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錕最後一次和公眾分享光纖發明的榮耀，和他悠揚的口哨，是在告別儀式上。
2018年9月23日，這位光纖之父、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病逝，一時震動香江與國際社會。
10月8日，告別儀式上，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到場弔唁，並與中大現任校長段崇智、前校長沈祖堯等人扶靈。親屬友好、特區政府司局長、中大教授及各界賢達等數百人前來送行。
儀式上播放了高錕的紀念錄像，展示其傳奇生平。錄像的最後，出現了高錕吹口哨的鏡頭，他悠然自得，鼓腮運氣，口哨悠揚而出。
大廳裡闃寂無聲，「江河不盡」的橫幅前，只有高校長的口哨在飄揚，飄過座中神情嚴肅的政要，面色凝重的社會賢達，飄過無奈而傷感的金耀基、陳方正、楊綱凱等老友，飄過餘濟美、陳亮光等中大教授。
這曲子是電影《魂斷藍橋》的主題曲《友誼地久天長》。陳亮光記得，從前他們在中大校園行山時，高校長時常這樣吹著。
在香港中文大學兩任校長段崇智、沈祖堯致悼詞之後，陳亮光用中英兩種語言，表達了一個學術晚輩對通訊領域一代宗師的深深敬意：
「感謝您的引領，創造發展光纖，使高速的信息傳遞成為可能，帶給社會豐富而多彩多姿的樣貌及生活品質的改善。天涯若比鄰的通信與Google、Facebook、Alibaba這些影響世界的IT 巨人得以崛起。
「感謝您的高瞻遠矚，在90 年代初就提出科技發展的重點（信息科技、生物科技、材料科技、環境科技）及其他重要研發的新方向。在今日，AI、生技、納米科技仍是當下最熱門的科技重點……」
在陳亮光的致辭中，更有一段涉及高錕和腦退化症的抗爭故事，概括了高錕晚年不平靜的人生:
「感謝您的關懷支持，讓高夫人可以全力推動社會對認知障礙症的了解與關注，及對照顧患者之人的關懷與尊敬。這十年社會大眾對認知障礙症了解大大的提升，除了政府的推動，有部分要歸功於高夫人與高錕慈善基金會的努力。」
致辭之後，陳亮光即席哼起一段曲子。那是一段關於聖誕節的曲子。從前和高校長行山時，他時常以口哨吹著它。他覺得和高校長在一起度過的時光，總像在過聖誕節，歡樂，和平，充滿感恩。
靈堂前的大幅照片裡，高錕身著深色西裝，白須飄飄，在陳亮光輕快的曲調裡，燦爛地笑著。
2018年10月8日上午，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抵達香港殯儀館，參加高錕告別儀式。林鄭月娥是告別儀式的扶靈人。來自視覺中國2018年10月8日，香港殯儀館，高錕告別儀式。攝影：謝海濤
2018年10月8日，香港殯儀館，高錕告別儀式一角。攝影：謝海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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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方正熟悉那種笑容，那種被《明報月刊》總編輯潘耀明形容為「澄澈如溪流、銀亮如秋陽」的笑容，熟悉48年前，在港島堅巷，那個有著「孩童般可愛笑容、脾氣有些執拗古怪的好人」。
那是1970年，由新亞、崇基、聯合三個書院組成的中文大學成立不久，書院仍是各居一方。聯合書院在港島，其理學院偏居堅巷，美國布蘭迪斯大學物理學博士陳方正在物理系任教，高錕在電子系擔任創系系主任。美國匹茲堡大學哲學博士金耀基也在這一年加盟新亞書院，遠在九龍農圃道。
同在理學院，陳方正與高錕相識，但交往並不多。在陳方正印象中，那時的高錕，「一臉笑容可掬，無憂無求的童子軍模樣，既不擺架子也沒有機心，只是按部就班，老老實實做他的系主任」，但又「頗有點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味道」。
那一年，距高錕在1966年7月，與研究夥伴Hockham一起發表題為《介電波導管的光波傳送》的論文，已過去了4年。
高錕，1933年生於上海，1948年隨父移居香港，1953年負笈英倫留學，後來獲倫敦大學電機工程學博士學位，1957年加盟英國電信行業的翹楚、國際電話電報公司（ITT）英國子公司標準電話與電報有限公司（STC），進行光信號傳輸系統的試驗。
1959年雷射的發明，比此前的微波系統高出十萬倍的信息容量，讓人們開始暢想光通信的未來，但實際研究困難重重。據理論物理學家楊綱凱《憶高錕和他的光纖技術》介紹，1960年代，STC的研究機構標準電信實驗室（STL），與世界上其他電信實驗室一樣，一直在尋求遠距離傳輸大量數據的方法。環形波導和光纖通訊受到關注，初時前者穩佔上風，光纖通信是通過微細玻璃纖維傳輸光線，並不太被接受，甚至被認為是痴人說夢：因為光有吸收損耗，這將限制它的傳輸距離。
高錕和Hockham在上述論文中提出，光纖的高損耗率，大多是由材料中所含雜質引起，如果將鐵雜質的濃度降低至百萬分之一，那麼由基本機制導致的損耗將會非常小。換句話說，製造超純度玻璃可以用於實現遠距離信號傳輸。
