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藝創意·聚焦美院」諦視「藝術思想科學——山水畫與書法研究...

2020-12-06 百家號

聚焦美院

深秋時節,西子湖畔,層林盡染,國美禮堂,群賢畢至,暢抒胸懷。2018年11月3日至5日,一場融合「傳統和創新、科學和藝術以及天、地、人」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藝術思想科學——山水畫與書法研究的新視角」在中國美術學院南山校區隆重舉行。

本次研討會由中國美術學院中國思想史與書畫研究中心主任金觀濤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劉青峰教授,中國美術學院副院長、視覺中國協同創新中心主任高士明教授和敦和基金會執行理事長兼秘書長陳越光先生等聯合發起,並由來自國內外不同領域的五十多位學者(包括中國思想史與書畫研究中心的核心成員)共同參與,由中國美術學院中國思想史與書畫研究中心和視覺中國協同創新中心承辦,旨在以新的視角、新的方法研究中國山水畫和書法藝術,展現藝術、思想、科學跨領域研究的新成果,試圖更透徹、更合理地還原山水畫和書法藝術的形成機制,並由此梳理書畫藝術的發展史,從觀念史角度探討中國文化藝術精神。

(一)開幕式——眼光.思考.境界

11月3日上午,研討會開幕式由中國美術學院中國思想史與書畫研究中心副主任焦小健教授主持,中國美術學院副院長、視覺中國協同創新中心主任高士明先生致辭。

高士明教授引古博今,引用福樓拜「科學和藝術在山腳下分手,在山頂上相逢」和尼採「用藝術的眼光去看待科學,用生命的眼光去看待藝術」等語,將本次研討會的主題「藝術、科學、思想」之間的緊密聯繫簡潔明了地作了闡述,並分享了他對藝術、科學和思想的思考。在談及如何重新思考山水和人的關係時,高士明教授說,世界的山水畫首先是人的山水畫,他從山水中的三個時間經驗:一是億萬年前的山川形成,二是億萬年的山水造化,再是百年間人在山水的行履與徘徊,讓我們重新審視如何達成人與山水、人與自然的共通性的深度思考。對於書法,高士明教授也有其獨到的認識。他說,書法和山水一樣可能是中國文化中最難跟其他文明所分享的東西,因為它太深刻,太根本,太玄遠;書法與歌唱一樣保持原始的同一性,在文字和書寫之間相互煥發,成就萬千氣象;書法之道有寂而無形,從歸一而至於歸藏,從萬端而至於無端,由莫名而至於無名,這就是我們之所這個論壇以山水和書法作為切入口,尋找山水和書法一個新的理解語境和解釋的框架,這也是主辦這次論壇的主要意圖。高士明教授的致辭不斷地引人深思,也賦予了這次研討會更多的意義。

敦和基金會執行理事兼秘書長陳越光先生作為一個資助者,引用一位腦科專家和其手術的病人間的一個小故事,來表明資助方的使命、抱負和尊嚴是依靠其受助方的辛勤工作、艱辛探索來成就的,從而向受助方表達了誠摯的謝意,彰顯了一位富有藝術情懷的公益慈善家堅守的「做一個守道者的同道,步行者的同伴,探索者的後援」的境界。

陳先生還以老子「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和孔子「可以共學未可與適道」,以及馮友蘭先生對「為學」和「為道」的解釋,闡述了「學」和「道」兩者的關係,並以「學以通道」作為一座橋梁,從更宏觀的角度、更廣闊的視野、更新的方法去透視「思想之源、藝術之魂、科學之真精神」,將本次研討會的宗旨作了高度的概括。

高士明教授和陳越光先生以他們的「遠眼光、深思考、高境界」的開幕式致辭開啟了「藝術、科學、思想」學術研討的新篇章。

(二)主題報告會 ——當科學讓藝術和思想再次相遇時

11月3日上午的主題報告會上,中國美術學院中國思想史與書畫研究中心主任金觀濤教授,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美術學院博士生導師張文江先生,旅美認知科學研究專家夏海寧先生分別圍繞會議主題「藝術·思想·科學」分別作了匯報。

主題報告之一:中國文化藝術精神的觀念史研究

金觀濤教授(中國美術學院中國思想史與書畫研究中心主任)指出,今天山水畫和書法作為中國藝術的象徵在國學熱中高度繁榮,卻有一個問題很少有人去問,它們是如何成為中國藝術精神代表的?中國文化審美精神又是什麼?它今日又應怎樣反映現代性?就此中國美院中國思想史與書畫研究中心作了十幾年的探索。金教授從對徐復觀命題的質疑引入,從「結合藝術史和觀念史的嘗試」、「山水畫:宋明(程朱)理學的視覺形態」、「中國美術史和中國思想史的同構性」、「書法作為中國審美精神的確立」、「從盡善盡美到崇高:審美精神的現代轉型」、「數字人文研究:藝術、思想和科學」等幾個方面作了全面的綜合性的介紹。十多年來,中國思想史與書畫研究中心的年輕學者通過藝術史與觀念史的結合,運用歷史語義學分析和資料庫的關鍵詞分析法,在繪畫、書法、近現代藝術轉型三個方面取得了階段性的研究成果。

金觀濤先生說,山水畫應被視為宋明(程朱)理學的視覺形態,它的創作和欣賞正是在宋明理學的修身中被定位的。山水畫成為繪畫正宗和中國藝術範式的代表,是一個和宋明理學形成同步的過程。自此以後,不僅山水畫的畫法、畫論和宋明理學同構,其流派和盛衰都和宋明理學的展開及其命運相一致。在人類文明史上,從未有過其它文明的繪畫精神如同中國的山水畫那樣,和道德意識形態存在著如此緊密的聯繫,這便是中國美術史和中國思想史的同構性,也是一個界於中國思想史和美術史之間有待研究的全新領域,這一個個謎團既令人困惑又使人心動,召喚和激勵著新一代美術史探索者。

關於書法,他說,書法審美標準的形成和演變存在兩個階段:階段一是兩漢到唐代,與儒家道德規範相對應;階段二是元代至清代宋明理學及其修身方法對書法進行的全面重構。對於中國審美精神的演變,他認為,書法貫穿思想史的整個發展過程,其規範中求自由的特徵從道德修身中獨立出來,開始具有獨立的審美價值,可視作以道德為終極關懷的中國文化的審美精神。

展望未來,金觀濤教授說,在大數據時代,中國藝術史的觀念史研究必將呈現宏大的藍圖,新一代研究者以人文為中心運用科學方法,建立專業資料庫,研究詞彙跟圖像的關係,嘗試跟西方繪畫結合,讓中國思想史和書畫研究中心成為東西方審美比較的平臺,更透徹地理解審美本質,完成藝術、思想跟科學的大整合。

主題報告之二:何謂山水——以地球史與易象為角度

張文江教授(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美術學院博士生導師)從更趨物質的地球史與易象角度分析了「山水」,從經學、古典學研究中華文明的源流演變和文明的內在脈絡。張文江教授說,我們在研究中華文明之時,必須整體地理解,在與其他文明的比較中,激發彼此的活力。

