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老護士長延安尋訪抗戰時的「中央醫院」(圖)

2020-11-26 華商網

  在中央醫院出生的李家窪村村民張鳳蓮與張鳳懷,一見到駱老(中)高興不已

  中央醫院的嬰兒室(資料圖片)

  在抗戰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位於延安的「中央醫院」,先後八年時間裡,收治病人12077人,把3843名嬰兒平安送到人間。如今,那些曾經在中央醫院工作或出生,現在已經白髮斑斑的老人重新回到故地,尋找那份久遠的記憶。

  2012年2月29日下午,延安大學的窯洞賓館裡,住進了幾位從北京來的老人,他們是88歲的原中央醫院傳染科護士長駱行女士;現年70歲、曾在中央醫院出生的胡喬木的女兒胡木英,以及同年在醫院出生的石新民、丁維平和金星老人。他們此行是要去李家窪村的中央醫院舊址看一看,看看那裡的山,那裡的水,那裡的窯洞和鄉親們。

  中央醫院是中國共產黨1939年11月7日在延安組建的一家綜合性醫院,醫院設在距延安市區十多公裡的莊橋鎮李家窪村。設立初期,醫院僅有幾十孔窯洞和殘缺不全的醫療設備。然而即使這樣,在八年時間裡,收治病人12077人,把3843名嬰兒平安地送到了人間。

  40多孔窯洞組成的醫院

  3月1日上午,瑞雪飄飄,見到駱老一行回來,李家窪村的中央醫院舊址前,人頭攢動,村民們來到老人身旁,不住地問長問短。

  窯洞還在,周圍的鄉親還在。村民張鳳蓮拉著駱行老人的手,激動地說,「當年是你們把我帶到這個世界上來的啊。」駱老笑著說,「那時候條件差,真不比現在了。」1944年,張鳳蓮在中央醫院的一孔窯洞裡出生。

  在中共中央核心機關及紅軍總部到達延安後的第二年,受中共中央指派,陝甘寧邊區醫院院長傅連暲、外科大夫何穆一起籌劃組建中央醫院。傅連暲是一位醫術精湛的醫生,早年曾開有一家醫院,為加入紅軍,不惜賣掉醫院投身革命。而何穆當時剛從幹部訓練班調到邊區醫院,這位肄業於上海高級護士學校的醫務者,具有很好的醫學護理知識。

  為了給中央醫院選址,兩人走了延安很多地方,最後選定了中央政治局、陝北公學與中央保育院之間的李家窪村一處向陽山坡。經過十多名窯工數月的緊張施工,到1939年11月7日正式開辦時,醫院有了四十多孔窯洞,一百多張床位。之後,醫院開始用各種辦法吸納人才,一些曾經學過醫的同志被抽掉到醫院。

  「我父親(金茂嶽)原是南京紅十字會的成員,1938年,他們一行來到西安,準備為抗戰做些工作,不料卻遭到當地醫院的拒絕,但當時八路軍辦事處的一位主任得知他們到了西安後,專程到住處看望他們,父親聽說共產黨人正在前線抗日,就決定去延安工作。」金茂嶽的女兒金苗老人說。

  駱行是當時延安中央醫院裡年齡較小的護士,當時只有16歲。在沒有來延安前,她就在渭南固市中學參加革命活動。1939年,她接到省委指示要她前往延安的中央醫院工作,開始她還曾有點情緒,「我當時一心想著拿槍上前線,並不想學醫,可是又必須服從組織的安排,就去了延安。」駱老說,當時,通過國民黨設在耀縣的哨卡時,曾驚出一身冷汗,「我身上揣著省委的文件,幸虧個子小又瘦,國民黨兵拍了拍我,就放過去了。」

  護士每天都要磨手術刀

  「那時候的醫院,要什麼沒什麼,打鈴計時,也是用的一塊兩尺長的鐵軌。」駱老回憶。她記得,醫院注射器只有大小各一個,輸液、輸血用五十毫升注射器推入,針頭鈍了就磨銳了再用;每個科室只有一支體溫計,一個病人查過後就要立即消毒,接著給下一個患者用。

  據駱行老人回憶,那時醫院沒有消毒設施,只能通過蒸煮的辦法來消毒,而消毒的工具就是農家用的蒸籠;沒有專用的便盆,醫護人員就參照大城市醫院的布鞋式便盆的樣子,畫了樣兒,找鐵匠用白洋鐵皮加工製作,但鐵皮做的便盆較輕,沒辦法,又給便盆的把手位置填上了木頭。

  「手術用的刀都是長柄的,僅有的幾把,只好反覆消毒使用,護士每天都要磨刀,直到刀被磨得很短了,沒法用了,才扔掉。」駱老說,手術醫生戴過的橡皮手套也捨不得用完扔掉,經過衝洗消毒後,補好接著用。就是多次修補過的舊橡皮手套,也還不忍扔掉,由主刀的醫生下放給手術助手接著用,等連助手也無法戴了,再下放給婦產科用來作內診檢查,或產房接生用。醫院用的繃帶都需要經常洗,可山上沒水,一年四季不管多冷多熱都要到延河邊去洗,沒有肥皂,就用草木灰,也照樣把繃帶洗得乾乾淨淨。

  面對國民黨的經濟封鎖,條件簡陋的中央醫院不僅缺少各種醫療設備,甚至連手術縫合用的絲線也很短缺。沒辦法,醫院只好把買來的棉線通過脫脂消毒後代用。沒有正規的熱水袋、灌腸器、洗陰器,醫院就參照大醫院的樣式,找工匠用白鐵皮土法製作,就連手術室的洗手桶,也是用幾根繩子和鐵絲自己設計製作的,「上面一個桶,手術前要洗手,就用腳踩踩下面連著桶的木板,一踩,水就流出來,一鬆開時,通的閥門關上,就不流了。」