上述論文首次提出光纖應用於通訊的理念，其刊出日後來被公認為光纖通訊的誕生日。但在當時，世人對此半信半疑，此後多年，高錕不得不遊說有關公司投放研發資源，他本人亦奔走世界各地推廣光纖構想。在尋訪了多家玻璃製造商，遊說他們製造純淨玻璃之後，他在美國廚具和玻璃生產商康寧公司得到了回應。康寧公司參與了光導纖維的研發和生產，並於1970年研發出可以量產並實際應用的光纖，衰減度為每公裡17分貝。
在中文大學執教時，高錕並未停止研究光纖，一到暑假，便回到英國跟進自己的研究。他時常跟電子系的同事說，未來所有的通訊都會依靠光纖，但大家也是半信半疑。
1973年，楊綱凱自加州理工學院博士畢業後，正在美國做博士後研究工作，在陳方正的引薦下，加盟中大物理系，而與高錕相識，當時也並不了解這個年長15歲的學者在做什麼研究。之後一年，高錕便「飄然遠引，到美國ITT公司主持發展光纖通訊體系的大業去了。」(陳方正《以洞見改變世界》)。
楊綱凱再次見到高錕，是在1982年。當時，在中大訪問的首個華人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教授，向校長馬臨提議，光電子學和光通訊的研究和發展有著遠大前景，在將來是了不得的事情，中大應在這方面有所作為。
1982年，中大為此舉辦暑期研習班，兩周內邀請四位譽滿國際的光電子和光通訊學者做了講座。高錕第二個出場，講座「深具創見，思維創新跳躍」，不僅講了光纖的理論知識，而且還涉及光纖應用的工程學問題，甚至包括企業的考慮內容。
34歲的楊綱凱擔任籌委會秘書，研習班結束後，又負責出版講座論文集。他參考高錕的錄音和所用幻燈片，執筆編寫了高錕的演講內容，在1983年結集成書。這是楊綱凱第一次跟高錕合作，從此對他的光通訊理論，有了系統了解。
在高錕的研究中，初期的光纖只能用於短距離通訊，因為光信號在玻璃內衰減的程度非常嚴重。經過反覆研究，高錕終於發現高溫石英玻璃長距離傳輸光時，衰減度較低。
而在1982年，隨著國際上材料物理特性的研究和高質量玻璃的生產取得的可喜進展，康寧公司研製出現時普遍使用的光纖，衰減度僅每公裡0.15分貝，光纖的第一個商業性系統開始試用，但當時信息載量相當低。
在楊綱凱印象中，這一年，光纖還沒有普遍應用，公眾並不知光纖是什麼。
1971年，聯合書院理學院搬入沙田校園科學館前夕，高錕（前排右六）、馬臨（前排右三）、陳方正（後排右五）和同事們在堅巷合影。陳方正提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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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錕再次出現在香港中文大學，是在1985年，他被授予榮譽理學博士。兩年後，高錕應邀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開始了教育家之路。金耀基也就在這一年認識了高錕，他結束在德國海德堡大學為期半年的講學，回港不久，應高錕之邀出任副校長，由此共事7年，見證了高錕打造世界級研究型綜合大學的努力。
金耀基記得，高錕校長上任後，在致全校師生的第一封公開信中，就清楚列出中大的使命：
「一、不斷培養更多的達到世界一流水準的大學畢業生及研究生；二，成為香港的一個知識力量源泉，為社會服務；三，為香港創造有利條件，培育人才並促進工商業的發展。」
據金耀基《高錕的笑容——科學與教育的卓越貢獻》介紹，1989年之後，香港人才外流趨勢加劇，擴展大學教育成為港府穩定民心、打造未來的兩大動力之一。高錕把握了這一機遇，把學術研究、創新知識與培育人才作為基本任務，在量與質上大幅提升和擴展中大。
任內九年，他將學制由四年制改為靈活學分制，使中大更加吸引香港的中七畢業生；增建工程學院，擴充升格教育學院，使中大成為有七個學院的綜合性大學；在學院研究領域，成立了多家研究所，重組研究委員會，實施校內研究評核，以支援學術研究，獎勵卓越表現。
高錕的大手筆之一，是把原屬理學院的電子系及計算機科學系撥過來，又籌辦了訊息工程系等，組建成更全面的工程學院，同時利用廣泛的人脈網絡，在國際上廣攬英才。
1991年，工程學院正式成立。這時，國際上的光通訊研究已如滾滾江河之勢。據楊綱凱上述文章介紹，隨著高純度玻璃製造工藝的提升，雷射技術也逐漸成熟，可以與光纖進行有效連接；計算機的普及，信息傳輸需求的爆炸性增長，這些事件在1980年代後接踵而至，光纖有了世界性的生產及應用，終於在1990年代導致了網際網路的誕生。
當網際網路在美國流行之際，高錕指示工程學院安裝了一條64 kbps國際專線，接駁美國西岸網際網路主幹，此後這裡演變成香港網際網路交換樞紐。 中大也逐漸成為全球光纖通訊研發的領先學府之一。
1992年，哥倫比亞大學博士陳亮光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加盟中大的。陳亮光研究光通訊，吸引他前來的是高錕在國際通訊界的影響力。這時的高錕，已享有光纖之父的美名，從1976年到1985年，幾乎年年都獲得榮譽大獎，1985年更獲得大名鼎鼎的馬可尼國際科學家獎。中大的教師調侃他，「拿獎就像我們拿工資一樣」。
這年秋天，陳亮光和一批新教師，應邀赴校長府，第一次見到了高錕校長。從第一次見面到最後告別，高校長在陳亮光記憶中，永遠是笑笑的樣子，他話不多，但講出來，讓你覺得是對的，一副典型的學者風範；他樣子有點像小孩子，會開小小的玩笑，蠻容易溝通，不會板起臉來說教，不會拒人於千裡之外。
