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魯迅誕辰135周年，也是先生離開人世80周年。在人世間，有的人活著，卻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卻依然活著。誠哉斯言！魯迅就是一位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心中的偉大的歷史人物。
在20世紀中國，天將降大任於斯人，艱難困苦、不懈奮鬥磨鍊出無數傑出人物，毛澤東和魯迅就是其中兩位空前的民族英雄。在我們這個時代，沒有一位文學家像魯迅那樣，在他生前身後直到今天，受到那麼多的誤解、攻擊和褻瀆；也沒有一位文學家像魯迅那樣，受到那麼多革命者、進步人士和人民大眾發自內心的景仰和愛戴，一直綿延到今天。 魯迅作為「民族魂」是當之無愧的。
毛澤東真切而深刻地理解魯迅的價值和不可替代的歷史地位，他在《新民主主義論》這部經典著作中，有兩處直接涉及對魯迅的評價。他在論述五四以來中國鍛造了一支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時說：「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頁）他在論述國民黨的文化「圍剿」遭到失敗時說：「而共產主義者的魯迅，卻正在這一『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同上書，第702頁）在文化戰線，甚至在整個革命營壘，獲得毛澤東如此崇高評價的，唯有魯迅一人。這是毛澤東對魯迅堅韌不拔的戰鬥精神、文化反「圍剿」中的主將作用及其著作的思想價值的高度認同和讚揚。他們兩人從未謀面，但他們的心是相通的。毛澤東愛讀魯迅的書，1938年1月，他在給艾思奇的信中寫道：「我沒有《魯迅全集》，有幾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內，遍尋都不見了。」上海地下黨為他買來了一套20卷本的《魯迅全集》，他一直把它放在自己的辦公室，忙中找閒，認真閱讀。這套全集一直伴隨他進了中南海，1949年底他出訪蘇聯時，還親手挑選了幾本魯迅的著作帶在途中閱讀。新中國成立後出版的《魯迅詩集》《魯迅手稿選集三編》以及許多單行本，他都讀過。晚年他剛做了白內障切除手術，視力稍有恢復就要讀新印的大字線裝的《魯迅全集》，並寫下批註。毛澤東說過，魯迅翻譯了《死魂靈》《毀滅》，等等，但是他的光彩主要不在這方面，是在創作。是的，魯迅的作品（包括小說、雜文、詩歌和政論等）是不朽的。
今日之中國，仍然需要魯迅，呼喚魯迅的精神，對魯迅精神的任何淡化、矮化和曲解都是站不住腳的。
學習魯迅以激越的愛國主義為底色的革命精神
青年魯迅在日本留學期間，剪掉了辮子，他在「斷髮照」上題詩一首：「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表達了他對祖國命運的深切關懷，深沉地反映了青年報國之志。可以說，魯迅一生都在踐行他的這個愛國志向。
鴉片戰爭以來，大概每隔10年左右就發生一次大的侵略戰爭，清王朝先是抵抗一陣，繼之妥協乞降，最後以割地賠款、喪權辱國告終。戰爭過後，似乎一切又歸於平靜，幻想著「同治中興」、盛世再來。這種麻木狀態吞噬著我們的國魂，消磨人們的意志。直到中日甲午戰爭，經營了30年的所謂洋務自強運動，慘敗於東方小國日本，驚醒了國人，於是有了改造國民性的呼聲，有了思想啟蒙運動。青年魯迅對救國的探索，大體上也經歷了這樣的一個歷程。開始，他希望通過醫學強壯國人的體魄，使我們的民族能夠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但當他看到侵略者屠殺我們同胞時，許多國人竟然成了麻木的「看客」，這使他認識到醫學雖然能醫治人的疾病，卻挽救不了人的靈魂。這個認識使他棄醫從文，走上革命文學的道路。
魯迅在戰鬥的道路上經歷過痛苦和苦悶，在苦苦求索中尋找國家的新的出路。十月革命對魯迅思想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從這時開始，他熱情支持新文化運動，用自己的文學創作，「與前驅者取同一步調」，同陳獨秀、李大釗等為代表的進步知識分子融合在一起，在戰鬥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後來，通過他對中國社會的深沉觀察，同時革命者的鮮血也擦亮了他的眼睛，使他從一個進化論者進到階級論者，從一個民主主義者成長為共產主義者。