21世紀中華學術的熱點之一,就是在世界局勢的動蕩中重新確定何為中國,藝術創作和研究對此應該有所回應。中華文明經歷它長長的形成期,我們現在已身處新的100年,對很多問題的認知已經呈現新的角度。從易的角度觀察,包括從地球史和地球結構等內部地理知識來看,或許能提供新的認識。《易經》觀像模式是天、地、人,字面上的山水對應的是地,在現代知識分類中對應的是地球,屬於地。如果從太陽系角度看,是處於天。山水畫是中華文明發展的產物,而中華文明的源頭經過長長的發展,完善於周和漢,周總結前一千年,漢開啟後二千年,漢文化處於興盛,並未萎縮。張教授還從地球的構造角度談山水,地球分內外圈,內圈是地幔是內外地核,跟山水並非無關,地幔跟地殼的變動顯現在外,就是火山;外圈分為大氣圈,水圈,生物圈和巖石圈,其中大氣圈對應於天,水圈和巖石圈相當於地,生物圈對應於人。中國的《易經》中的山水和風水是生物依存環境的虛實兩面,風水是從學術角度來討論,山水是地水關係的特殊表達。所謂風水,是觀察山水的地理結構,努力把握看不見的氣場對生物和人的影響。中國畫和書法的最高標準是氣韻生動,字面上對應的是大氣圈,但並不是外在的氣,講的是人在氣中,氣在人中,是人的精神面貌顯示。隨後張文江教授又從歐亞文明的興起和衰亡之原因——宗教、哲學、科學的興起和發展,談到了喜馬拉雅運動對中國歷史的影響,從而中印文化形成了千年交流。而山水畫醞釀於魏晉,始於隋唐,一直到宋元明清,文學、莊老和山水有著直接的關聯,即山水畫表現人的情懷。明清後劃分南北宗,追其源頭來自中庸,山水相間的地理環境是山水畫的物像基礎,而中印思想的大交流、大融合是山水畫的觀念基礎。在現代,重新審視山水畫的審美價值,以地理而言,不得不經受陸海觀念變化的考驗,而對山水畫產生更深的認知,才能在中國思想的整體調整中獲得新的活力。

主題報告之三:從腦科學的視角看藝術

夏海寧先生(旅美認知科學研究專家)從腦科學的角度看藝術。

他運用大量的國外專家、學者研究的實驗例子和圖片介紹了腦科學、神經美學與藝術的關係。他說,藝術與科學之間其實沒有嚴格的鴻溝,藝術家關心的基本要素——顏色、構形、線條對比、形狀、運動等,恰恰是神經科學家研究的東西,他們要研究背後視覺顏色是怎麼回事,機制是什麼,線條怎麼組成,大腦怎麼組成,運動由大腦哪塊支撐,他們的研究對象是相同的。非常有趣的是,夏海寧先生用幾張圖片的正看和倒看作比較,非常直觀地說明了信息與識別信息的關係。

通過把藝術家描繪的神經原圖和神經學家所作的圖像作比較,說明某些領域的科學其實跟藝術是相通的。科學家與藝術家之間的互動,在國際上已經發展出一門專門學問,這門學問叫神經美學。夏海寧先生還談了人類進化史、人類大腦的複雜結構,只有這種複雜體才可能演化出很多複雜的情感,包括觀念、意識和自我對意識的意識。藝術和真實,只有在發明中才獲得自由,藝術的核心就是對物象用不同辦法去感悟、去體悟、去呈現,這個時候藝術中的自由才讓藝術獲得價值。

三位老師的主題報告從更寬廣的視野引領我們走向更深入的思考。在當代先進科學技術的支撐下,當中國思想史和中國藝術史重新相遇時,我們是不是應該重新建構思想觀念和理論體系?這也使與會者對本次研討會接下來各位學者的研究匯報產生了更大的興趣。

(三)「中國繪畫史的反思與重詁」主題專場——源、宗、理、心

11月3日下午,進入「中國繪畫史的反思與重詁」主題專場報告,四川美術學院教授黃越先生主持了該場會議。本場圍繞「中國繪畫史的反思與重詁」這個主題,共有六位嘉賓分別做了匯報,中國美術學院中國畫與書法藝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張捷,中國美術學院藝術人文學院副教授孫善春,中國美術學院建築藝術學院副教授王欣為本場主題發言的評議嘉賓。

報告之一:你知道什麼?又如何得知?——關於十七世紀中國畫的思考

陶幽庭(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副教授,全球茶文化與科學研究會創始主任)從一句美國的俚語「你知道什麼」引入一個嚴肅的話題——關於17世紀中國畫的思考。通過對龔賢1674年所繪的四條屏山水畫、八大的鳥與前人作對比,來顯示他們創新的特色。這種特色表現為畫家之間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已被理論家、評論家、畫家和收藏家所運用和表述,而表述差異性價值最常用的是「奇」字。

陶女士圍繞「奇」字,分析了中國繪畫缺乏「獨創性」的刻板印象是如何被建構的,並認為這種刻板印象遮蔽了中國繪畫傳統中追求的「獨創性」因素,特別是明末清初的畫壇。之所以十七世紀發展起來的新藝術具有吸引力,是因為它能直觀宣稱獨創和真實的思想與社會觀點,而不受帝國官僚系統職責的約束,因此,創作新藝術的藝術家和購買者都是限制的政治領域中的挑戰者,宣稱獨創性和真實自我的藝術,可以用來維護知識分子和社會的獨立性,增強自我的感知力。

報告之二:觀念史視野下的山水畫起源研究

趙超(中國美術學院中國思想史與書畫專業博士, 浙江師範大學美術學院講師)力圖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破解「山水畫的起源」這個謎。

趙超博士運用關鍵詞檢索和歷史語義分析的研究方法,通過概念考據及文本分析,從觀念史的角度解決了「概念—文本—畫論—圖像」的互動關係,以此得出「觀念和畫論在前,實踐在後」的觀點。他又將關鍵詞分析法系統地運用於宗炳的《畫山水序》和王微的《敘畫》這兩篇著名畫論的註疏上。通過註疏和分析,發現玄學和佛學的修身是如何支配畫山水觀念的確立,以及在書法中建立的審美原則是如何被引進到繪畫之中去的,提出了觀念類型與圖像起源互動中的「佛學式山水」、「玄學式山水」、「佛教式山水」等概念。

報告之三:朱德潤《渾淪圖》與畫學理學化研究

翁志丹(中國美術學院中國思想史與書畫專業首屆博士後、南京師範大學美術學院國畫系教師)認為宋元畫學的發展與理學有著密切的關係,在宋元諸多畫論中都能找到「格物致知」與「窮理盡性」的理學精神,宋代山水畫中呈現的時空秩序與理學家所冥想的宇宙秩序是相契合的。然而山水畫發展到元代,逐漸由宋代的注重秩序逐漸轉向對宇宙生成的體現。

翁志丹博士通過對元人朱德潤《渾淪圖》的考察,發現朱德潤的「渾淪」概念就是天理和太極。作為理學家的朱德潤,其《渾淪圖》蘊含著理學視野下的宇宙生成模式,充分體現了「以象明理」論的畫學思想。在元代畫學理學化的進程中,筆墨被賦予新的意義;此外,元畫逐漸由宋畫注重秩序(丘壑呈現)的表現轉而以筆墨的「書寫性」(筆墨呈現)模擬宇宙的生發過程,從而使得筆墨的重要性更為彰顯。這不僅建構了畫學在理學視野下的價值正當性,還推進了元代筆墨的新發展,並逐漸奠定了中國畫藝術的審美特質。

報告之四:董其昌畫學思想重詁——兼論董其昌與南北宗論的關係

韋賓(中國藝術研究院首屆博士後,陝西師範大學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從史料的梳理考證角度對董其昌的"南北宗論"的形成原因和畫學的價值提出了新的見解。

他認為南北宗論不是董其昌代表性的畫學思想,在繪畫實踐中,董其昌的集成思想,遠遠比南北宗論重要。他認為,董其昌集成思想形成於中年時期,而進入花甲之年時,他的集成思想日趨強烈;到了晚年,集成思想更加突出。韋賓教授從董其昌的精神導師王維的分析開始,從相關文獻中判別董其昌本人對於北宗很重視,對北宗始終充滿著一種敬意。一、從著名的《畫說》中可看出董其昌學習的畫家中就有北宗的,他認為一個理想的繪畫就是把一些畫家的優點集中在一起;二、對當時北宗畫家的欣賞;三、晚年提出了出入宋元的說法。所以應該對董其昌的一些認識作一下調整,不能從重南貶北的想法去認識董其昌,南北宗論雖然是董其昌提出來的,但他本人不是很重視南北宗論。董其昌的繪畫思想應概括為「畫禪為體,集成為用。」

