛著西方醫學之祖希波克拉底畫像的鬥室之中，日本的蘭學者的元旦聚會，足足搞了42年。

▲日本電視劇《仁醫》劇照，現代腦外科醫生穿越到了明治維新前夕成為「蘭醫」一員

在有名字可查的1796年、1798年兩次「新元會」中，參與者共有藩主7人，藩臣、武士7人，幕府醫官、藩醫26人，町醫8人，翻譯3人，庶民6人，其他職業或身份不詳者10人。

在德川幕府的分封體制下，幕府高踞頂端，其下就是各個藩國的世襲藩主，放在中國，就是曾國藩、左宗棠的地位，他們對蘭學的學習，已經可以窺見當時日本對於西方知識學習的積極程度了。

據日本學者的統計，明治維新前，日本有名姓可考的蘭學者有9000多人，他們多以醫入學，進而翻譯西方的自然科學著作，以及少量的社會科學著作，並通過師徒傳授和遊學等方式，形成了一個遍布全日本各個階層的「蘭學者」群體。

對了，與嗷嗷叫著要打倒舊文化的中國新式知識分子不同，日本蘭學的創始人杉田玄白在《荷蘭學事始》解釋荷蘭學在日本快速勃興的原因時說：

實由於漢學開發了人之知見而後出現的。

現實就是如此，相對於熱衷從梁啓超等「二道販子」手中獲取社會科學新理論的中國「新青年」，日本的新青年們，自然科學的底子要牢靠得多，對於漢學，尤其是朱子學、心學，也是積極吸納者為多。

這個群體之中，大槻玄澤的弟子和再傳弟子，無疑成為各個區域的絕對骨幹，日後明治維新中最活躍的政治人物們，都或多或少與他們有關。

當然，大槻玄澤的徒子徒孫們其實仍是閉門造車地翻譯荷蘭書籍，他們掌握的往往還是二手、三手的知識。

真正讓日本的蘭學者走入新時代的是一個外國人——弗蘭茨·馮·西博爾德。

作為第一個被幕府特許在長崎出島之外開設診所的外國人，西博爾德行事非常與眾不同。出身醫學世家的西博爾德，既是醫生也是博物學家，他在長崎郊外的鳴瀧塾廣開宗門，要求其中優秀的學生各自認領課題，在全日本進行科學考察，最終用荷蘭語撰寫論文。

這也是日本蘭學界第一次與國際科學界接軌，第一次走出翻譯的舊路，這些改變為日本帶來了一陣「西博爾德旋風」。

日後倒幕戰爭的主力，維新前造出日本第一艘蒸汽船的薩摩藩兩代藩主，島津重豪、島津齊彬，維新前就獨立製造出蒸汽機車的福岡藩藩主黑田齊清，中津藩藩主奧平昌高等人，都曾和西博爾德交往，這些人的影響力，或許比鳴瀧塾多達100人的學生更強大。

不久後，歸國的西博爾德行李中被查抄出了日本地圖，以間諜罪被判驅逐出境，永久不得踏足日本國土，只給日本留下了一個2歲的混血女兒，楠本稻。

▲楠本稻，曾任明治天皇宮廷御醫

楠本稻日後師從西博爾德的徒弟們學習藝術，成為日本歷史上第一位女婦科醫生，而她為了學習西方醫術所拜的荷蘭語老師更為知名，甚至可以說改變了日本歷史。

大村益次郎，日本「軍制之父」，一手完成了倒幕主力長州藩的陸軍整編，並且力排眾議要求倒幕後的日本陸軍完全學習西方軍制，徹底終結了武士制度，而他本人也被憤怒的武士暗殺。

而他，就是個醫生，村莊中的醫生。

事實上，真正改變日本國運，令其免遭中國近代屈辱命運的人們，並非高高在上的天皇、將軍，而是這些用自己的眼睛了解世界，用自己的手筆介紹世界的蘭學者們，他們的第一職業，都是醫生。

