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今年的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僅有蔡明亮的《日子》一部華語片，並無中國內地電影入圍；加之受到疫情的影響，參加的中國電影人和媒體寥寥，原本國內並沒有投入多少注目。然而，電影節行至中段，主競賽單元參賽片《列夫·朗道：娜塔莎》（DAU. Natasha）首映後，一舉登上國內社交媒體的熱搜榜。一時間，「本世紀最偉大的電影」、「重新書寫電影史」等振聾發聵的評論迭出，讓許多人不禁對這部不算新出爐的電影產生了好奇。
《列夫·朗道：娜塔莎》劇照事實上，早在十年之前，英文媒體就開始關注DAU項目，《GQ》、《Garage Magazine》《倫敦書評》、《衛報》等相繼刊發了相關報導。不過，中文媒體一直都是波瀾不驚，即便是在去年1月，由此衍生的沉浸式體驗展在巴黎和倫敦登場，也沒能在國內引發多少關注。沒想到這次它在柏林甫一亮相，就在中文媒體圈一炮而紅，又一次不得不讓人感嘆電影果然是大眾的藝術。
DAU項目的幕後推手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史達林時代的平行世界DAU項目最早要追溯到2005年。時年29歲的俄羅斯人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Ilya Khrzhanovsky）剛剛憑藉長片處女作《4》揚名歐洲，收穫了鹿特丹電影節最佳影片等獎項。接下來，就是順理成章地籌備自己的第二部導演作品。
在讀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蘇聯科學家列夫·朗道（Lev Davidovich Landau，1908-1968）的夫人寫的回憶錄後，赫爾扎諾夫斯基打算拍攝一部以他為主人公的傳記片，電影的名字DAU即是取自朗道的暱稱，也是他名字的後三個字母。在從包括俄羅斯文化部、瑞典電影學院、柏林-布蘭登堡媒體促進會等歐洲多國的藝術機構獲得資助後，赫爾扎諾夫斯基選定消費成本較低的烏克蘭作為拍攝地。
儘管烏克蘭還留下一些蘇聯時期修建的未來主義風格的建築，但經過時代的洗禮，它們顯然不能入赫爾扎諾夫斯基的法眼。他選中了烏克蘭東北部城市哈爾科夫的一處大約兩個足球場大小的廢棄遊泳館，從零開始，通過參考實景資料和大量歷史文獻，將其改造成了史達林時代位於莫斯科的一所科學研究院作為主要拍攝地，也就是列夫·朗道生活工作的地方。於是，歐洲電影史上規模最大的電影場景就這麼誕生了。
《列夫·朗道》中的科學研究院，按照史達林時代的風格建成。電影正式拍攝始於2009年。與一般電影拍攝有上工放工不同的是，演員一旦踏入這個場景的範圍之內，就必須自動帶入角色，且始終以角色的身份在其中生活，吃喝拉撒睡、工作、學習、閒聊、做愛，任何事情皆是。當然，這似乎並不難辦到。因為這所研究院不僅各種布設嚴格按照史達林時代打造，就連細節，從演員穿的內衣到抽的香菸的牌子，再到使用的貨幣也都按當時的真實物件原樣復刻。
研究院內的時間跨度設定為1938年至1968年，即列夫·道朗去世那一年。他於1962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但由於當時身體狀況已經每況愈下，並沒有前往瑞典領獎。在這段時間內，有各種身份和階層的人在這裡進進出出，有看門人、常駐在此的科學家及其家屬、外來的訪客、餐廳的女服務員等，當然，也少不了具有蘇聯時代特色的人物，比如克格勃。最終，研究院被新納粹主義分子毀於一旦。
