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楊光斌
在中國思想界，已經不約而同地出現了這樣的政治共識：中國需要由自己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構成的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中國的社會科學話語體系，並不意味要與既有的話語體系徹底決裂和割捨，事實上沒有必要也做不到，而是要在對話基礎上兼容並蓄，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說話方式和思維方式。作為社會科學最古老也是最基礎的學科，政治學有著不容推脫的責任，為重述、有效建構中國的社會科學作出應有的學科性貢獻。
社會科學的性質與中國經驗的挑戰
由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組成的社會科學理論體系，是先賢們對特定國家的、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經驗的觀念化建構。冷戰時期的國際社會科學更是直白的意識形態學，東西方莫不如此。這樣，問題來了：如何解釋今天的中國？中國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如何判斷中國的發展成就，卻形成了截然相反的觀點。一方認為中國錯了，原因是不符合自己所熟悉的一套既有觀念；一方認為中國是對的，但理論上又無力解釋。兩者都反映出我們在觀念和話語上的欠缺，社會科學範式的重建勢在必行。
流行的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個人權利和社會權利為中心的社會中心主義；一類是以官僚制為中心的國家中心主義。在兩類話語體系中，社會中心主義基本上是英、美兩國經驗的產物，其中個人權利和社會權利的核心是商業集團。英國建國當中有兩個因素：戰爭和貿易，其中海外貿易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美國從最早的十三州到西進運動，都離不開實業家集團的力量。美國是先建立醫院、學校、教會，最後才建立政府的。因此，英美的經驗突出了個人權利和社會權利至上，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以個人權利為核心的自由主義理論體系。國家中心主義的話語體系則主要是從黑格爾到馬克斯·韋伯等人以德國經驗為核心建構起來的。法國、德國和日本是一套組織體系，這些國家官僚制非常發達。
應該說，這兩類話語體系對應了第一波和第二波的現代化經驗。第一波現代化是英國和美國，靠商業集團來推動；第二波是19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德國、日本、俄國等，靠官僚制為中心的國家來主導。這些國家的現代化起點都有標誌性事件，例如日本的明治維新、俄國的廢除農奴制改革、德國的統一戰爭等。問題在於，在整個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當中，只有第一波和第二波現代化的經驗，沒有後發國家現代化的話語經驗。比如，俄國在1917年二月革命時，國家組織已經癱瘓，是政黨——布爾什維克成為國家的組織者。同樣，現代中國既不是靠商業集團，也不是靠官僚制，而是依靠政黨組織起來的。可以說，政黨組織國家是第三波現代化國家的一個基本路徑。如果基於第一波、第二波現代化國家的話語和理論來解釋發展中國家，那肯定是錯的。
因此，中國的社會科學需要特別重視政黨研究。對此，我曾提出過政黨中心主義的概念。政黨中心主義是個歷史範疇和客觀存在，其內核、邏輯都不是簡單提出問題就算完成任務了，都需要建構。很多西方概念的流行並不是因為它們有多好，而是因為國家強大，觀念是物質實力的副產品。然而，學者中存在很多「觀念戰士」，他們習慣於用來自西方經驗的書本知識比照現實中的所謂對與錯，而對與中國更有可比性的發展中國家視而不見，或者根本不了解。
中國社會科學應「回到中國」
張灝先生把1895—1925年間稱為中國政治思想的「轉型時代」，即西方的各種思想、概念開始搶灘中國思想市場，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式微。從張灝先生劃分的「轉型時代」算起，中國開始引進、發展社會科學就是一百年的事。這一百年可以大致劃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30年：西學1.0版，即從晚清到民國時期。這個時期除了個別概念，比如費孝通的「差序格局」，基本上都是西方社會科學的初步學習者。這一時期的社會科學教授與其說是學問家，不如說是政治活動家，關注的多是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問題。因此，西學中的各種思想在中國可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既有德國的馬克思主義，也有英國式的多元主義如基爾特社會主義，「西學」中包含著彼此衝突的思想和學說。
第二個30年：照搬蘇聯模式階段，即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這一時期主要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多是蘇聯專家培養出來的，研究領域也主要集中在馬克思主義的三大學說，即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對於這一時期的理論工作者而言，詮釋經典作家的經典文本是其主要工作，以意識形態語言來做社會科學研究成為這一時期的典型特徵。
第三個30年：西學2.0版，即改革開放以來。這一時期成長起來的學者大多是「留學生」，要麼在西方讀學位、進修，至少讀的基本上是西方社會科學和政治思想的書，西方幾乎所有代表性名著都翻譯到了中國。如果說第一時期的「西學」尚是一個多元的矛盾概念，這一時期的「西學」則主要是自由主義的一家之言。
可以說，沒有自己的概念、理論、方法所構成的「話語權」，構成了百年中國社會科學的總體性特徵。這也意味著思想的貧困，進而危及國家安全。在他國化百年之後，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時代應該到來了，「游離中國」的社會科學應該「回到中國」了！這也是我期許的中國社會科學下一個30年即第四個30年的基本方向和定位！
相對於張灝先生所說的「轉型時代」，中國思想的「新轉型時代」即社會科學的自主性時代已經開啟。自主性的中國社會科學無疑是溝口雄三所說的「作為方法的中國」，即以中國為中心的取向，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是「中國的世界」而不再是「世界的中國」。其實，早在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中就提出：「我們研究中國就要拿中國做中心，要坐在中國的身上研究世界的東西。我們有些同志有一個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國為中心，作留聲機，機械地生吞活剝地把外國的東西搬到中國來，不研究中國的特點。不研究中國的特點，而去搬外國的東西，就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毛澤東的理論自信，來自其領導的中國革命實踐；中國建設實踐的偉大成就，理應賦予我們新的發展時代的理論自信。
[責任編輯:蔣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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