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天下】觀察者網專訪文一(上)|諾貝爾獎為什麼不頒給鄧小平?

【觀察者網蘇堤/採訪整理】

【這是6月25日「觀天下講壇第七期」文一教授講座前，觀察者網對他的專訪。相信很多讀者已經熟悉了他關於中國工業革命方面的觀點（參見文一教授觀察者網專欄），於是，我們的採訪試著問一些「周邊」輕鬆話題。

但最終還是沒有輕鬆起來，依然乾貨滿滿。採訪全文共2.9萬字，分上、下兩部分發布，本文為上篇。期望讀者朋友們喜歡。】

文一接受觀察者網專訪 攝像|王可蓉、範唯。

「制度這麼糟經濟增長卻這麼快」 中國對全球經濟學家都是謎

觀察者網：你在美聯儲這樣的美國半官方機構工作，怎麼想起了研究中國工業革命的秘密？

文一：在美聯儲（聖路易斯分行）工作，機構對我們的要求是首先成為一個好的研究者，一個能夠發學術性文章的經濟學家，但是研究的方向可以自己決定。我可以研究美國的經濟，也可以研究中國的經濟，我可以研究宏觀經濟，也可以研究微觀經濟，他們不會幹涉的。

一般在海外的華人經濟學家，多數時候還是跟著美國的學術體制走，跟美國研究問題的潮流走，要發文章，要拿終身教授，就要在美國比較熱的話題上有所建樹。

比如說金融危機在美國就是很熱的話題，目前是宏觀經濟學的研究主題之一。發展經濟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因為中國崛起，也使得中國問題開始成為發展經濟學很熱門的領域，但還不是宏觀經濟學的主要話題。

我是做宏觀經濟學一般理論研究的，以前就很少關注中國問題，但是因為後來有機會回國到清華教書，才逐漸開始關注中國問題。

一般我們海外訓練的經濟學家，思考任何經濟體的經濟問題都是按照教科書那套理論來思考的。教科書很簡單，就是說市場一定是配置資源的最有效方式，因此任何一個經濟體，必須全部是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有限政府，經濟體才能良好運作。政府是有限政府，是不應該幹涉經濟的。

甚至我們教科書裡的經濟模型更簡單，政府就是一個白吃白拿的角色，對於經濟完全是一個負擔，因為它不創造產品，因此這模型裡面不可能有什麼產業政策，有的只是為了滿足政府消費而存在的稅收政策，而且這些政策都是扭曲經濟的，在白吃白拿的基礎上雪上加霜。

所以說實在的，用這樣的經濟模型訓練出來的經濟學家，到非洲、到拉美、到中國，給出的建議都是一樣的：政府靠邊站，不要瞎折騰，一定要限制自己，退出對經濟的一切幹涉，不要搞什麼產業政策，讓市場自己運行，經濟就自然會發展起來了。

用這種模型訓練出來的我們這些經濟學家，到中國以後，看到中國政府主導這麼多產業政策，到處招商引資，做這麼多所謂的發展規劃，還有這麼多國企，所以任何西方訓練出來的經濟學家的第一反應就是，這個經濟體制非常糟糕，這個經濟十分扭曲，一定發展不起來；如果發展起來了，那一定是政府亂投資製造的「振興假象」，不趕快放棄這些計劃經濟的尾巴轉而徹底模仿美國體制，馬上就會垮。

你問他哪裡扭曲，他就說你看看貧富分化，你看看貪汙腐化，你看看環境汙染，你看看下崗工人，你看看假冒偽劣產品，你看看醫鬧和高企的房價等等，這些不是扭曲還是什麼？但是如果你反問到，那為啥這些現象在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期間到處都是、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就啞口無言了。

而且你問為什麼這麼糟糕的體制下中國目前還沒有垮，他就只能說快了。但是他不會因為你的這些反問而開始反思自己的理論是否正確，卻偏偏就是堅信一定要把這些問題歸結為你的政治制度問題，認為如果你按照他那一套理論進行改革，這些問題都可以去除。

更為關鍵的是，人們就會反問你們這些相信西方制度才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的經濟學家，既然你們認為中國制度這麼糟糕，怎麼中國經濟增長得這麼快？那些採納了西方制度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為什麼不增長？對我們這些西方訓練出來的經濟學家來說，這一直是個迷。

美聯儲大樓

中國崛起這個現象就同佔統治地位的西方經濟學理論之間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一方面大家覺得中國既不是西方的民主制，又有很多計劃經濟的身影，政府到處幹涉，還有這麼多的國企，還到處都有黨組織，還學馬克思主義，從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原理來講，這是最糟糕的經濟了。

但是恰好是這樣一個經濟，增長卻最快，而且快到令世界驚訝的程度，而且現在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影響非常大，連美國制定貨幣政策都開始覺得要考慮它的影響。

這個矛盾怎麼解釋？如果非要按照西方經濟學來解釋，唯一能夠說的就是中國之所以發展這麼快，就是改革開放以後引進了市場，引進了私有制，現在市場化還不徹底，因此如果進一步引進私有制，政府進一步退出，經濟會增長更好，以前GDP年增長10%，以後會20%

但這個解釋是有問題的，很片面。菲律賓引進市場和西方政治制度比中國的改革開放歷史還悠久，它是美國的殖民地，美國的全部政治體制都可以強加給它，為什麼菲律賓經濟沒有我們好？伊拉克、利比亞、阿富汗也是按照美國的方式改變了制度，但沒有中國發展好。

拉丁美洲獨立建國搞私有制的歷史比中國長多了，目前主要只能依靠出賣農產品和自然資源。 羅馬利亞、烏克蘭、俄羅斯改革開放依舊接受私有制比我們徹底，國企全部私有化了，為什麼它沒有中國這樣的經濟爆發力？俄羅斯把計劃經濟全盤否定了，國企全部私有化了，今天如何？

烏克蘭以前也是工業強國，能生產航母和大飛機的國家，這些都是需要完整工業體系才能生產，不是一個馬雲就能生產出來的，但是烏克蘭現在淪落到主要靠出口農產品和自然資源了，當然還有一些當年計劃經濟時期發展起來的軍工產品，吃老本，也快淪落到一個第三世界國家了。

所以這些問題是西方經濟學理論回答不了的。因此，如果說中國進一步把國企私有化，把土地私有化，政府全部退出幹預，中國經濟恐怕不是會更好，而可能會坍塌。

因此，我們可以反過來思考，中國之所以改革開放經濟搞得這麼好，可能恰好是因為沒有全盤接受西方這套理論，沒有讓一切東西市場化，沒有讓一切東西私有化，政府沒有退出一切領域。這個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這樣來解釋中國的奇蹟，我們就需要新的經濟理論。所以這方面我覺得林毅夫他是一個旗手。他是長期以來反對全盤用西方經濟學來指導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張提出自己的一套理論，這不太容易。他的聲音在中國是少數派，學過西方經濟學訓練的人心底裡對林毅夫是不服氣的。但是美國好多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卻推薦他的著作。