時至今日，卻有人否定作為革命家的魯迅，把他包裝成所謂的「自由主義者」。對於這種論調，我們不妨引用瞿秋白是怎樣評價魯迅的，就十分清楚了。瞿秋白在給他選編的《魯迅雜感選集》寫的序中，詳盡而深刻嚴謹地評價了魯迅雜文和魯迅其人，他把魯迅雜感所體現的革命文藝最寶貴的精神內涵概括為：最清醒的現實主義；「韌」的戰鬥；反自由主義；反虛偽的精神。他深入研究了魯迅的人生歷程，把它概括為：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於戰士。他是經歷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現在的四分之一世紀的戰鬥，從痛苦的經驗和深刻的觀察之中，帶著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裡來的。他終於宣言：原先是憎惡這熟悉的本階級，毫不可惜他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教訓，以為唯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瞿秋白在這裡指出，魯迅正是在血的教訓中實現了世界觀的轉變，魯迅宣布的「唯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表達了他的信仰並為之而戰鬥。這難道不是對魯迅一生最好的寫照嗎？ 魯迅對瞿秋白的這個評價是深為滿意的。魯迅和瞿秋白的戰鬥友誼是十分感人的，正如魯迅寫給瞿秋白的條幅所表達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這裡順便指出，現在有人把魯迅接觸過馬克思主義理論這一事實，因為過去在對魯迅的評價中有過某些過頭話，就當作笑話加以揶揄。事實上，魯迅在當時就希望「有一些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有「肯譯幾部世界上已有定評的關於唯物史觀的書」的人。他也正是這樣屬意於瞿秋白的。魯迅還談了自己的感受，他說：「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並且因此譯了一本浦力汗諾夫（今譯普列漢諾夫——引者注）的《藝術論》，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於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魯迅的心是同中國革命事業相通的。1932年夏秋之間，陳賡將軍從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秘密前往上海治傷，他曾向從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講述蘇區鬥爭的故事，有人把它整理後送給魯迅看。魯迅看後非常興奮，特邀請陳賡到家裡見面。陳賡後來回憶這次見面的情景，他說，魯迅先生那天興致很好，我們在那整整談了一個下午，直到夜深了才離開。魯迅先生當時最關心的就是蘇區的群眾生活，他提了許多問題，例如蘇區的土地改革等。魯迅先生是很熟悉農民的，他聽到過去那些屈辱的、受壓迫最深重的人們，都伸直腰站起來戰鬥了，他是很興奮的。陳賡記得特別清楚的一件事，當他和魯迅先生談到蘇區某些房子，在四面都開了窗子時，魯迅先生立刻就注意了這件事，他說：這是因為人民生活好了，已經知道注意居住的衛生條件，四面都開窗子，空氣一定很流通了，這是一個進步。魯迅是很熟悉農民的，他筆下的阿Ｑ、閏土、祥林嫂這些受屈辱、受壓迫的人物，在這片神奇的紅色土地上站立起來了，真正成為歷史前進的動力，也獲得自身的進步；所以，他對陳賡介紹人民怎樣親自送子弟參加紅軍的情景時，感到十分興奮而又特別新鮮。魯迅在白色恐怖下把這些材料和陳賡介紹反圍剿戰鬥手繪的一張簡易的地圖都珍藏起來，他本來準備寫一本關於紅軍的書，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沒能完成。許多共產黨人也是把魯迅看作最可靠的同志。1934年底，傑出的共產黨人方志敏被俘後，受盡敵人酷刑，但他仍以極大毅力在獄中寫下了《可愛的中國》等共產黨人的「正氣歌」。當他面對死亡考慮如何把文稿送到黨中央時，他想到的就是通過魯迅實現這一願望。一位受到他的革命精神感召而改變立場的看守，輾轉把手稿送到魯迅手裡，魯迅很好地完成了革命烈士的委託。