對於高錕，餘濟美有同樣的感覺。餘濟美是國際知名的材料化學家，在美國愛達荷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執教美國多年。
1993年，餘濟美來中大訪學，和20餘位新教師一起，應邀赴校長府茶敘。在他印象中，高校長非常關心大家。對於剛來的教師，他都安排時間談話，詢問每個人做的研究，他仔細去聽，而且給予鼓勵，給出方向性的看法。餘濟美是研究環境化學的，高校長十分贊同這項研究，認為很重要，鼓勵他繼續努力。
茶敘之後，餘濟美覺得很受鼓舞。高校長不會說教，不會強迫你做什麼，而是說你有多重要，以一種溫和的方式給你信心，讓你以後「自動駕駛」。這種管理方式，讓餘濟美覺得很舒服，也影響了他後來的教學方法。
兩年之後，39歲的餘濟美告別美國中央密蘇裡大學，正式加盟中大，高校長的精神感召力是其回歸原因之一。
「我的工作是創造空間，讓人成長。」多年後，高錕在接受一份英文報章訪問時如是說。
據《中文大學校刊》報導，高錕相信身為中文大學校長，責任是為有才者開拓發展空間，惟其如此，大學整體才可以一同成長。問及他對哪項成就最感滿意時，高錕說是「在校園營造了學術氛圍」。
金耀基對此深有體會，印象中，高錕校長在執掌大學時用得最多的兩個詞是「創新」和「卓越」，曾不止一次跟他表示，中大有很多人才（當然包括任內招聘的大批人才），他認為他的最重要角色是為有才的人創造空間，讓他們能夠充分發揮。他也覺得在9年任內，確實為中大有才能的人創造了「人盡其才」的空間。
高錕出任中大校長時，陳方正執掌中國文化研究所，與高錕多有交往，見證了高錕在科技之外的心胸境界。
1990年，陳方正和金耀基、金觀濤、劉青峰等同事，創辦了一本在海內外華人知識分子中享有崇高盛譽的學術刊物《二十一世紀》，得到了高錕校長堅定的支持和激勵。「創刊號出版的時候，慶祝酒會上他不斷舉杯和展示燦爛笑容，成為全場焦點」（陳方正《以洞見改變世界》），「從後來的談話可以推知，他之所以願意支持這個事業，絲毫沒有其他實際考慮，只是認為它本身在學術上、思想上有意義、有價值而已。」（陳方正《發明家、校長和童真—— 悼念高錕校長》)
多年後，陳方正回憶稱，「當時《二十一世紀》有兩個指導思想。第一，言論不要定於一家，要百家爭鳴，大家都可以講話；第二，學科上不限於文科，也需要各種不同科目之間相融合。這兩條，我想跟他在英國所受的教育是比較符合的，跟他自己的理念比較相近，所以他覺得這個很有價值。」
中大之外，高錕對香港的科技發展也貢獻不菲。高錕出任校長後，楊綱凱由理學院院長任上，先後出任研究生院院長、大學研究委員會主席、副校長，與高錕有了更多業務往來，見證了高錕在發展中大乃至香港科技方面的努力。
1990年代初，高錕見到香港政府缺乏科技發展的長遠藍圖和規劃，就聯同港大、香港科大等六所院校討論這個問題，並和楊綱凱合作，在1991年主編了《香港科技發展路線圖》報告書，提交給香港政府。
在楊綱凱印象中，當時港英政府對此不感興趣，報告書幾乎沒有政策影響。香港回歸之後，特區政府加大創新科技投入力度，《香港科技發展路線圖》裡提出的發展IT、生物科技、新材料、環保科技的預言，才先後得到了落實。
香港科學園的建立，同樣有著高錕的貢獻。楊綱凱回憶稱，高錕是主要推動人之一，早年直接參與科學園籌備工作，後曾擔任香港科學園公司的董事局成員。香港科學園選址時，高錕像開玩笑一樣，交給楊綱凱一個任務：「你給我把這個爭取回來，爭取不到別回來見我。」後來，香港科學園如願落址中大附近。
1990年，《二十一世紀》出版首期時，高錕（前排左三）、陳方正（前排左二）和金觀濤（後排右二）、劉青峰（前排右二）等同仁們的合照。陳方正提供照片1993年，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第一屆冼為堅講座時，陳方正（右二）和兩位未來諾獎得主高錕（右一）、高行健（左一）的合影。陳方正提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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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大同事們印象中，高錕在學術上成就斐然，在行政管理上也有獨到之處。據中新社報導，他的秘書回憶說，有時他去開一些非常棘手的會，回來時吹著口哨進了辦公室，秘書覺得這個會議開得還不錯，但後來聽其他教授講，那個會挺火爆，風風雨雨，但是他好像「四兩撥千斤」一樣，讓人看不出他遭受到很大的壓力。
實際上，高錕在中大的校長經歷並不輕鬆。如陳方正在文章《以洞見改變世界》中所言：
「在（近）十年漫長歲月裡，他創辦工學院、建築系，推動大學行政體制改革和重組，以謙厚沉實風格贏得了社會的普遍尊重。但坦白說，從旁看來，他所付出恐怕遠遠超過所得。因為，他碰上了香港人最困擾、焦慮、恐懼、憤懣的十年：它開始於80年代末的國家悲劇和由是引發的香港移民潮，結束於香港在中英連綿不斷的爭執聲中來到回歸祖國前夕。在這期間，大學學制和退休金制度都被迫作出根本改變，氣氛為之沉悶鬱結可想而知。自然地，高錕校長成為無窮爭論、爭拗的焦點。他不善辭令也不工心計，對無窮的人事糾紛，對學生的無理攻擊乃至謾罵，往往顯得束手無策，應付維艱……」
