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02 18:24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作為蘇格拉底的學生以及史上記載首座高等學府「柏拉圖學園」（Academy）的創始人，柏拉圖（Plato）在哲學史上的廣泛影響無人能及。阿弗烈·諾夫·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曾義正辭嚴地宣稱，對西方哲學特徵最穩妥的描述便是，它不過是對柏拉圖的一系列註腳。沒有哪一個哲學問題是在柏拉圖的文集中找不到相關論述的。
因此，要對如此龐大而全面的思想體系進行特徵描述絕非易事。不過，柏拉圖的許多作品都是圍繞其對於理想形式的概念展開的。他告訴我們，經驗世界是虛幻的，因為只有永恆不變的事物才是真實的，這一思想借鑑於巴門尼德。那麼必然存在一種永恆不變的形式作為藍圖，構造出我們通過感官所接觸到的瞬間現象。據柏拉圖所言，儘管世上有許多馬、貓和狗的個體，但它們都是按照一種普遍的「馬」「貓」和「狗」的形式為形象塑造出來的。同樣，世上也有許多人，但他們也都是按照普遍的「人的形式」為形象塑造而成的。這一觀點催生了後來的基督教思想，即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塑造的。除此之外，柏拉圖在很多方面都對基督教神學產生了直接影響。
不過，柏拉圖的形式論並不僅僅局限於物質對象。他認為，普遍或抽象的概念也有理想形式，比如美、正義、真理以及諸如數和類的數學概念。確實，恰恰是在數學上，我們當今仍能感受到柏拉圖的深刻影響，在這方面弗雷格（Frege）和哥德爾（G?del）都是柏拉圖主義的支持者。
形式論同時也構成了柏拉圖最有爭議也最著名的作品《理想國》（The Republic）的內容基礎。為探究正義的本質和價值，柏拉圖提出了一種烏託邦社會的設想，由精英階層衛國者領導，他們自出生以來就為統治國家而接受訓練。剩下兩種社會階層分別為武士和平民。在理想國內，理想的公民是知道如何最佳利用其才能來為社會謀福祉，並準確無誤地服從這一使命的公民。很少有人會想到個人自由或權利，因為一切都受到衛國者的嚴格控制，以服務於整個國家的利益。這一觀點導致有些哲學家，比如著名的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譴責柏拉圖借著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原則的幌子在倡導一種精英和極權主義制度。關於羅素等人提出的這種批評究竟正確與否引起了很大的爭論，但我們必須了解柏拉圖這樣構建社會的原因。《理想國》符合其形式論的概念，是一種為找到理想的社會形式而做出的探索。柏拉圖認為一定有一種組織社會的理想方式，而所有的現實社會都僅僅是對該理想形式的不完美複製，因為它們沒能推動所有人的利益。在柏拉圖看來，這樣的理想社會將比鄰國更強大，敵人也無法徵服它。鑑於雅典、斯巴達及希臘化時代的其他城邦之間頻繁開戰，柏拉圖的這一想法非常符合希臘人的意願。但更重要的是，這種社會對所有公民都將是正義公平的，每個人各司其職，安分守己，為了全體人民的利益而奮鬥。柏拉圖的理想國究竟只是一種理想，還是有望成真，歷代學者對此觀點不一。
亞里斯多德：西方思想史上無與倫比的哲學家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在西方思想史及其發展過程中取得了驚人和無與倫比的成就。他不僅僅是一位哲學家，也是一位科學家、天文學家、政治理論家以及如今所稱形式邏輯的創始人。他在生物學、心理學、倫理學、物理學、形上學和政治學上均著述頗豐，並設定了所有這些領域的辯論主題，一直延續到近現代。事實上，其有關正義的著作仍是當今法學院大學生的必讀書目。
亞里斯多德逝世後，他的著作在200年左右的時間裡都處於遺失狀態，所幸後來在克裡特（Crete）被重新找回。到了約公元500年的時候，波愛修斯（Boethius）將其翻譯成了拉丁語，使得亞里斯多德的影響力傳遍了敘利亞和伊斯蘭國家，但基督教歐洲因推崇柏拉圖而將其忽視。直到13世紀多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將其思想與基督教調和以後，亞里斯多德才在西歐世界產生影響。
亞里斯多德17歲的時候進入柏拉圖學園接受教育，並在那兒度過了20多年光景，直至柏拉圖逝世。後來他成立了自己的學園「呂克昂」（Lyceum），在其中講授的哲學不管是在方法還是內容上都與尊師截然不同。
在學問研究中，亞里斯多德比之前任何一位哲學家都要重視觀察以及數據的嚴格分類。因此他常被視為實證科學及科學方法之父。不像前輩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在調查過程中會同時考慮專家和平民的意見，然後再詳述自己的論點，因為他認為有些真相可能會潛藏在普通民眾的觀點裡。亞里斯多德的研究方法相當嚴謹，也不像之前許多先賢一樣帶有勸人改變信仰的口吻。
與柏拉圖和前蘇格拉底哲學家截然相反，亞里斯多德並不認為人類探究的許多不同門類在原則上可以基於某種普遍的哲學準則而被歸於同一個學科。不同的科學有不同的定律，針對不同的對象也有不同的精確水平。因而亞里斯多德否認存在某種確切的人性法則，不過也認為某些形上學門類——比如數量、質量、物質和關係——可適用於描述一切現象。
如果說亞里斯多德的諸多作品中有一條共同的線索，那就是他的目的論理念了。也許是由於對生物研究的專注，亞里斯多德十分讚賞其中的一個觀點，即不管有生命還是無生命的行為都是為了達到某種終極目的（telos）。人們經常會從目的層面解釋人類、組織和國家的行為（比如，約翰為了成為一名律師而參加律師資格考試；學校為了籌資修建屋頂而舉辦活動；國家為了保護領土而打仗），同樣，現代進化生物學也通過目的來解釋，比如基因和基因規則的行為。不過，亞里斯多德認為目的論可用於解釋宇宙中一切事物的行為。其作為論證的觀點在於，萬物都有其自然功能，並致力於達成或展示該功能，也就是其最佳和最自然的狀態。亞里斯多德正是通過功能論將其倫理學與物理學聯繫在了一起，聲稱人類的自然功能便是理性，良好的理性還要符合道德的要求。不像康德（Kant）和密爾（Mill）與之相對立的倫理觀，將行動視為倫理判斷的對象，亞里斯多德的倫理觀則關注行為主體的性格因素，關注其道德是好是壞。這一所謂的「道德倫理觀」在20世紀末的道德哲學中由阿拉斯代爾·麥金泰爾（Alastair MacIntyre）得以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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