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澍，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資料照片
我們政治文化中倫理主義佔的成分比較大，要德治優於法治，信賴人多於信賴制度。希望用政治來「揚善」。
調查結果出乎意料，左的比例比較大，右的比例相當低（左的比例是38%，中間的是51%，右的比例是11%）。
2011年，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張明澍時隔20餘年又一次進行了「中國公民政治素質調查與研究」，這一次他選取了北京、深圳、孝感、榆樹4個地區的1750個抽樣樣本，回答了「中國人想要什麼樣的民主」、「中國政治文化的特徵」等問題。在抽樣裡他特意選擇了與全國人口普查結果中基本相符的受教育程度、性別等數據一致的樣本，希望反映出真實的當下國民對民主的態度，他的調查結果本月匯集成《中國人想要什麼樣民主》一書，本月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昨日張明澍接受本報記者專訪，講述本次調查背後的故事。
【談調查】
接近人口普查的主要指標
新京報：這次調查的背景是什麼？
張明澍：類似的調查我1988年做過一次，叫「中國公民政治素質調查研究」，當時做完也出了一本書，叫《中國「政治人」》，有一點影響。後來經常開會時就會有人建議我再做一次這樣的調查，可以把兩者比較一下，後來有機會時，我就申請了這個項目。還有一個背景是，社科院每年專門有國情調研的項目，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都包括。這一次調查完成以後，出了現在這本書《中國人想要什麼樣民主》。
新京報：在問卷設計上和上一次重合度高嗎？
張明澍：問卷設計和1988年那次有些關係，考慮到要和當時的結果進行比較，但這次關注的重點更體現現在的時代特點，比如現在政治體制改革比較集中在一個比較具體的問題，即了解中國民眾想要什麼樣的民主這個問題上。1988年那次一共有29個問題，這次是30個問題，書裡看起來比較多，是因為把一些問題拆開了。問題包括幾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政治觀念、意識形態，對政治、對民主的理解；第二塊是政治參與態度和參與經驗，比如投票的時候你是什麼態度等，你實際參加投票的情形；第三塊是政治知識的掌握，比如知不知道十八大什麼時候開，十八大的重要性是什麼。這裡面政治觀念是最核心的一塊。後面兩塊的問題設置和1988年基本一樣，只是有一些因應時代背景變化而產生的措辭改變。
新京報：在調查取樣上是否都是一樣的城市？
張明澍：1988年是委託國家統計局團委，用他們在地方入戶調查的網絡，抽了大約12個城市。這一次我委託的是北京市統計信息諮詢中心，是跟他們籤訂合同提出要求和標準，要求更嚴格一些。這一次抽樣的主要指標大致上跟全國人口普查指標接近，當時我提出的要求是要反映全國城鎮18歲以上人口的情況。現在來看，比較接近人口普查的主要指標，包括教育、年齡、性別，特別是這次樣本的教育程度和全國普查的比較接近，比大多數同類調查的教育程度要低。也因為這樣，結果出來，知識層覺得不好接受。實際上這是跟樣本的教育程度較低有直接聯繫。我認為這是比較接近實際的情況。當然我也同意知識分子在社會裡的影響可能更大，但是我這次就是針對一般民眾做的調查，從書裡面可以看到受教育更高人群的特點。
【談結果】
60後是一個重要轉折點
新京報：結果出來出乎意料嗎？
張明澍：調查中有一些問題問到了人們對於西方化的看法。可以根據對西方化抵制、贊成，或者不完全抵制也不完全贊成，按照我們比較習慣的說法，把人們的立場劃分為左中右。調查結果出來之後，出乎意料的地方，第一是左的比例比較大，第二是右的比例相當低（左的比例是38%，中間的是51%），因為平時我身處於知識界，大家坐在一起還是談論，還是對現狀批評的比較多，希望向西方學習的比較多。第三是沒想到，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是接受主流媒體導向的，也就是中的這一部分。因為現在主流媒體基本上就是在左和右之間保持一個平衡，並不是曾經的那樣明顯的左。冷靜下來思考，如果跳出知識分子的圈子，到底層觀察身邊的人，比如回到我們自己的家鄉，其實和這個調查結果是差不多的，書裡邊提出的左中右比較跟現實還是很靠譜的。
新京報：人們的認知是否有明顯的轉折點？
張明澍：教育程度指標看，高中是一個轉折點，在高中之後，被調查者的政治態度向右向中間的人數超過平均水平。在高中跟大學的被調查者，處於中間部分的比例比較大，只有到研究生部分的被調查者會義無反顧地往右走，右的比例大幅度提高。
新京報：在書中你也提到60後也是一個分水嶺。
張明澍：以年齡分60後是個轉折點，過了60後，越年輕的人觀念上越傾向中間化和西方化，包括在政治觀念和參與態度上。但是在另一個方向上，就是，在具體實踐部分，比如實際的政治參與行為，還有掌握政治知識，也就是需要花時間和精力去做事情的時候，60後、50後、40後，年齡越大情況越好一些。所以我歸納說，在想和說的方面，是「60後定律」，在做的方面是「倒60後定律」。
【談原因】
儒家文化與西方文化大有區別
新京報：中國人對政治的期待，具體有怎樣的特點？
張明澍：第一，中國人想要的，德治優於法治，信賴人多於信賴制度。第二，重視實質和內容，超過重視形式和程序。第三，解決腐敗和監督政府，優先於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權利。第四，協商優先於表決。第五，中國的民主而不是外國的民主。不管中國還是外國，公民關注政治時首先關心和自己最相關的部分，現在腐敗現象嚴重，這種情況下這一點被公民排在優先位置是合理的。這是中國的倫理主義政治文化問題。這種文化希望政府把民眾作為家庭成員一樣來關心，比如我們常說的愛民如子。
新京報：你總結出的5個特點，產生的原因是什麼？
張明澍：原因是中國源遠流長的倫理主義政治文化，在這種文化中，倫理主義的因素大於超過了科學主義，也就是實事求是的因素。在書裡我引用了一幅圖，是儒家文化分布圈，包括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儒家文化圈都有倫理主義趨勢。我們政治文化現在倫理主義佔的成分比較大，比如對領導人的道德要求高，希望政府關懷民眾，希望政府在社會生活中發揮領導作用。其實中國人和西方人對政治的看法從根上就不一樣。西方人希望用政治來「抑惡」，政府要保證一個人在追求個人利益和幸福時不要損害他人和社會的利益，中國人是希望用政治來「揚善」，要通過政治形式把善的事情發揚光大，做什麼事情都需要有政府和領導來指引我怎麼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