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傳播的科學，真的科學嗎？

作者 | 賈鶴鵬

編輯 | Yuki

來源 | 我是科學家iScientist

看到這個題目，有些讀者可能會感到迷惑：科學傳播屬於活動或知識門類，為什麼要用「科學」這個詞來形容？既然用科學這樣的知識門類來給科學傳播蓋棺定論，為啥還質問它是否科學(合理)?

我對此的回答是，雖然科學界多年來強調傳播科學（科普）的重要性，雖然科學家們每天都在與科學打交道、滿腦子都在質問科學意義，但他們和很多科普工作者，其實並不一定在以科學的手段傳播科學。

「科學傳播的科學」橫空出世

作為實踐的科學傳播，誕生於現代科學產生之際，並隨著工業革命和二戰而逐漸羽翼豐滿。而作為研究領域的科學傳播，則成形於1970-1980年代。在科學傳播的學術發展了幾十年後，美國科學院在2012、2013年連續兩年舉辦了「科學傳播的科學」（Scienc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研討會，隨後在2013和2014兩年，分別在《美國科學院院刊》(PNAS)上出版了「科學傳播的科學」專輯。

這些事件標誌著「科學傳播的科學」開始作為新的學術領域出現。隨後，在2017年，美國科學院又一次召開了「科學傳播的科學」研討會，牛津出版社還在當年出版了《科學傳播的科學研究手冊》(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Scienc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所有這一切，表明「科學傳播的科學」開始得到學者們廣泛關注。

為什麼會有科學傳播的科學這個術語呢？因為科學傳播的學者們發現，自詡為最有科學知識、最講科學精神的科學家們，他們做的科學傳播工作不一定科學。

我曾有多篇文章介紹過，科學知識並不能必然增加人們的科學態度（下面會進一步解釋），但我們看看周圍的科普工作，仍然是在壓倒性地傳播知識。大量研究表明，像轉基因這種爭議性比較大的議題，知識本身很難決定態度。但我們可以看到，迄今為止，在爭議性的議題上，不論是轉基因還是磁懸浮，我們科普工作幾乎都在試圖提升公眾的知識。所以說這樣的科普並不科學，這就有必要專門提出「科學傳播的科學」這樣一個新名詞。

知識本身很難決定態度 | Unsplash

在「科學傳播的科學」系列研討會及《美國科學院院刊》專輯中，傳播學者首先指出科學傳播在公民和社會形成合理決策方面的重要性，及現階段該領域面臨的挑戰。這些挑戰有：部分公眾不願接受科學事實、科學素養不足、處理新興科技領域知識的認知很有限，以及包括主流媒體在內的傳統科普渠道迅速衰落等。在這種情況下，科學界那種長期以來倚重傳授知識的模式是否有效，在很多時候要打個問號。

從認知規律到形成科學態度

提倡「科學傳播的科學」的學者們指出，人類的心理認知機制並不能支持人們主動關注和學習科學。多年來，傳播學和認知心理學已經對這些因素進行了很多研究，很遺憾，主流科學傳播工作似乎並沒有把這些傳播和認知規律納入到我們的視野中。

都有一些什麼傳播和認知規律呢？首先，是認知能力有限說，就是說人們的大腦中能裝得下的知識是有限的。不僅是數字時代知識大爆炸後人們從環境中能獲得的信息遠大於大腦實際可以處理的信息，就是在原始人時代也如此。

那怎麼辦？人們只好本能地不去關注那些與自己當下無關的信息。所以，我們傳播了很多科普知識，但殊不知，受眾出於本能，不一定去學習它們，除非他們認識到這些知識與己有關。

另一方面，認知心理學研究表明，因為認知能力有限，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因為各種偶然機遇形成了各種初始信念，這些初始觀念成為他們判斷接收到的信息的認知框架。換句話說，人們並不會仔細辨析他們遇到的大部分新信息，而只是本能地將之與既有知識進行簡單的比較後就決定選擇、接受和聽信哪些信息。例如實驗發現，在碳納米管這樣生疏的科技議題上，人們一旦接受了一個知識性信息，不論這個信息正確與否，以後他們都會本能地用這一知識來作為是否採納其他相關信息以及在碳納米管問題上持正面或負面態度的依據。