  改善夥食延河邊開田種菜

  即便是在這樣一種情形下,中央醫院的規模還是壯大了,從最初的8層,102孔窯洞,172張床位,慢慢發展到了山上山下14層參差不齊的窯洞,400多張病床。一到夜裡,每個窗口都有一盞油燈閃亮,遠看去,就好像今天城市裡的高大樓群。

  「為了防範敵機空襲,每個病區都有很大的防空洞相連,後溝有泉水供全院使飲用,洗澡房設在泉水邊,而太平間則安置在溝內較遠的地方。」駱老回憶,在醫院的工作生活是非常緊張的,每天工作六小時,學習四小時,沒有鋼筆水,就在鍋底刮點黑灰自製,沒有筆就在木棍上綁個鋼筆尖,上課的時候只有用樺樹皮和粗黃紙做的筆記本做記錄。

  講課的老師都是院裡的醫生,有基礎課、有臨床課、還有實習,護士的課程更完備,而且,醫院規定,開醫囑、登記藥名全部都用英文,一些從來沒有接觸過英文的護士,只好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抄在病歷上,「但即便這樣,也從來沒有出現過錯誤。」

  那時醫院也沒有血庫,如果病人需要輸血,醫生護士都會爭著報名;沒有藥品,一方面由戰士們冒生命危險從敵戰區搞來小批西藥,一方面由醫護人員上山採草藥自配。

  「生活是很苦的,頓頓黃小米飯,鹽水煮土豆,湯都是黑色的,每人大半碗,從來不換樣。」石新民說,土豆凍了以後,一煮都是黑色。後來,中央醫院組織員工在延河岸邊開闢了一片地,種起了捲心菜、西紅柿、黃瓜、茄子,有了各種蔬菜,大家碗裡的花樣就多了。

  「別看那時候苦,快樂並不少。」駱老深情地說,醫院門外大約三四百米就是譁啦啦的延河,每天下班,她和同事們都去河邊散步、唱歌,夏天還能遊泳,「雖然衣服不合體,不華麗,軍鞋的帶兒也是用麻繩湊合,但青春在我們眼裡,卻是幸福和快樂的。」

  炭火下為病人手術

  70年來,石新民老人還是頭一次回中央醫院。1941年,他和胡木英、金星、丁維平都是在醫院的窯洞裡出生的。

  「我父親有三個本子,上面記著每一個孩子的身高、重量、出生日期、住址以及他們的父母。」金星回憶說。

  如今,整個一面陽坡的山上,依然保留著當年醫院窯洞的原貌。胡木英老人小時候曾患過肺炎,就住在醫院的窯洞裡,現在窯洞還在,只是多了些歲月的滄桑。駱行老人所在的傳染科位於山下,如今,當年用來麻醉的兩孔蒼老的窯洞已經廢棄。

  據有關資料顯示,在延安前後8年中,中央醫院婦產科接生的孩子有3800多個,其中有毛澤東的女兒李訥,林彪的女兒林豆豆,陳雲的女兒陳偉力、兒子陳元,蕭勁光的女兒蕭凱等。

  石新民的父親石濟時在1941年9月至1944年5月間任中央醫院總務處處長。對於中央醫院,他和丁維平印象最深的都是醫院的騾馬廄。「山下的醫院右手,有一個騾馬廄,裡面有很多馬、騾子和驢,大概有幾十頭吧。」

  當時沒有汽車,這些騾馬廄的牲口就成了中央醫院最重要的運輸工具,無論是向山上送水,還是醫生外出應診,都是靠著這些騾馬和毛驢。據說,這個創意還是來自白求恩大夫。他曾吸取在西班牙戰地醫療隊工作的經驗,自製過一個馬鞍手術箱,箱子裡裝上手術用的各種器械設備,說走就走,用起來也很方便。所以,中央醫院的醫生也模仿做了一個,他們把醫療器械分門別類地放好,一旦需要,趕起騾子就能出發。

  騾馬固然能提供工作上的便利,但更多的便利,卻是醫院工作人員用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精神創造出來的。當時的窯洞,在冬天做手術,室溫非常低,為了提高手術室的溫度,醫護人員想到了地坑燒煤採暖的辦法,通常,手術的前一天晚上就要生火,燒煤燒一夜,到第二天做手術的時候,才能達到病人所需要的溫度。當遇到急需手術的病人時,醫護人員就會迅速燒好五六盆炭火,等沒有煙後,端入手術室內,這樣,在炭火的輻照下,醫生便可以進行手術了。

  彈指一揮間,70年過去了,曾經的中央醫院已成為今天的第四軍醫大學唐都醫院,故地重遊,往日的歲月依然像昨日一般熠熠生輝。

  資料連結

  延安「中央醫院」籌建於1939年4月,醫院先後設有內科、外科、婦產科、結核科、小兒科、傳染科、藥劑室、檢驗室、 X光室、 手術室和護理部等科室,是當時延安科室基本配套、設備較為齊全的醫療中心之一。1947年2月,改編為陝甘寧晉綏聯防軍第一後方醫院。1947年3月,隸屬陝甘寧晉綏聯防軍領導,稱陝甘寧晉綏聯防軍第一後方醫院。1949年2月,更名為西北軍區第一後方醫院。同年6月29日進駐西安。1958年9月,被命名為第四軍醫大學第二附屬醫院。1985年8月,對外稱唐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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