球型雞沒有腦袋沒有翅膀 已經不是雞了

觀察者網：你在美國拿到經濟學博士學位，又在美聯儲工作這麼多年，也是接受西方經濟學理論訓練過的，如何發生思想轉變，意識到這套理論的不足的呢？

文一：我以前也是相信西方經濟學那一套理論的。2008年，我回國到清華大學教西方經濟學，給博士生開宏觀經濟學課程，一開始也就講的這些西方的經濟理論，從各種宏觀經濟學模型的建立和推導以及這些模型背後的歷史演化，自認為把這些理論講解的很透徹。

雖然我一開始就強調了宏觀經濟學理論的歷史演化，從亞當斯密，到凱恩斯，到阿羅德布魯一般均衡，到弗裡德曼的貨幣理論和永久收入的消費理論，再到盧卡斯的理性預期革命，再到新古典的實經濟周期理論，再到新凱恩斯主義等等，但是我當時還是沒有很好的意識到，這整個理論體系和發展思路後面的最為根本的假設和由這些假設帶來的後果。

比如這些理論背後的根本假設之一就是，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最有效方式是天然存在和自動有效運作的，如果有各種阻力和摩擦力，都是制度和政府帶進來的。這是不對的。

第一，如果市場這麼靈光，為什麼會存在企業？而企業內部的資源配置不是靠市場機制，相反是依靠指令性計劃經濟和團隊合作的。企業的老闆和公司的CEO恰恰就是依靠一套行政組織和管理體系來制定企業計劃和配置各種資源的，裡面根本沒有市場機制。

第二，市場本身是一個公共品，不是天然存在的，它是被集體力量創造出來的。市場的三大基石是政治穩定，社會信任，和基礎設施，而這些都是強大國家力量創造的。這三個因素決定了市場的大小和形狀。比如中國目前在馬來西亞投資興建的皇京港，一旦建成可以立馬改變馬六甲海峽地區的市場動力學和時空結構。

第三，市場不會自動有效運作，需要強大的外部規範和監管。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強調要政府放下看不見的手，一切讓市場來

第四，市場是有內部結構的，也是不斷變化的。市場和政府不必是對立的，而是可以相輔相成的，只有在新自由主義西方經濟學理論裡面它們才成為天然對立的東西。

換句話說，西方經濟學不僅假設市場天然存在並自動有效運作，是與政府對立的東西，而且假設它沒有任何內部時空結構和動力學，與所交易產品的性質無關，只是供給與需求相遇並產生均衡價格的地方，就像牛頓的絕對時空，只是物體運動的空洞場所。而市場的大小就完全是由廠商的供給能力或產能決定的，在所謂一般均衡下供給有多大，市場就有多大。

但是愛因斯坦發現時空本身並非一個空洞的容器讓物質在裡面運動，而是時空本身就是物質和能量的一種形式，也有產生、變化和滅亡的過程，有物理結構，可以彎曲，是物質和能量的表現形式，是與物質的存在和運動方式相互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市場也類似，它不只是商品交換的空洞場所，它本身就是一個有內部時空結構的動態的公共產品，既不免費也不自由，是需要被創造出來的，而且創造市場的成本十分高昂，需要國家力量的介入，也需要商人和企業同心協力一起合作才能夠被創造出來。

市場有生命，是變化流動的，會熱脹冷縮，會彎曲，有一個發育過程，不同市場間相互疊加，有不同的發展階段和發育順序。不同產業和工業結構以及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所需要的市場和其結構是不一樣的。而且市場本身需要一系列監管條例才能夠有效存在和運作，否則會阻塞、消失、失靈和坍塌，會充滿假冒偽劣產品。

市場的有效運行除了一系列法律體制以外還需要高度的政治穩定和社會信任甚至道德情操，否則市場交換很難發生和維持。這些都需要國家力量才能提供。

為什麼人類遠古文明和商貿繁榮都在政治穩定的沿河流域產生？因為在人類生產力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前，河流是天然基礎設施，否則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你如何搞貿易，哪裡有市場？沒有市場如何實現分工？如何提高生產力？私有產權和言論自由與這種市場缺乏有一毛錢的關係嗎？

比天然河流更高一級的基礎設施是古代絲綢之路和人工運河，需要國家力量去創造，才能夠形成農業文明。在往上就是全球航海通道、沿岸通商口岸和殖民地。

這樣一來才能夠理解工業革命當年為什麼會發生在國家能力強大的歐洲而不是國家能力虛弱了的亞洲；為什麼首先發生在英國，而不是西班牙、荷蘭和法國；為什麼美國後來能夠取代英國，而不是法國和德國取代英國。

這是因為當年的英國最擅長動用國家力量來為本國製造業創造全球市場、原材料殖民地和商業網絡，而後來美國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通過學習英國而超過了它。

這樣一來能夠理解「一帶一路」的偉大戰略意義，能夠解釋為什麼缺乏強大國家能力和工業化意志的小農市場經濟和私有產權，不可能自然而然產生工業化，和為什么正確的產業政策很重要。

市場的發育和培育有一個邏輯順序，即從鄉鎮企業（工場手工業）小商品市場，到勞動密集型規模化輕工業產品市場，再到資本密集型大型重工業產品市場，再到現代金融市場，其需要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也相應地有一個按順序發育和創造的過程。

這樣才能夠理解為什麼英國工業革命之前有一二百年的鄉鎮企業繁榮作為起跑期和孕育期（當年的美國和日本還有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都是如此，雖然時間可以大為縮短），為什麼一個國家需要有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才能夠完成工業化，進入福利社會。

我對這些東西的理解是通過認真思考中國的經濟發展歷程以後，尤其是通過閱讀西方國家的工業化歷史之後，才產生的。

而在這之前，我接受的訓練是黑板上的經濟學，是做習題做出來的。我經常打這樣一個比方。物理學家本來是研究物理的，但是你要他用它知道的那一套工具去描述生命，去研究一個活生生的雞，那物理學家只知道牛頓力學和微積分，他能夠做的就是假設這個雞是球形的，球形是能夠滾動的，他的數學工具正好可以研究球體的運動力學。但這個球型雞沒有翅膀，沒有腦袋，那還是雞嗎？已經不是雞了。

但是只有在這樣的荒唐假設下，物理學家才能用上他那些工具，可以求微積分，可以求偏導、一階導、二階導，但是那已經不是雞了。

活生生的雞如果假設成球型雞來做研究，那已經不是雞了

因此你可以想像，當美國高校經濟系招收博士生基本只看你大學期間的數學成績的時候，培養出來的經濟學家是如何的脫離實際世界。

經濟現象遠比人體複雜，但是一個在醫學院畢業的醫生還要經過好多年的人體解剖和臨床實習才能夠給病人看病，即便這個時候還嫩得很，一個學數學的學生在黑板上經過幾年微積分和隨機數據分析就能夠成為影響一個國家生死存亡的經濟學家，有多麼的可怕。

別說經濟和生物醫學這麼複雜的現象不能僅僅在黑板上玩一點數學，就是工程也不是這樣的。你讓一個拿到數學好的學生去建一個高樓和橋梁試試，一分鐘不要就會垮。

因此，我們現在這個經濟學理論，是數學家在象牙塔裡搞出來的經濟學理論，已經不是經濟了，雖然裡面的名詞是在說GDP。這個GDP裡面沒有產業結構的演化，沒有市場的開拓與創造，沒有國家能力，生產的東西是棉花還是鋼鐵不重要，因為相互間總是可以代替或通過市場交換來轉化的，進出口不需要國家信用和美元，直接向國際金融市場發行國債就行了。開玩笑！

