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名孩子葬身海嘯背後，是學校、政府的失職，和家長對真相的追問。
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9.0級地震。這次日本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地震奪走了1.8萬人的生命。
地震發生後，時任《泰晤士報》駐外記者的理察·勞埃德·帕裡戴上口罩、穿上防護服進入一片凌亂的核工廠。
他看到田裡渴死的牛、被流浪狗佔領的廢棄村莊……他採訪倖存者、政客、核專家，冷靜地報導每一處災情，直到幾個月後，來到臨近海岸一個名叫伊根町的村莊。
這裡是日本大地震災情最慘烈的地方之一。倖存者用「地獄」來形容海嘯——393名居民中，死亡197名；整個小學被淹沒，完全看不見。
村幹部兼建築工程師安倍回憶，海水褪去，他看到滿地的垃圾、松枝，孩子們的腿和胳膊從濘泥裡探出來……
海嘯後的第一天，安倍從爛泥中挖出10個孩子。
床單、衣服……孩子們的屍體被包裹住。人們小心翼翼地在旁邊標註上他們的名字和年級。所有的人，一邊工作，一邊哭泣。
金野的婆婆、公公和三個孩子都已遇難。她早上在學校清洗、辨認孩子們的屍體，下午在村裡的服務站幫難民們做飯。災難發生後的第二周，金野找到了丈夫。附近未來幾天的火葬場都被預定滿了，她的丈夫要開幾個小時的車去找乾冰，以期保存5具屍體。
大川小學總共有108名學生，海嘯時，78名學生在校，74名遇難；在校的11名老師中，10名遇難。
大川小學的悲劇，除了天災之外，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人禍。
「倘若地震發生，全世界最安全的去處是日本，最不可能遇難的地方是日本的學校。」帕裡說。日本的建築標準非常嚴格，多年的技術革新已經令其抗震力世界一流。日本所有的機構、學校都有詳密的應對地震的方案，並且經常演習。
海嘯發生後，日本有九所小學被海水淹沒，但沒有一所校舍倒塌或遭遇嚴重的結構性毀壞。除大川小學，其他小學只有一名傷亡。
帕裡稱，按照慣例，在海嘯中喪生的老年人要多於年輕人，年紀越小，遇難的可能性越小。孩子們和老師在一起的安全性要高於和父母在一起的安全性。在這次1.8萬遇難者中，有351個孩子，他們中的78%當時或因病沒有去學校，或很早被焦急的父母接走。
大川小學所在的位置與海平線相平，距離大海約有180米。從地震發生到海嘯襲來，間隔51分鐘。當時各處警報響起，要人們疏散。大川小學的老師們召集孩子們集合，站好，點名，卻沒有帶他們登上學校後面的山頭——那是可以讓所有人活下來的安全地。
他們迎著海嘯來的方向，走向了一個交通環島。
憤怒的家長們表示著各自的懊悔和悲傷。原以為萬無一失的決定，讓他們失去了孩子。他們希望政府調查真相。
在媒體、家長的壓力之下，災難發生將近兩年後，市政府成立了「大川小學事故核查委員會」。2014年，一份兩百頁的調查報告發布。報告表明，大川小學缺少應急手冊，之前也沒有針對海嘯的任何演習，教育委員會和當地政府準備不足。
2014年3月10日，也就是海嘯三周年的前一天，遇難孩子的家長以玩忽職守的罪名將市政府告上法庭，要求給每個逝去的小生命賠償一億日元。2016年10月26日，一審判決下來，家長們贏得了官司，每個學生的死亡賠償金是6000萬日元。
帕裡用六年時間，一遍遍造訪，完成非虛構作品《海嘯幽靈》。它的文字隱忍而平靜，兼具新聞性和文學性。這本書獲得了2018年的福裡奧文學獎。
2018年，在愛丁堡國際圖書節上，穀雨記者對帕裡進行了專訪。
和遇難孩子家長一起落淚
穀雨：海嘯發生後的那個夏天，你決定去伊根町，去大川小學看看，第一次到那裡時，你看到了怎樣的情景？
理察·勞埃德·帕裡：那是2011年9月，災難給伊根町、大川小學帶來的影響顯而易見。學校周圍的房屋被徹底摧毀，所有的田地被衝走。當地只剩下兩個建築物——三層高的診所和大川小學的教學樓。診所的建築框架受損，已經不能繼續使用。教學樓的玻璃窗基本都壞了，一些牆壁也受損嚴重。
穀雨：你為何覺得發生在大川小學的災難是一個很值得寫作的主題？
