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進
成都解放初期，我爸爸在成都市政府的人民勝利折實公債推銷處做副處長。那時的公務員還不是薪給制，只有一點補貼。我家有五姊妹，加上媽媽，全家七口人，生活很困難。
爸爸是經四舅介紹到市政府的。四舅是1937年就去了延安的老革命，也是一位作家。當時他寫的劇本《紅娘子》正在成都上演，還出版了一本他編寫文字的《紅娘子》連環圖。所以，他比較富裕，有稿費收入。
四舅去延安後，渺無消息。解放軍進入成都那天，外公擠在城門的歡迎人群裡，看呀看呀，希望能在軍人行列裡找到四舅。其實，在成都解放前幾天，四舅就已經秘密進城，做民主人士的工作了。
四舅是周士第、李井泉的十八兵團的幹部，進成都後擔任成都市軍管會交際處長，後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李井泉是軍管會主任。交際處是解放初期搞統戰的部門，駐地在美國留下的叫「沙利文」的高級賓館，在成都東勝街，也有一些高級民主人士住在這裡。我因貧窮休學在家，被四舅接到沙利文「混飯」。那個時候，市級機關吃飯分大、中、小灶：一般幹部吃大灶，中層幹部吃中灶，市軍管會的主要領導吃小灶，我就跟著四舅吃中灶。中灶只有一桌，交際處領導和幾個高級民主人士同餐。
四舅長得少有的帥氣，平時出門不喜歡要車，都是自己騎自行車，像個一般幹部。所以，警衛戰士帶著疑惑地問我：我們站了這麼久的崗，怎麼從來沒有見過首長呢？四舅很忙，他每天晚上回家時，我往往都睡著了。除了看他書架上的書，我就是和交際處警衛班的戰士玩，尤其是四舅的警衛員李景堂。一次，李景堂拿出他的左輪手槍，把子彈下出來，然後把槍遞給我，要我看看。我就對準李景堂，扣了扳機。李景堂的臉一下子變得刷白：「怎麼能對人開槍？」我說：「沒有子彈呀！」他厲聲說：「萬一沒有下完呢，記住，絕對不能對著人扣扳機。」
四舅的作家味道很濃，說話幽默，但是刻薄。他對我媽媽說：「哎呀，你們家搬家才容易呢，把戶口簿掛在胸前就搬了。」意思是，我家一貧如洗，除了戶口簿，別無長物。一次，一位著名畫家來訪，成都市長李宗林剛好也在四舅這裡。四舅問畫家：「你會畫鬼嗎？」這是解放初期，藝術家們還不太了解共產黨，畫家不敢做答。四舅說：「你就照著李市長畫嘛，他這麼醜，畫像了不就是鬼嗎。哈哈哈。」弄得李市長哭笑不得。也許，正是這種性格給他留下了日後的禍根。
1958年我到重慶讀書，就再也沒有見過四舅。而他在1957年被劃成了右派，發配到溫江做政治教師。1960年寒假結束，我從成都坐火車回重慶，上車前，去到四舅在成都郊區的家。四舅當時已經摘帽，在成都家裡休息。還是老樣子：談笑風生，幽默刻薄。四舅說：「大娃子，在反右中，我從來沒有亂說過任何一句話喲。」臨別，四舅母給了我一個瓷杯，裡面是熱熱的米飯，上面還有一點鹹菜，叫我在車上吃。那是困難年代，這可是從嘴裡掏出的珍貴禮物啊！
解放初期，四舅曾經想讓媽媽把我過繼給他。媽媽告訴我，別人向四舅問起我，他總是說：「大娃子已經是大學老師了。」四舅去世，我覺得很內疚。因為他住在城郊，我回成都時很少去看他，真遺憾呀！
（作者系西南大學教授）
本文來源：華龍網-重慶晚報 責任編輯： 王曉易_NE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