港英政府變相強迫中大學制「四改三」事件，是高錕上任後第一個考驗，被金耀基形容為中大創校以來遇到的最大困難。
據塗遠瀾《香港大學學制的前世今生》介紹，上世紀60年代初，香港只有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兩所大學，學制分別實行三年制和四年制。而香港的中學則分為英文中學和中文中學，前者依從英國傳統，即五年中學兩年預科，報考三年制的港大；後者則大致依內地模式，五年中學修讀一年預科，報考四年制的中大。90年代初，港英政府強制推行改革方案，取消了中、英中學區別，將中大學制改為三年制。
據《明報月刊》盧愛玲文章《三樁爭議事，段段師生緣》，港英政府變相強迫中大學制「四改三」，表面上是因為中大、港大的收生矛盾引起，其實是英國在撤出前進行教育部署，以使香港教育銜接英國模式，維持英國在港的影響力和聯繫。
上世紀八十年末，中大捍衛四年制，在香港社會是轟動大事。中大接納學生代表，加入校方高層核心小組，共商對策。學生會組織了很多行動，在邵逸夫堂召開千人聲討大會，於立法會動議辯論時，在遮打花園大集會，乃至年底全校罷課。但捍衛行動最終失敗，中大、港大和樹仁大學的4000學生憤而遊行。
在此局勢下，高錕設計了彈性學制，將課程改為學分制。據《高錕自傳》（增訂版）介紹，他向同事和同學們解釋：中大並沒有放棄四年制。同學們入讀中大，可以採取任何進度學習，只要修滿123學分，就可畢業。如果他們通過高級程度會考，並達到指定的語文程度要求，平均三年就可以修完學士學位課程。在很長一段時間，三年制和四年制並存，逐漸過渡，彈性學分制「保住了全人教育理想，保住了本身的核心價值」。
香港大學前校長徐立之，是中大傑出校友，並曾重返母校擔任訪問學人，與高錕多有交往，後來在接受《明報月刊》採訪時稱，在中大學制「四改三」事件中，「高校長是一校之長，成為中大罪人，受盡師生校友責罵，還被認為是他出賣了中大，換來他鍾情的工程學院，可說受盡委屈。」徐立之更指有中大高層對高錕校長不敬。
在楊綱凱印象中，相對於學制「四改三」事件，高錕出任港事顧問，更是遭到學生的極大抗議。
據中大政治與行政系副教授周保松《真正的教者》介紹，1992 年7 月，中英因香港政治改革方案問題，關係破裂，中方決定另起爐灶，吸納香港不同界別精英為己所用，邀請他們出任港事顧問。1993 年3 月27 日，中國政府公布第二批港顧名單，高錕校長榜上有名。中大學生會很快發出聲明，要求高校長公開交代事件，又在校內烽火臺舉辦論壇，傍晚時派出同學攜橫幅，遊行到中環恒生銀行總行，要求在那裡開會的高校長回校公開解釋。
1993年3月31日早上，高錕來到烽火臺，面對著中大千餘師生及香港所有媒體，就接受港事顧問職務做出公開解釋。
高錕不善言辭，面對發問者的冷嘲熱諷，他不以為忤，有時甚至忍不住和學生一起笑起來。他說：「我是一個很真實的人，希望大家努力對香港的將來做一些事情，這是不錯的。香港的將來是大家的將來，可能對世界的影響非常大。」
同年11月20日下午，中大建校三十周年開放日，在百萬大道舉行開幕禮。高錕上臺致辭，突然有十多位學生從兩邊衝出，手持標語，更有學生搶了臺上的麥克風，高喊「反對開放日」口號，還有兩位爬到典禮正前方的建築頂層掛起橫幅，上書「兩天虛假景象，掩飾中大衰相」。
事後，中大管理層震怒，高錕卻將處分學生的建議壓了下去。他的決定在大學管理層和校友組織，幾乎得不到支持，甚至不少教師也認為他軟弱無能和治校無方，在他離任時對他評價甚低。
後來，在接受香港電臺「傑出華人系列」訪問時，高錕才談出感受：「我的感覺是學生一定要這樣做，不然我聽不到新的思想。他們表達之後，我們至少有一個反應，知道他們在爭取什麼東西。」 而當年和學生激烈爭論後，他回家對太太說：「什麼都反對才像學生哩！」
在上述風雨中，陳方正觀察到，「在如此巨大衝擊下，他表面上若無其事，仍然保持童子軍般的陽光、開放和樂觀，但心靈所受創傷之巨，恐怕是難以估算，更不足為外人道。」( 陳方正《發明家、校長和童真—— 悼念高錕校長》)
而高錕在後來的自傳中很坦然，自稱從未捲入什麼密謀協議的漩渦，招惹什麼閒言閒語，「我懂得怎樣保護自己，那就是不知是誰在一首詩中說的：』我的忠誠就是我的盔甲。』忠於自我，令我在晚上睡得安穩，說話暢所欲言。」
金耀基對此也有觀察，他在《高錕的笑容——科學與教育的卓越貢獻》中寫道，「高錕的臉上永遠帶著一副笑容，是那種極自然，令人感到親切舒服的笑容。那是高錕特有的笑容。我不知道這是西方的還是東方的，但我知道他謙虛寬厚的襟懷主要是來自中國文化的薰陶。他自幼讀過四書五經，並承認孔夫子對他有影響，他特別認同傳統中國文化待人寬厚的精神。Charles（高錕英文名）對己對人都有很高的要求與期待，但他對人寬厚、容忍是超級的，有同事跟我說，他從未見過高校長生氣，問我高校長是否從不會生氣？說真的，在香港做大學校長，能對有的事，有的人、有的現象不生氣嗎？Charles的容忍量是超級的，但他是會生氣的。」
金耀基，學者，2002-2004年間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來自視覺中國
25年後，上述兩件事情的見證人周保松，在「容忍」的角度之外，以另一種視角解讀了高錕的治校理念：
「是什麼原因，使得高校長如此尊重學生的自由權利，並將這個權利看得比個人榮辱和大學聲譽還要高?