報告之五:從無極到心體——花鳥畫不同形式的呈現

張東華(中國美術學院繼續教育學院教師,中國思想與繪畫博士)以一位花鳥畫家和花鳥畫教學者的視角對中國思想大傳統和繪畫關係進行了深入研究。

他從他的博士研究南宋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譜》圖中的題詩與宋徽宗趙佶花鳥畫中的題詩比較入手,發現宋徽宗趙佶的花鳥畫與宋伯仁《梅花喜神譜》作為修身方式的一致性。而這種修身方式的一致性正是由於思想方式的一致性,這就是程朱理學觀念下的工筆花鳥畫所呈現的表現方式。而從理學之「理」之的詞源分析發現,「理」有紋理之意,對應到山水畫、花鳥畫就是對自然紋理的觀察和描摹。這樣,在描摹紋理(線條)的過程中使畫中的筆法與書法之筆法建立了聯繫。

他通過對徐渭的研究,發現徐渭前半身沒有繪畫的記錄,真正學畫從50多歲開始。但是從現代的美術史上看,徐渭是大寫意的創立者,短短20多年卻成就了一位一直影響到現代大畫家。箇中原因如果從陽明學的角度理解就能迎刃而解。一是徐渭信奉儒學,他對鳥獸草木的認知,遠遠超過了我們現代的畫家;二是徐渭入獄以後研究書法,他將對書論和筆法的研究應用到繪畫中;三是寫意的形式,對理的表達主要通過冥想實現對鳥獸草木紋理的表達。而理是心的投射,理為致良知,良知湧現如禪宗頓悟,當理來自於心時,繪畫中既定的嚴格規範就不必遵循。徐渭的大寫意從理論的角度看是對程朱理學觀下嚴格規範的反叛。而繪畫史上這種工筆與寫意畫法的呈現實質上源於宋明理學家對周敦頤《太極圖說》中的「無極」「太極」的不同理解。張東華博士還談到他在教學中的深刻體會,強調對花鳥結構(理)的理解,更容易使學生準確地把握「鳥獸草木」的結構特點,也就更能準確地表達物像特徵。這種教學理念使他獲得很好的教學效果。

主題報告之六:從《南禺書畫目》到《寶繪錄》——論晚明繪畫收藏觀念的轉變

徐曉玲(中國美術學院藝術理論博士,獨立學者)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豐坊的《南禺書畫目》和張泰階的《寶繪錄》這兩本文獻的基礎上。她在羅列和分析這兩部文獻記錄的作品數量、年代、主要畫家和體裁等內容時發現,收藏是一個收藏家理想的真實縮影,豐坊和張泰階的收藏風格和收藏理想幾乎截然相反。而繪畫作品一旦進入市場,就進入商品體系,其價值就由市場規則和歸屬關係決定。新的鑑賞標準會在新生的購買力下逐漸形成和固定,商品性成為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反過來也對繪畫創作產生直接的影響。她認為,當時的收藏鑑評標準是受董其昌的南北宗論和當時市場價值規律的雙重因素約束,還受收藏家本人的思想觀念支配。

六位嘉賓發言後,評議專家張捷教授、孫善春副教授、王欣副教授等對當天各位嘉賓的發言作了精彩的評議。

張捷教授不僅對這天嘉賓的發言作了全面、精到的點評,還從山水畫的實踐者角度對這次研討談了自己的感觸。他說,作為一個山水畫家,如何在天地與本我之間重新認知山水畫是一個知性問題。要從宇宙這樣一個洪荒宏闊的世界裡,找到本我,再回到本心。思古人要有敬仰之心,思自然要有懷抱之心,思本心要有契合之心,心有多大天地有多大。物是實實在在的存在,畫乃心意,物隨心移,師法自然,隨物婉轉,心隨筆韻。從看山似山、看山不似山、看山還是山的轉變,這也是對事物敏銳的觀察力,也是建構當下山水畫知性的概括能力。儒釋道各種精神、宋明理學或者明清的心學,這些傳統的觀念是否存在於內心世界,讓山水這種情懷經過這樣的一個解讀變得更有意味。

孫善春副教授從夏海寧先生《從腦科學的視角看藝術》的報告中感受到,腦科學不僅是一個研究的問題、視覺的問題,是人類的自信,知識積累到現在,幾千年的成果通過這些大數據匯集起來,用一個更技術化的方式來總結和處理,看我們以後如何運用,變廢為寶,並將其發展,這是技術的形上學的問題。隨後,孫善春先生從不同的角度對當天發言嘉賓的報告也作了深入的點評。

王欣副教授從他從事的建築藝術實踐和教學的視角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建築一定有自己的一套體系,那就是傳統的營造體系和工匠體系;同時,中國的造園——文人園林與山水畫關係密切。山水畫無論從玄學傳統還是佛學傳統,都是一個真實世界的寫照。中國園林實際上與山水畫是兩條線平行地行走,一直是互動的關係。我們把山水畫放在特別高的位置,是賦予中國當代建築一個新的靈魂,或者重新注入一個新的基因,使得中國當代的建築學有法可依的,有自己的那根脊椎。希望讓山水畫和建築學建立起一種互動關係,與山水畫構合,從而推動兩個學科新的發展,獲得新的命題。

六位嘉賓的發言和三位老師的點評,讓我們從更寬廣的視野再次反思和重詁了中國傳統繪畫。對山水畫的本源、宗論、時代性以及從理到心的思考上似乎有了一條脈絡,但若隱若現,似清晰而又有些模糊。若要從似模糊到更清晰,有待於研究者的進一步研究和思考。

(四) 「時代思想變遷對書法的塑造」主題專場——從「正統」到「瘋子」,從「妙學」到「美學」

11月4日上午,是「時代思想變遷對書法的塑造」的主題專場,會議由中國美術學院書法系碩士生導師、書法理論教研室主任)戴家妙先生主持,著名的美術理論家、書法家、貴州大學教授姜澄清先生作了主題演講;六位嘉賓圍繞「時代思想變遷對書法的塑造」的主題分別做了匯報。天津美術學院美術創作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畫學院教授喻建十先生,上海師範大學書法專業負責人丁政先生, 中國美術學院中國畫與書法藝術學院副院長沈樂平先生應邀作為本場的評議嘉賓。

特邀演講:想法與畫(書)法——書法對形上思維的履踐

姜澄清教授(貴州大學教授、美術理論家)是一位書法理論界的常青樹,雖年逾古稀,卻有一顆年輕的心,他機智幽默的言語時不時博得在場觀眾的掌聲。

姜澄清教授非常謙虛地說,當今高速發展的科學技術讓他感覺這個時代有一點陌生,聽了夏海寧先生關於腦科學的研究引起了很多想法。藝術恐怕不是任何神經科學家分析腦細胞能夠判斷出來的,中外很多偉大的藝術家是「瘋子」,如梵谷、徐青藤,他們的作品不合邏輯,也不能用條規來限制,他們都是了不起的大「瘋子」。藝術家靠與常人不一樣的眼光觀察世界、認知世界、判斷世界。中國在宋代以後,畫家、書法家的「瘋」成了一個傳統。中國人看待世界、認知世界、表現世界在思維方法和價值判斷上跟西方很不一樣。中國人觀察世界的方法不是分析的、數位化的、客觀的,而是帶有一種自我認知的很「荒唐」的一個體系。我們的繪畫表現的不僅是山水本身,而只是一個託體,是寄託「道」的一個承載,其背後的觀念是道,是太息。中國畫是畫道體而不是畫物體,是形象的、抽象的、理念性、概念性的東西轉化成一種審美判斷的、可感知的審美標準。「道」氣是永恆不變的真理,中國畫是不見人間煙火的,是不接地氣的,它是接天氣的。中國畫中看不到暴戾,看不到殺戮,看不到徵戰,看不到人間的哀怒,中國畫所表現出來的是寧靜、恬適、和諧的終極理念。姜澄清教授還從「妙」字的含義和發展談到美學。他認為中國人共有的評判標準不是「美」,而是「妙」,「妙」更接近中國文化的品質。談到書法,姜教授說,凡點、線、結體之規範皆本於「道」,二極諧構為書法美之極致,要把書法置於整個陰陽觀念下來考察。姜澄清教授又從自己對「色」與「彩」、書法的「黑」與「白」(素)的獨到理解,闡釋了中國的繪畫、書法不是有意識的到達,而是自自然然在這個文化流程裡面產生的。他還認為書畫家要用七分時間來讀書,用三分時間來寫字,提高綜合文化素養,以提升書法的「氣質」,並通過不斷的學術研究推動書法事業的發展。

