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Ehsan Masood
三本書對於將未檢驗的想法作為政策依據提出了風險警告。
美國總統裡根80年代推出的減稅政策建立在可疑的理論之上。來源：Bett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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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致電時：與經濟政策制定者的對話》
（When the President Calls: Conversations with Economic Policymakers）
作者：西蒙·鮑梅克（Simon W. Bowmaker）
出版社：MIT Press（2019）
《與殭屍爭論：經濟學、政治學以及爭取更好的未來》
（Arguing with Zombies: Economics, Politics, and the Fight for a better Future）
作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
出版社：W. W. Norton（2020）
《好的經濟學》
（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
作者：阿比吉特·班納吉（Abhijit V. Banerjee）和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
出版社：PublicAffairs（2019）
2017年11月，經濟學家維拉·施拉克曼（Vera Shlakman）去世，享年108歲。她寫於1935年的《工廠鎮經濟史》（Economic History of a Factory Town）是該領域的裡程碑。在這本書裡，施拉克曼記錄了紡織製造業如何改變了美國麻薩諸塞州的奇科皮市，她著重書寫女性勞工的生活，沒有止步於對她們的工資和輪班時長的數據分析，而是深入交代了她們嫁妝的價值以及信件和日記中的信息。施拉克曼在1950年代的麥卡錫時代被禁止從事經濟學的教授，從此再未出版過其他書籍。
在翻閱西蒙·鮑梅克2019年的這本《總統致電時》時，我想到了施拉克曼，想到了我們在遠離這種對經濟現實進行綜合分析的道路上已經走了多遠。鮑梅克告訴讀者，從尼克森到川普，過去半個世紀裡的美國總統經濟顧問總能讓央行行長和財政部官員實行一些天馬行空的想法。這些想法通常借用數學或物理學術語來表述（如「錢的速度」），既未取得專家的共識，也未必具有可重複性。
另外兩本新書的作者都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的《與殭屍爭論》以及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的《好的經濟學》都體現了施拉克曼多向性思維的精神。
班納吉和迪弗洛的新書出版於他們與麥可·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一道被授予2019年諾貝爾獎的前一個月。書中濃縮了近二十年的研究，將提高教育成果到增加疫苗接種等政策在低收入國家的田間試驗帶入了主流視野。克魯格曼的大部頭則細數了過去二十年的過失。標題中的「殭屍」意指那些本應在事實依據前不攻自破卻不斷捲土重來的經濟理論及政策，比如將不平等視為經濟增長的必要元素。在2008年金融危機餘波未了的當下，克魯格曼（2008年被授予諾貝爾獎）對因循守舊的從業者提出了尖刻的批評。
一個醒目的例子是「拉弗曲線」，提出者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後來成為了裡根總統的經濟顧問。顯然，鮑梅克不放過任何一個在書中質問拉弗的機會。據稱，拉弗在1974年與兩位白宮官員——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和迪克·切尼（Dick Cheney）——共進午餐時在餐巾紙上寫下了他的想法。他認為，如果政府讓中低收入群體增稅，為富人減稅，就能增加稅收並促進增長。前者是因為中低收入者的數量遠遠超過了富人，增稅能放大這個群體的稅收貢獻；後者是因為富裕的企業主可能會利用降稅收入來投資新產品，增加就業機會或設備，達到促進增長的效果。
未經檢驗的減稅措施
拉弗曲線究竟正確與否尚無定論——包括格裡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在內的一些著名的保守派經濟學家都對此持批評態度。儘管如此，拉弗曲線還是成為了減稅的理論基礎，這方面最早的政策是裡根在80年代早中期將最高所得稅稅率從70％降至28％。鮑梅克發現拉弗依然自信不減。「那是我的孩子，我就是喜歡它。」拉弗說。「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好的稅收法案。」拉弗在2019年被川普授予總統自由勳章。