「我認為主要的原因，來自他的科學精神。高校長是一位科學家。科學的終極精神，是追求真理。要發現真理，就必須要有充分自由的學術環境，容許師生在沒有顧忌和恐懼下自由探索。要在學術上有突破和創新，就必須鼓勵異見，必須對常人眼中離經叛道的觀念給予最大的包容和尊重……我認為，對高校長來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陳寅恪先生語）是科學之本，也是大學之本。
「除了科學精神，我想高校長也會同意，一個自由開放的大學環境，對培養學生的個性同樣重要……如果我還有機會和高校長聊天，我相信他一定會同意，自由是大學的命脈。沒有自由，大學將什麼都不是。」（周保松《自由比容忍更重要——懷念高錕校長》）
2013年6月23日上午，深圳少兒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周保松副教授演講《金錢、幸福與正義》。來自視覺中國
在高錕做校長的最後兩三年，陳方正觀察到，他忽然間脾氣會變得很犟，至少有兩三次，在開會時，跟同事，甚至跟一些支持中大的元老發生衝突，而且是比較激烈的衝突，「而且慢慢變得嚴重，甚而導致令人面面相覷，難以圓場的局面。」
多年後，陳方正回憶稱，這可能是高錕腦退化症開始出現的徵兆。這一病症似乎是有遺傳的，他父親在80歲以後，也出現腦退化症狀。上述脾氣當然也影響校董會對他的看法。
亦有熟識高錕校長的中大教授對此理解稍為不同：當時對高校長頗不客氣的有幾位，其中有兩三個，是甚不講理的，用一句廣東話說：佛都有火，發脾氣是正常的。
1996年7月31日，高錕63歲，卸任中文大學校長。他執掌中大九年，全校學生由7000餘增至13000多名，教職員由二千五百增至四千多名，「中大在原有的良好基礎上，日益壯大，成為在香港，在亞洲的一所有規模、有格調、有學術質量、有國際聲譽的大學」（金耀基語）。
高錕校長卸任之際，據《中文大學校刊》介紹，大學校董會深表讚賞與銘感，接受大學教務會之推薦，聘任其為工程學榮譽講座教授；接受行政與計劃委員會之推薦，將科學館北座命名為「高錕樓」和設立「高錕基金」，以發展學術硏究，促進國際聯繫及學生活動。
在陳方正看來，高錕「在回歸前夕，度過耳順之年未久就退休，對他來說其實是難得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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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錕離開了中大，逐漸從同事們的視野裡消失了。他和老友陳方正等仍不時餐聚。他在作別中大的書面致辭中說，「現代人時常強調效率、速度、新意念及轉變，我們卻欣賞歷久不渝的友情、交誼、珍貴的傳統，以及所有能帶來溫馨回憶的事物。」
高錕走了，很多同事只能從報紙上了解到，他創辦了高科橋集團有限公司，創辦了弘立書院，擔任了香港科技創新委員會委員，獲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和鄧小平、甘地、黑澤明、盛田昭夫一起，被《亞洲新聞》評選為二十世紀亞洲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他在世界各地旅行，接受作為「光纖之父」所應得的、各種紛至沓來的榮譽。
誰也沒有料到，他會在此後不久得了阿茲海默症。
2004年，陳亮光擔任信息工程系系主任，開始邀請高錕回來做講座，與學生交流。在2005年的一次講座中，陳亮光發現，他講話斷斷落落的，在邏輯上跳來跳去，跟以前差別頗多。
楊綱凱也注意到，有一次，高校長在逸夫書院做報告，用英文講光纖，中間講稿丟了兩張，他講到一半就亂了，說不下去。
也就是這時，餘濟美從很多同事那裡聽說，高錕校長在外面開會，開完會以後，不知道怎麼回家。在餘濟美印象中，高校長平常說話不多，是一個great listener（好的傾聽者），他會聽你講，但不會發表很多意見，所以開始時，不太注意他是否得病了。
2007年3月，《二十一世紀》慶祝出刊百期，高錕也來到晚宴上。「我們再度歡聚的時候，他好像已經來到生命的黃昏，和一班老朋友見面時雖然心情歡暢，但在臺上講一兩句話也顯得吃力。」 陳方正回憶道：我們請他講話，他就走上去，用普通話只講了一句，「我已經很久沒這樣在臺上講話了」，就下來了，表示他講不出來了。
2008年，陳方正聽高錕的秘書講，高錕就要回美國了，就和夫人去跑馬地他的寓所看望。
高錕還可以正常聊天，還帶著老友去大廈頂層看周圍的風景。雖然，他有些事情記不起來了，上街時可能會迷路，可是在家裡，在一個熟悉的環境裡聊天，他沒有問題。
那時，他已經在收拾行李了，「對行將遷回美國充滿了孩子般的興奮和期待，我們則不禁黯然」（陳方正《發明家、校長和童真—— 悼念高錕校長》）。
金耀基和楊綱凱也去看望他，他臉上還是帶著「高錕的笑容」，身子依然健好，只是記憶力弱了。高夫人說，她在天台晾衣服，每天都是他去收下來。
臨別時，高錕陪他們去看屋頂的小園，並堅持送下來，在馬路上走了一段，說要帶他們去附近大排檔看看。金耀基與楊綱凱怕他太勞累，回送他到大樓的電梯，高夫人正等著。看著他進了電梯，兩人心情都有點沉重，但覺得他有高夫人照顧，加州陽光好，又有兒女在附近，對他是有幫助的。
也正是在2008年，高錕患腦退化症的消息，被香港媒體披露，但這一消息似乎並未在中大，在香港引起太大反響。
在陳方正印象中，高錕已經退休一段時間了，和中大的聯繫基本沒有了。香港和內地不一樣，內地的校長退休了，還是學校的人；在香港，大學校長退休了，當然學校還會給你一些榮譽，但此外就沒有特別的聯繫和照顧了。
高錕去世以後，香港科技大學前校長陳繁昌接受《明報月刊》採訪時說，早年香港人不懂得賞識，不知道光纖的重要性，否則對高錕校長應該會尊敬一些。當期《明報月刊》推出專題紀念文章，總編輯潘耀明在卷首語中稱，「高錕對香港貢獻至深至巨，港人對他虧欠太多了。」