報告之一:司隸校尉與隸書

邢志強(中國美術學院中國思想史與書畫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從唐代及以前的相關文獻中所包含的「隸」關鍵字入手,探討隸書背後的觀念史問題。

他對「隸」從「經部」到「史部」做了系統的考察。在對它的意義系統的梳理中發現,「隸」有五類意義和類型,一是因罪或戰俘淪為奴隸;二泛指官吏、百官;三是服徭役的平民;四是地名;五是隸書、文字字體可文書字體;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看到,「隸書」在成為指代書法之前實際上經歷了一個文字、文字者的經營制度、文書系統,奠定了隸書背後的一個正的觀念以用對隸書的塑造。可見,「隸書」在成為書法的過程中背後有著深刻的制度內涵,影響著「書寫觀念」的塑造。

報告之二:理學體系中的朱熹書學思想

姚宇亮(浙江大學藝術博士,廣州美術學院中國畫學院書法專業教師)從自己學習書法的困惑說起,他認為在學習書法的過程中,「復古」的學習觀念已經先行存在於腦海中。而從西方美術史看,西方美術史明確地把美術的發展過程劃分為古代、現代和近代,有很強的邏輯結構。在書法史的學習過程中,我們是否可以直接借鑑西方的觀念來解讀書法?

姚宇亮博士以東西方治史的差別為參照系,以朱熹的書論為切入點,從朱熹理學體系基本觀點出發,介紹了朱熹諸多題跋與言論中的書學思想與觀念,朱熹的「人心道心論」為書法史提供了系統化的史學觀念,加強了宋代書學中的復古與尚統主義的傾向;而「道本文末論」決定了其對書法作為藝術的輕視態度,導致了書法藝術中道德標準的強化。朱熹理學思想為書法提供了系統化的觀念,追溯其形成和發展,和書法史中宋代尚意書風的退潮、元代復古主義的崛起等現象是相一致的。

報告之三:明代書法與社會結構的關係

施錫斌(中國思想史與書畫專業博士)從明代人是怎樣看待書法,書法與明代社會結構有什麼樣的聯繫等問題入手所作的考察。他認為,在明代社會結構中,上層官僚的書法以服務統治階層維護權利的嚴肅性與規範性為首要目的,是在權力幹預下的「館閣」體書風的呈現;基層宗法家族中的書法是通向官僚階層的重要敲門磚,讀書人在書法學習上有著急功近利的情況;而功名不達的中層紳士們更多地把價值追求轉移到書畫等玩物之上。而科舉考試把書法的三個結構連在一起。

然而,到了明代中期,由於程朱理學的僵化、心學的傳播,用理學整合書法受到了心學推崇者的反對,他們試圖從心學框架中重新為書法找到正當性,這就是明代社會結構和思想對書法的影響。

報告之四:從《書法雅言》看項穆的書學思想建構

吳嘉茵(暨南大學藝術美學碩士,廣東嶺南詩書畫研究院研究員)從書論《書法雅言》入手考察了項穆的思想建構,她也是從一個小小的切入口看當時明代的書法。萬曆中期,王陽明心學奉行,加之西方傳教士引入新思想,對孔孟儒學和程朱理學產生一些質疑,而文化卻在這個時候得到了蓬勃發展,無論是在畫壇還是文壇,都出現了一些新的美學趣味,出現了一個多元化的審美取向——注重個性綜合、交相輝映。

在這個時代背景之下,項穆對這個時代充滿焦慮、失落,《書法雅言》這篇文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就的。從《書法雅言》看,項穆的思想建構主要表現在下列四個方面:一是捍衛道統、闢異端,為書法的未來正本清源;二是因家族的影響,推崇正統,彰顯一種貴族品位;三是以儒家的「道統」思想為其立論之本,構建出一個以王羲之為主的正統地位;四是儒家倫理的審美取向的傳承,高舉王羲之的正統地位,以儒家道統思想觀照書法,推崇正統書風。

報告之五:捫碑興便足——黃易探碑與乾嘉金石治學精神

莫崇毅(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後, 南京大學藝術學院助理研究員)圍繞黃易三次訪碑之旅,利用圖畫、題記、日記、信札及相關題詠、題跋等材料,分析了以黃易為代表的乾嘉金石學者所具備的治學精神,並探討得碑圖題詠背後的思想。

具體如下:一、崇尚漢代文化,標舉漢朝遺物,發揚漢人精神;二、堅持「惟以目所親見為據」的考據學思想;三、注重考察、記錄和分析,以實地調查為上;四、以實證的方法補充或修正前人之觀點;五、考察、傳拓與保護相結合。黃易的這些訪碑行為和思想對於整個清代的金石學影響非常大。

報告之六:再論「汪中舊藏《定武蘭亭》」與「蘭亭論辯」的觀念生成

劉磊(中國美術學院中國思想史與書畫專業博士)認為,圍繞《蘭亭序》不同版本真偽好壞的討論,可發現汪中對於《蘭亭序》的讚譽,李文田、郭沫若等人對於《蘭亭序》的質疑,都是在特定歷史觀念下的產物。他通過大量的文獻梳理和考察後發現,歷史上對於《蘭亭序》的認知是與歷史的時代、主流思潮有密切關聯的,蘭亭論辯也是一個特定觀念條件下的產物,和它本身的問題其實並不相關。在《蘭亭序》研究日益深化的今天,對於「汪中舊藏《定武蘭亭》」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應該成為人們重新審視「蘭亭辯論」和討論《蘭亭序》真偽問題的一個新的起點。

六位嘉賓發言之後,進入點評環節。

喻建十教授對當天的主題報告整體作了評價。他認為這些報告都緊扣這次研討會的主題,從思想的層面上,重新地梳理了書法史上的一些現象;從書法研究上說,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書法熱之後到現在,我們的書法研究方向更多的是著重於書法本體的研究,而今天,從思想史層面對書法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也希望在這次研討會之後有更深入的研究。換一個思路講,從大文化的背景下、從思想史的角度研究書法,無疑拓展了書法研究的一個新領域。這將會幫助我們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特別是在金觀濤、毛建波教授倡導下,用大數據數理統計學的理念來研究書法、繪畫的觀念,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方法論和認識論,這次研討會正是一個很恰當、很適時的一個節點。

丁政先生對本次的主題研討作了整體的評價。他說,他的第一感覺是這些主題論文緊扣會議的主題——藝術、科學、思想。這些學術研究的論文表現出一種很獨特的特點,可能會由此而形成一種獨特的研究視角和方法。視角的問題是我們的著眼點,這次研討得出了很多不同的結論,值得再深入的探討。其實,有很多學術問題很可能不會有統一的結論,有了統一結論也不一定有意義。而在這個學術探討的過程中,使我們得到理念和方法上的提高。

沈樂平教授肯定了各位嘉賓的論文的學術水準,同時也提出了進一步探討的地方,如隸書的形態和隸書後來的標準形態的發展其實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也是一個文字內在推動的過程,如何更好地來證明,還值得深思;又如《書法雅言》是一部非常立體、非常系統的書論,涉及到方方面面,是非常值得繼續深挖的;蘭亭的問題一直以來都是一個熱點,可能隨著時代的推進,不同的時期會見到不同的新材料,大家的想法、思路和研究方法也會不斷地更新。