當然，面對沉珂纏身的病人，醫生不止要會用藥，也要會用刀。

03

▲「弗洛貝奇照片」，上野彥馬攝於1865年，1874年肖像畫家島田隆資填了人名

上面這張照片在日本史學界也有一定的爭議，焦點不在照片本身，而在這周圍一個個人名，因為如果屬實，這個圈子絕對有「亮瞎眼」的水準。

這裡面有日本第一位內閣首相、第一位樞密院議長，四次組閣的伊藤博文；兩次組閣任首相的財政專家大隈重信；自己推辭掉首相職位的「脫亞入歐」外相井上馨；日本第一位海軍大將西鄉從道；第一位眾議院議長中島信行；主持日本司法改革，卻比西鄉隆盛更早豎起反旗的江藤新平……

至於坂本龍馬、高杉晉作、木戶孝允（桂小五郎）、勝海舟、巖倉具視、小松帶刀這些名字，請對照幕末歷史書自行腦補。

可以說，明治維新的一多半就是這一屋人主導的，就連甲午戰爭，也和這些人脫不了干係，且不說戰爭期間，伊藤博文是首相、陸奧宗光是外相、西鄉從道是海軍部長，在戰爭前大肆鼓吹的吞朝鮮、滅中國的「徵韓論」，首倡者就是木戶孝允（桂小五郎），副島種臣和江藤新平、井上馨則是搖旗吶喊的幹將。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看到「民族英雄」就喪失了思考的能力。自從1874年肖像畫家島田隆資認完人頭「貼牌」之後，對這張照片的質疑就沒有停止過。

▲部分日本學者重新辨認的「弗洛貝奇照片」，認為拍攝於1868年

同一張照片裡，認出了不同的人，儘管不如上一張那麼傳奇，仍舊是人才濟濟。

其中有明治重臣巖倉具視的兩個兒子，巖倉具經、巖倉具定；東西菸草株式會社創始人江副廉藏；曾任外相的中野健明；曾參與巖倉使節團隨行訪歐，後任元老院議員的中島永元；曾任首相的大隈重信。

從可能性來說，當然是第二張照片的可能性大些，因為上述的名字，更貼合佐賀藩成立的「蕃學稽古所」的教師、學生名單，日後註定顯貴的大隈重信此時正是該校的副校長。

看到「稽古」倆字，是不是覺得有點陳腐的餿味？其實這個學校是個「英學塾」，也就是英語學校，也許它後改的名字「致遠館」才更加貼合主旨。不過當時的日本正在大搞「尊王攘夷」的義和團運動，沒事兒耍刀片砍外國人，加個「古」字終歸能保持個政治正確吧。

當然，明治維新前的日本義和團終究沒有達到中國同行的水平，不會逮著揣著鋼筆、帶著眼鏡的人就殺，也不會不分老弱婦孺地宰殺傳教士。所以才有了精通英語的傳教士弗洛貝奇出鏡的機會，對，就中間那個西方臉。

弗洛貝奇的本職，其實是幕府治下長崎英語傳習所的老師，沒事兒還會出門去搞搞學術交流。上兩篇文章中，三解寫過，日本人鑽研了100多年的西方科學是學自荷蘭人，翻的也是荷蘭書，沒想到先打過來的卻是說英語的，這時候「開國」了自然急忙抱佛腳。

有英語需求，就有英語學校，這和「出國熱」帶火了「新東方」是一回事。出名的有，1864年中國人何禮之在自己家開的私塾，學生有100多人，其中最出名的有誰呢？

後來極力主張甲午年對華開戰的陸奧宗光……歷史是不是很諷刺？

弗洛貝奇這個時候是如魚得水，在各個英文學校之間來回走穴，又和日後的首相伊藤博文相交，也算往來無白丁了。也正因為如此，第一張照片中弗洛貝奇身邊圍繞著這麼多的幕末維新時代的名人，才不至於讓人直接斥做無稽之談。

事實上，這些名人們本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1萬日元紙幣上的福澤渝吉像

比如，出身長州藩的木戶孝允（桂小五郎）曾經就學於江川英龍的私塾江川塾（別名繩武館），同校就有薩摩武士大山巖、幕府村醫大鳥圭介、松代武士佐久間象山。

大山巖後來官至陸軍元帥，指揮了日俄戰爭，而他本人還是西鄉隆盛、西鄉從道兄弟的堂弟。

大鳥圭介作為幕臣，一直抵抗新政權到了最後一刻，入獄後被特赦，直到擔任駐朝鮮公使，他最大的「功績」之一就是一手挑起了中日甲午戰爭。

佐久間象山則是日本著名的思想家，一方面崇拜宋朝大儒陸九淵，一方面又提出「和魂洋才」，比張之洞的「中體西用」還狠。而他所開的象山書院，都培養出了誰呢？

勝海舟、坂本龍馬、吉田松陰、小林虎三郎、橋本左內、高杉晉作。

吉田松陰又辦了一個「松下村塾」，也是桃李遍長州，其中就有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和品川彌二郎。