毛澤東建國時、鄧小平改革開放時去哪個國際金融市場發國債籌錢？你以為孫中山提出個「三民主義」就能到國際上籌到錢了，估計還沒有李鴻章籌到的多。要能夠隨便發國債，蔣介石當年逃去臺灣時就不用帶走那麼多黃金了，大英帝國也不需用海軍和鴉片戰爭來平衡英中貿易赤字了。

因此這個模型無法解釋當年甲午戰爭日本為什麼能夠打敗大清國。因為清朝只能夠生產棉花，而日本能夠生產鋼鐵。

所以這樣的經濟理論到了非洲一搞，就把人家經濟搞垮了。到俄羅斯一指導，俄羅斯就癱瘓了。所以我經常說幸虧鄧小平搞改革的時候，沒有海外華人經濟學家在美國混得很好，或者拿個諾貝爾經濟學獎，要有的話麻煩了，因為他們一回來指導中國搞改革，中國不會有今天的。

但這不是說，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裡面所有的東西都沒有價值。比如它提出了很多有用的概念，還有對宏觀經濟指標的量化測量等等。但是這個理論框架即便有其現實意義的地方，其假設條件也主要是反映戰後發達國家進入福利社會以後所面臨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學問題的，而不是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學問題的。我們去搬來用是牛頭不對馬嘴。

何況它的很多基本假設都是火星上的，是為了適合數學工具而做出的。因此這一套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一流學術雜誌上發表的東西，可以說90%以上的內容有問題，那些公式和模型政治家懂不了，工程師懂不了，商人懂不了，馬雲懂不了，任正非懂不了，比爾蓋茨也懂不了，那這個還是關於現實世界的經濟學嗎？肯定不是了。

裡面的企業都是一些「球形雞」，現實中不存在。科斯在去世前指責這些經濟學理論為「黑板經濟學」，是有深刻道理的。

所以現在經濟學發展到這個地步，這些主流的經濟學理論既不能解釋中國的經濟奇蹟，也不能解釋人類歷史上的工業革命。

這就是我為什麼花很多時間來研究西方工業化歷史的原因。因為只有理解了西方的工業化歷史和工業革命，才能反過來理解中國的奇蹟；相反，理解了中國的奇蹟，反過來又能幫助我們理解西方的工業化歷史和工業革命。

新制度經濟學無法解釋現實和中國崛起

觀察者網：新制度經濟學的一些理論在中國可謂深入人心，比如美國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出的《國家為什麼失敗》那本書，在中國一度很流行，其作者之一阿西莫格魯接受國內媒體採訪中，就暗指中國是榨取式的政治制度，不是西方眼裡的包容性政治制度，所以經濟增長缺乏可持續性。不過，在你看來，他們關於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增長的解釋框架，並不能解釋中國？

文一 ：讀了西方國家工業化歷史之後，才會發現英國之所以是第一個開啟工業革命的國家，不是現在經濟學理論裡說的因為有了很好的私有產權和智慧財產權保護、法制和自由貿易，也不是因為有了光榮革命和君主立憲，不是的。

中國古代的土地私有產權比產生工業革命的英國要好，智慧財產權保護也比文藝復興後的歐洲要好，要不為什麼唐詩宋詞能夠源遠流長保存下來，當時的詩人做完一首詩以後根本不用申請專利馬上就可以在民間流傳，沒有聽說那個皇帝和官吏利用手中權力把版權佔為己有。

但是這樣良好的私有產權保護產生工業革命了嗎？反過來，美國在十九世紀的工業化時期，幾乎所有工業技術都是剽竊英國的，書店裡充滿了從歐洲和英國盜版的小說和書籍，市場上流行著成千上萬種假鈔，號稱原裝進口的歐洲藥品好多是在美國農村作坊利用歐洲製造的藥瓶填充假冒偽劣材料以後再貼上假的標籤到市場上出售的，哪有什麼智慧財產權保護？

而且這是美國歷史上進口關稅最高的一個世紀，但卻也是美國爆發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世紀。

英國工業革命啟動的時候，當時的法制是非常笨拙的，人權狀況糟糕，市場也不是我們想像的自由的市場，而是非常貿易保護主義的。

比如美國著名經濟史學家默克爾（Mokyr）指出，在工業革命前夕和初期，英國社會幾乎沒有什麼法律和秩序來保護工業財產和人權，而是充斥著大量的搶劫和偷盜，以及由經濟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動。沒有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那樣的專業警力，法庭系統也笨拙而昂貴，並充滿了不確定性和不公。

因為沒有官方正式的法律執行機制，整個英國依賴著民間殘酷懲罰的威懾效應維持治安。懲罰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預防大多是民間自己實施的：超過八成的犯罪懲罰是由被害人私下實施執行的。

圖為英國光榮革命時期，1688年威廉王子登陸英國。1869年威廉成為英國國王，君主立憲制確立。

西方國家成功實現工業化之後，通過世界大戰成為世界霸主之後，就開始神話自己的歷史。其實君主立憲對工業化的開啟並不重要，君主立憲之前和之後，英國對私有產權的保護力度和人權狀況並沒有什麼變化，而且在英國光榮革命以後，販賣奴隸的生意才達到頂峰，掠奪老百姓使用公共用地權利的圈地運動才達到頂峰，貿易保護主義更加變本加厲，對外戰爭的頻率更加高漲。

所以根本不是光榮革命、君主立憲、產權保護和人權帶來了工業革命。而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在重商主義的國家發展戰略主導下實施的全球市場創造和殖民掠奪，尤其是對紡織品全球市場和棉花原材料殖民地的開拓，才刺激英國商人集團和企業家扶持英國鄉鎮企業和最終採用機器來規模化生產紡織品並傾銷到全世界，才使得這樣的新興生產方式變得可能和有利可圖，並能夠在競爭中擊敗所有歐洲其它國家和商業對手，比如西班牙、荷蘭、法國、德國、比利時等國。

而且只有這樣扶持起來的規模化製造業才能夠為大英帝國的巨大基礎設施建設、國防與戰爭開銷以及所向披靡的海軍提供源源不斷的財政支持，才能形成戰爭-貿易的正循環，才能夠從全市界落後國家換回在歐洲市場具有暴利的農產品，比如蔗糖、香料、茶葉、絲綢、陶瓷等等。

所以，新制度經濟學沒法解釋英國的工業革命。因為制度是內生的，是建立來保護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成果的，而不是前提和原因。

而且西方歷史上好多所謂私有產權保護法的形成和實施，都是以一部分人獲利和對另一部分人的產權剝奪為前提條件的，比如美國的獨立和人權宣言，事實上是保護少數美國白人殖民主義者和精英對全體美國印第安人的掠奪和黑人的奴役的權利的宣言，英國歷史上的圈地運動，是一場商人資本集團對下層廣大農民公共用地的赤裸裸的剝奪運動。

即便是惠及廣大人民的制度建設，其成本也十分高昂，維持它運轉的成本更高，因此不可能一開始就被建立起來，一定是被迅速增長的貿易、工業化、和各種市場問題與安全需要倒逼出來的，尤其是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推進和當國內勞動力變得稀缺之後。

