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的本質是對先驗性的研究，所以它需要嚴謹的方法和手段。
什麼是先驗性呢，那即是形而上的東西，也就是對事物本質的思考。
事物的本質，一定包含人對它的認識。於是，這不可避免的會變成「是」與「真」的考量。
所以，從泰勒斯之後，一直到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尤其體現在巴門尼德，哲學家們在討論中發現了一些線索，它與認識相關，與真相相關。
我們怎麼來研究形上學，怎麼定義形上學的基礎？我們又怎麼把「什麼』是』什麼」這種判斷的句子抽象成一個概念呢？
這時候，亞里斯多德出現了，他看到了巴門尼德和柏拉圖的研究，發現了無論把什麼東西從哲學研究裡抽離出去都仍然存在於哲學中的那種東西。
它就像柏拉圖的理念一樣，存在於對事物認識的根本之中，但它不是事物本身，不是事物的實體，卻與事物不可分割，準確的說，是與我們和事物之間的聯繫密不可分。
這就是「邏輯」。
邏輯是關於推理的學問。羅素說「哲學的本質是邏輯」。從正確的前提推導出正確的結論，是「必然的得出」的過程。它把思考限定在一個不準天馬行空的範圍內，藉助定義和推理來分析、解釋和論證，除非「有證據表明」，否則都是無效的。
在哲學和邏輯的歷史上，我們常看到「being」這個詞，這在漢語中直接被翻譯成「是」這個系詞。王力先生就說過，就漢語而言，真正的系詞只有一個「是」字。但是在希臘語在、德語、英語中，「是」這個詞卻有多種變形和詞性。
究竟它應該以「存在」這個名詞方式出現還是以「是」這個系詞方式出現呢？
這個問題之所以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可以看看這些年來被翻譯成中文的哲學書，幾乎無一例外的都被翻譯成為「存在」。
但是，我們考量邏輯的起源，巴門尼德、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對「einai」、「estin」、「on」（希臘文「是」的三種形式，分別是動詞、名詞、分詞）的使用，都是明確關乎語言上的考慮，就是說在他們的文字中的「是」，所想要表達的是「是什麼」，而不是某物存在。
為什麼中國的哲學研究者這麼喜歡如此翻譯呢？在我看來，除去被英譯版譯者大段的對「it is」進行的說明迷惑外，還與我們的文化相關。
很多人說，既然國外有邏輯，那麼在傳統意義上來說，我們也一樣有邏輯。誠然，我們的哲學是建立在「有」和「無」之上的哲學，從存在這一點來講無可厚非，正如同巴門尼德對「一」的描述，我們的「道」幾乎如出一轍。
然而，邏輯本身是一種方法，不管研究「一」還是研究「道」，邏輯不是我們提出這個概念，而是我們怎麼推導出這個概念。這和歸納、辯證本身是不同的，即使辯證有時也被稱為辯證邏輯。
邏輯有嚴謹的句法和語義，還有那些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不能用像我們在電視中看到的「羅輯思維」那樣的理解來談什麼叫邏輯。
便是聲稱反哲學的分析哲學，在對邏輯的應用上，與形上學也是如出一轍的。把它稱之為現代的形上學也無不可。而分析哲學的邏輯與真，和亞里斯多德《形上學》中把哲學稱之為關於真的知識，不也是一致的麼？
亞里斯多德對邏輯的創立，也正說明了人類對文字能力的把控。對句法和語義區別和對應的認識，最終讓亞里斯多德建立起邏輯這門學科。
在亞里斯多德與那些希臘智者們戰鬥的同時，中國戰國時期的公孫龍子（差了近100年）在《指物論》的道路上，卻孤獨的走了若許年華。
我想，如果這個百家爭鳴的時代還能夠再持續200年的話，也許真的可以說，中國也是邏輯學的發源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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