而伊藤博文又和井上馨是長州藩秘密派往英國留學的五人之二。

哦，對了，大鳥圭介還有一位老師叫緒方洪庵，是著名的蘭學者，他有一位同門名聲更響亮，就是被印在10000日圓鈔票上的福澤渝吉。

說到這裡，不少讀者恐怕已經看名字看暈了，也該給個結論了。

上述眾多日本幕末、維新的名人，分屬不同的藩國、出身各有高低，甚至連政治觀點都是「尊王攘夷」、「和魂洋才」、「開國圖強」、「脫亞入歐」的南轅北轍，他們為什麼能夠走到一起？而不是為了主義、理想、黨派、地域的不同而殺得血流成河？

答案可能很難，也可能非常簡單。

據統計，明治時代的主要政治人物，有七成出自緒方洪庵、佐久間象山和吉田松陰的門下，且不說同門的感情，就說放棄幕府推崇的朱子學，而投身實用之學的決心，其強國的理想又會有什麼不同？真正的務實，恰恰在於先做事，而不是亟亟於個人得失、派系利益的蠅營狗苟，不幸地是，翻開中國近現代史，作秀的遠比做事的混得好，豈不值得深思？

而所有的這些學問和務實的學術傳統，在沒有真正打開國門的日本，又是由誰傳承至此？

請看下圖，自行尋找1774年一同翻譯《解體新書》的幾個人和福澤渝吉、大村益次郎等維新一代人的位置吧。

▲日本蘭學者的傳承示意圖

最後，讓我們一起重溫下梁啓超對於明治維新的一段評論：

日本維新之首功。西鄉乎，木戶乎，大久保乎？曰唯唯否否。伊藤乎，大隈乎，井上乎，後藤乎，板垣乎？曰唯唯否否。諸子皆以成為成者也，若以敗為成者，則吉田松陰其人是也。吉田諸先輩造其因，而明治諸元勳收其果，無因則無果，故吉田輩當為功首也……

用中國的標準來說，西鄉隆盛也好、木戶孝允也好，大久保利通也好，乃至伊藤博文、大隈重信，都是大變革時代的弄潮兒、革命家，他們負責用手中的刀和筆砸碎一個舊社會，但是為什麼砸碎舊社會之後，沒有一直革命，一直折騰？

因為真正的變革，宛如不斷加熱的茶壺，水泡起自壺底，沸騰起自下層，如果沒有日本100年的西學普及，僅僅只有一個瘋魔開化的帝王，又能靠誰捲起水面的層層浪花呢？

現在回望過去，中日的區別，正在於這相差100年的火候，日本人加了一把柴，就得了沸水沏茶，我們卻倒了150年的溫吞水，反而白白浪費了一壺又一壺的好茶葉。

04

▲靖國神社室外展示的明治維新之前20年薩摩藩鑄造的150磅青銅炮

如你所見，這是一門火炮，不過和明治維新沒什麼關係，它從造出來，就一直趴在大阪的天保山炮臺上看大海，現在正給靖國神社的遊就館守大門。

這款「守門炮」全長4.22米，想想倆姚明摞起來就差不多了，口徑290毫米，彈重約68千克，能打多遠不知道，但只要挨上一發肯定好受不了，絕對算得上一件大殺器了。

由它說起的原因是，這門需要從炮口倒火藥、塞鐵球的前裝重炮，是由德川幕府治下的一個藩國——薩摩藩獨立鑄造的，時間是1849年，即中英鴉片戰爭後7年。

再來看大清朝的「國貨」，鑄造於1843年的「耀威大將軍」萬斤鐵炮，不對，應該稱作「耀威大將軍級」，就像海軍造船講個同級艦，大清朝鑄炮那也是扎堆的，下圖就是南京博物院院子裡陳列的一門「耀威大將軍」。