因此美國著名經濟史學家麥克勞斯基（McCloskey）針對美國新制度經濟學目前的領軍人物阿西莫格魯（Acemoglu）的理論毫不客氣地評論到：「往小了說，Acemoglu對歷史的每個重要的細節都令人遺憾地搞錯了，往大了說則是整個（理論）都是謬誤。」

而且美國兩位著名理論經濟學家戴維•拉維和米格裡•柏遵（David levine and Michele Boldrin）才指出阿西莫格魯關於經濟發展和工業革命的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不過是，「同語反覆」，玩弄概念，結論都在假設裡(參見文一《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第五章)

正因為制度沒法解釋工業革命，很多歷史學家才不認同這套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因此這使得有些西方歷史學家走向另外一個極端，認為之所以在英國爆發工業革命，而不是在中國或者印度，是因為英國的煤炭資源很多，因為工業革命需要新能源。

在我看來，這個解釋也不對，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才開始爆發一場工業革命或複製英國工業革命不是因為煤炭開採成本突然降低了。

而且，英國最早的工業革命不是從煤炭蒸汽機開始的，而是從紡織業開始的，紡織業的原材料是棉花，而歐洲沒有任何國家生產棉花，所以也不是因為棉花產量高就產生工業革命。

英國的棉花是從殖民地運來的，因此一定是歷代英國王室用皇家海軍開道，為它創造了全球的棉花殖民地和原材料供應鏈，發明了使用大量奴隸種植棉花，也為本國後紡織品開闢了巨大的世界市場，這才能支撐英國企業採納紡織新技術，進而刺激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爆發。第一次工業革命產生了的巨大物流運輸和商業繁榮使得原始運河和馬車道以及自然動力供不應求，才產生對新能源和新型交通基礎設施的巨大需求，這才又刺激了煤炭-鐵路-蒸汽機的這個工業「三位一體」的發展，從而引爆第二次工業革命。

我覺得這個理論才是對的。市場是個公共品，需要國家力量去創造。而英國皇室的動機就是要避免「貧窮落後就要挨打」的命運，為了贏得戰爭，必須贏得與歐洲列強的商業競爭，而商業利潤可以資助戰爭，通過戰爭又才能夠獲得和創造更多的殖民地市場和壟斷全球貿易。這個過程啟動了重商主義國家發展戰略和全球市場開拓，以及相伴隨的制度建設，也刺激了科學研究與技術發明，從航海需要的天文知識到發射火炮需要的彈道軌跡的數學研究，等等。通過戰爭拓展貿易，又通過貿易支付戰爭這一哺育近代資本主義和大工業發展的正循環，從十六世紀開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才告一段落。

研究中國經濟問題還沒有進入美國西方經濟學主流

觀察者網：《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這本書英文版出版一年了。美國經濟學術圈是什麼樣的態度？接受或者批評了您的觀點嗎？

文一 ：研究中國經濟問題還沒有進入美國西方經濟學主流。雖然發展經濟學是經濟學一個很大的分支，但是發展經濟學自己也因為套用主流經濟學研究範式而衰落了。

它目前為止還沒有找到一個很好的範式來研究經濟發展問題，以前一直沿用宏觀經濟學的增長模型被證明是沒有出路的，過去一二十年比較流行的範式是新制度經濟學，但是這套理論也有很多問題。

我的《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這本書就是企圖用中國崛起這樣一個震撼全球的偉大歷史事件對新古典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進行反思和批判。

這本書出來以後在美國並沒有引起轟動，它畢竟是一本比較嚴肅的學術著作，讀者範圍有限。不過也還是得到一些關注。

比如2015年我把書出版之前的英文初稿掛在網上，沒有想到很快就有反饋，收到過來至歐洲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的一些經濟史學家的電子郵件，表示高度認同我的觀點，還收到過一名學者在我辦公室電話上留言，誇獎這本書的初稿，還建議我多使用一些小標題突出書裡的一些富有創見的基本觀點。

這本書也被美國高校一些學者放進了他們博士生課程的閱讀材料清單裡面，比如我知道紐約大學和霍普金斯大學政治學系和社會學系的兩位教授就把我的書列為學生必讀資料，華盛頓大學的著名宏觀經濟學家Costas Azariadis、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著名宏觀經濟學家Roger Farmer都對我這本書高度讚賞。

加州大學貝克萊大學的著名經濟學教授，布拉德•狄龍（Brad DeLong），在書出版半年前的2015年年底，就在他自己一個非常有影響的博客裡面，把我這本書稿列為經濟學界的必讀材料（參見http://equitablegrowth.org/equitablog/must-read-wi-yen-the-making-of-an-economic-superpower-unlocking-chinas-secret-of-rapid-industrialization/）。他甚至也主張美國也應該放棄意識形態，用實用主義的方式去發展美國經濟。

香港的幾個大學圖書館都已經收藏了我這本書的中、英文版本，而且今年5月份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還特地邀請我去給他們每年舉辦的新書專場討論會做了講演。另外早在2015年10月份，美國的一個著名網頁Bullfax.com在新聞欄目把我這本書的初稿列為必讀材料（參見http://www.bullfax.com/?q=node-things-read-your-late-afternoon-procrastination-october）。

我的書出版以後的一年多期間，到目前為止我已經應邀在美國的一些學術機構，包括世界銀行，美聯儲，羅格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和孔子學院，聖母大學商學院等對這本書的內容和觀點做過10來次講演。

但是，坦率來講，新古典經濟學、新自由主義和以這個為理論基礎的新制度經濟學目前仍然在美國學術界、政治界、意識形態界佔統治地位，很難撼動它。我想在國內恐怕也是這樣的。對這些主流理論的局限性的認識只有通過學習西方工業化歷史來獲得。

華人經濟學家在海外影響並不大 但將會改變

觀察者網：中國崛起對全球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我們也時常會看到一些華人經濟學家影響力的排名，比如Idea&Repec，包括您、林毅夫、魏尚進、鄒恆甫等在內的華人經濟學家在列。據你在美國多年的觀察，華人經濟學家這些年在海外經濟學圈的影響力與中國經濟的表現，還有落差？

文一：總的來說，華人經濟學家在海外全球經濟學術圈的排名不高。

目前比較常用的排名是國際經濟研究資料庫RePEc（Research Papers in Economics)的排名，它是根據已經註冊的全球32600餘名經濟學家的發表的文章、文章的引用率、點擊率等30多個計算標準加總得到的一個排名，雖然在這個排名中華人進入全球前5%的人有那麼十來個，但是總體排名並不靠前。

RePEc2017年按國別中國經濟學家排名。僅做參考。

當然也要知道任何排名都是有缺陷的，比如並非所有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排名都一定很高，也並非所有排名高的經濟學家就一定很優秀，有可能僅僅是文章發得多或點擊率高，但是缺乏有分量的文章和原創性貢獻。

這個RePEc裡面按在中國任教的華人經濟學家裡面排名最高的可能是魏尚進和鄒恆甫。但是也有一些優秀的華人經濟學家在這個單子裡面排名較低。因此這個排名的準確性如何還不知道。