在三位評議老師的點評之後,姜澄清教授十分隨意卻又富有高度地給參加本場主題報告會的嘉賓和聽眾作了一番提醒和鼓勵。姜澄清教授說,他到各個地方,喜歡聞一聞各個地方的氣息,每一個地方都有它特有的地方氣息。有些地方黃塵氣味太濃、商賈氣味太濃,而杭州的氣息真好。對於藝術的評論,這樣論、那樣論,論得對也好、論得錯也好,書生氣不能丟。姜澄清教授還教導年輕的朋友們,說話要謹慎一點,做學問要努力一點,中國的學問有二:一是漢學,如果不讀書,一字也寫不成;二是宋學,講究開放性,其長處在於它不斷有新的東西,短處在於怕言而無盡。年輕的朋友,不要著急,十年、二十年之後,在座的各位之中必會出幾個「狀元」、「探花」。

半天的「時代思想變遷對書法的塑造」主題研討,讓我們深刻地體會到,時代、社會結構和社會關係必定給予與其並生的藝術產生巨大的影響。是傳承還是創新,是正統還是破規,二者是無法割裂的。「承」,「創」之所依;「正」,「破」之所伏。時代的發展,其審美標準都有其獨特性,但仍在「美和妙」中生發開來,並枝葉茂盛。

(五)「數字人文與美術」主題會場——用大數據解讀的藝術

11月4日下午的會議主題是「數字人文與美術」。會議由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文學院「數位人文中心」主任鄭文惠女士主持,五位嘉賓圍繞主題作了發言,香港中文大學名譽研究員、中國美術學院中國思想史與書畫研究中心學術委員劉青峰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副主任魚宏亮先生,中國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潘天壽紀念館副館長陳永怡教授為本場議題的評議嘉賓。

報告之一:敦煌壁畫深度語義標引設計與實驗

王曉光(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信息資源研究中心副主任,數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非常專業地從圖書情報的角度、圖書館學的視角來分析文獻資料該如何做知識的組織,並從數字人文研究的興起、文化遺產圖像深度語義組織需求的產生、描述框架和標引模型幾方面作了詳細的闡述。重點以敦煌壁畫《九色鹿王本生圖》為例,對敦煌壁畫數字圖像深度語義組織實驗和其智慧數據集成展示實驗作了詳實的介紹。

他說,數字人文是計算機跟人文交叉的一個領域,這個領域是可以與很多學科相聯繫、可以從不同的視角來看問題。數字人文的研究旨趣在於資源層、方法工具層、問題思想層三個層面。數字人文最終會成為未來數字社會中人文主體性或者基礎性的範式。將圖像資源和文本資源關聯起來,超越原數據提出一些新的框架,把圖象中的知識點抽出來,在智慧數據的理念下用新的技術(包括關聯數據、知識圖譜的技術),實現把圖象數位化和數據化,能夠更加便利地找到我們想要找的資源。用智慧數據集以一些新的工具,如交互系統、對話系統、瀏覽系統、分析系統和挖掘系統,支撐最後的人文研究,再利用深度學習技術去對圖像進行深度的分析和推進,並把數據的關聯免費的發布出來,供他人分享和使用,這是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

報告之二:數字人文在國內博物館的初步嘗試——以上海博物館董其昌數字人文項目為例

劉健(上海博物館副研究館員,信息中心副主任)以上海博物館對董其昌相關數字人文為例,以自己的工作實踐分享了上海博物館基於物體、利用數位化手段、做可視化展示的研究成果。他就上海博物館如何藉助數字人文的工具論、方法論、思想論三個不同層次的作用,解決博物館的核心業務題、博物館的開放性和引入社會資源等問題談了一些看法。他還詳細介紹了上海博物館利用數位技術對書畫展,特別是董其昌書畫展的初步嘗試。他們通過對董其昌人文脈絡的梳理、關聯設計董其昌人物數據、提取高清圖像特徵與智能學習,再加上可視化設計與發現,展示了數字人文為博物館發展帶來的新機遇,也對博物館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戰,也給予觀看者和研究者帶來的新的可能。

報告之三:詞彙、概念、話語:數字人文視野下中國近代「美」觀的建構與再現

邱偉雲(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歷史學系副研究員)從說文解字「美」和「善」兩字間的聯繫,談到「美——善」雙生觀念在中國的連接脈絡。近代以後,由於受西方的影響,而走向了中國化的「美——真」統一。他將這個宏觀的命題用「遠讀」數字人文的方法在包含一億兩千萬字、橫跨1830-1930百年間史料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資料庫資料中作為研究對象,並對之進行視覺化呈現。在將資料庫資料結構與研究議題進行配適的過程中,發現中國近代「美」之觀念的發展軌跡。

中國近代的「審美觀」是在美善、美術、美育的概念敘述中,在美善同構的思考下,伴隨善的物質現實與世俗小我的轉向,同步推進美的物質現實世俗多元化,並與西方認知經驗「真」的觀念進行勾連的產物。中國近代雖邁向美真統一,但不破壞美善統一的框架,形成了中國化特色的美真統一概念。

報告之四:山水畫「畫題」的語義與圖像主題標引

王平(中國思想史與書畫研究中心研究員、項目執行人,黔南民族師範學院美術學院副教授,博士)不僅談了他個人作為一個「畫畫者」如何嘗試著用電腦來處理手頭的「活兒」的體會和成果,並且介紹了他作為中國思想史與書畫研究中心的項目執行人的思考和感想。

通過對「寒林」「松」等山水畫「畫題」語義與圖像主題標引的匯整,進行數據統計和分析整理,闡述了關於「畫題」語義變遷的過程,從而建立起「主題圖像」的語義標引與藝術的知識譜系,最終搭建起中國畫圖像主題標引詞典的目類與層級結構。他由此認為中國畫圖像信息資料庫的建構,必須要立足於相關文史材料的考證梳理之上。他認為,中國畫圖像和文本語料的資料庫建設是時代的趨勢,是一個跨領域多方合作的大工程,這樣的工程有助於中國文化的世界傳播,對於博物館、美術館等典藏機構的管理和研究更具有實用的價值。他還希望有更多的數字人文愛好者關注和參與中國思想史與書畫研究中心的後續研究。

報告之五:計算機圖像模式識別——以吳昌碩書畫鑑定為例

林如(浙江大學藝術學系副教授,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浙江省青年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博士)介紹了浙江大學中國藝術研究所、中國書畫鑑定研究中心和計算機信息與技術學院共同研究的項目中的一部分——以計算機圖像模式識別吳昌碩書畫的有關鑑定新手段和新技術。

他們通過包括藝術、計算機、材料和化工、文博等各個專業和各種手段,對書畫鑑定領域提供一些新的技術性操作,並與傳統的鑑定方法有機結合,將藝術、人文、高科技與傳統的、經典的、科技的實證研究合為一體,並運用到中國書畫鑑定當中,這是未來綜合性書畫鑑定的一種模式。而如何在新的環境下,在傳統的書畫鑑定方式——「目鑑心驗」和之後建立的「主輔書畫鑑定「等理論基礎上,進行一些比較新的高科技方法的輔助嘗試,是一個非常有必要的研究。隨後他介紹了以吳昌碩書畫鑑定為例的計算機圖像識別項目,以吳昌碩作品為著眼點,通過作品數據收集、特徵提取、比較匹配、性能評估等幾個方面,建立了計算機真跡作品資料庫。由真跡作品書寫特徵組成的真跡模型,構成真偽判定的特徵依據,為書畫鑑定家提供鑑別可疑作品的參考。

五位嘉賓發言之後,劉青峰(香港中文大學名譽研究員、中國美術學院中國思想史與書畫研究中心學術委員)、魚宏亮(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的副主任)、陳永怡(中國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潘天壽紀念館副館長)三位評議嘉賓作各自了富有見解的評議。

