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浪財經
作者：約翰·泰勒（John B． Taylor）
斯坦福--在經過了多年教育改革呼聲後，COVID-19終於成為美國教育體系改善的催化劑。美國教育分化----特別是K-12年級（高中及以前）的分化----肉眼可見。教育質量和教育普及度的差異成為經濟、社會和種族不平等性的重要源頭，導致了從奧斯汀和奧克蘭到伯特蘭和西雅圖的社會動亂。不管他們是否來自城市內部或郊區的貧困人群，受教育程度最低的美國人都是疫情及其經濟後果衝擊最深的群體。
幸運的是，經濟學家託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我在胡佛研究所的同事）提供了一個堅決方案。在他的新書《特許學校及其敵人》（Charter Schools and Their Enemies）中，他論證了自主性和靈活性比傳統公立學校更強的學校可以縮小教育差距，提供急需的選擇、機會和競爭。
索維爾仔細分析了疫情爆發前的可得數據，發現公共撥款但私人運營的特許學校，如紐約市的成功學校（Success Academy），在標準化學力測試中的得分顯著高於傳統公立學校。書中給出了大量令人信服的證據，在90多頁表格中清晰而優美地進行了解釋和呈現。
索維爾控制了很多因素，包括學校區位：與傳統公立學校位於同一棟建築中的特許學校，在同樣的測試中的表現要高出數倍。索維爾還用簡單的證據對硬數據作了補充，如進入表現較好的特許學校需要先進入長長的等待名單。但既然特許學校那麼優秀，如何解釋書標題中提到的「敵人」？特許學校的批評者能列出許多理由，但索維爾哀嘆，主要原因還是公立學校不想要競爭。
COVID-19危機能最終改變形勢嗎？有積極的跡象表明是的。上個月，美國教育部長貝西·德沃斯（Betsy DeVos）宣布成立一個新的為期五年、8，500萬美元的獎學金，用於幫助華盛頓低收入家庭的學生進入他們所選擇的學校。這是美國教育部旗下美國唯一的聯邦博庫看擇校計劃----機會獎學金計劃的一部分。參與該計劃的家庭平均收入每年不到27，000美元，其中90%的學生為非洲裔美國人或西班牙/拉丁裔。
另一個令人鼓舞的信號是南開羅來納州參議員蒂姆·斯科特（Tim Scott）和田納西州參議員拉馬爾·亞歷山大（Lamar Alexander）最近引入了一項法案，將把今年美國新冠病毒援助、紓困和經濟安全（CARES）法案的教育紓困撥款中拿出一部分用於擇校計劃。這筆資金能讓被疫情壓得喘不過氣的低收入家庭將孩子送到不同的學校。該立法將把CARES法案教育撥款的10%用於私立學校學費獎學金或在家上學退款。
但最能說明的問題的也許是以下事實：許多家庭和個人有自己的解決方案。比如疫情學習「團體」的突然興起，鄰裡家長組織起來尋找教師，組建班級。學習團體是加州和其他多地許多學區學校關門後，公民社會的自然反應。當學校不再提供服務時，家長立即就能找到替代方案，特別是當他們已經考慮了孩子遠程學習的能力時。
當然，學習團體也有自己的敵人，有批評者抱怨這種行為不公平，對傳統學校有害，或只有請得起教師的人才組織得起來。但有更多的理由讓高質量、高效率學校變得更加普及。質疑新思想不是答案。
疫情時代的教育之爭很快就驚動了州議會。6月份，作為新州預算的一部分，加州立法者通過了參議院法案 98，限定加州給特許和公立學校每生的撥款水平不得超過去年。其要點是限制特許學校註冊數量，而與此同時，對傳統公立學校的替代方案的需求增在激增。但在公立學校關門或轉向遠程教學的情況下，低收入家庭學生將成為最終受害者。
加州等待註冊特許學校入學的學生人數至少達到了13，000人。但拜參議院法案98所賜，州參議員梅麗莎·梅倫德斯（Melissa Melendez）說，「如果你讀的學校倒閉了，那真是太糟糕了。你只能回家呆著。這對於學生和家長是不公平的。」
在索維爾的書中，他指出，「如果你想看到品質教育仍能為低收入少數族裔社區所獲得，你就必須在政策和行動方案提出時質疑，不斷地質疑，『這會給孩子們的教育產生什麼影響？』」
如果我們都認真關注這個問題，疫情對教育的長期影響可能會變成大有裨益。
約翰·泰勒是2001-2005年美國財政部副部長，現為史丹福大學經濟學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他著有《全球金融鬥士》和《選擇經濟自由》（與George P． Schultz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