也有的華人並沒有把自己的檔案放在裡面，所以沒上排名，比如說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的錢穎一，費城濱州大學的方漢明，濱州州立大學的石壽永，耶魯大學的陳曉紅，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朱曉東，南開大學的白聚山，香港科技大學的謝丹陽，普林斯頓大學的熊偉，上海交通大學的周林，上海財經大學的田國強，上海復旦大學的王城，等等。

他們中有些可能是沒有在國內任職或是國內任職學校在時間分配上的權重很低，因而沒有排上名次。比如我自己去年把清華大學在我任職的權重加強以後就被排到了第8位，同時因為把美聯儲的權重壓低了，所以我在美國的排名就下降了。

無論這個排名是否客觀，總體來說華人在海外做西方這套經濟學研究的遠遠比不上印度人，也比不上韓國人。當然這可能和改革開放的歷史短有關係。印度是英國殖民地，早就開始接受西方經濟學訓練，印度人裡面有得諾貝爾獎的。

另外，有潛力得諾貝爾獎的日本人也有。但是從對發展經濟學這個學科的影響力來看，前世界銀行副行長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的影響恐怕是最大的，至少是亞洲和所有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的。他的書和專著獲得了很多諾貝爾獲獎者的強力推薦，這在其他華人經濟學家裡面恐怕還沒有。

從中國經濟體量的發展趨勢來講，我同意林毅夫的判斷，一個國家研究經濟學的水平和其經濟學家在全球的地位，與這個國家的經濟地位有很大關係。

林毅夫認為，隨著中國經濟崛起，中國會出研究中國問題的全球經濟學大師。

比如說當年工業革命最早是從英國開始的，英國處於經濟發展的前沿。經濟發展起來之後有資金來資助經濟學家做研究，研究的英國經濟問題都是等同於經濟學的前沿問題，所以當時經濟學做的最好的人是英國人（包括蘇格蘭人）。

這個趨勢從18世紀開始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當然歐洲大陸由於19世紀經濟的崛起也出了很多優秀經濟學家。後來經濟中心轉移了，特別是二戰以後，轉移到美國了，因此美國經濟學家開始人才輩出了。

這不僅與美國發達以後對經濟學研究的資金投入有關，更與美國作為全球的經濟主宰地位有關，使得美國那些哪怕是雞毛蒜皮的經濟現象和問題也被視為經濟學的前沿問題，美國的經濟學雜誌統治了全世界。美國的高校也把全球對經濟學感興趣的人才吸引過去了。這樣美國能不成為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嗎？

那麼今後全球的經濟中心除了美國還有中國，中國的經濟問題就就成為世界前沿問題，比如中國崛起這一歷史事實本身就會是一個很大的研究課題，是人類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最為壯觀的全球性歷史事件，它將極大地改變西方和東方自文藝復興尤其是17世紀以來對很多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問題的看法。

中國的獨特政治體制也會刺激很多的前沿研究與成果。中國的經濟政策也是一樣，比如今後人民銀行調息立馬會對紐約和法蘭克福股市產生巨大影響，對世界油價和其它國家的資本流動產生影響，因此中國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經濟發展模式，宏觀經濟學問題，微觀經濟學問題，都可以成為世界前沿經濟學課題。

甚至中國最低工資政策這樣的不足掛齒的問題也會自然成為全球關注的重點，而英國的東西，哪怕是英國的國計民生，就不會有人關注了。

因此按照林毅夫的看法，全球最好的經濟學家也會在中國大批出現，因為他們得天獨厚地擁有全球最重要的經濟學課題。而他們創造出來的研究方法就會是大家效法的榜樣。這些方法對英美的傳統方法會有一些繼承性，但也不完全是，一定會有中國人自己的創新。

更關鍵的是今後全球的各種經濟學獎都可能是由中國基金設立、由中國人來決定頒發的。

一句話，今後很多東西，一方面有人類文化的共性和繼承性，另一方面也有經濟力量的巨大影響，越來越多的事情會是中國人說了算，就像19世紀是英國人說了算，20世紀是美國人說了算一樣。

在美國大學經濟系的外國人中，拉美經濟學家最牛

觀察者網：你剛剛提到，中國經濟體量非常大，但是中國在國際上還沒有特別知名的經濟學家，有也是鳳毛麟角。反而是拉美這些國家經濟比較差的國家，出了很多優秀經濟學家，為什麼？

文一：如前所說，目前世界上佔統治地位的經濟學是美國經濟學，這個經濟學有極大的美國特色，它不像數學、物理學和化學等人類共享的客觀知識。

經濟學並非一門嚴格的科學，而更像是偽科學，有相當強的主觀性、偏見和意識形態色彩，內部也拉幫結派，宗派林立，互不買帳，以至於持完全相反論點的兩個經濟學家可以分享同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在自然科學界是不可能發生的，但是在經濟學領域就常常如此。

經濟學使用的工具顯得很科學，用了很多數學，但是裡面的假設卻十分不科學，無法驗證，很多假設根本不是從觀察到的現象出發，而是為了解釋作者希望解釋的某個現象而量身定做的，或捏造出來的，只要能夠基於這套主流經濟學研究範式，通過這些奇怪的假設，推出所希望解釋的現象，就認為是成功了。

好比我們為了用基督教這個範式來解釋為什麼月球上沒有生命，就假設上帝不喜歡在星期天工作，而按照聖經他在地球上把人造好之後，已經是周末了，因此它老人家沒有時間在月球上創造生命。

另外一個經濟學家提出不同意見，說其實不是這樣，而是上帝根本就不想在這樣寒冷的地方造人，因此也沒有必要在那裡創造使人賞心悅目的其它生物。結果這兩個理論都同時獲得諾獎。

經濟學的基礎框架是效用最大化，即原子般的個體對有限資源進行排列組合，通過市場交換和自由選擇獲得最大幸福感。在類似這樣的基礎上大玩數學，沒有一個很客觀的社會歷史背景和經濟結構，沒有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沒有國家生存戰略和地緣政治格局，沒有文化軍事霸權和技術壟斷，沒有國家機構和行政網絡，沒有國家信用和基礎設施。

也就是說，這個理論是假設在給定效用函數、技術條件、市場結構下面談資源是如何配置的，但是真正值得研究的經濟發展問題往往是倒過來，是研究一個經濟體如何在給定資源條件下，考察人們的效用函數（消費價值觀）如何演化，技術如何進步，市場結構如何升級，等等。

而且目前這套經濟學理論的標準是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各個資本主義工業國進入福利社會階段以後，按照歐洲人和美國人的口味定的，比如是否符合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新制度經濟學這些個流行意識形態而定的。

比如有一個不太被外行人知道的事實是，即便在這些火星上才具備的條件下運行的經濟體系中，如果沒有任何摩擦和阻力，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一樣有效，所達到的資源配置結果是一樣的，等價的。而且一旦有了摩擦和阻力，計劃經濟往往會比市場經濟更加有效。這是福利經濟學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證明了的。

但是既然計劃經濟這麼好，為什麼被這套理論訓練出來的人總是說市場經濟好，計劃經濟要不得呢？他們會說計劃經濟只是在一個理想狀態下才有效，而現實世界是很不理想的，因此只有市場經濟才是最適合的。這有點奇怪，怎麼一回到這個問題他們就開始強調現實與理想的區別了呢？