理察·勞埃德·帕裡：作為報紙記者，海嘯發生後，我馬上前往災區，在那裡待了大概兩周時間，穿梭於不同的地點採訪報導，後來每隔兩周，我又返回採訪。
很早的時候，我就意識到這場災難很值得被書寫，它巨大，且複雜。報紙的篇幅有限，很難伸張正義，也很難將悲慘的情景描述清楚。
我不可能寫關於整個災難的書，我希望從較小的故事入手，詳細地講述它，並用這個故事呈現大的災難。當我發現大川小學這個事件時，我認為它正是我需要講的故事，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引人注目、非常可怕的故事。
穀雨：《海嘯幽靈》的寫作需要採訪遇難者的家人，難免會讓他們想起痛苦的經歷，還有可能對他們造成「二次傷害」，你是如何進行採訪的？
理察·勞埃德·帕裡：要很謹慎，有禮貌，當然，也要有技巧。
為報紙寫稿時，因為有截稿時間，我總是匆匆忙忙。而為書稿做採訪時，我有充分的時間和採訪對象相處、溝通。我選擇了幾個家庭，對他們進行多次採訪，比如，我對某位失去孩子的母親進行了五六次採訪，每次都是三四個小時。這樣做，採訪對象可以更多地了解我，也對我產生信任。他們會知道我是認真的。
我要獲得更多細節，也可以觀察幾年間他們的生活變化。我的寫作秘密就是這樣——多花時間採訪、多觀察。
穀雨：對遇難者家人的採訪，通常是怎樣的情形？
理察·勞埃德·帕裡：提問，然後傾聽。有的採訪非常難做，採訪對象會痛哭流涕，但有些家長很願意向我傾訴。我想，對於他們而言，某種程度上這也算是一種安慰吧。
採訪中，我會對他們的遭遇表示同情，有好幾次和他們一起落淚。但我也會保持理智，不能讓這些悲傷變成我的負擔。我是記者，我在工作，我把工作做好，才是對他們的最大的幫助。
穀雨：你提到，有些遇難孩子的家長拒絕了你的採訪，你有試圖說服他們嗎？
理察·勞埃德·帕裡：我的原則是，有禮貌的問對方是否可以接受採訪，如果對方拒絕，我再有禮貌地問一次，如果又被拒絕，我就放棄。
74名遇難孩子來自54個家庭，我也沒有打算採訪所有的家長。很多家長毫不猶豫地把他們的想法告訴我，表達他們的氣憤。
通常，孩子們在校比在家安全
穀雨：你在書中寫道，在日本，所有人都要為地震做好準備，那麼，誰來監督人們做了哪些準備？
理察·勞埃德·帕裡：建築公司要建造符合抗震標準的建築，如果不合標準，他們就觸犯了法律。法律規定學校要為自然災害做準備。一些公司、機構，也要為地震做好準備。
通常人們會各自做好準備。日本經常發生較大地震，在這裡生活的人們很容易獲得如何應對地震的建議，知道如何避免傷害。
穀雨：這是在海嘯中失去孩子的家長狀告政府的依據嗎？也就是說，孩子在學校，學校要為孩子的安全負責？
理察·勞埃德·帕裡：是這樣，遇難孩子的家長狀告當地政府，當地政府輸了官司。法官認為，當地政府在指導孩子應對海嘯事件上是失職的。
目前的進展是，地方政府對這個審判結果不滿意，向上一級法院提出了上訴，二審的判決和一審一致。當地政府繼續上訴，日本最高法院正在審理這個案件，最終的審判結果還沒有出來。
穀雨：書中的觀點之一是災難發生時，學生和老師待在一起會比和家人待在一起安全，為什麼？
理察·勞埃德·帕裡：這是災難後統計出來的結果。超過一半的遇難者年齡大於65歲，年齡越大的人遇難的可能性越大。
在這次災難中，總共有350名小學生遇難，其中75名死於學校，包括74名大川小學的學生。
通常來說，災難發生時，待在學校是最安全的，因為學校的建築更抗震，不易倒塌。學校也有完備的抗災方案，會經常組織學生演習。大川小學是個例外。
穀雨：在採訪調查之初，你是否意識到74名小學生的遇難和老師們做出的疏散方案有關，是學校的失職？
理察·勞埃德·帕裡：我的確是這樣想的，在調查採訪之初，很多家長也在做著類似的調查，希望知道真相。自始至終，書中瀰漫著這樣的情緒：悲劇是如何發生的。
海水把學校淹沒，他們唯一的生還方案是轉移到附近的山上，只需走5分鐘就可以到達，但他們沒有這樣做，這是非常糟糕的決定。
當地政府應該更擔當、更人性
穀雨：你在書中提到，海嘯後，遇難孩子的家長自己去挖屍體，政府和警方沒有派人做這件事情嗎？
理察·勞埃德·帕裡：地方政府、警察和日本自衛軍的士兵參與尋找屍體，但大概依然有2500人失蹤。官方決定停止搜尋，有些遇難者的家人堅持繼續尋找，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穀雨：有家長表示，倘若這場災難發生在城裡的小學，當地政府就會完全不同的態度，如何評價這種觀點？