▲右側體積最大的火炮為「耀威大將軍」萬斤炮，左側小炮多為同期進口的英國火炮

夠威武雄壯吧？

3.46米的炮身，口徑185毫米，額定彈重28.65千克，射程麼，和火藥質量有關、和裝藥量有關，還和炮彈的形狀與炮管內的光滑度有關，這些方面大清朝向來不講究，還是別提了。

就算是「耀威大將軍」的同級重炮，在江陰2個古炮臺裡挖出來的5門萬斤小兄弟，炮長都差著不少，短的有3.3米，長的有3.54米，就連口徑都能差個5毫米，還規定放一樣的炮彈，到底是打英國人的船，還是給英國人放煙花啊？

當然，有一點忘了說了，鴉片戰爭中英國派出的木帆戰艦，雖然是木頭釘出來的，甲板和舷側板一般都是按能夠抵抗30.8千克實心炮彈衝擊的標準建造的，清朝的萬斤炮也才打28.65千克的炮彈，一般的小炮，彈重多為1.5-15千克，所以，在中方的記載中經常有炮彈被「碰回」的說法。

所謂「碰」運氣，似乎說的就是這個。

一個「鎖國」狀態下的日本，一個「閉目」政策下的中國，都沒有摸到工業化的門，只以農業國的人口和國力來衡量，肯定是中國強、日本弱，但是從用來自衛的「刀」來看，事實分明相反。

▲1864年下關戰爭中法國繳獲的長州藩火炮，現在法國榮軍院展出，請注意炮口的加工處理

上面的兩門炮，材質不同，也都鏽跡宛然，可經過三解實地觀察，日本那門內、外壁都極為光滑，中國這門則外壁坑坑窪窪、內壁已經鏽蝕出了鐵胎炮管中的砂眼，大者至少有1釐米的直徑，這種質量的武器，若是在戰爭中，怕是用來自殺更快些。

有人說那是因為日本的是青銅炮，中國的是鐵炮，不能拿來比鏽蝕程度，但是，日本薩摩藩自製的這門火炮，在沒回爐的情況下，10年後又送兵工廠拉了膛線，繼續服役，咱們這門沙眼密布的「重炮」，你試試看？

別以為三解危言聳聽，1839年的官湧之戰，清軍的千斤大炮才放了四響就爆了炮管，還炸死了兩名順德協的士兵。

關鍵是，這門1843年鑄造的巨炮，身處時人與後人都津津樂道的《鑄炮鐵模圖說》分發全國之後，這套「歐洲人30年後才掌握」的先進技術，那是天朝智力優越性的絕對象徵，以至於當時人說：

益工益巧，光滑靈動，不下西洋。

確實，剛剛鑄造出來時，可能真是光滑靈動，但是現在，只要你去南京博物院擺放火炮的區域去轉一圈，應該能自行扯掉這層遮羞布。你只要看看那些大大小小的鐵炮炮身、炮口的鏽蝕程度，再看看炮身上有沒有「皇冠」（進口的英國火炮）標記，就很容易分辨出「我大清」和「洋夷」的技術差距了。

有差距不丟人，死活不承認差距，就真丟人了。

05

說到底，面對西方文明的強大壓迫，中國和日本都產生了應激反應，也正因為如此，近代歷史上沒有哪個民族會比中日兩國更加熱衷於引爆「精神原子彈」。

他們相信捆著炸藥包的肉彈可以徵服鋼鐵，我們相信請孫悟空上身的大師兄刀槍不入；他們相信美國人登陸，「一億人玉碎」，我們相信「大不了核戰爭，中國人死一半還剩三億」。

但有一個根本不同就是，日本人並不相信「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1945年日本緊急通過《義勇兵役法》，把所有年齡在15-60周歲的男性，和17-45周歲的女性，全部編入「國民義勇戰鬥隊」，全體兵力達到了空前的3000萬，也就是所謂的「三千萬把竹槍打敗英美鬼畜」