2004年，在李卓敏銅像捐贈儀式上，高錕（右）和陳方正合影。陳方正提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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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退化症是一種極為陰險的疾病，它會在你毫無防範下入侵。其實，經常忘東忘西或迷路，並不是正常的老年症狀。當這不治之症進入中期以後，照顧者的壓力便非常沉重。患者需要24/7全天候的照顧。這情感上的失落最令人痛心。腦退化症就像一個人的死亡，但死去的，只是記憶，而不是身體。那個人的身體還健在，但傷口卻永遠敞開，無法癒合。」
多年後，黃美芸在高錕慈善基金的宣傳材料上如是寫道。高錕患病，對妻子黃美芸帶來莫大的痛苦。黃美芸是英籍華人，電腦工程師，他們相識於1957年的英國標準電報電話公司，1959年喜結連理，從此相濡以沫，不離不棄，攜手走過50餘年風雨，仍是恩愛如初。
高錕退休後，他們一起打網球，跳社交舞，打麻將，享受平靜舒適的晚年。但大約在2003年，高錕70歲時，黃美芸和麻友們發現他的反應變得遲緩。腦退化症的幽靈已在不知不覺間來了。
腦退化症，又稱老年痴呆症/失智症/認知障礙症，是因腦部功能不正常衰退引致的病症。香港中文大學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教授郭志銳曾在接受中大聯合書院院刊《聯合邁進》採訪時稱，腦退化症可分三大類型，約有六成患者是患上阿茲海默症，病症成因未明，衰退是漸進式的，高錕教授就是患上阿茲海默症；另有三成病症，是因病人腦中風或患上血管疾病，對腦部造成損壞引致，餘下的一成病症，可由柏金遜症、愛滋病、腦積水、腦腫瘤等引起。
隨著香港高齡人口高速增長，腦退化症的發病率逐年上升。高錕慈善基金提供的2010年材料顯示，65歲以上的香港人中估計有5%患有腦退化症，80歲以上更高達30%。
2014年出版的《高錕自傳》(增訂版 高錕著 許迪鏘譯)，以高夫人的語氣記錄了腦退化症襲來的情況：
高錕常忘記這忘記那，大家都拿他開玩笑，他忘了車鑰匙放在什麼地方，大家就說，「老人失憶又來了」。高錕回家時會迷路，幸好懂得用手機，會打電話說他迷了路，只是到了後來，他連打電話的能力也失去。
2003年，家庭醫生建議他們去看神經科和老人科醫生。神經科醫生為高錕做了簡短智能測驗和醫學測試，神經學家為他做了進一步檢查，「磁力共振顯示，高錕的海馬體嚴重萎縮，海馬體在腦的底部，專責處理和儲存記憶。醫生第一句就說，他會逐漸忘記許多詞語。這是個退化症，而且會愈來愈嚴重……唯一的希望，是有新的藥物能減慢腦退化的速度。我們開始了一連串藥物療程，以求改善他的腦功能」。
據《聯合邁進》記錄，高錕確診後，黃美芸初時很憤怒，向天質問，這事為何會發生在至愛的人身上，繼之感到憂傷，「因為你知道這個人以前是怎樣，這個病將他改變，以前那個人已經走了，不再在這裡，哭也哭過一段日子，現在習慣了，知道這個人不再是以前的那個人。」
慢慢地，黃美芸開始接受這一切，肩負起24小時照顧高錕的任務。以往信心十足的高錕變得失去自信，注意力集中的時間愈來愈短。在家中，黃美芸不去開電視，高錕就不會去開，只會呆坐廳中。黃美芸需要事事關心，時時刻刻看顧高錕。
唐世煌是香港超智能控股有限公司的執行董事，2002年和高錕夫婦在跑馬地網球場認識，後來一起打球，一起出遊，成為密友，對高錕發病的過程感觸頗深。
在唐世煌印象中，起初，校長精神還好，只是有一點點健忘，比如說忘記了拿鑰匙，談事情時會重複一下，但並不嚴重。到了2006年左右，校長打球時，時常忘記了發球。
據《高錕自傳》(增訂版）介紹，那時，高錕仍然每天打網球，但球友們發現他的狀態日差，他們給他讓分，鼓勵他打下去，打完球又幫他收拾東西，在更衣室裡為他打點一切。球友們誓言保護高錕，每天開車接送他到球場。
高錕辭去了多家公司的非執行董事職務，留在家裡，仍能讀書。夫婦倆跟朋友到處旅行，也外出吃飯和參加其它活動。高錕每天打網球，在家裡也做運動，體能調理得很好，只是到健身室的次數減少並最終停止。黃美芸放棄了網球，留在家裡照顧他。
《高錕自傳》(增訂版）進一步記錄： 「高錕的理解能力開始減慢，從外表看來，他還是往日模樣，但內裡判若兩人。他在我們面前日漸枯萎。我們給他做了正電子造影，腦部不同部位因應葡萄糖代謝速度以不同顏色顯示，他的額葉上明顯有斑塊，是腦退化的明確跡象。
「2008年11月，在一個神經科專家的建議下，高錕開始接受每月兩次的靜脈注射，所用的藥物主要用於治療免疫力失調，副作用和毒性都經過研究驗證，並於多年前獲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批准，但用於腦退化治療的第三期研究仍在進行，治療效果未完全明確。
「藥物注射很貴，且需時四至六小時。起初高錕很合作，另外加上針灸，生活仿佛回到常軌。但他慢慢變得易怒，有時更固執和神不守舍。他常想外出，又一定要有人陪伴，不理會別人有沒有時間陪他。他很易覺累，白天也常要睡覺。
「我覺得還是回到美國。住得接近子女較好。病無法治癒，病況只會愈來愈差，我初則以怒，繼之以憂，以痛———就像目睹至愛的人步向人生盡頭，雖然那身軀仍健在。親密感和心靈交流一概沒有了，只是無時無刻的起居照顧。先前的藥物注射在美國顯然更為昂貴，甚至根本沒有。家人決定，回到加州就停止注射，讓病症自然發展。」
2009年，在唐世煌印象中，校長的網球不能打了，精神狀況很差，而且開始發脾氣。這年5月，校長夫婦赴美，唐世煌到校長住處，幫忙將行李裝上車，開車為他們送行。
2008年，高錕（前排紅衣者）與球友在香港賽馬會俱樂部網球場。唐世煌提供照片2008年，高錕（右一）與球友在印尼Bintan島。唐世煌提供照片
2009年，高錕夫婦（左一左二）離港赴美前，和唐世煌夫婦合影留念。唐世煌提供照片