但是一旦指出它們模型裡面的假設都是太過於理想化時，他們就說那是科學的方法，需要抽象。既然抽象的條件下得出計劃經濟更有效，為什麼又要強調現實中的條件很不理想，因此只有市場才是配置資源最有效的手段呢？

比如芝加哥大學宏觀經濟學泰鬥盧卡斯求解模型時，最喜歡用計劃經濟手段來求解，假設有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在配置資源。獲得最佳資源配置的數學解以後，再反過來按照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去理解市場機制如何實現同樣的資源配置。但是一但回到現實的非理想條件中，他就說只有市場才是配置資源最有效的手段，計劃經濟想都別想。

我們宏觀經濟學家在北美都是這樣被訓練出來的，在模型裡用計劃經濟，在現實中強調市場經濟。

而且在這些廣泛使用的抽像數學模型裡面，都已經暗含了政治是穩定的，社會是安全的，軍事和文化霸權是不存在的，河流、山川、海洋、地理位置都不重要，市場是天然存在的和自動運作的，裡面的供求關係是決定市場價格的唯一因素，而且外加很多條件使得均衡價格是唯一的。多重均衡被經濟學家認為是很討厭的東西。問題是現實世界往往就是多重均衡，制定經濟政策也要從這個現實出發。

因此這個框架推出政府和國家是多餘的，市場是配置資源的最佳機制這樣的結論。即便出現大蕭條這樣的劇烈經濟波動，政府也不用去幹預，經濟可以自然回到均衡，幹預後的結果反而更慘。國家主權、社會組織、社會信任、企業管理、道德規範、意識形態、制度文化和社會治理等等在這個模型裡沒有任何地位。如果需要引進位度因素，那也得按照美國是人類歷史上最完美制度這個標準來引進。

但是美國在十九世紀的崛起並不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靠這套理論崛起的，當時這套理論根本不存在，美國也還在迫害印第安人和黑人，還在參與歐洲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擴張。

這套理論根本無法解釋美國為什麼會在十九世紀依靠土地掠奪、戰爭和貿易保護主義而崛起並超越英國成為了全球製造業霸主，也無法解釋德意志帝國的崛起、日本二戰前在軍國主義體制下的崛起還有前蘇聯的崛起，以至於強大到能夠與美國抗衡的程度。

這套理論無法解釋，為什麼所謂依靠人權宣言和自由貿易立國的大英帝國不斷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發生貿易-軍事摩擦和連綿不斷的戰爭，比如在17世紀追趕荷蘭的一百年中至少有15場戰爭，平均6年一次；君主立憲制度下的18世紀至少有25場戰爭，平均4年一次；工業革命中的19世紀至少有77場戰爭，包括與中國的兩場鴉片戰爭，平均1.3年一次。

也就是說英國崛起的幾百年中幾乎隨時都處於戰爭狀態，而這些戰爭大多數與企圖進行貿易壟斷、殖民徵服和侵犯他國主權和人權有關。這個理論因此也不能夠解釋為什麼20世紀初號稱民主文明燈塔的歐洲工業國之間為了搶佔世界市場和自然資源而發起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最殘忍的兩次高科技世界大戰，殖民地國家人民深受其害。

難怪哈佛大學經濟史學家斯文•貝克爾特精闢指出: 「當年的大英帝國，作為第一個開啟工業化的國家，並非是一個後來人們所描繪的自由、開明和廉政的國家。相反，它是一個軍事開銷龐大的、總是處於戰爭狀態的、奉行幹涉政策的、高稅收的、債臺高築的、極端貿易保護主義的官僚集團和強權國家。它也絕對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大英帝國不是，其它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是：西班牙不是，法國不是，德國不是，美國也不是，日本更不是。那如果不是依靠民主自由崛起，他們是靠什麼崛起的？答案很簡單：是靠戰爭和國家主導的貿易與國家主導的市場活動崛起的，是靠國家扶持的以製造業出口為導向的重商主義戰略崛起的。

擁有國家支持和皇室特許的強大私人武裝力量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一任老總，在談到亞洲貿易對於荷蘭經濟增長和國民財富積累的重要性時說到，「我們無法不靠戰爭來拓展貿易，也無法不靠貿易來支付戰爭。」

17-18世紀的大英帝國是荷蘭的好學生，依靠國家機器和戰爭主導貿易，依靠貿易主宰世界；19世紀的德國、美國、日本又都是大英帝國的好學生，如法炮製這些發展戰略而實現工業化的。

但是這樣的工業化崛起之路在現代西方經濟學模型裡面是沒有的。在這種象牙塔裡構造的模型裡面，有一大批自給自足的個體農民，在良好私有產權保護下和自由市場競爭下自然而然成為企業家，這些企業家在民主自由的空氣下通過技術發明創造了當代工業文明。

強大軍事技術、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掠奪只是一個不經意的副產品，一點小小的錯誤，而且落後國家是因為不願意開放國內市場與西方進行自由貿易才挨打的。好多華人經濟學家對鴉片戰爭就是持這樣的觀點，甚至還希望西方列強繼續殖民中國五百年。可見這樣的黑板經濟學理論對人的思想的影響是很深刻的，潤物細無聲。

難怪在美國大家私底下一直有這樣的玩笑，一個國家的經濟越不好，越容易在美國出頭成為有名的經濟學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期的阿根廷。圖來自阿根廷獨立報

舉個例子，比如說阿根廷，我們知道阿根廷經常出現債務危機，宏觀經濟一塌糊塗，老欠別人債不還，把一個當年與美國一樣富有的資源型大國和歐洲移民大國弄成了一個缺乏國際信用的中等收入國家。但是阿根廷人在美國經濟學術圈非常厲害，尤其是宏觀經濟學。在美國前10名的高校經濟系都能找到很厲害的阿根廷人。

反過來，你要在美國一流經濟系找到同樣優秀的德國經濟學家，尤其是做宏觀經濟學的德國經濟學家，你就很難找到。

所以德國人開玩笑，說因為他們的經濟很好，不需要經濟學家，也不需要派人去美國學經濟；阿根廷的經濟特別差，所以他們就去美國學經濟而成名。

我認為這個因果關係還可能倒過來，不是因為這個國家宏觀經濟不好因而產生了不少優秀的經濟學家，反而是因為它在美國訓練出來的經濟學家太優秀，回去把自己的國家搞垮了。而德國沒有什麼人在美國經濟學界很優秀，無法傳播錯誤理論，反而自己的經濟搞得很好。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對中國的狀況反而感到樂觀。我們沒有美國出產的全球一流的華人經濟學家，更沒有拿到諾獎的，所以我們的經濟發展非常好。

要是鄧小平當年改革開放時有一些美國黑板上培養的著名華人經濟學家，牛哄哄回國來指導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中國可能早就垮掉了。記得俄羅斯當年改革的時候，全是一幫哈佛大學的一流經濟學家和崇拜他們的俄羅斯年輕人在幫忙指導，制定改革政策，結果就給搞垮了。

雖然這是半開玩笑半認真的說法，但是也說明經濟學研究的好壞，跟國家經濟發展狀況之間的因果關係，確實不是那麼簡單的。國家經濟發展是因，出產經濟學家是果，而不是倒過來。

