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全錯：行為經濟學和調研數據告訴我們 人類社會是圍繞愚蠢而非智慧運行的
自從行為經濟學的兩位鼻祖丹尼埃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理察·塞勒（Richard Thaler）在過去十年之中分別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後，這門學科不僅找到了合法性與關注度，甚至展現出了向來執迷於虛無縹緲之供需關係的傳統微觀經濟學最不能企及的優點——實用性。行為經濟學家們用他們最擅長的理論工具——市場調研——告訴我們，大部分人（包括經濟學家）對世界的運行方式存在很深的誤解。事實上，社會經濟行為當中不存在什麼絕對理性，甚至連相對理性也是種妄想。並非所有消費者去超市買菜都會嚴格比價，很多人居然根據顏色買東西，更有甚者（比如我）在雙11當天下了5個200塊左右的單。行為經濟學不相信理性。行為經濟學不能告訴企業應該怎麼搞宏觀投資，但可以告訴商家有百分之多少的消費者看到滿減就有湊單的本能，又有百分之多少看到領紅包三個字就頭腦發熱，可以為了領一塊錢戳一整天的手機。每個愚蠢的人類都是不可錯過的商機，反過來，每個商機背後都是一排排愚蠢的人類——我們的社會經濟是圍繞愚蠢而非智慧運行的。
英國人鮑比·達菲（Bobby Duffy）的新作，把這套「人類蠢不可耐」理論又往前推了一步，他的處女作書名叫《為什麼我們幾乎全錯：人類誤解理論》(Why We’re Wrong about Nearly Everything：A Theory of Human Misunderstanding)。值得一提的是，此書在英國出版時還有另一個名字——《感知的危險》(Perils of Perception)，這麼個繞口令一樣「精英主義」的標題，很快被深諳人類文化水平的美國出版商給刪了。跟卡尼曼和塞勒的經濟學背景不一樣，達菲的背景是市場與民意調研，他在著名國際調研公司Ipsos Mori幹了20年，而這本書中的大部分數據與結論都來自Ipsos在全球各國所做的調研。
讀此書前，有一些深刻的哲學問題我們最好不要去想，比如為什麼搞市場調研的人明知道參加所謂「焦點小組」的人全都是拿了錢的託，卻總認為自己得到的數據真實可靠；或者說，如果搞市場調研的人問一個小組「你幸福嗎」的時候，難道不知道任何真的幸福的人不會為了幾百塊錢參加焦點小組嗎？又比如，在我們讀到書名裡的「我們」時，我們不得不想，我們是不是這想什麼都錯的「我們」裡的一部分，而不管是不是，我們豈不都又錯了一回？
你如果像我一樣想這些問題，便成了達菲稱為「情感數盲」(emotional innumeracy)的人。不知道為什麼，行為經濟學很喜歡用一些由兩個詞組成的術語，類似的還有「認知偏差」或者「理性無知」之類。什麼是「情感數盲」？其實就是一些會根據自己的感情、偏見或無知對問卷調查中涉及數字的問題做出非常離譜的猜測的人。比如出於我本人對市場調研這種研究方法的不信任態度，我做出了一種不負責任、完全感情用事的猜測，認為所有（100%）參加市場調研的人都不幸福，但這顯然與市場調查得來的結果相去甚遠——事實上，根據達菲書中Ipsos的調研，中國有85%的人自稱幸福或者還算幸福。
再舉一個更好理解的例子，達菲的調研讓來自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的45~54歲男性和女性猜測這個年齡段的人一生中性伴侶的數量，並同時給出自己性伴侶的數量。結果是男性對男性，女性對男性性伴侶數量的猜測基本符合男性自己提供的答案，而男性對女性，以及女性對女性的猜測卻不著邊際。美國男性認為美國女性平均有27個伴侶，甚至有填寫50個或更多的，英國女性猜測英國女性平均有18個伴侶，而英國女性的答案只有8個。更荒唐的是，三國男性自己報告的性伴侶數量平均在17個左右，三國女性自己報告的性伴侶數量平均下來卻只有10個。這在數學上是不成立的（除非男性在54歲以後平均交往7個以上性伴侶），因此，從統計意義上說，參與此次調研的人平均都在撒謊，不是男人多報就是女人少報。
我不知道達菲和Ipsos有沒有做過結果是人類猜得挺準的調研，因為他在書中舉出的例子全部是偏差嚴重的情況。另一個調研，問參與者「你認為自己國家20歲以上的人當中有多少百分比的人有糖尿病」。根本沒有一個國家的人猜得靠譜。最準的是挪威人，回答17%，實際數據是6%。大部分國家參與調研的人，竟然給出平均值超過40%的答案，而糖尿病百分比最高的國家（沙烏地阿拉伯）也只有20%。同樣令人尷尬的情況涉及每個領域，比如被問到自己國家有多少移民的時候，中國人回答11%（實際不足0.1%），美國人回答33%（實際為14%），英國人回答25%（實際為12%），括號內均為官方數據。不僅如此，在移民這個目前主導西方政治的問題上，當參與調研的人員被告知自己錯得離譜的時候，依然不依不饒，47%的人認為官方數據不含非法移民，45%的人就是認為自己猜得沒錯，37%的人認為自己的答案符合平時的觀察，還有11%的人說自己填寫的數字是從電視或正規媒體上看來的。