高錕寫自傳，先是以英文出版《A TIME AND A TIDE Charles K.Kao: A Memoir》; 2005年，由許迪鏘翻譯的中文版《潮平岸闊－－高錕自述》在香港出版；2014年3月，《高錕自傳》（增訂版 高錕著 許迪鏘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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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6日下午五點四十五，一個來自斯德哥爾摩的電話，打到了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的院長辦公室。
這一天，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委員會宣布，將2009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高錕和兩名美國科學家博伊爾和喬治·E·史密斯。頒獎詞稱，高錕因為「在光纖領域的開創性成就」，博伊爾和喬治·E·史密斯因「發明了成像半導體電路」，這些成就幫助奠定了當今網絡社會的基礎。
這一年，高錕76歲，距他首次發表光纖應用於通訊的論文，已過去了43年。43年間，光纖通信已經完全改變了世界。
據後來高錕教授的諾貝爾獎獲獎演說介紹，自1976年第一代45 Mb/s光纖通信系統建成以來，單根光纖的傳輸容量已經增長到原來的一百萬倍，達到幾十Tb/s。與此同時，光纖放大器和波分復用技術的發明，使數據得以在百萬公裡計的光纖中傳輸。時至今日，億萬公裡長的玻璃光纖光纜鋪設在地下和海底，構建了一個錯綜複雜的連接網絡，而這個網絡正是網際網路世界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沒有光纖，1990年代開始的信息技術革命便不可能發生。
而自1990年代以來，高錕會不會得諾貝爾獎，就頗費公眾猜測。2002年，高錕在接受《明報月刊》總編輯潘耀明訪問時說，諾貝爾獎是以基礎性學科為分類基礎的，應用科學可能較難歸入該獎。能得諾貝爾獎固然很開心，得不到也不用太失望。事實上，他的科研成果曾得到不少獎項，已感到十分榮幸。得獎與否，的確不是最重要的考慮，最重要的還是去做自己有興趣的研究。
10月6日，喜報突然從天而降，震動了中大乃至香港。人們到處尋找高校長，才知道他已在美國。
這一天，金耀基在火車上收到了喜訊，餘濟美在辦公室裡收到了電郵，「哇，居然是我們的老校長得到諾貝爾獎！」；楊綱凱和馬臨前校長、楊振寧教授等人，在邵逸夫獎理事會上討論事情，楊振寧教授還問及有沒有特別的消息，楊綱凱手機上突然收到佳音……
當天晚上，中大就沸騰了。劉遵義校長發出公開信，向大學 同仁傳達喜訊，並代表大學向高錕教授致以誠摯賀忱，「這是香港中文大學、全香港、全國，以至所有華人的天大喜訊......現代人日常運用的高速網絡通信，正是高教授對科技的偉大貢獻！」
第二天下午，中文大學在工程大樓舉行「高錕教授榮獲諾貝爾獎慶祝會」, 多位大學成員和嘉賓致詞，憶述與高教授共事的情誼軼趣。中大前校長金耀基在會上把高錕的光纖發明比作中國人繼印刷術、火藥、指南針之後的第四大發明（內地更流行的說法，是中國古代有四大發明，另一為造紙術）。近百名中大師生或舉杯，或揮舞諾貝獎牌圖樣的扇子，簇擁在印著高錕大頭像的展板前，齊聲恭賀高錕教授。
這時，在美國的高錕正陷入困頓中。據《高錕自傳》(增訂版）記載：
「回到美國，我們立即調查住宅附近可有任何照顧設施，以防在我們獨木難支時可以找到援手。我們找到一家日間老人護理中心，受照顧的老人都有各種不同病症，約有1/4患腦退化。高錕起初參加了中心的活動，帶回家裡好些在課堂上做的手工和繪畫。每天早上，他都興致勃勃地到中心去。
「可是中止注射的後果開始浮現，幾個月後，連簡單拼圖遊戲中最容易辨認的邊緣拼塊，他也拼不上。此外，還有其他的認知缺損，連自己穿衣脫衣也有困難。」
在唐世煌印象中，2009年諾貝爾獎之前，高夫人的心理壓力達到極點。教授已不是以前的教授了，家裡一切事情，財務、打掃、燒飯、醫療、外出活動，都需要高夫人打理。
喜訊就在這時傳到美國。金耀基和高錕通電話賀喜，感覺他很平靜，但語調愉快。金耀基問，「電視你看了嗎？在播你得獎」。他說，「哦哦，很好很好……」
據金耀基2009年文章《高錕的笑容——科學與教育的卓越貢獻》記錄，黃美芸說，Charles講話支離破碎，對諾獎事一時清楚，一時又不清楚；當她在電視裡看到瑞典皇家科學委員會宣布諾貝爾物理學獎時，Charles在身邊，她說諾貝爾獎是一個很大榮譽，Charles只是漫然應之，她提高聲調說：「這是頒給你的！」Charles就說：「哦，很好呀」。黃美芸說：「諾獎早頒一兩年就好了。」
按慣例，歷年諾貝爾獎得主都要在領獎前夕，在瑞典發表獲獎演講，綜述生平最重要的研究成就和學術思想。
陳亮光回憶稱，那時，高校長已經沒辦法發表獲獎演講了，一直在家相夫教子、長做賢內助的黃美芸挺身而出。她學計算機科學出身，在倫敦受過嚴格的文法課堂訓練，多年伉儷情深，參與了甚多高錕的學術活動，高錕的演講辭很多都經她修訂，由她來做演講，大家都覺得非常好。
四名中大教授被選出，參與演講的文稿撰寫及投影片整理。團隊包含了中大副校長、物理學家楊綱凱教授，中大研究生院院長、信息通訊專家黃永成教授，信息工程系研究光通信的教授張國偉和陳亮光。他們執筆完成後，黃美芸親自點題為「Sand from centuries past; Send future voices fast」，中文名字譯作《古沙遞捷音》——被高錕證明可作為長距離光傳輸介質的高溫石英玻璃，亙古以來是由既廉價又用之不竭的沙粒做成。
2009年12月8日，諾貝爾物理學獎講座在斯德哥爾摩大學禮堂舉行，黃美芸代替高錕發表演講，回顧了光纖理論的基礎和對世界的影響，展示了高錕對科研的創見、自信與堅持：
