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數量當然是衡量教授是否合格的一個標準，但不可將這個標準絕對化、機械化和誇大化，有學者曾戲言，大學不是養雞場，不能以下蛋量來考核教授。在當下中國，潛心做研究當然是一種選擇，但參與公共事務，發表時評、做演講、普及法律知識，是不是就不務正業，尸位素餐呢？恐怕未必。聽聽其他學者對大學教授使命的看法。
熊培雲（南開大學學者）：從這件事本身來講，賀衛方並不是沒有論文，方舟子是該道歉的。拋開這個個案，思想上的創造是有很多種形式的，論文只是其中的一個備選項，像寫書這些方式一樣可以表達思想。如果寫評論、演講、搞普法這些事是不務正業，那很多人都在做不務正業的事情。反而東拼西湊，只有圈內人能看懂的論文本身，是沒有什麼生命力的。
這套以論文為標準的評價體系應該被重新審視。選擇什麼樣的方式來表達思想是個人選擇問題。就算按這套評價體系，評上教授之後，沒有硬性規定要必須再發多少論文。賀衛方是選擇發論文還是寫書，或是其他方式來表達思想，也屬於他的個人選擇。
易中天（廈門大學教授）：說大學是個養雞場只是一個比喻，現在的大學採取量化管理，規定老師們在一定的時間在一定的刊物發表多少篇論文。在這樣的制度下，大學裡的老師變成了母雞，根本沒有心思好好做學問，好好帶學生，光忙著生蛋發論文了。
論文創作必須先有心得，後才有論文，硬逼著老師在規定的時間下蛋的結果，間接導致時有老師抄襲論文、剽竊學術成果的事情發生。大學管理應該採取無為而治，不要怕養個別懶人閒人，至於「下蛋」，有蛋則生，無蛋則養。【詳細】
朱清時（南方科技大學校長）：如果內行評估的話，一個教授幹得好不好，首先是這一生是否為科學發展做過重要的工作，是不是幹了實事，而不是SCI篇數。第二，如果年輕人沒有做到這麼大的貢獻，那麼看思想對不對，是否在做重要的科研課題。目前國內的科研，很多都在縫縫補補，對科學也沒大的貢獻，成果也沒有什麼重要影響。第三看年輕人有沒有能力，方法對不對，如果有能力，做的事情重要，就應該繼續幹下去，哪怕十年只發一篇文章也可以。量化的指標都是行政官員主導，為了方便管理。【詳細】
劉道玉（著名教育家）：我國的學術論文連年攀升，據說已超過德國和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了，但有多少原創性的成果？為什麼我國至今沒人獲得諾貝爾獎？為什麼所有一級學科的世界大獎也仍然還是零呢？現在幾乎每個大學都有出版社和學報，任何人都可以出書，有多少有價值？有人批評說，中國大學眾多的出版社和學報成了「學術垃圾的生產地」。因此，應當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學出版社和學報，這有利樹立嚴謹的學風，以提高大學的學術水平。 【詳細】
楊玉良（復旦大學校長）：大學有一個使命，那就是服務社會。從大學的發展歷史來看，這是一個新賦予的使命。我並不認同按教學、科研、服務社會來劃分大學的功能，因為教學不等於培養人，教學和教育不是一回事。科研也不等於培養人，科研必須與人才培養結合起來才能真正地培養人。我更傾向於用大學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對新文化的創造以及對國家與社會的服務這三大功能來看大學的真正使命。
大學服務社會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當前社會發展所面臨的政治、經濟、人口、文化、教育、衛生、科技、國際關係等諸多問題，都需要依靠綜合的、深奧的知識來予以分析，並提出解決的辦法。事實上，只有大學才能完成這個任務。因為，只有大學才有那麼綜合的知識和那麼一大批辛勤鑽研的學者。
同時，隨著社會、國家和國際上各種競爭局面的日益加劇，知識和人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大學作為知識的積澱者、生產者、傳播者以及人才的培養機構，必須為國家、民族和社會提供知識和人才，並以此來獲得政府、社會和民眾的支持。【詳細】
方舟子攻擊賀衛方20年沒論文，沒資格當教授。而事實證明，方舟子的攻擊不僅在事實上犯了錯，在價值判斷上也存在問題。機械地、絕對地用論文數量考評教授，早已為各方詬病。既有學界認可的紮實的作品，又能在教學上受學生歡迎，還能承擔知識分子的使命服務於社會，這樣的教授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