然而，正如這三本書揭示的那樣，拉弗等人代表的思想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有些甚至來自最初支持他們的高收入國家中右翼政黨。公共支出數十年來的下降或持平、不受限制的自由貿易、對金融機構相對寬鬆的監管、企業和高收入者的低稅負並未轉化為全面的繁榮。這種情況在美英兩國尤甚，在同一梯隊的國家中，當前的美英位於最不平等的國家之列。按人均GDP算，2016年歐洲北部10個最貧困的地區中，有6個在英國。
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提倡開展經濟政策的田間試驗，特別是在低收入國家。來源：Jim Davis/The Boston Globe via Getty
從「美國第一」到英國的「奪回控制權」，在各色口號和聲浪之中，經濟民族主義正在抬頭，其真正的後果是川普政府公開否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並重啟談判，以及英國宣布脫歐。
與此同時，曾被左右兩派政治人物視為主流經濟思想的瓦解，也為傳統上綠色左傾的政策制定方法騰出了空間。這在部分程度上解釋了為何美籍義大利經濟學家瑪麗安娜·馬祖卡託（Mariana Mazzucato）的觀點能在各個政治派別中得到關注。在《萬物的價值》（The Value of Everything，2018）等著作中，馬祖卡託用充足的理由表明，國家應當主動推行有利於社會福利和可持續性的經濟政策。這一點在班納吉和迪弗洛的《好的經濟學》中也得到了討論。和克魯格曼一樣，他們對於鮮有或沒有事實依據的政策提出了批評。但他們採取了不爭論的姿態，完全讓研究自己說話。
共識與爭議
班納吉和迪弗洛引用了氣候變化、移民、經濟持續增長可行性等熱門課題的研究。他們用便於理解又不失趣味的方式綜述了文獻中已達成的共識和尚存在的爭議。不過，他們的講述仍有空白。倘若能在書中提及凱特·拉沃斯（Kate Raworth）和蒂姆·傑克遜（Tim Jackson）關於經濟持續增長對環境的影響，以及帕塔·達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有關生物多樣性價值的工作，就能更好地豐富並統一他們在書中對於消費拉動增長的思考，包括這種增長會如何影響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
類似老式經濟思想的宏大敘事，並非班納吉和迪弗洛的出發點。但是，他們確實需要以敘事的口吻闡明他們的方法，否則難以得到關注。誠如鮑梅克所說，美國總統都希望聽到圓滿的結局，而非像聽講座一樣被灌輸一大堆選擇。據報導，杜魯門說自己更喜歡只給單方面意見的經濟學家，因為他不喜歡聽到「另一方面」；而歐巴馬則是例外——他會在聽取正反意見後再做決定。
阿瑟·拉弗普及了一種關於稅率與政府稅收關係的理論，也被稱為拉弗曲線。來源：AP/Shutterstock
可惜的是，《與殭屍爭論》和《好的經濟學》都未能深入探討在我看來是新一代經濟政策顧問面臨的決定性挑戰，即如何降低決策者選擇性採用專家意見的風險。如果繼續放任持有邊緣觀點的研究人員驗證未經檢驗的理論，那麼更多的殭屍將入侵權力的走廊。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科學顧問身上，不過概率可能更低一些。在上世紀90年代，油氣利益可觀的政府加入了強大的化石燃料行業遊說團，籠絡質疑人類對氣候變化影響的專家。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及其達成的共識得到了眾多重量級科研人士的鼎力支持，對於遏止這類可疑想法進入大雅之堂起到了關鍵作用（儘管這未能阻止川普退出2015年巴黎氣候協定）。
經濟學家也需要將不同的思想流派有機組織起來，綜合考慮發展經濟學、生態和環境經濟學以及女權主義經濟學。這樣在數量上有優勢，在多樣性上也更穩健，還能在某種程度上規避那些反覆出現的空談理論。
這三本發人深省的應時之作不約而同地告訴我們：在今天這個不平等加劇、社會文化分裂、環境危機四伏的時代裡，迎接經濟學新思潮的大門已經開啟。我們應當充分利用這個機會，讓罔顧事實的觀點不會在接下來的50年裡成為最高政策的理論支撐。
原文以 The dangers of fringe economics in government為標題發表在2020年1月13日的《自然》書評版塊
nature
Nature|doi:10.1038/d41586-020-00055-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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