「60年代，我們的孩子還很小。高錕常常很晚回家，以致子女經常都要在餐桌前等著吃晚飯。我對他每天晚歸感到很生氣，我依稀記得他是這麼對我說的：『別生氣，我們現在做的是非常振奮人心的事情，有一天它會震驚全世界的。』我略帶諷刺地說：『是嗎？那你會因此而得諾貝爾獎的，是嗎？』 他是對的，他的成果給通信界帶來了一場驚天動地的革命……」
在數千公裡外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特別安排於校內和網上直播講座，校長劉遵義教授、副校長楊綱凱教授以及約三百名中大師生及公眾，聚集在何善衡工程學大樓王統元堂，一同觀看直播。
師生們看見久別的高錕校長，坐在前排，對黃美芸的演講，微笑點頭表示讚賞。「校長近乎傻氣的天真笑臉在電視上出現，昔日天才橫溢的校長逐漸忘事」，也讓大家「驚覺時間的殘酷」(《中大校友》2009年12月60期)。
12月8日起，為讓公眾進一步了解高錕教授對開發光纖通訊科技的貢獻，中大聯同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香港科學館合辦為期三個月的「向光纖之父──高錕教授致敬」展覽，介紹高錕教授過去四十年的學術研究生涯及重要成就。
12月10日，諾貝爾獎正式頒獎。中文大學同樣進行轉播，數百師生聚集在王統元堂的電視機前，唐世煌作為高家邀請出席的14位客人之一，在斯德哥爾摩音樂廳裡，共同見證了高錕領獎的瞬間:
高錕站起來，有點猶豫地向前走出幾步，瑞典國王特意迎了上去，微笑著向高錕握手，高錕也綻放笑容，握手回禮，並從國王手上接過金章和繫著紅絲帶的獎狀。
次日，香港中文大學再次舉行慶祝會，百餘師生及重量級學者出席。一時，高錕成了中大的英雄、香港之光、全球華人的驕傲。黃美芸後來在《高錕自傳》（增訂版）中稱：「在香港，公眾立即把高錕『據為己有』，街頭巷尾喜氣洋洋，筵席聚會議論紛紛。」
2010年1月29日，應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特區政府邀請，高錕夫婦衣錦還鄉，與香港市民分享獲諾貝爾獎的喜悅。
2月5日，高錕夫婦在中大出席「桂冠學人返故園——中大前校長兼諾貝爾獎得主高錕教授成就展」開幕典禮，主禮嘉賓大牌雲集，包括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兼大學監督、中大校董會主席鄭海泉博士、中大署理校長華雲生教授，以及兩位諾獎得主楊振寧教授和莫理斯爵士，二百多位大學成員及嘉賓應邀出席。
「桂冠學人返故園」展覽，自2月6日起至3月20日舉行，展出高錕惠贈中大的諾貝爾獎牌和獎狀及其他多項珍貴獎牌，並以多媒體形式呈現高錕的生平及卓越成就等。展覽盛況空前，短短一個多月，已吸引逾兩萬名訪客參觀。由於反應熱烈，又於5月重展，延期至10月。
3月1日，為表彰高錕在光纖科技研究領域的卓越成就，香港特區政府在香港科學園舉行「高錕會議中心」命名儀式。
3月14日，為發揚高錕教授重視科研和關愛社會的精神，香港中文大學舉行「與高錕教授同行」中大步行籌款日活動。正當陽春三月，中大漫山遍野杜鵑花怒放，高錕夫婦神採奕奕，帶領步行隊伍出發，近三千位中大師生及公眾人士，行走在山路上，頻頻展示彩旗，向高錕夫婦致意。
各種慶祝活動紛至沓來，熱情洋溢，競相表達著人們對於諾貝爾獎得主的熱愛。本來就有病的高錕被累壞了。
據港媒報導，當聯合書院教授們為高錕獲諾貝爾獎安排宴會之時，車子到達宴會現場前，高錕突感不安，下車要回家。參與宴會的童元方教授，剛巧在路上遇到他，告訴他大家都來要見他了。高錕卻一邊走，一邊說：「我知道啦，我知道啦。」黃美芸只能跟在後面，跟客人說對不起。
2010年3月20日，高錕夫婦又回到美國。據《高錕自傳》（增訂版）記載：
「回香港小住六星期，高錕的情況又惡化了。澱粉斑塊和神經纖維結的形成，令大腦萎縮，仍能正常運作的部分的工作承擔因而日漸沉重，超乎負荷，病人也因而很易疲倦，不是來自肉體，而是來自精神的壓力。
「我們要參加的公開活動委實太多了，過勞的高錕變得很不合作，對自己要完成的任務更拋到九霄雲外。我們覺察到這情況，決定預為之計，以防失控。比方，在活動前先讓他好好睡一會，每天儘量只出席一個活動，但有時還是不能如願，高錕就會變得焦躁不安。
「後來，我在聖何塞發現了一個專為亞洲腦退化病人而設的護理中心。亞洲人中心離家很遠，要坐長時間的巴士才到，過了好幾個星期，我才能爭取到外展服務，給高錕管接管送。
「在此之前，我每周三次陪高錕坐巴士到聖何塞，車程來回各需一個小時。幾位來自臺灣的教授每星期兩次接高錕去參加一些聚會和適合他的活動。
「每周兩個早上到護理中心，每月兩個早上接受注射治療，逢周五下午在本地老人中心午餐和打桌球，一個星期的大部分時間高錕都有外間活動，由我或護理人員陪伴。即使如此，一天裡的剩餘時間還是令人透不過氣來，眼睛愈來愈難以離開他一刻。
「伴隨諾獎而來的許多邀請我們都推卻了，高錕實在無法應付那些研討會或演說，這獎項來得稍晚，他已不大能分沾那光榮了。」
2009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爾摩，瑞典國王卡爾十六世為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之一的高錕頒獎。來自視覺中國
—— 待續——
題圖為2018年10月8日上午，告別儀式結束後，高錕的子女持遺像走出殯儀館。來自視覺中國。
鳴謝：騰訊新聞、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高錕慈善基金、香港賽馬會耆智園、《明報》龐皎明、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研究系本科生林靜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