在1936年魯迅生命最後一年的日記裡，多次出現「陳蛻」這個名字，他是鄒素寒的化名，受中共北方局姚依林委託，帶一封秘密信件到上海設法找到最可靠的同志，以便同在陝北的黨中央恢復聯繫。當時，曹靖華向他介紹上海最可靠的同志就是魯迅。他到上海找到魯迅後，魯迅同樣不顧危險完成了這件事情，並盡一切可能幫助這位青年地下工作者。解放後，鄒素寒改名鄒魯風，他談到改名的原因時深情地說：「山東不是簡稱『魯』嗎，抗戰期間，我在山東打遊擊，為紀念這段生活，故改用這名；其次，『一二·九』風暴中，我到上海請魯迅先生幫忙替黨辦點事情，魯迅先生對我是那樣無微不至的關切，使我深受感動。為了仰慕他、感念他這無比崇高的革命風格，故稱『魯風』，也就是說，以魯迅先生的風格為典範，向他學習吧。」上述這些，從不同側面反映了魯迅的革命精神，魯迅同黨的親密關係。
現在，一些人把凡是說魯迅嚮往革命、是革命家的，就一律斥為「嚴重扭曲了魯迅的形象」，對革命的畏懼和憎恨，簡直到了神經質的地步。魯迅先生難道不是革命家嗎？我們不妨重溫一下受到世人尊敬的宋慶齡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寫的《追憶魯迅先生》一文，她回憶說：「我最後一次見到魯迅是在上海蘇聯領事館。在那裡從南京來的蘇聯大使勃加莫洛夫設宴請客，魯迅亦在座。席散後放映蘇聯電影《夏伯陽》。電影完了後，勃加莫洛夫面詢魯迅對影片有何看法，當然他很希望魯迅高度讚揚這部影片，但魯迅回答說：『我們中國現在有數以千計的夏伯陽正在鬥爭』。」 魯迅這句話，是明白無誤地為中國工農紅軍的英勇奮鬥而驕傲。這時魯迅當已知道紅軍長徵到達陝北的消息，特別是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馮雪峰到上海工作，就住在魯迅家中；馮雪峰參加過長徵，自然會向魯迅詳細介紹，魯迅為「中國的夏伯陽們」的勝利而欣慰和慶賀是可以理解的。宋慶齡還回憶魯迅逝世那天她趕到魯迅家裡的情景，她滿懷深情地說：「只見這位偉大的革命家，躺在床上溘然長逝了。」這些難道不是對魯迅正確評價的最好佐證嗎？！
魯迅的道路給了我們這樣一個啟示：愛國主義是一種對祖國的崇高感情，也是對祖國所應當承擔的責任；在近代中國，一個真誠的愛國主義者是比較容易理解和接受社會主義的。在理想信念嚴重缺失的今天，弘揚魯迅以激越的愛國主義為底色的革命精神，是我們的時代和事業的需要。
學習魯迅生命不息、奮鬥不止的「韌」的戰鬥精神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是魯迅戰鬥精神的自我寫照。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不久，魯迅先生就被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呈請密令通緝，罪名是「墮落文人」，這個通緝密令一直到魯迅先生去世也沒有取消。他面對被通緝、被迫害的危險，毫不畏懼，毫不退縮，一往無前地把一支支利箭射向敵人的營壘；他無情地剝去兩千多年來封建文化思想的偽裝，使它們露出真面目；他具有「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對敵人一個也不饒恕。當有人抱怨他缺少「費厄潑賴」精神的時候，魯迅覺得，在一個專制的社會裡，空洞地喊公允的口號，只能是對弱者的損害。他說：「自己也知道，在中國，我的筆要算較為尖刻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們怎樣地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溫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無刀無筆的弱者不得喘息。」 這就是魯迅的精神！
魯迅是一個清醒的革命者。1930年3月，他在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中，就說過一個作家如果不和實際的社會鬥爭接觸，如果不理解革命的深切含義，「『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他熱切希望不但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而且在文學戰線上的人還要 「韌」。所謂「韌」，就是不把文學看成是敲門磚，「門一敲進，磚就可拋棄了」，而是要永遠為人民大眾吶喊。他說：「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舊社會的根柢原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它什麼。並且舊社會還有它使新勢力妥協的好辦法，但它自己是決不妥協的。」先生說得何等深刻，何等好啊。