劉青峰教授首先對五篇書畫數位化探索論文作了綜合的述評。讓人十分敬佩的是,劉青峰教授作為一個資料庫基礎的研究者,在幾位發言者研究的基礎上作了深入的思考和分析,在不同於發言者的側重點上非常詳盡地談了個人的觀點和看法。

首先評述了對於國際上已經使用的藝術品類目應用於中文語境的嘗試與質疑問題,認為所有的分析結構都有一個樹樁結構來規範知識結構的架構,國際上已經有了常用的對視覺類、藝術品類的分析框架。她對五位發言者論文的觀點、研究手段及方式上作了全面細緻的分析,認為現在中國的藝術品圖像識別僅僅是在學習階段的實驗期,幾位發言者的研究都是非常準確、客觀、誠實的探索。

第二是對論文中應用AI的深度學習、圖像識別於中國畫的探索有效性作了評述,認為幾位研究者用電腦技術所做的圖像識別作出的初步嘗試很有價值,機器可以自己教自己,按照規矩把人打敗,但是藝術品完全要通過圖像幫機器學習如何識別圖像,最主要的方法是特徵值的提取,讓特徵值變成可計算性,成為一個知識架構。

第三是就藝術品類的數字人文研究談了一些看法。數字人文研究是以人文為中心,中國傳統書畫人文研究是以人文研究為核心,而思想史、語言學和哲學思考的介入,才能揭示傳統書畫的人文意義和價值,使傳統成為活的文化資源。

最後,劉青峰教授談了自己對圖像藝術作品的數字人文研究的願景,同時告誡我們要有終身學習跟上時代的決心,要有跨界的雄心和視野,在目前已有的數字人文團隊中各自作出的有益探索上,加強溝通交流,展開更深入的合作。

魚宏亮先生作為早期的實踐者,對於這幾年特別流行的數字人文這個概念,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一、現代的語料資料庫跟古文的資料庫不是一個概念,而是兩個領域,不能混在一起談。二、中國的資料庫的發展經歷過三個階段,第一是全文檢索的資料庫;第二代是保真型資料庫;第三是現在要做的研究型資料庫。適應於特定研究項目和研究目的而建立的資料庫,是探索型的,是超前的。今天的報告大多數還處於第二層面,還屬於粗放型的。希望借這個機會呼籲各個研究團隊和資金在國家標準的基本架構下、在基本平臺中將所有的文獻、所有的地理信息等數據放入,並分享使用。而踏踏實實地做研究型資料庫的研究,還任重而道遠,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陳永怡教授從一個美術史的研究者和博物館的工作者角度談了對幾位發言者發言內容的一些啟發和思考。她認為各位學者的研究給了我們一個新的視野,引發了一些新的思考。在數字人文大發展的當下,傳統的人文研究也是不能缺位的,尤其是面臨中國畫這樣的特殊種類,我們還要充分考慮它的特殊性,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釋。

人文學者要有勇氣和毅力去跨界,學習數字人文確實是人文研究中不可忽視的方法,它的海量存儲,使人能夠超越自身的生理極限,讓我們翱翔在資料和信息的海洋中;它的第二大優勢是進行統計分析和信息的連接是客觀的、毫無偏見的,它所提供的字詞和圖像之間的聯繫可作為我們進一步分析的證據,為達成知識的平等和客觀性上為人文研究插上了翅膀。陳永怡教授還提醒我們,幾位發言者的報告都體現了跨學科的視野,但任何工具(數字首先是一個工具)都不是全能的,也不是全覆蓋的,數位技術也有其不能及的地方,最終還是需要人文學者根據研究對象的特點,尤其是中國畫本身的特質,進行人文的解讀,避免掉入機械的數位化陷井。

通過半天的研討會,讓我們充分地看到了數字人文跟美術研究間的一個聯姻可能,也看到了用數字解讀的藝術之玄妙,這種聯姻後的玄妙需要科學家的人文發育、探索和人文學者的科學運用和深究。數字人文,一個新興的學科需要我們共同的努力。

(六)圓桌會議——研討會下的研討

11月4日下午專題報告會結束時雖已至黃昏,可學術研討的熱烈氛圍絲毫未減,專家、學者和熱心的聽眾們利用晚飯前的幾十分鐘時間在國美禮堂側廳對兩天來的專題報告會作了自由延伸的討論。圓桌會議由金觀濤教授和蔡楓教授主持,幾位特邀嘉賓和熱心觀眾作了踴躍的發言。

金觀濤教授說,我們這次研討會花了這麼大的成本,但交流成果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們利用這樣一個平臺建立了一個學科的框架。圓桌會議是徵求大家意見的學術會議,我們的研究有哪些問題?研究方向走向哪裡?如何堅持?如何尋找更大發現的可能性?大家可以暢所欲言。同時,金觀濤教授又就人工智慧的話題談了他個人的看法。他說,在這個人工智慧熱潮的時代,目前我們真正利用電腦做的工作還是很少,今後要以我們的研究為中心,讓電腦的很多有趣程序在之後的研究領域發揮更大的作用。

劉健先生就博物館與高校之間的聯動提出了一些建議。他認為,將來應該考慮打破界限,讓高校的研究介入到博物館的研究和運用當中去,如這兩天的博士生還有其他一些學者所給出的研究方向,特別是採用關鍵詞、視頻技術等手段在博物館的收藏、研究和教育展示中能落地、生根、開花,讓高校的創新性與博物館的生態相融合,聯動發展。

魚宏亮先生不僅表達了他對金觀濤教授所帶的這個研究團隊的敬意,同時對中國美院學生對學術的追捧和熱情的良好學習風氣作了充分的肯定。他提出專業資料庫要堅持自己的專業路線,走研究型道路,走探索型道路,不要追求盲目擴大,要針對研究方向,走合適的路徑。同時,要利用好資金,做真正有探索性的課題,做走在世界前沿的領域,讓真正具有探索精神的學術模式走得更遠。

劉青峰教授,一位在美院不受薪、一位抱有終身學習興趣的老學者,談了自己和年輕人一起學習和研究的熱情。同時感慨中國的錢不是不多,人才不是不多,可是用在合理的地方不多,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合理的資源配置是引導研究方向的一個很重要的流向,現在一些年輕人確實是在用生命來做學問,他們的這種對學術的熱忱需要這個社會有更開放的心態,把目光和資金投向他們,把他們推出來,推上去。希望沒有錢卻有精力的研究團隊可以和現有的團隊配合,更好地發揮已有的資源,讓更多年輕學者成長。

鄭文惠教授談了她的一些構思,希望以人文研究結合數位推論技術形成一個數位人文的邏輯。她認為,數位人文研究必須要有一定的學術關懷,到底要做什麼?在當下的研究過程中,已經非常知覺,應該可以在新數位時代開啟一個新的人文研究的範式轉變。同時要關注與近現代思想觀念的轉變,要勾勒出一個大力士的圖像,一個方法一個方法不斷地去突破。數位人文是可操作性的,或者說它是一個開放性的、可驗證性的。隨著數據資料的不斷累加,可以不斷地去驗證,不斷地破除前人的人文研究,這是一個自由平等的狀態。並且她提出,在建立數據之前,需要更多的專家一起討論,不斷地討論,不斷地建立一套可操作性、可規範性的東西,通過不斷的討論和合作,推進研究進程。數位人文所要建構的是比較宏觀的,研究者要閱讀的量比起傳統人文學者更多,數據出來之後也會給我們巨大的壓力,要通過數據整理出資料的整體結構,要記錄數位人文研究的過程,要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這給研究者以巨大的挑戰。也正是如此,才可以發現更多研究的可能。

在座的熱情聽眾也紛紛發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聽眾一,參加這次會議感受很深,信息量特別大,啟發也很大。覺得把這次會議的主題——藝術、科學、思想真正交集在一起了。同時,也提出了些建議,如每一個宣講者在20分鐘時間內無法將精心研究的成果全面展現出來,需要在PPT這個環節上更深入一點或能提前閱讀論文集。也希望以後和研究中心有進一步的合作。

