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樂死，這是一個永遠討論，但卻很難得出最終答案的話題。近日，伴隨著安徽霍邱縣熊正青夫婦為兒子請求「安樂死」的新聞報導，它最近再度進入輿論的視野。
不論如何辯解，在法律上，毫無疑問，安樂死是對個體生命權的侵犯，符合故意殺人罪的犯罪構成，構成刑事犯罪，應承擔刑事責任。有人主張，在犯罪構成要件中，為病人減輕痛苦，為社會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可以構成違法阻卻事由，使得本身客觀上符合故意殺人的行為，不為刑法所規制。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目前，違法阻卻事由呈現高度法定化的前提下，靠個人理性的推定是不能增加違法阻卻事由的範圍，這是推行安樂死所遇到最大的現實瓶頸。
然而，在道義倫理上，安樂死卻是有很大的討論空間。在西方學者的觀點中，對個體生命的處置，有三條原則：一個是保護生命的原則，意味著不論何時，生命總是第一位的，個人無法處置；一個是解除痛苦的原則，在此原則下，如果生命帶來的不是快樂，而是痛苦，可以選擇放棄；還有一個，是自主的原則，強調個人意識，個人選擇的自由，不論何時何地，都可以對生命權「任性」一下。
在倫理上，特別是結合個案，確是有實足的理由來推行安樂死制度。當個體面臨身體的災難，繼續承受這份無醫療意義的痛苦，是殘忍的，不僅於病人，更是對其家人、朋友。
基於此，不少輿論認為，應該給以安樂死以法律上的地位，從而讓痛苦的人安詳的死去。縱觀當下的新聞報導，支持這種看法的人不在少數。
但是，需要明確的是，法律雖然適用於個體事件，但法律是規範的。正是因為這種規範使得法律具有很高的抽象性。這就意味著，法律規範必須能夠反映社會的群體需求。
正是在這樣一種要求下，法律不僅要顧及申請安樂死的一方，還要考慮到當下其他的社會需求：社會觀念的現狀，醫療技術的水平，以及全體社會成員中對於「生命」的普遍理解。
在安樂死的紛爭中，法律和道義似乎出現了矛盾，出現了選擇不一致的情況。
但仔細分析，法律所保護的個人的生命健康權，法律所保護的個人權利，與道義上的生命的寶貴和人的自由，並沒有出現截然的區別：為何不允許安樂死，雖然有違選擇自由，但是卻是為了生命健康。兩者相比之下，如何沒有充分的理由，生命健康權遠遠高於選擇的自由權。
在實踐中，承認安樂死的國家並不為多數，只是存在於少數國家和地區。這說明，安樂死作為一種倫理上有話語權的制度，存在一定的生命力；但要真正的，在制度上獲得支持和承認，並非匆忙之間便從確定，還是有一條更長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