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的發展，精神疾病患病率也在大幅提升。中國有多少人受困於焦慮症、抑鬱症？
近日，崑山杜克大學全球健康研究中心健康經濟學教授謝啟瑞和北京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者近日共同在China Economic Review上發表了一項研究，重點關注了中國的精神疾病問題。研究發現，中國抑鬱症的患病率很高，抑鬱症狀的患病率為37.9%，嚴重抑鬱為4.1%。
「37.9%、4.1%的比例按照中國成人人口基數推算，3.9億人有抑鬱傾向，其中2億是男性，1.9億是女性；嚴重抑鬱的成年人有4200萬。這是一個令人驚訝的數字，我原來的預期是嚴重抑鬱者比例大概在2—3%。」5月18日，謝啟瑞教授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專訪。
謝啟瑞教授告訴澎湃新聞記者：「精神類疾病可以簡單分為5大類：焦慮症、情感性精神障礙、精神分裂和精神病性障礙、痴呆症、飲食失調症。因為後3類疾病還需要經過專業醫師的診斷，所以我們的調查基於前2種。」
合作方北京大學共調查了25個省市，其中主樣本5個城市，分別為遼寧、河南、甘肅、廣東、上海，每個主樣本城市入戶調查1600個樣本家庭。次樣本20個省市，一共8000個樣本家庭。「調查樣本一共是16000戶家庭，平均下來每個家庭不少於2個人，所以這次研究的實際調查樣本超過3萬人。」
此次論文研究使用國際通用的CES-D指標（流調用抑鬱自評量表）來測量研究對象的抑鬱症患病情況。「流調用抑鬱自評量表」較為廣泛地用於流行病學調查，用以篩查出有抑鬱症狀的對象。與其他抑鬱自評量表相比，CES-D更著重於個體的情緒體驗，較少涉及抑鬱時的軀體症狀。
調查表羅列出20種不同的情緒表現，如：我經常情緒低落、我不如其他人好、我感到沒有前途、我覺得很快樂、我的睡眠不好等。受調查者根據自我情況進行情況符合度的打分。調查結果顯示，調查樣本中抑鬱症狀的患病率為37.9%，嚴重抑鬱為4.1%。
「人們常常說老來一身病，年紀大了患病概率就高了。但精神類疾病卻是不分年齡的，外界因素會在很大程度上激發焦慮、抑鬱的產生」。謝啟瑞研究發現，抑鬱症患者群體的分布集中於某些地域和人群：低收入人群、低教育程度人群、老年人和生活在中西部和農村地區的人群更有可能患抑鬱症。「我們常說經濟學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期，健康也是一樣。老年人、低收入、低教育程度人群由於相對缺乏關注及社會資源的支持，更容易促發精神疾病的產生。此外從調查結果可以看到，女性的抑鬱案例也較高，這與生物基因有關。」
謝啟瑞教授認為，在阻止精神疾病迅猛發展前橫亙著三大阻礙。「一是病恥感，如果一個人身患某種身體方面的疾病，人們往往會表示關心和幫助，但如果是精神疾病，這個人就會被貼上負面標籤『他/她不正常，很可怕』；第二是資金不足，由於認識不足精神疾病不被重視，自然沒有資金投入、沒有足夠的專業醫療人士；第三是衛生體系欠缺，不僅是在亞洲國家，縱使在西方國家，精神病人往往被放在特殊醫院，甚至被當成『瘋子』來對待。有同行的學者做過調查，在低收入國家，國家醫療費用花費在精神衛生上只有0.5%，就是100元中只有5分錢。高收入國家比如美國，比例也只有5%左右，中國的投入比例在中等或中等偏下，佔比在1.9%-2.4%之間。」
今年4月13日，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召開了「走出陰影：精神健康成為全球發展首要問題」國際會議，世界衛生組織已經把「沒有精神衛生就沒有健康」列為《精神衛生行動計劃2013-2020》的核心概念。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強調：「精神衛生不僅僅是健康問題，更是經濟發展問題。」
為什麼說精神衛生是經濟發展問題？「精神疾病給個人和國家都帶來巨大的負擔，我們可以從三個成本來看，」謝啟瑞向澎湃新聞記者介紹：「第一是直接成本，就是醫療成本；第二間接成本，是勞動生產力的喪失；第三是隱藏成本，個人的低信任度和對生活的低滿意度。不要小看隱藏成本，一個契約型社會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就是信任，個體與個體、機構間的合作，很大程度上是由信任促成，在一個低信任度國家，許多商業行為都將受到重創，交易成本將大幅增加。而一個生活低滿意度、沒有生機的個人和社會，也很難有創新。」
除了呼籲社會對精神衛生投入更多關注，還有什麼解決之道？謝啟瑞教授告訴澎湃新聞記者，他手頭正在進行的一項研究，是關於醫療資源提升與精神衛生投入之間的關係。
「從目前情況看很遺憾，即使整體醫療資源加大，精神衛生的投入依然是增長緩慢。不只是中國，世界範圍內很多國家都是如此。要改善對精神衛生的投入涉及到很多政策、體制問題，所以如今一些西方國家在實施的可行的策略是，並不呼籲國家特意培訓精神衛生領域的醫生，而是倡導將精神專科治療與基層醫療體系互相結合，讓基層醫生有一些精神衛生方面的訓練，這樣效率會更高。」
謝啟瑞教授講了一個笑話：「臺灣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因為看病花費較小所以有人三天兩頭去醫院做檢查，健保局調查發現有的人一年看病三四十次，什麼科都看過了，唯獨精神科沒有看過。這個笑話一是說明大家不重視精神衛生，二是有些醫生也忽略了這一問題。可能病人來看頭痛，並不是頭部疾病，而是精神方面引起的。所以我上述提到的整合式培訓，是最可行以及最低成本的方案。」
此外，謝啟瑞提出，2008年到2012年，全球範圍內中樞神經系統方面的新藥有12種上市，美國採用了8種新藥，德國、法國採用了6、7種，而中國僅批准採用了1種。「中國採用新藥的比例是比較低的，也意味著我們在這方面的研究比較緩慢。當然這背後有很多因素，如果有更多用藥的選擇，會對病人更有利一些。」
「回到政策層面，我國抑鬱症預防和治療的迫切需要（特別是在經濟欠發達地區）通過擴大初級心理健康護理資源與社會經濟不平等的減少。此外中國養老政策、收入分配、城鄉發展和資源分配政策的制定也需要考慮精神衛生問題。」謝啟瑞表示，「由於對精神衛生的認知仍然不足，崑山杜克大學全球健康研究中心也會將精神衛生加入到今後的研究方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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