另外一個認知規律就是負面信息優先性。人們往往抱怨媒體總是報導負面信息，殊不知這是人們的認知規律決定的。還是在原始人時代人們就更加關注負面信息，這樣才能更容易生存下來。

第三個認知規律是肯定性偏見。就是人們總是傾向於肯定自己原來具有的態度，並且會認為支持自己原來態度的知識是真知識，否則就是假知識。

人們會認為不支持自己原有態度的知識是假知識 | Pixabay

用人們在轉基因等爭議性科技議題上的態度形成過程就很容易理解這些認知規律對人們態度的影響。通常人們對轉基因等科技信息並不關心。但當這些議題在社會中爭議不斷增加後，人們才會開始注意它們。但負面信息優先性這一規律就讓人們優先記住那些負面信息，轉基因爭議初起，大量媒體對其進行負面報導或者凸顯其不確定的方面，這就讓普通人第一次對轉基因這個事留意時，更加容易接觸到負面信息。一般人往往會本能地用這些負面、或至少是不確定性的信息形成了認知框架來衡量新獲得到的信息。這就導致人們容易形成對爭議科技本能的牴觸態度。

但為什麼爭議性科技那麼多，只有轉基因等少數技術在公眾中形成了持久抵制的態度呢？造成轉基因持久爭議的原因中，有很多社會性、體制性因素，我會在下面的專欄文章中來討論。但從人們認知規律的角度考察，主要原因是因為人們的認知過程是自我強化的，而這一過程就不斷體現出人們的肯定性偏見。也就是說，一開始接觸了轉基因負面信息的人們，會在後面的接觸過程中不斷主動關注或者記住那些負面的信息，並把它們持續地印在自己的腦海中，最終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

都有一些什麼傳播和認知規律呢？首先，是認知能力有限說，就是說人們的大腦中能裝得下的知識是有限的。不僅是數字時代知識大爆炸後人們從環境中能獲得的信息遠大於大腦實際可以處理的信息，就是在原始人時代也如此。

科學政治化與傳播研究

科學在歐美社會不斷被政治化也是導致傳播學者介入科學傳播研究的重要原因。科學被政治化一個明顯的領域是氣候變化。美國的保守力量長期以來拒絕接受全球變暖的科學結論，而多年來的研究也表明，美國自由派中相信氣候變化者的比例，要遠遠高於保守派。而美國社會在氣候變化、進化論和胚胎幹細胞等科學爭議議題上觀點的極端化傾向，表現得越來越明顯。

美國的保守力量長期以來拒絕接受全球變暖的科學結論 | Pixabay

在當代，公共政策越來越依賴把科學標準作為合法性和正當性的基礎。各個領域由此形成了大量專家群體，他們彼此所持的相反觀點打破了「科學就是正確的」傳統認識。這一過程使科學更容易變成爭議對象。同時政客們在確保哪些話題能獲得媒體報導方面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那些登上媒體頭版的科學新聞，往往是那些帶上了政治色彩的信息。

這種現象得到了傳播學者的關注。他們的研究表明，在高度政治化的科學議題上， 心理認知機制會發揮很大作用。例如，就氣候變化而言，大多數普通人並沒有主動尋求信息以了解科學真相的需求。他們不過是偶爾聽到氣候變化這個詞語，然後將其納入到已有的認知系統，利用所處環境的提示和既往印象進行快速處理。研究顯示，如果受眾覺得科學家在氣候變化問題上觀點一致，他們就願意承認全球變暖存在。受眾越是覺得科學家之間分歧大，他們也就越不容易接受有關全球變暖的結論。也有研究表明，對於美國人而言，其所在選區的政客對氣候變化的態度，會與他們的態度高度相關，不論是民意調查還是推特的留言分析，都支持這一點。

氣候變化在美國被政治化的程度，一如轉基因在中國與歐盟國家，只不過反轉的主力是各種抵制主流科學結論的民間活動人士。由於轉基因成為了中國社會上高度爭議性的議題，並且在影響政策這個層面上成為了政治性議題，各種對立性的說法自然在社會上廣泛流傳。這種知識的對立會讓普通人感覺更加無所適從，他們也不具有判斷誰是真正的主流科學家的能力，從而更不願意相信有關轉基因的主流科學結論。從考慮科學傳播的效果角度而言，無疑我們需要對科學、尤其是爭議性科學被政治化有清醒的認識。