聽眾二,作為一位對藝術和科學都非常愛好的年輕人,這樣的會議給了自己非常大的啟發。在當下這個大潮流中,很多的年輕人非常敏銳、成長的環境和條件也非常的好,所以他們會有這樣的一個觸角可以進來一起做這樣的研究。人文背後的非常重要的內在價值,用這些年輕人的非常直觀、敏銳的直覺,在千百年留下的非常豐富的資源中,用今天一些新的技術和手段去發現,這裡面必定還有非常多的空白。

聽眾三,作為一位研究現當代方向的美院畢業博士,認為這個研究不能偏頗,對於古代繪畫、古代的山水畫,一種模式化的數據處理是可以的,但不能對每一風格的圖像都套用這種方法。對藝術和人文的最後評判是它的價值觀和創造性,以及對歷史的貢獻。

從圓桌會議的情況看,會上會下同樣的熱情洋溢,同樣的精彩紛呈。

(七)「中國現代美術觀念的形成與東方藝術」主題會場——拉近對近現代的疏遠感

11月5日上午,議題的關注點回到了近現代,本場會議主題是「中國現代美術觀念的形成與東方藝術」,會議由中國美術學院藝術人文學院教授、中國美術學院中國思想史與書畫研究中心副主任、杭州黃賓虹藝術研究會會長毛建波教授主持,有十位嘉賓圍繞會議主題作了發言,中國美術學院跨媒體學院客座教授、香港漢雅軒總監張頌仁教授,中國美術學院圖書館館長、藝術人文學院博士生導師張堅教授和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陳野女士應邀為評議嘉賓。

報告之一:髮式的政治史——清代薙髮易服新考

魚宏亮(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副主任)作為歷史研究者,他從人類最顯著的兩個外在形象標誌——髮式和衣冠作為考察對象,並以清代薙髮易服作為的考究對象給我們解讀了髮式的政治史。

魚宏亮先生首先介紹了薙髮易服政策在清朝經歷的四個階段:一是入關前,作為戰爭降服的標識;二是順治元年,罷薙髮之令;三是順治二年六月,重申薙髮之令;四是薙髮令的松馳。再藉助來自於清朝宮廷,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四朝都御製的一套《耕織圖》作推測,認為可能在宮廷中因為某種原因,剃髮易服不是那麼嚴格。再通過更多的宮廷畫史的作品中的髮式衣冠,說明薙髮易服這個政策制定,有時候是有一些意外情形的,在野史中總結的十從、十不從有不同的說法。從乾隆後期開始,經過上百年康乾盛世,老百姓許多牴觸心理已過,滿洲髮式與服飾開始在社會上流行。放在更廣闊的背景下看,髮型和衣冠也是論證帝國政治合理性的一部分,作為中原王朝合法的統治者,髮型和衣冠也是進入國家大一統的合法性論證的一個系統,這是清初幾代皇帝不惜改變滿洲髮型而來扮演漢人角色的內在原因,「薙髮易服」說法的被強化,實則符合晚清革命思潮興起的政治動員需要。

報告之二:佛利爾先生的中國畫想像

徐鶯(中國美術學院中國思想史與書畫研究中心博士,杭州師範大學公共藝術部美術學講師) 從聚焦兩位人物——一位是美國佛利爾美術館的創始人查爾斯.朗.佛利爾,另一位是我國近代最大的書畫收藏家叫龐元濟(虛齋)之間的收藏傳奇,來分析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中國畫作為民族認同的文化名片推向西方,被西方接納並定格出「經典」審美範式,而建立起西方式中國畫審美標準的過程。

這個過程主要從兩部圖錄:1915年《中華歷代名畫記》和1916年定製圖錄《唐五代宋元名畫》的藏品畫題為切入點,對收藏家的鑑藏品位作了研究。利用結構性數據統計比較、N—gram斷詞方法對190件作品圖錄畫題通過非結構性數據截取與分析,發現《中華歷代名畫記》中山水畫是它呈現的主體,虛齋將山水畫作為民族文化認同藝術的表達,成功地將其推向了西方。在1916年定製的《唐五代宋元名畫》中,宋畫、立軸成為出洋中國畫的主要形式。之後便有大量的古董商做了大量的圖錄運到了美國。虛齋和佛利爾間的傳奇交流,也使全世界的人們有機會欣賞到中國的藝術,這也是佛利爾和虛齋合作之間最有益於人類文明的地方。

報告之三:民國「革命」與書法關係探析

陳向向(中國美術學院中國思想史與書畫研究中心博士,貴州民族大學美術學院講師)匯報了她關於書法現代轉型過程中相關概念、範疇及其邊界的思考。

民國時期書寫格局出現了幾個新的特點:一是書寫的文字出現了簡化字、拼音文字;二是書寫的範式發生了變化,印刷書寫,包括鋼筆、鉛筆等硬筆工具的引入。三是書寫呈現出一種結構性的多元化趨向。這種趨勢表現為新文字、新書寫與舊文字、舊書寫之間的關係,在舊書寫中存在的書寫結構的變化,舊書寫發生變化的原因和影響因素,以及這種書寫變化研究的價值等問題。陳向向博士從現代性與傳統性的關係和西方與東方關係兩個主要時空維度分析了民國革命對書法的影響。從「革命」所引發的「漢字革命」、「書寫革命」,由「書寫革命」所牽連的「書法運動」和「革命家的書法」,在新文化運動的激烈衝擊下,所面臨的是一個與封建關係的同構的書寫體系而被拋棄的過程。到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當新文化革命大潮退去,新傳統主義興起時,書法逐漸喪失從個體性的書寫成為社會典範的傳統路徑空間,思想土壤已經不存在,因此革命家的書法很難同革命的書法捆綁在一起。釐清這些關係和裡面的概念邊界範疇、內涵有助於我們走出傳統束縛,真正走出屬於時代和書寫新創造。

報告之四:身體與美學:近代思想史中的理想世界

劉芝慶(臺灣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湖北經濟學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聚焦於十九世紀前後的思想家、哲學家和學者如何對未來世界的規劃。在清末內憂外患之際,對當時的各種變革引出了許多反思。

其中之一是在當時的思潮氛圍中,到底以何種方式思考、改造身體、規劃未來,完成他們心目中的的理想世界?以廖平、康有為為代表的、清末民初的中國知識分子認為,當初中國的衰敗源自於身體,從改造身體、變化人種開始,然後影響社會制度、國家體制。在自處的文化脈絡與存在境遇中,去努力,去追求,去尋找,真誠地思考時代的問題,解決社會的危機,量身定位,繼往開來,建構烏託邦。這種的修身觀就是進化與美善。

報告之五:傅抱石《九歌圖》研究——兼論傅抱石建國初的思想境遇

魏祥奇(中國美術館副研究館員)從研究傅抱石的《九歌圖》切入,發現傅抱石既是一位有著濃厚藝術氣質的藝術家,又是一位具有政治抱負的熱血男兒,這種矛盾人格匯聚在他的作品中,從而造就了他獨特的藝術取向。

《九歌圖》是傅抱石極有代表性的作品,他對這件作品一畫再畫,傾注了很多精力,於1954年10月才正式創作完成。為參加全國美展,能夠獲得全國美術家的地位和身份,畫中所有的題跋都抄錄了郭沫若的新譯本,有一定的目的性。然而,傅抱石在當時(1954年)能夠畫這樣傳統的題材,是與當時他的地位有關的。另外,他還考察了傅抱石創作《屈原》這個題材的背景和作品的特徵。屈原這個形象反映了作為愛國詩人或者作為自己國家被滅掉以後的一種思想狀態。郭沫若當時以屈原作為自我隱喻,傅抱石創作《屈原》也表明他對郭沫若的一種跟隨。其實傅抱石的《湘夫人》、《春雨江南圖》、《東方紅》、《歌樂山之霧》、《江山如此多嬌》等在主題上都和中國當時的政治性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報告之六:視覺奇觀與權力地理——緬甸:《點石齋畫報》南洋文化敘事之一