魯迅晚年肺病日益嚴重，許多朋友都希望他能轉地療養。蘇聯方面早就要請魯迅去遊歷和療養，請他全家都去。國際友人史沫特萊一再動員，魯迅總是猶豫不決，她只好請茅盾幫忙動員。這時魯迅擔心出國就會脫離國內實際，變成了聾子和瞎子。當茅盾告訴他可以把國內的書刊逐日匯齊交給蘇聯方面，在國外還可以寫文章寄回國內發表。他算了算路途來往的時間，然後說道：「雜文都是根據當時情況，匕首一擊，事隔一月，豈不成了明日黃花了嗎？」茅盾安慰他說：「你的文章擊中敵人要害，儘管遲一點，還是能夠振奮人心，虎虎有生氣的。」而魯迅念念不忘的是工作，是戰鬥，最終也無法說服他。茅盾只好把魯迅的話轉告史沫特萊：「大先生說『輕傷不下火線』。」 魯迅病逝於1936年10月19日，而他最後的一篇雜文《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是寫於10月17日。可以說，魯迅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戰鬥到了生命的最後一息。
魯迅是在中國革命處在低潮的情況下，毅然站到革命營壘中來的。從此以後，他沒有猶豫、觀望和動搖過。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他最可寶貴的品格，是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的。今天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在低潮的情況下，「被頭掛退」的情況在一些人當中時有發生，他們要蛀空自己曾經信誓旦旦的事業。我們一定要像魯迅那樣，用「韌」的戰鬥精神，來擊退這些來自內部和外部的逆流。
學習魯迅善於用「匕首」和「投槍」的批判精神
在魯迅身上，體現了學者與戰士這兩種品格的完美統一。作為學者，他博學多才，文思泉湧，完全可以寫出更多的大部頭著作，而且他自己也有過這樣的想法。但為了現實鬥爭的需要，他沒有這樣做，而是用極大的精力用於雜文和政論文的寫作，用雜文這樣犀利的「匕首」和「投槍」進行戰鬥。這會使我們想起晚年恩格斯，馬克思去世後，恩格斯除了繼續領導國際工人運動外，也有自己許多的寫作計劃，但他為了共產主義事業，也為了這位偉大的朋友，把主要精力用來整理馬克思的文稿。這雖然使他自己的許多寫作計劃，特別是他原來準備撰寫的《馬克思傳》都未能動手，深為遺憾。但正是恩格斯這種自我犧牲精神，使《資本論》這部工人階級的聖經得以完整問世，可謂功高至偉。魯迅先生在那特務密布、文禁如毛、動輒獲罪的黑暗年代，以雜文為武器，使他成為衝鋒陷陣的英勇旗手，成為反文化「圍剿」的主將。
今天，魯迅的文章在中學教材中已經漸行漸遠，不少人認為魯迅的雜文已經過時。其實不然。魯迅的「匕首」和「投槍」是指向一切黑暗勢力和醜陋現象的，它所體現的批判精神是永遠不會過時的。更何況，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中，那種黑惡、腐敗、醜陋的東西還少嗎？那種以「西化」為有趣，以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為指向的種種錯誤思潮仍在肆虐的情況下，難道不應該像魯迅那樣加以鞭撻和批判嗎？！難道不應該弘揚魯迅作為民族魂的批判精神把人們引向光明的境地嗎？！我們在構建和諧社會的時候，絕不能夠放棄應有的批評和批判的精神；如果是那樣的話，和諧社會就會成為烏託邦式的幻影。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放棄必要鬥爭的和諧是不存在的，甚至會走向它的反面。恩格斯說過：「批評是工人運動的生命要素，工人運動本身怎麼能逃避批評，禁止爭論呢？」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0頁）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今天，同樣需要魯迅的戰鬥精神和批判精神。
（作者：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