人類的愚蠢與謬誤到這裡竟還沒結束，達菲舉出了更多卡尼曼和塞勒過去用過的例子，比如塞勒著名的「當下偏見」和「雙曲貼現」理論——讓一個人選吃水果還是巧克力的時候，如果是未來時態，大部分會選水果，但如果是此時此刻，大部分人會選巧克力；或者如果我們對這不指名的巧克力和水果哪個更好吃不能百分百確定的話，例子可以換成現在給你10塊錢，還是明天給你12塊，大部分人會選擇今天拿10塊。這構成了行為經濟學中對政府與企業決策最重要的一個領域，也就是做任何預算的時候如果根據純粹的理性分析，那麼最後肯定是要被人類的愚蠢打敗的。達菲在這個領域也給出了自己的解讀，他的調研顯示，10個英國人裡有3個認為如果退休後每年需要2.5萬英鎊生活費的話，自己退休前只需要存5萬英鎊就夠了。哪怕平均數也認為只需要存12.5萬英鎊。事實上根據目前的推算，淨資產必須達到35萬美元以上，才能靠吃利息和領政府養老金湊滿生活費。而很顯然，根據「水果巧克力原則」，如果你讓人們選擇是今天把所有養老金一筆全拿出來，還是一直吃利息，很大一部分人會選擇前者。
行為經濟學的本體論，是它只承認一個主體——平均主體（這個雙詞術語為本人發明）。在此前提下，至少從達菲的調研來看，很顯然，這個最能代表我們全人類的只在統計學意義上存在的平均主體智商很成問題。它無法分辨事實和想像，真新聞與假新聞；它在很多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不僅感情用事還很固執；它對國家大事存在很多相當離譜的誤解且不接受反駁；它急功近利，做不到未雨綢繆，且惰性很強，經常因為懶而損失各種利益——我們不得不問自己，這個想什麼都錯的平均主體究竟是什麼模樣？
有一個人影漸漸浮現——唐納·川普。
在達菲對川普和所謂「後事實」時代的描述當中，我們看到滑稽的現象——滿嘴跑火車的川普表達過的很多觀點，與達菲做的民調當中得來的答案出奇地一致。比如他的選擇性「情感數盲」——達菲舉例：2017年川普曾在白宮會議上說，當年美國謀殺率創下47年來的新高，而真實數據是2015~2016年之間美國城市中謀殺案的上升率是45年來最高；他經常傳播虛假新聞，又罵不支持他的媒體報的全是假新聞；他會不由自主誇大自己的能力；諸如此類。根據達菲的理論，川普正是那個「想什麼都錯」的平均主體——一個實實在在的「智商中位數」。
有些人如耶穌想當救世主，有些人如尼採想當超人，而另有一種人願意花幾百萬僱用百十個行為學家把自己變成「平均主體」——那種人就是民主社會的政客。希拉蕊·柯林頓用AI都做不到的事，川普什麼也沒幹就做到了。過去三年來，很多人提供了更多川普為何能當選的理論，在我看來，沒有比達菲無心插柳的解釋更確切的了——也許川普正是愚蠢人類的終極化身？作為愚蠢的人類，有什麼理由不選自己的化身來領導自己？
達菲當然並不這樣理解問題。過去幾十年，從經濟學、統計學等社會科學發家的技術官僚或技術學院派，有個同樣無藥可救的通病，就是他們能把數據變戲法一般變成能服務於宏觀調控政策框架的東西。承認人類愚蠢對技術官僚與技術學院派則不是選擇，只有「如何打倒認知偏差」才是可獲研究資助的議題——像那些商學院勵志心靈雞湯一樣，聽起來好像很可行，但在「怎麼打倒」這個問題上，達菲像所有人一樣無計可施。達菲在書的末尾竟然列出了十條建議，如「要懷疑但不要犬儒」，或者「其他人跟我們沒那麼像」，或者更雞湯的——「一切比我們想像中的要好，且正變得更好」。至於什麼是「好」，技術官僚通常默認為他們腦中的烏託邦願景，如男女平等、環境改善、消滅貧困之類。
達菲書中有個我們中國人看來可能很荒誕，但能以極高的精鍊度代表技術官僚總體思維模式的案例——在瑞典某個城市，冬天的掃雪工作被認為有性別歧視的嫌疑，因為鏟雪通常從市中心商業區開始，最後才鏟到城市邊緣的小路上。這一直被當作理所當然的事情，直到「思想先進」的技術官僚們意識到在市中心商業區上班的大多是男性，而在城郊生活的很多是女性，另外，調研顯示女性開車的比男性少，而更多使用公共運輸、自行車和步行，因此在這座瑞典城市的冬天，女性發生交通事故的概率要高於男性。由於傳統官僚男性居多，這種不平等一直存在於這座瑞典城市。技術官僚們在意識到這點後，決定從小路和人行道開始鏟雪，先鏟通往託兒所的路，接著開始鏟市中心的雪，並把女性員工較多的工作場所（醫院、學校等）包括在第二等級的鏟雪路線裡，最後再鏟其他道路。根據這份達菲引用的報告，鏟雪費用沒有增加，事故率與受傷率卻大幅降低——這裡，像我這樣的犬儒主義者通常要不合時宜提出自己十分消極的問題——如此作業，在市中心工作的員工（男女不限）還能不能按時上班？通勤時間是否大幅增加？住在市中心的普通人（男女不限）的受傷率是否開始上升？如果我們做一次民意調查，有多少當地人真的支持這一舉措？
達菲書末過分積極向上的建議，似乎與前文裡對愚蠢人類想啥錯啥的描述格格不入，但仔細想想，我們人類的平均主體本來就過分積極也過分虛偽，這是為什麼在大多數國家，人們被調研問及「你是否幸福」時，回答「幸福」或「比較幸福」的永遠在80%以上（匈牙利人除外，這國家的人回答自己幸福的只有69%，且在猜測其他匈牙利人是否幸福時，他們的答案同樣墊底，只有22%；韓國人則最虛偽，回答自己幸福的有90%，而猜測他人幸福的只有24%）。因此，很可能，我們的技術官僚同樣是我們愚蠢人類理所應得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