由希臘裔的指揮家提奧多·庫倫奇斯飾演的蘇聯物理學家列夫·朗道。拍攝工作持續了三年，終止於2011年。在此期間，進入DAU研究院的人員包括約400名主要演員和約10000名群眾演員，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非職業演員，從21萬-39.4萬名視頻面試者中脫穎而出，比如飾演列夫·道朗的是希臘裔的指揮家提奧多·庫倫奇斯（Teodor Currentzis）。而演員的身份與他們的真實身份往往非常接近，比如作為清潔工的群眾演員原本就從事清潔工的工作，而研究院裡的科學家訪客也不乏一些名人，如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大衛·格羅斯（David Gross）、神經學家詹姆斯·法隆（James Fallon）、獲得過菲爾茲獎的華裔數學家丘成桐。此外，也有不少各界藝術家前來「體驗生活」，如著名音樂人布萊恩·伊諾（Brian Eno）、Massive Attack樂隊的羅伯特·德爾·納加（Robert del Naja）、義大利先鋒戲劇名導羅密歐·卡斯特魯奇（Romeo Castellucci）、藝術家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ć）、藝術家卡斯滕·霍勒（Carsten Höller）、戲劇導演彼得·塞拉斯（Peter Sellars）等。類似漢娜·許古拉、威廉·達福、夏洛特·蘭普林這樣的資深職業演員，反倒是鳳毛麟角。他們有人只會在DAU研究院中待一天，有人待一個星期、一個月，也有人一待就是三年。
藝術家阿布拉莫維奇在DAU中如果單純只是為了拍電影，當然無須三年之久。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切越來越變得像是一項人類學實驗。在這個史達林時代的平行世界中，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當初單純拍攝一部列夫·朗道傳記片的計劃早早被拋到九霄雲外，他的興趣轉而變成關注形形色色的人在這個奉行極權主義的異世界中的行為變化。
跟隨過法斯賓德和麥可·哈內克的德國攝影師于爾根·俞格斯（Jürgen Jürges）採用單機拍攝，然而他的攝影機甚至不是一直開著的。但人們（演員）的行為模式並不會隨著攝影機的開閉有所轉變。即便是新角色或是訪客的加入，也如同穿越時空一般，配合著這個異世界的運作規則。
如此的規模和周期，歐洲各家電影機構的那點資助自然只是杯水車薪，好在俄羅斯寡頭財閥謝爾蓋·阿多涅夫（Sergei Adoniev）始終願意為赫爾扎諾夫斯基託底，令計劃得以順利可以進行。眼看電影遲遲不見蹤影，2015年，有報導稱俄羅斯文化部要求赫爾扎諾夫斯基歸還其出資的2250萬盧布（約34萬美元），不過這顯然不會對它的進展，造成什麼實質影響。
赫爾扎諾夫斯基在接受《衛報》撰稿人史蒂夫·羅斯採訪時，否認自己揮霍無度。他承認，阿多涅夫一開始先給了他2500萬歐元，讓他隨便愛幹嘛幹嘛。在此之後，兩人總共見過五次。「有一次會面的時候，他對我說，『伊利亞，你可能把我想的比我本身更有錢。』」在赫爾扎諾夫斯基看來，外界有太多關於DAU的謠言，其實整個項目的花銷不過就是一部標準的好萊塢電影的製作成本。
《列夫·朗道：退變》劇照最終，赫爾扎諾夫斯基從于爾根·俞格斯三年拍攝的700小時素材中，剪出13部影片。然而，他選擇讓這些影片最早登場的舞臺卻不是影院，而是去年1月在巴黎和柏林舉辦的藝術體驗展。這次進入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的《列夫·朗道：娜塔莎》是DAU計劃下的影片首度在影院公映。此外，時長六個小時《列夫·朗道：退變》（DAU. Degeneratsia）也在本次電影節做了特別放映。
DAU最先以藝術體驗展的形式與公眾見面。《列夫·朗道：娜塔莎》=《紐約提喻法》+《讓娜·迪爾曼》？如同上文所言，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後來的興趣已經完全從列夫·朗道，轉移到非專業演員本色出演的形形色色的角色上。而今次在柏林電影節首映的《列夫·朗道：娜塔莎》的主人公娜塔莎，就跟列夫·朗道沒什麼關係。
片中，人到中年的Natasha（Natalia Berezhnaya飾演）在研究院中經營餐廳，平日裡無所事事，成天跟手底下的年輕女招待Olga（Olga Shkabaryna飾演）閒扯院內的各種八卦。私底下，兩人都跟院內的男性有性關係，彼此看對方不順眼。在一個夜晚，喝醉的娜塔莎和前來研究院拜訪的外國科學家呂克（由法國生化學家Luc Bigé飾演）一夜縱情。她的平靜生活也就此被打破，克格勃官員Azhippo（由曾在哈爾科夫監獄駐西伯利亞拘押所工作的Vladimir Azhippo飾演，他已於2017年病逝）的嚴厲拷問，甚至被要求以玻璃瓶塞入下體。