鄭文惠(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文學院「數位人文中心」主任)從《點石齋畫報》關注到南洋,去研究當時南洋的方方面面,以及遠離中國的中國人在那邊的生活。論文主要從四個方面展開,一、觀視技術與南洋想像,二、博物與獵奇——視覺奇觀與文化競技,三、主體與他者——道德/政治優位與權力寓言,四、異域文化地理學與知識、技術、權力。

通過大量的圖片分析和比較,在近代思想觀念的一些文獻中發現當時對南洋這個範疇的界定跟權勢之間的複雜關係。從「視覺奇觀」與「權力地理」兩方面探討《點石齋畫報》南洋──緬甸的文化敘事。「南洋」作為一個近代「中外交接之門」的權力地理符碼,實質上是在全球化文化框架下自我、他者、我族、他族權力不對等之下文化斡旋的鏡像投影。她希望透過知識、技術、權力的一個個過程分析,慢慢建構《點石齋畫報》乃至於近代思想觀念與異域文化上的相關問題研究。

報告之七:淺論柳宗悅朝鮮藝術論的核心概念

來自韓國的宋寅在教授(韓國翰林大學翰林科學院教授)就一位日本民藝研究專家柳宗悅對朝鮮藝術理論核心概念作了自己的分析。

他把柳宗悅對朝鮮藝術的評價概括為線、悲哀、自然美、平凡性四個概念。作為一個藝術學家,柳宗悅很重視藝術的價值,他在朝鮮的藝術品中發現美就是線。他認為,形代表強大,色代表愉快,線代表悲哀。因為朝鮮民族受到非常大的侵略,悲哀是朝鮮民族非常痛苦的歷史和民族性格。因此,朝鮮只有一個線的藝術。這是柳宗悅基本的觀念。他對朝鮮藝術的四個概念的評述表現為:線是形式上的,悲哀是情緒上的,自然是風格上的,平凡性是創造主體上的,題材是白瓷、民畫。柳宗悅的看法,在發現和評價朝鮮藝術上有其獨特視角。可以說他對朝鮮的美麗非常關注,這在打開朝鮮藝術史,發現朝鮮藝術的獨特美麗有一定的意義。

報告之八:中國的「崇高」觀念及其審美

彭卿(中國思想與繪畫博士、浙江師範大學美術學院講師)以關鍵詞「崇高」為考察對象,尋找「崇高」從古至今的詞義演變以及它背後觀念的變化。

通過中國基本古籍庫檢索「崇高」一詞,疏理子「崇高」一詞在傳統用法上的七個概念:建築高度、地名、富貴、身份地位、天的高度、泰山的高度和儒家道德。而從近代「崇高」的用法看,「崇高」被賦予在立法、科學、教育、知識和藝術等方面的意義——從人的價值、人的道德,到領袖精神、革命理想,再走向共產主義。中國的崇高自始至終貫通著道德的實用化。

報告之九:高居翰中國畫研究「再現」視角再審視

彭智(東南大學人文學院哲學博士生)從「再現」視角切入看高居翰關於中國畫風格研究的總體思路。高居翰作品細讀的風格分析方法,在其獨特的審美眼光背後有其固有的西方再現視角。

高居翰的「再現」包含兩個含意:一是自然主義傾向的再現;二是敘事結構主義的再現。第一種針對繪畫,第二種指向文學。第一種最符合自然主義理想的典範,相對應的是宋代和明清之際的院體畫或畫工畫;第二個指向文學或戲劇結構的敘事模式。高居翰認為的敘事模式可分四個階段,第一是人從城市到自然中隱居,這是一個情節一個故事;第二是在隱居的地方出發,到自然中去欣賞風景;第三是在景點駐足觀看,比如坐看雲起時的場景;第四是從旅行中回來,如西山晚歸的過程。高居翰的再現視角雖稍帶形式主義的局限性,但其對於風格分析方法的嫻熟運用,為中國美術史的研究開拓了新的視野。

報告之十:創造性的抽象與節奏的問題

姜丹丹(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歐洲文化高等研究院特別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選擇跨文化視野,將現象學和中國美學交匯來討論關於節奏的處理問題。從法國當代的一個現象學家亨利·馬爾蒂妮參照現代抽象藝術學,把節奏和造型、動態的過程性提了出來。這種過程性不是作為一種具體的形式,而是一種「感」。這個感是感觸、感通,和主觀的感覺不一樣,從而與中國古典美學的虛和氣韻發生交匯。她認為,節奏不是一個純粹秩序或者技術層面討論的問題,應把它歸納為一種具有倫理性的美學態度,並過渡到生命倫理存在的層面。姜丹丹教授還通過對一些具體的中國古典文論和古畫中有關節奏的現象學分析,從不分化的混沌走向運動之中,和世界構成協調的過渡,從虛到實地湧現出來。也正是這樣,完成了鄭板橋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到筆下之竹三個過程的轉化。對於物象現象性的接納感知,到重新創造,在這中間所發生的這三個過程,是水墨山水的湧現、也是從具體表現世界的感知的被動性接受,從內動到主動,脫離具像的局限,發生徹底的轉化。這就是所謂創造性的重新生成的可能性。

緊張的主題報告會後,本場三位嘉賓從不同角度有重點地對十位發言嘉賓的報告作了評議。

張頌仁教授充分肯定了當天各位嘉賓的發言,認為這個研討團隊十年磨一劍,把一個事情做得很精到,幾篇論文放在一起自成體系。這對於我們關心現代性問題,尤其是研究文化理論的朋友來說是一個非常紮實的切入角度。幾篇論文都有比較強烈的批判和分析意識,從現代性方面提出了很多新的規範,新的規律,還結合全球主義、資本主義與人文性的各種手段,讓我們看到了自我革命、追求進步的環節,也開啟了很多新的看法和觀點。

張堅教授從他比較熟悉的藝術史的角度看,更傾向於用圖像來說思想史和藝術史,通過藝術作品的語境分析,把關鍵詞呈現了出來。有時候往往理論先行,把圖像放到理論模式裡面,建構某種關聯,但是同時要將藝術家的個體放到他自己的生成語境中,這是我們值得討論的一個問題。而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可能需要做大量的文獻調研,還要有一些偶然的資源才能夠找到一些線索。另外,張堅教授還就他熟悉的高居翰作了一些介紹,提醒我們在討論西方藝術史概念時候,也要了解具體的人,除了讀他的著作以外,更要找一些相關其個人的文獻,包括與人交往的信件。

陳野教授在經過認真反覆細讀各位嘉賓的論文後,就文章的做法作了點評。他認為魚宏亮、鄭文惠、魏祥奇、彭智等幾位老師的文章從做法來說,很完整也很成熟。像彭卿、陳向向、宋寅在、劉芝慶等幾位老師的文章也做得很好。在談到魚宏亮老師的文章時說,魚宏亮老師把圖像作為史料,提升繪畫作品的價值,拓展了藝術空間,將觀念還原到真實的歷史場景之中,這不是從觀念到觀念,而是將觀念還原到史料、歷史場景和圖像當中,是很有啟發的一篇文章。鄭文惠老師的文章選題很有新意,基礎很紮實,顯示出深厚的理論功底,行文非常小,但以小見大,還原出深廣的歷史場景,展現出一個多重的文化景象,體現了很好的文字把控能力。彭智老師的高居翰中國畫研究,主題鮮明,思路很清晰,認識很充分,特點層層剖析,逐漸深入,最後直達問題的核心所在。另外,還對其他幾位嘉賓的論文作了簡單的點評。

最後,主持人毛建波教授代表主辦方,對整整兩天半的研討會作了簡單的總結,並對各方的參與表示感謝。

並希望以後還有更多的除了山水畫和書法以外的專業都能涉及進去,多進行研討,把這個學科發揚光大。

文章來源:中國思想史與書畫研究中心

作者:曹立紅 張東華

編校:邵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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