理察·勞埃德·帕裡：是一位家長在一次公共會議上表達的觀點。他們的訴求沒有被認真對待，他很生氣。在他看來，如果同樣的災難發生在東京市中心的小學，會有很多人關注，結果就會完全不同。他說的有一定道理。
穀雨：為什麼大川小學校長、市政府一次次拒絕承認失職？
理察·勞埃德·帕裡：如果承認，他們就將承擔法律責任，面臨賠償要求。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這是官僚機構的本性。在日本，公職人員非常不願意承認他們的錯誤，非常固執己見。
穀雨：災難發生將近兩年後，當地政府成立了「大川小學事故核查委員會」，並於2014年，發布兩百頁的調查報告。你怎樣看待市政府的這次調查？
理察·勞埃德·帕裡：調查花了5700萬日元（約359萬人民幣），在我看來，這就是浪費錢。很多家長覺得調查結果不公正，調查報告中也沒有涉及新的內容。
假如從一開始，地方政府能夠更擔當、表現得更人性——災難發生後，及時坦誠地向遇難孩子的家長們道歉，一起尋找孩子們的屍體，一起悲傷，這個事件可能也不會發展到現在的局面。
穀雨：災難發生後，一定有家長懊悔沒有把孩子接回家，是否有心理醫生幫助他們減少自責呢？
理察·勞埃德·帕裡：並不多。災難發生後，只有一些臨時的心理安慰工作。同歐洲相比，日本的心理健康從業者很少。多數日本人比較排斥心理治療，他們更願意求助於朋友、鄰居、家人和社區的年長者。
對遇難者家人而言，真相是一種安慰
穀雨：74名遇難小學生來自五十多個家庭，其中的二十多個家庭一起狀告當地政府瀆職。是什麼讓家長們這樣做？誰在幫遇難者家長打官司？那些堅持打官司的家長目的是否一致，賠償金是其一麼？
理察·勞埃德·帕裡：家長們請了一位律師，這位律師也是志願者。
同英國人相比，大多數日本人並不喜歡打官司，他們認為打官司是非常富有攻擊性，甚至是非常暴力的做法。他們也只是在最後一分鐘，沒有其他選擇、無路可走的情況下，才求助於法律。
沒有一位家長是因為賠償金才打官司。因為起訴的同時需要提出相應賠償金額，所以家長提出了每個遇難小孩需賠償一億日元的要求。當然，有很多家長也認為，他們應該獲得這部分賠償金，因為災難令他們處於經濟困境。
他們打官司的最主要原因，是去尋求真相。他們希望他們的痛苦能夠被承認，希望那些有過錯的人能夠認錯。真相對他們而言是一種安慰。他們也希望這場災難帶給後人一些教訓，讓自己的孩子不白死。
穀雨：其他家庭為何保持沉默？
理察·勞埃德·帕裡：我想，他們有各自不同的原因。
打官司需要很多能量和精力，有些人失去了孩子和家園，生活舉步維艱，沒有那些力氣了；有些人不相信官司會贏，因為自然災難發生了，他們不認為學校和官員有過錯。
穀雨：你寫這本書用了多長時間？
理察·勞埃德·帕裡：我從2012年底開始寫作，到2018年出版，用了將近六年的時間。當然，這期間，我有份全職工作，工作之餘做採訪、調研。在集中寫作的那18個月裡，我陸續請了八個月的假，得以完成這本書。
穀雨：除了《海嘯幽靈》，你的另外兩本非虛構著作包括《瘋狂之時》和《誰來吞噬黑暗》。其中，《誰來吞噬黑暗》先後被提名塞繆爾·詹森獎和奧威爾獎。你是如何從日常報導到對非虛構寫作產生興趣的？
理察·勞埃德·帕裡：我的工作是為報紙寫報導，但是報紙刊載的字數有限，寫得最長的是7000字左右。多數情況下，我只用寫幾百字的報導。有些故事根本沒法寫清楚、寫深刻。
寫這些非虛構作品的動機是：我有一個故事，我需要用很多的文字去講這個故事，並且，這些故事是給那些真正明白其價值和意義的人講的。
穀雨：哪本書對你寫作《海嘯幽靈》產生重要的影響？對想從事非虛構寫作的年輕記者，你有哪些忠告？
理察·勞埃德·帕裡：美國作家約翰·赫西的《廣島》對我寫作《海嘯幽靈》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要寫出好作品，首先要多看書，看好書，並且在看書的過程中，分析這些書為什麼寫得好，好在哪裡。
對於非虛構寫作者而言，除了看非虛構作品，多看小說、詩歌也很重要，可以從中學習寫作的結構和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