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的高錕
CFP供圖
2008年10月7日，香港中文大學何善衡工程學大樓裡，100多位師生站在一個大型諾貝爾獎證書的前面，手舉印有諾貝爾頭像的金牌模型，齊聲用英語高呼：「高錕教授，恭喜您！」
這位中文大學的原任校長，和兩位美國科學家共同獲得了2009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們因為在駕馭光能方面作出的巨大貢獻，被評獎委員會譽為「光學大師」。
其中，高錕獲獎是為了表彰他在「有關光在纖維中的傳輸以用於光學通信方面」取得的突破性成就。這一43年前就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已經成為越洋通信、網際網路技術基礎，並推動人類社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面對記者的採訪，一位學生激動地表示：「他是我們中大同學之光，也是中國人之光！」
相比於校園裡熱鬧的場面，在地球的另一側，高錕本人看起來卻平靜得多。
「電視裡在播諾貝爾獎，那是給你的。」在美國的家裡，他的太太黃美芸告訴他。
「給我的？哦……挺好的。」這位華裔科學家說。
事實上，76歲的高錕早在5年前就已經被診斷患上了阿爾茨海默氏症（老年痴呆）。現在，他雖然明白自己獲獎，卻已經無法用一個完整的句子，來表達自己的得獎感言。
這位「光纖之父」，經歷了數十年的漫長等待，終於獲得了科學界的最高榮譽，但這一切顯得太遲了。
為了贏得學界的認可，他等了15年
儘管記憶力已經出現衰退，但高錕還是清楚地記得，當年關於光纖的研究「真的好難做」。
1966年，他和他的同事在一次會議上發布他們令人興奮的新發現時，大多數人覺得，這是「痴人說夢」。
當時，人們的通訊主要通過電來完成。科學家們希望，用光的脈衝信號來代替電流，用光導纖維來代替電線，以實現更遠距離和更高效率的信息傳輸。
所謂光導纖維，是把塑料或者玻璃拉伸到足夠長後，形成的一種像頭髮絲一樣又細又軟的透明纖維。當光線進入纖維後，這根透明的細絲就像一根內壁是鏡面的管道，能夠把光線牢牢地「鎖」在纖維內，讓它們乖乖地按照纖維所指定的方向來傳輸。
不過，光纖傳輸信號當時面臨著一個巨大的障礙：由於當時的玻璃纖維純度不高，因此會吸收很大一部分光。光纖信號每傳導一米，就要損耗約20％的光，這樣一來，光線在裡面的傳輸距離不會超過10米。因此，當時很多科學家斷定，光導纖維根本就不具備進行長距離通信的能力。
可高錕和他的同事喬治·霍克曼卻不這麼認為。當時，他們都在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英國子公司——標準電話與電纜有限公司任工程師。在倫敦電子工程學院的一次會議上，他們發表論文提出，光線在纖維內不斷減弱，並不是玻璃本身的問題，而是因為玻璃內部的雜質。如果玻璃能夠達到足夠的純度，光線就能幾乎不受損失地傳遞很遠的距離，那麼光纖通信的障礙就被清除了。
這一理論在很長的時間裡，受到了其他科學家「公開的嘲笑」。畢竟，在那個時候，能夠讓光線傳輸幾米才消失的光導纖維，已經是當時能造出來的最高純度了。高錕在實驗中所提出的「高純纖維」，實在更像一種「幻想」。
面對嘲笑，這位年輕的研究者能做的，就是通過實驗來驗證自己觀點。於是，很長的時間裡，高錕都泡在實驗室裡，每天都很晚才回家吃飯。這讓太太黃美芸很生氣。一天晚上，高錕回到家告訴太太：「我馬上就要完成一個震驚世界的大項目了！」
黃美芸根本不相信：「你騙誰呢！」
多年以後，高錕回憶道：「我當時有預感，這的確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項目。但我也知道，我需要花時間讓別人相信我。」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4年。1970年，一家玻璃廠終於造出了足夠純淨的玻璃纖維，他的理論終於得以驗證。又過了4年，光導纖維開始被大量生產，到了1981年，第一個光纖傳輸系統終於問世。這時，距離高錕發表論文已經過去了15年。
這時候，終於沒有人再嘲笑這個「痴人說夢」的方案，因為它已經成為光學通信技術的核心。在這一技術的支持下，光纖網絡和海底電纜這些影響現代生活的重要設施，都一一成為現實。據瑞典皇家科學院預計，如果將圍繞全球的玻璃纖維展開，其長度將達到10億公裡，足以環繞地球25000多圈，而且其長度還在以每小時數千公裡的速度增長。
而高錕也從一名普通的工程師變成了人們口中的「光纖之父」，他終於贏得了學界應有的尊敬。
為了這一刻，他等待了15年。
等到光纖技術的廣泛應用，這又是20多年
不過，這時距離「一瞬間」就能從地球的一端向另一端傳輸文字、聲音和影像的便利，還有很大的差距。
高錕還記得，20世紀80年代初的一個聖誕節，當時自己在香港，想與在倫敦的嶽父嶽母通個電話。於是，他先打給電話公司預約好時間，然後把孩子召集起來，圍在電話旁，等著鈴聲響起。
當預約的時間到來的時候，電話響了：「這是你們打到倫敦的電話，你有三分鐘的時間。」
緊接著，外婆的聲音傳了過來：「聖誕快樂，你們打開禮物了嗎？烤火雞了嗎……」
還沒等到孩子們向外婆問候，聽筒裡就傳來電話公司工作人員的聲音：「對不起，時間到了……」