信任與價值影響科學態度

「科學傳播的科學」的提倡者們也指出，傳統的科學傳播實踐與研究忽視了對信任與價值的探討。與傳統的科學傳播工作者不同的是，「科學傳播的科學」提倡者們從一開始就把信任與價值因素當成了科學認知過程的心理變量，認為它們可以構成人們是否願意獲取或接受科學信息的標準。

當對陌生的科技名詞一無所知時，人們是否相信這一名詞的解釋首先依賴的不是他們是否理解了其中的知識，而是他們是否願意相信對此做出解釋或提供信息的科學家。只有當他們願意信任後者，認知系統才會啟動來接受信息，並將這些信息與自己的既有知識結構做對比，從而形成判斷。

只有當他們願意信任科學家時，認知系統才會啟動來接受信息 | Pixabay

與信任一樣，價值因素（values）在認知機制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人們的判斷是基於他們所認可的價值，並非完全以事實為依據。以歐洲和中國很多公眾抵制的轉基因為例，人們抵制這一爭議技術並非因為研究表明了轉基因的弊端，而是因為人們對轉基因科學家的價值認同在一開始就被轉基因稻種外流、轉基因科學家謀求私利等媒體報導所破壞，由此他們直接拒絕接受有關轉基因無害的主流科學觀點。

價值和道德因素會構成科學認知的框架或通道這一點，讓提倡「科學傳播的科學」學者也積極呼籲以民主協商的機制來制定科技政策、解決科學爭議。通過公眾參與科學，公眾可以更好地接受科學家的價值立場，從而促進他們形成更多能吸納科學知識的認知框架，科學家也能更好理解公眾有別於科學理性的價值訴求。

根據「科學傳播的科學」設計科學傳播方案

既然「科學傳播的科學」指出了諸多科學地認識科學傳播的過程，涉及的各種因素以及人們的各種偏見，所以看起來我們可以科學地設計科學傳播的解決方案了。著名風險傳播專家、卡耐基梅隆大學的教授費什霍夫（Baruch Fischhoff）指出，有效的科學傳播必須執行四個相互關聯的任務：鑑別出與人們面臨的決策最相關的科學；了解人們已知內容；設計傳播方案來填補人們已知內容和應該知道的內容之間的空白；最後評估這些傳播方案的效果。

然而，實際上做到上述任務並不容易。因為按照「科學傳播的科學」所指出的諸多認知規律，很多人實際上並不清楚自己到底知道什麼；設計出來的方案也可能因為沒有預見到的受眾偏見或情緒化因素而分分鐘失效；更要命的是，由於長年累月的負面信息的積累，很多人對爭議問題已經形成了先入為主的認識框架，新的科學傳播方案很可能無法克服這些偏見；而且傳播學者或者科學傳播工作者也完全無力逆轉科學議題被政治化這種現狀。

這些困難還沒有包括社交網絡對科學傳播過程各種顛覆性的影響。大量的研究都表明，社交網絡在解構權威、創造碎片化傳播的同時，也讓極化情緒得到極大發展。在這種情況下談論傳播方案談何容易！

社交網絡對科學傳播過程造成很大影響 | Pixabay

所以，與其說「科學傳播的科學」給科學傳播帶來了更「科學的」、合理的解決方案，不如說它的更重大意義在於幫助我們認識到現有的科普方式，甚至是各種公眾參與科學的科學傳播方案的不足。由於中國壓倒性的科學傳播方式還是知識的普及，所以應用「科學傳播的科學」中提出的各種認識原則就更為重要，哪怕只是對現有傳播方案的一些反思也大有裨益。

在科普各種知識議題時，誰來擔任發言人，如何與時下熱點相關聯，怎麼預防公眾的顧慮，如何面對爭議，怎樣評估傳播結果，這些都是需要科學傳播工作者仔細考量的。

至於解決方案，也許「科學傳播的科學」帶給我們的，主要是督促我們儘可能充分了解受眾需求、影響他們態度的因素和他們可能的偏見，從而在每個個案中都拿出有依據的個性化傳播計劃，並及時對其評估吧。

*本文部分內容，改寫自作者已經發表的論文，尤其是《科學傳播的科學 —— 科學傳播研究的新階段》（《科學學研究》2015年第3期）

作者：賈鶴鵬

來源：我是科學家iScien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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