不同於有1000年科舉歷史的中國，幕府時代日本人的上升渠道幾乎為零，人們被世代相傳的身份囚禁在自己的職業裡，創意和能力往往在自己的「本分」中迸發。

「本分」是現實，也是宿命，可以變好，卻不能突破，所以日本人在「本分」中求事功、做實事。

這一點，在佐賀藩、薩摩藩這兩個日本首屈一指的蘭學重鎮身上，體現的淋漓盡致。

和臨近長崎的佐賀藩相比，1849年才能夠鑄造大炮的薩摩藩就是個鄉巴佬。早在1831年，佐賀藩下屬的武雄領主鍋島茂義就在長崎向荷蘭人購買洋槍，並聘請荷蘭教官使用西法練兵，同時還瞄上了西方的大炮，尤其想自己造大炮。

幫助鍋島茂義實現夢想的人叫高島秋帆，一個幕府特權商人的後代，跟隨父親學習的荷蘭炮術，成為日本首屈一指的炮術權威，他也是一位蘭學者。1835年，高島完成了2門青銅臼炮（類似於大口徑迫擊炮的攻城炮）。

在鍋島茂義的支持之下，佐賀藩藩主鍋島直正通過抵賴欠帳、開發特產、發展貿易等手段緩解了債務危機，對全藩的武士施行蘭學的強制「掃盲」，還創立了蒙養舍，規定所有15歲以下的武士子弟必須入內學習，完成了佐賀式的強制義務教育。

1855年，德川幕府組織長崎海軍傳習所，也就是海軍軍校，總計170名學生之中，佐賀藩最多，有48人，超過了幕府的39人。要知道，按照幕府的領地算法，佐賀藩只有36萬石，而幕府則有400萬石，人口上，更是不可同日而語。

而這樣蕞爾小國的一隅小藩的生產能力有多大呢？

▲日本自製蒸汽船「凌風丸」

據統計，自1843年大規模鑄炮起，一直到1868年維新，佐賀藩共製造了近400門各式火炮，大到150磅、80磅的青銅海防炮、32磅的熟鐵重炮，小到6磅、9磅野戰炮，甚至於連只有英國軍隊裝備的最新式後裝線膛炮——阿姆斯特朗炮，佐賀藩都在1864年8月仿製了三門，並試射成功。

1865年，佐賀藩的三重津造船所成功建造了蒸汽船「凌風丸」，值得注意的是，佐賀藩的蒸汽船實驗項目和他的火炮項目一樣，力求實現國產化，「凌風丸」下水2年前，造船所就自主製作了蒸汽罐三個，經過檢驗，質量完全比得上西方貨，這才得到了真正實用性的蒸汽船。如果比時間，1855年，薩摩藩就已經造出了日本史上第一艘蒸汽船。

說實話，佐賀藩的地盤還不如中國一個縣大，他們取得的「洋務成就」，已經比咱們課本上同時期洋務運動的總和還多了。

無論是風帆船、蒸汽船，還是火炮、步槍，佐賀藩和薩摩藩，乃至整個日本的「制器」都是自照貓畫虎開始的，比如幕府的菲山反射爐、佐賀的多布施反射爐、薩摩的集成館反射爐，這些用於鑄造槍炮的煉鋼爐，技術來源都是比利時陸軍胡根寧少將（U.Huguenin 1755-1834）撰寫的《皇家列日國立鑄炮廠火炮鑄造法》。

甚至於薩摩的反射爐，還是藩主島津齊彬找佐賀藩藩主鍋島直正走後門要的技術支持，他倆表兄弟的關係不錯，鍋島直正不但送了這本書，還派了相關的蘭學者去幫忙。不過，反射爐的建設並不順利，1號爐直接倒塌，薩摩藩武士都非常沮喪。

島津齊彬此時說出了一句名言，最能代表大變革時代日本人的心態：

西洋人是人，佐賀人是人，薩摩人也是人！

在不如人時奮起直追，不是為了創造人間奇蹟，而是為了自己作為人的尊嚴。

毫無疑問，這樣務實的思維方式，才是明治維新之前的倒幕戰爭沒有演變為一場日本版義和團或太平天國的根本原因。

最後補充一句，島津齊彬畢生摯愛一本中國書，隨時會拿出來閱讀，這本書的名字叫《海國圖志》，作者魏源。

來源：劉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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