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頭白髮，白得沒有一根雜質，精神矍爍，步履矯健；在厚厚的玻璃鏡片後，有一雙睿智而含笑的眼睛。他有著北歐人的身材和長相，卻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甚至包括四川方言。
他就是瑞典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Goran Malmqvist)教授。
近日，在哥德堡號造訪廣州期間，馬悅然教授參加了在中山大學舉行的「中歐文化接觸與交流——紀念高本漢學術研討會」。
昨天，利用研討會的間隙，記者對馬悅然進行專訪。「諾貝爾文學獎其實沒有那麼重要」、「中國人不應該把中國文學作品翻譯成外文，」……這位82歲的學者思維清晰而敏捷，屢有驚人之語。
不要把這個獎看得太重
記者：「哪位中國作家有望獲諾貝爾文學獎」、「中國作家距離諾貝爾文學獎有多遠」，這樣的話題近幾年一直在中國國內爭論不休。你怎麼看待中國人對諾貝爾文學獎的心態？
馬悅然：我想告訴中國的作家們，不要把這個獎看得太重要了。它其實沒有那麼重要的，它並不是「世界的中心」。
我們選出了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但不能說這個人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家。我們只是認為這個人寫的東西是個很好的作品，就這樣而已。現在這個世界上有500個作家有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是每年只能發一個。
記：在全球化的今天，面對不同的文化，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如何能做到公正？
馬：這是不可能的。標準很苛刻，作品文學價值要求很高。公平只是一個非常理想的觀念。
很多人讓我幫其得諾貝爾獎
記：你雖然一再強調這個獎並不是那麼重要。但事實上，一些中國作家仍然很在乎。
馬：我現在每個月至少會收到15封信，給我寄稿子，要我把書稿翻譯成瑞典文、出版，給他們弄一個諾貝爾文學獎……
(那你幫助他們了嗎？)當然沒有！因為我翻譯的是我自己感興趣的、自己喜歡的作品。
記：有一種說法，中國作家走向世界的一個障礙是缺少好的翻譯家。你怎麼看？
馬：一個中國人，無論他的英文多麼好，都不應該把中國文學作品翻譯成英文。要把中國文學作品翻譯成英文，需要一個英國人，文學修養很高的一個英國人，他通曉自己的母語，知道怎麼更好地表達。現在出版社用的是一些學外語的中國人來翻譯中國文學作品，這個糟糕極了。翻得不好，就把小說給「謀殺」了。
中國是我的第二故鄉
記：你最近可有翻譯一些中國作家的作品？
馬：這段時間，我在翻譯山西作家曹乃謙的《到黑夜想你沒辦法》(連說兩遍書名，語氣輕柔)。譯本在瑞典馬上就要出了。這部小說，寫的是山西北部山村的農民在「文革」時候的生活，他是用農民的語言來寫作，非常動人。在1973、1974年，他們窮得要命，吃的都是土豆。這不僅是物質上的痛苦，精神上也有一種痛苦。(語氣突然變得憤慨)中國要是沒有辦法把農民問題解決好，那中國就沒有希望了(註：助手陳文芬說，馬悅然前年去了作家李銳插隊時呆過的山西邸加河村，目睹了當地一些農民的現狀)。
記：許多人都知道你致力於研究、傳播中國文學，卻不知你也關注中國的社會現狀。
馬：是的，中國是我的第二故鄉，是我的鄉愁。
本版採寫：本報記者許黎娜 實習生邵樂園
馬悅然盛讚廣州「山楂鴨」
7月18日，馬悅然第二次來到廣州。
早在1946年，馬悅然進入斯德哥爾摩大學，跟隨瑞典漢學家高本漢先生學習古代漢語和中國音韻學。1948年，他來到中國四川做方言調查，1950年與中國人陳寧祖女士結婚。1958年，當時在瑞典駐中國大使館工作的馬悅然第一次來到廣州。
1956年到1958年，馬悅然出任瑞典駐中國大使館文化秘書。自1965年以來，馬悅然將大量的中國文學作品翻譯成瑞典文,除了《詩經》(部分)、唐詩宋詞,還有郭沫若、艾青等人的作品，以及朦朧派詩人北島、顧城等的詩作；他還翻譯了《水滸傳》、《西遊記》和沈從文、李銳等當代作家的作品。同時，馬悅然也用中文寫作，前年出版了中文書《另一種鄉愁》。1985年，馬悅然當選瑞典學院院士，成為了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的一名評委。
時隔近半個世紀，再次踏足廣州，馬悅然感慨：「完全是兩個世界。」此行在廣州期間，馬悅然到清平市場和沙面逛了一些古董鋪子，可惜沒有淘到寶貝。令他讚不絕口的是在廣州吃到的「山楂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