比如印度人搞經濟學研究就比華人優秀，他們好多都回國指導印度政府發展經濟，但是印度的經濟沒有中國好。希臘人和土耳其人在美國經濟學界優秀的也很多，比新加坡的多多了，但是這兩個國家的經濟和新加坡比並不怎麼樣。

諾貝爾經濟學獎為什麼不頒給鄧小平？

觀察者網：當然，諾貝爾經濟學獎，畢竟是個全球經濟學術圈的知名獎項……

文一：人類的經濟活動比人體還要複雜，國家的興亡比人命還要關天，那些在醫學院摸爬滾打好多年然後又通過住院醫實習的醫學博士，到了醫院都還要通過好多病人繼續積累好多年治病的經驗才能夠成為好醫生，但是那些依靠有點數學天賦在黑板上推導數學模型好多年就可以搖身一變成為著名經濟學家，甚至拿一個諾獎，有點令人擔心。

諾貝爾經濟學獎為什麼不給鄧小平這樣的久經考驗的政治家、軍事家、國際戰略家、經濟改革家和設計師？因為他設計出來的全球第一大製造業中心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實在無法用西方這套數學模型表達出來。

其實近代歷史上沒有任何國家的工業化是由經濟學家或它們的理論指導的，反而是由那些具有商業頭腦的政治家們指導的。好些國家都是工業化完成以後，經濟發展起來之後，有錢在高校養一批經濟學家的時候，才出一些經濟學家。

比如美國在十九世紀中葉完成（複製）了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卻沒有出產什麼經濟學家。在1870到二十世紀初完成了震撼全球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期間也沒有出產什麼經濟學家。二戰結束進入福利社會之後，才開始在象牙塔裡出產一批經濟學家，都是學物理或數學出生的年輕人在那裡提出一套數學化的經濟理論和模型。

好些中國人卻對那些諾獎經濟學家崇拜得五體投地，認為他們的精巧數學模型道破了宇宙經濟學真空的終極真諦，適合於任何懂得私利和激勵的高等物種，以至於裡面假設的效用函數和投資方式連經濟學家自己的日常行為都無法描述，經濟學家們也不是按照那樣的效用函數來計劃自己的家庭消費和股票投資的。

那倒是無關緊要，因為經濟學家認為這個模型推出來的消費行為和股票價格與宏觀數據平均值差不多，只是均方差大了一點，就好比他預測中國的平均氣溫很準，只是方差太大一樣。

但是這樣的平均氣溫預測對東北人和海南島人有意義嗎？「球形雞」雖然與實際雞群的平均值相等，但那也不是雞。

這些模型或者理論，美國的偉大商人和政治家是看不懂的。但是不要緊，因為美國的工業化已經完成了，可以養一批這樣的經濟學家來得獎。

而且為了贏得對前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冷戰，西方才搞出這麼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給這套經濟學理論範式穿上一件科學的外衣，把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文化人類學都壓下去了。

這套理論裡面的工作單位、勞動時間、生產工地可以任意選擇，每天工作幾分鐘幾小時都可以；產品沒有大小和重量，生產東西不需要能源，即使需要，其能源形式是畜牧力、火力、電力、核能都沒有關係；生產工具是屬於石器時代、鐵器時代、電子時代沒有區別，不外就是單位勞動時間的產出不同而已；運輸東西不需要鐵路，有沒有絲綢之路、巴拿馬運河、馬六甲海峽和南海通道，交通設施天然存在，可以在任何地方任意轉彎、停留、後退，隧道公路橋梁高鐵都是沒有戰略意義的。

企業是大是小都不重要，沒有組織結構，生產的產品大同小異，可能只是顏色不一樣；也沒有人和組織能夠相互欺詐、操縱價格、壟斷技術、金融詐騙，大家都守信用；國家大小沒有關係，資本外逃也沒有關係，反正都在太陽系裡；產品交換的市場就像農貿市場那樣天然存在，裡面的個體都知道整體經濟的結構和宇宙格局，除了一些非人為控制的天氣變化以外，大家對未來世界看得一清二楚。

這裡面沒有十字軍東徵，沒有文藝復興，沒有地理大發現，沒有法國大革命，沒有洋務運動，沒有萬裡長徵，沒有工業革命的機遇期，沒有世界大戰，沒有國家和政黨，沒有棉花與鋼鐵的區別，沒有石油儲備與戰爭，沒有國家行政機構，比如國防部、能源部、外交部、情報部、安全部、警察系統和大批由政府出巨資精心扶持的重大研究機構等等。

在這些恐怕火星上才有的條件下，這些數學家們證明鄉村集市貿易是配置資源的最佳方式，每個人的幸福指數都最高，不需要政府和產業政策。政府是只懂得收稅的令人討厭的笨蛋。高校也不需要學習別的人文科學，就把這套經濟學理論學好就能夠把國家治理好，就能任財政部長、商務部長、央行行長甚至國家總理。拉美國家就是這樣做的。

但是當年的大英帝國、法國、德意志和美利堅合眾國不是在這樣的假設條件下以這種方式崛起的，日本更不是。他們都是依靠強大的國家機器和堅船利炮大搞基礎設施建設和全球市場開拓，用國家力量主導市場經濟和全球貿易，通過殖民、奴隸販賣、對外戰爭和重商主義的產業政策而崛起的，並長期對發展中國家實行技術壟斷。

如果產生貿易逆差，就說其它國家操縱貨幣，必須用鴉片戰爭來平衡。崛起之初大搞貿易保護主義，崛起之後大搞自由主義，當年大清國就是因為拒絕承認大英帝國的「市場經濟地位」而吃了炮彈。因此這些火星上的理論和模型不是用來指導那些已經依靠戰爭而崛起的西方國家自己的，而是被拿到還沒有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去教訓別人和做試驗的。

這些經濟學家們為了發表文章，也常常拿這些火星或月球上的模型去和貧窮國家的宏觀經濟數據做比較，如果符合就說模型很好很科學，如果不符合就說人家的經濟有問題，裡面有資源錯配。

比如國企太多，跨國資本無法自由流動，需要進一步「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去監管化、去政府化」的改革，甚至需要一場茉莉花革命或政府換屆，要求人家按照模型裡面假設的外太空條件來進行「漂白、閹割、純化」。

然後號稱一旦這樣改革以後，落後國家產生出來的宏觀數據就一定會和這些數學模型預測的一模一樣了，如果還不一樣，那也是由於天氣不好造成的，再也不是制度和效率問題了。

換句話說，一旦把雞假設成球形的，平面幾何與三角函數裡面的基本概念比如曲率、周長、弧度、滾動速度甚至微積分裡面的變分發就都可以派上用場了。問題在於雞是要下蛋的，要用爪子來走路的，要用長羽毛的翅膀來撲騰的，而且是有視覺神經與五臟六腑來完成信息處理和新陳代謝的，而且還要通過格鬥來生存的。

揭示和解釋這些生物學原理，數學這種語言和工具是先天不足的。因此生物學家很少用數學來描述他們的繽紛世界，但是經濟學家卻喜歡用數學來描述比生物學世界更高級和複雜的人類世界，這個社會學現象值得深思。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只有數學模型才能科學地描述人類的經濟活動和工業化過程。如果不這樣做你就不可能在美國的經濟學界混。