當時，他已經不再從事相關的科研，而是投身於教育事業。1987年，54歲的高錕開始「棄科從文」。他辭去了英國工程師的職務，擔任香港中文大學的校長。在這裡，他致力於營造自由開放的氛圍，也常常鼓勵學生眼光放遠，不要在乎實時的科研應用。
在港中大人的眼中，校長高錕是個「謙謙君子」。他謙遜低調，工作到多晚也不覺得累；而他溫和的性情也常常為人所稱讚，連與他共事多年的私人助理，也從未見他發過脾氣。
鳳凰衛視的主持人許戈輝在7年前採訪過高錕。她記得當時的現場滿地都是機器設備，甚至伸腳都會磕碰到，而高錕毫不介意，還徵詢拍攝時如何坐姿。他說：「假使科學家太固執的話，就不能夠想像不同的未來。」
上海交通大學的陳益新教授則用「謙虛、和善」來形容高錕。他們共同參加過多次學術活動。其中高前輩從來沒有擺過「權威」的架子，總是一副笑眯眯的樣子。聽說陳益新來自上海後，高錕還立刻笑著跟他「套」起了「近乎」：「阿拉都是上海人啊！」
很難想像，這位謙恭的學者，曾經是個科學頑童。一位昔日同窗回憶，高錕上小學時，在位於上海家中的陽臺上，專門搭建了一個小型實驗室。在這裡，小男孩製造了5個真空管的收音機，還有「幾乎能毒死全城人」的氯化物。
他還對化學有興趣，嘗試製造「土炸彈」。他用紅磷粉和氯酸鉀混合，加上水並調成糊狀，再摻入溼泥內，搓成一顆顆彈丸。待風乾之後扔下街頭，果然發生爆炸，幸好沒有傷及路人。
不過，很少有人知道，這種濃厚興趣最初的來源，竟然是高錕在看完《三國演義》之後，開始不斷猜想，諸葛亮的「木牛流馬」到底是怎麼造出來的。
儘管就讀的小學和中學都是西化的教育，但在上學前，高錕的父親專門聘請了家庭教師，為他補習傳統文化。這戶書香人家可謂人才輩出：高錕的祖父高吹萬是江南一帶有名的藏書家、詩人、書法家，叔叔高平子是赫赫有名的天文學家，父親高君湘也是留美大律師。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系的崔之元教授多年前在耶魯大學曾與高錕偶遇。在得知對方是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者後，高錕立刻同他談起了對「中國政治傳統的一些看法」。「非常獨到，讓我很佩服。」崔之元驚訝地說。
如今人們終於想起來他的成就，可他自己卻記不清楚了
1996年，高錕從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的崗位上卸任，開始了自己的退休生活。他投資了一間公司，創辦了一所學校，閒暇時間還會和朋友打打牌。
悠閒的生活直到幾年前才被打破。2004年，有牌友提醒黃美芸，高錕的反應變慢了很多。黃美芸領著老伴兒去看醫生，才發現高錕已經患上了阿爾茨海默氏症。
隨著病情的發展，高錕的記憶力、表達能力都逐漸下降，平時的言談舉止就像小孩子一樣。幫助黃美芸洗完菜後，他會扭頭向妻子邀功：「你看，我做好了。」而黃美芸也笑著鼓勵他「做得不錯」。
高錕本人很難解釋清楚自己的變化：「我自己現在很不太好。我自己，人裡面，他們要講出來是很難做。」還好黃美芸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說，他自己有話，但是講不出來。」
除了一條小消息偶爾透露下高錕的病情，他幾乎完全淡出了人們的視野。每天，他只是和妻子打網球，去健康中心和其他老人運動一下手腳。日子似乎就要這樣平靜地繼續下去了。
可是當諾貝爾獎的消息傳來後，一切又都不同了。
10月6日凌晨，睡夢中的黃美芸突然接到一個來自瑞典的電話。電話裡的人告訴她，高錕剛剛與兩位美國科學家共同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將獲得一半的獎金，共500萬瑞典克朗（約合人民幣488萬元）。
黃美芸嚇了一跳：「真的假的？我不是在做夢吧。」
很快，祝賀的電話，蜂擁而至的採訪記者就驗證了消息的真實性。每天，黃美芸不斷用普通話、上海話、廣東話和英語回復著不同朋友的祝賀，並且應付著不同地區媒體的採訪。
在他們所住的小區裡，高錕也迅速成為「明星」。每次他走在路上，都會有街坊鄰居專程趕來，圍觀這位熱門的新聞人物。
連黃美芸僱來負責陪高錕散步的小夥子都看出了變化。看著周圍的人群，這位拉丁裔年輕人忍不住問一位前來採訪的記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當他得知自己攙著的這位老人居然是新一任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他忍不住驚呼起來：「哇，太棒了！我現在感覺完全不一樣了。」
甚至在萬裡之外的香港，變化也迅速而直接。精明的出版商也立刻加印了高錕4年前出版的自傳。這本出版幾年一直反響平平的書，在高錕得獎後的幾天內，竟然迅速脫銷了。
一片喧囂之中，只有他本人是平靜的。面對不同媒體鏡頭，高錕總是穿著一件紅色的線衫，淺淺地微笑著。「我實在不是一個太有趣的人，沒有什麼大喜大悲，一直以來都太過平穩。」他總是這樣總結自己。
3年前，當一位記者在採訪中提到他那篇深刻影響人類生活的論文時，他笑著對記者說：「我真高興，你們還記得。」
而現在，妻子在記者的鏡頭前逗他：「你是不是『光纖之父』呀？」他卻只能喃喃地重複道：「光纖之父，光纖之父……」
在43年的等待之後，人們終於記起了他的成就，可他自己卻記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