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
2020年9月，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由7位學者合編的Communicating Science：A Global Perspective（ 本文作者譯為「傳播科學：全球視角」），該書共40章、996頁，收錄了39個國家的科學傳播故事，涉及的作者總數有108人。從全球視角來看，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科學傳播迄今在公共衛生、環境保護和農業科普方面已經發揮了特別重要的作用。
科學傳播的概念至今並未取得一致。比如在澳大利亞，半個世紀以來就有「科學普及」「公眾理解科學」「科學通俗化」「科學氣質的培養」等各種說法。有的學者採用的說法則是「科學技術的社會利用」。每種定義都能給社會與科學的關係帶來啟示。科學是社會的一部分嗎？科學受到高度尊重了嗎？科學與社會議題的關聯是強化了還是弱化了？人們對科學的感知理解是什麼？
在科學傳播方面，各國政府的角色不同。
比如在20世紀70年代，德國政府對科學傳播的態度是退出，或許是因為當年納粹宣傳部門與科學的關係留下了陰影。於是，私人基金會填補了空缺，推出了很多培訓科學記者的資助計劃。
在美國，由於沒有集中化的科技管理機構，科學傳播呈現出多樣性景觀，有人形容為「生機勃勃」，也有人形容為「亂糟糟」。
相形之下，英國的科學傳播最為系統完備，1985年皇家學會發表的《博德默報告》對此進行了很好的總結。該報告認為，科學家有義務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傳播給百姓。
當年蘇聯為了實現現代化和工業化，是採用國家驅動方式開展科學研究和科學傳播的。1990年時，蘇聯的科普周報《論據與事實》的周發行量達到3350萬份，超過世界上其他任何報紙。但蘇聯解體後，百姓很快轉向神秘主義，可見那份報紙所承載的科學觀點是多麼脆弱。
本書的許多敘述都涉及本土知識與西方科學的關係。
紐西蘭較為注意將毛利族的本土知識與西方科學知識整合起來，儘管整合過程不是那麼順利。不管怎麼說，現在在紐西蘭國家級科研資助、科研實踐和面向公眾的科學普及當中，毛利族知識觀有其地位。紐西蘭奧克蘭理工大學的生態學家John Perrott指出，毛利族強調「歸屬」（我歸屬，故我在），與西方的科學培訓所強調的「我思，故我在」是不一樣的。在毛利族的系譜學和宇宙論中，人與大地、植物和動物的關係是至關重要的，所有生命都被珍視，因此，協作和培養也被珍視。
本書總結了科學傳播方面的三條經驗：社區知識是強有力的背景；成功的科學傳播與其他信念密不可分；人們期望科研人員對社會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關於第一條經驗，可以看肯亞農村的例子。過去土法接生，嬰兒死亡率很高。當地的一個科普討論群做了兩件事，一是用角色扮演法讓孕婦看到她們來到醫療機構後，那裡的工作人員將如何專業化地應對，最終確保嬰兒平安分娩，母子「雙雙把家還」；二是培訓一批摩託車騎手，在孕婦臨產時迅速把她們送到醫療機構去。
關於第二條經驗，可以看馬來西亞的例子。事實表明，科學與宗教不一定是處處截然對立的。關於馬來西亞科學傳播實踐的那一章寫道，伊斯蘭教有halal（允許什麼）和haram（禁止什麼）的概念，這些概念決定了生物技術是否能被伊斯蘭教徒接受。那麼，科學對伊斯蘭教的5個公益目標（宗教、生命與健康、子孫後裔、才智、財產） 有威脅嗎？不難看出，西方國家對有爭議的科研領域的倫理考慮，與這5個公益目標是相當類似的。
第三條經驗是說，科研人員有義務為社會的增長、福祉和發展做出貢獻。人們期望大學與社會中的其他群體交流知識與技能，傳播科學成果與方法，鼓勵公共辯論。
後新冠疫情的世界，尤其需要汲取以上三條經驗，將科學傳播做得更好。
《中國科學報》 (2020-12-17 第7版 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