但是古羅馬帝國如何解體的？大英帝國是如何崛起的？工業革命如何爆發的？一個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和索羅殘差能夠解釋嗎？由於瓜分世界市場和掠奪全球資源而爆發的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階導數是多少？牛肉消費對於控制中東石油基地的彈性係數是多大？保留日本天皇對於日本戰後經濟復甦的成本曲線如何畫？民族復興的幸福指數有多高？

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人是全球最多的，但是芝加哥學派的人卻很難進入美國高層政府機構參與制定美國的經濟發展政策和貨幣政策，反而是那裡訓練出來的拉美國家的人，常常回到自己國家擔任政府要職和智囊，按照這套經濟學理論去發展經濟，結果可想而知。

搞發展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幾十年來這些理論用到非洲去，非洲無法發展，用到拉美去，拉美出現去工業化，用到東歐國家和俄羅斯的改革，結果更糟，把原來已經工業化的國家變成了靠出口農產品和自然資源為生的國家。

我到不認為這裡一定有什麼陰謀論，更主要是因為美國政府比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頭腦清醒，不會輕易被幾個黑板上訓練出來會解微分方程的經濟學家忽悠。

可惜發展中國家沒有自己的人才儲備，沒有經歷過16-19世紀西方歷史上殘酷的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工業和軍事技術競爭、全球市場爭霸，因而更容易天真地相信那套只適合外星球生物的數學模型，反正也看不懂，只是覺得拿諾貝爾經濟學獎應該很厲害，結果被忽悠。

不懂歷史，既不能批判眼光看西方經濟學，也無法發展馬克思主義

觀察者網：不過，當下去西方學經濟和金融的優秀年輕人仍然不少。

文一：現代經濟學教科書訓練出來的經濟學家不懂得西方工業化歷史，不懂得大工業集團和個體戶的區別，不懂得華爾街與當鋪的區別，不懂得國家和政黨的重要性，不懂得國企、西點軍校、外匯儲備、日美軍事同盟、國家治理和產業政策的重要性，不知道如何培養國家領袖，誤以為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和哈佛大學甘迺迪政治學院才是培養自己國家領導人的地方。這樣的國家不完蛋才是怪事。

你看到日本和德國，把自己大批的政界和商界人才送到美國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和哈佛甘迺迪政治學院去培養嗎？也就中國、拉美、非洲國家喜歡幹這事。

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裡茨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人才和政治領導人如果去美國，應該學的不是經濟學，而是工程學或其它有點用的東西，哪怕是國際政治也好。

鄧小平時代的中國領導人都是學工程出生的，把經濟搞得很好，但是目前國內政府部門學西方經濟學和金融學畢業的領導人越來越多，這是否是一個擔心？其實他們更應該學西方近代經濟史和金融監管史，或地理與社會學，而不是經濟學和金融學，那些東西旁聽一下本科的課程就行。哪怕學會計學和市場營銷學也比經濟學有用多了。

至少我目前是這麼認為的。作為大學的西方經濟學教授當然應該把西方這套經濟學吃透，但同時也還一定要學習西方工業化歷史，包括戰爭史、金融危機史和金融監管制度建設史，要不然陷進西方「黑板經濟學」裡面去跳不出來。

中國國內高校一定要普遍開設「西方工業化歷史」這門課，包括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俄國、美國、日本在17-20世紀期間是如何崛起的，動用過什麼樣的產業政策和國家發展戰略，以及戰後的韓國和新加坡的工業化與產業政策的歷史等等。

這些東西中學生也應該學，必須學，這才是活生生的馬克思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活生生的經濟學、金融學和政治經濟學，不要只強迫學生讀馬克思的本本或那些不懂西方工業化歷史的人編寫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是時代的產物，你不讀西方文藝復興以後的整個工業化歷史和全球化歷史，能夠理解《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和《共產單宣言》嗎？不可能！

你能夠理解二次世界大戰的成因和美國的崛起嗎？不可能！你能夠理解前蘇聯的崛起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改革的經驗和教訓嗎？不可能！你能夠理解美國戰後制定的世界秩序嗎？不可能！

如果這些都不可能，你怎麼知道中國應該向何處去？怎麼預測中國未來的走向和全球化方向呢？中國高校和黨校的馬克思主義教員首先應該是歷史學教員，尤其是西方近現代歷史學教員，然後才是馬克思主義文獻專家，否則他們就會有意無意地教條化馬克思主義，成為埋葬馬克思主義最理想的掘墓人。

由於不懂歷史，他們既沒有能力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西方經濟學，也沒有能力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發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的理論也有其時代的局限性，因此需要發展。

但是如果你不好好研究產生馬克思主義的時代風雲，那個時代的工業革命、政治經濟學思潮和國家結構演化，理清從那時到現在的發展脈絡，以為西方國家天生就是民主自由文明，認為他們的屋頂是地基，你怎麼會知道馬克思主義的有效性和局限性在哪裡，怎麼去發展它？

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的一個致命錯誤，不僅僅在於過度使用數學語言，而且在於它拋棄、割斷、顛倒人類工業化歷史，把發達國家通過野蠻掠奪達到的今天「文明」狀態和成果當成當年工業化的初始條件和原因，把市場和政府對立起來，認為政府越小，市場就越大、越有效。

其實無論是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史，還是兩次世界大戰後個別國家成功工業化的歷史，以及今天中國崛起的經驗都指向一個真理：政府越有為，市場才越大、越有效。

有為政府的衡量標準之一，就是看它是否懂得為國民經濟發展戰略制定正確的產業政策，看它是否具備執行正確產業政策的行政官僚系統和國家能力，看它是否勇於改革開放加入全球的經濟和科技競爭，看它是否善於建立規章管理制度、駕馭市場力量為大眾利益服務，看它是否敢於在市場經濟中動用國家力量規範市場行為和私人資本的運作權限，以保護廣大底層人民的根本利益。

不僅政府與市場不是天然對立的東西，而且很多東西市場根本無法做，需要國家、社會和集體去做。但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認為市場萬能，政府與市場對立，應該退出經濟活動，所有東西都應該讓市場去做。

然而市場本身都是一個公共品，怎麼可能市場萬能，讓政府退出基本經濟活動？即便有牛頓的第一推動力把市場創造出來，市場的有效運行也還需要公共力量。關於「市場」存在和運作的牛頓式絕對時空觀（絕對市場觀）必須拋棄，因為它不正確，誤國誤民誤自己。

人類的任何經濟活動都有很強大的外部性，而且任何非經濟活動都有經濟影響。我們只要在一個哪怕是火星上才有的理想條件下建立的經濟模型裡面加入一些外部性，用同樣的數學工具，就會得出多重均衡，資產泡沫，市場失靈，貧困陷阱，甚至混沌這樣的動力學結果。

對於這樣一個經濟體，政府如何可能不幹預？這是為什麼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除了市場機制和私有財產以外，還必須要有相當程度的非市場機制和公有經濟，必須要有公辦學校、公辦醫院、公辦企業，甚至國家和公共團體制定的一些非市場價格，而且可能還需要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這樣的東西。（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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