影片在柏林首映後，媒體的評論呈現出兩極的趨勢，總體來看，目前還是褒大於貶。普通觀眾可能對影片的完成背景和形式引以為奇，不過見多識廣的影評人對於形式倒是不怎麼吃驚，評論多數還是從主題和美學的角度出發。
《列夫·朗道：娜塔莎》劇照《衛報》影評人彼得·布萊德肖給出了五星好評，他認為《列夫·朗道：娜塔莎》與查理·考夫曼2008年的作品《紐約提喻法》不乏異曲同工之處，後者講述一位戲劇導演在一間倉庫裡構建了紐約的街區，並要求一群演員在其中還原日常生活。在他看來：「《列夫·朗道：娜塔莎》展現了一種奇異的生存方式。在極權社會中，正常的和不正常的，平凡的和怪誕的，人性的和非人性的如何共處一室。伴隨著聞之色變的恐懼，我在觀看這部電影時，又一次想起了那個奧威爾式的詞彙——『雙重思想』。」「她（Natasha）和Azhippo因為一種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達成和諧共存，而這才是尤其令人絕望的。」
IndieWire網站給出了B+的評分，認為影片事無巨細展現一個女性平庸日常的方式，令人不由想起已故比利時導演香特爾·阿克曼的名作《讓娜·迪爾曼》（Jeanne Dielman）。影評人確信片中的做愛場景確係荷槍實彈，而主人公身心受到摧殘的畫面也並非做戲。一旦認識到這些全都是真實發生的，不免會產生一種不適感。「眼看她那樣竭盡所能忍受屈辱，令人不由感到頭暈目眩。同時，也讓人感到所謂的DAU實驗確實就如同時光穿越旅行一般，它打開了一扇認識蘇聯時代的窗戶，包括生活在其中的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最私人化的一面。」「而且它會激發你去更進一步探求這一切到底是如何發生的，以及鏡頭之外發生的那些事。」
藝術之外的倫理審視通過上述對DAU的介紹，不難發現「電影」或許是整個項目中最無聊的部分。事實上，它早已從電影拍攝計劃，演變為一項野心勃勃的藝術項目。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儘管赫爾扎諾夫斯基早早剪出了13部影片，但最先推到公眾面前的卻是藝術體驗展。
2019年1月24日到2月17日，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將DAU項目移植到巴黎夏特雷劇院和城市劇院，全天候開放。按資費不等，體驗者可以入場6小時、24小時或者無限期。每個體驗者需先完成一份心理測試問卷，繼而得到一條定製路線；進場的憑證不是一般的藝術展入場券，而是一張印有本人頭像的通行證。整個體驗最開始的一環，就是自行選擇觀看一部影片，其中就包括了影片《列夫·朗道：娜塔莎》和《列夫·朗道：退變》。隨後，你的整個史達林時代之旅的體驗過程都會被錄影，顯然，你也成了DAU項目中的「另一個娜塔莎」。
《列夫·朗道：退變》劇照即便對於參加過沉浸式戲劇的觀眾來說，DAU的形式並不新鮮，但其意識形態和心理上的衝擊力還是不容小覷。在早期歐美媒體的相關報導中， DAU項目往往被稱為「史達林時代式的楚門的世界」。現在看來，這個稱呼並不確切。事實上，在這個世界裡，沒有楚門，在踏入這個平行世界之前，每個人都清楚它是虛構的。然而，隨著演員們恪盡職守地扮演自身的角色，他們漸漸和角色融為一體，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生活在極權社會的現實。普通民眾小心翼翼不觸碰禁忌的紅線，克格勃則將監視的觸角伸向各個角度。
相比「楚門的世界」，DAU與斯坦福監獄實驗其實更為接近。後者是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於1971年在史丹福大學心理學系大樓中進行的一項實驗。當時，大樓地下室被模擬成一所監獄。實驗對象是24名大學生，他們被隨機平分為兩組，一組作為獄警，一組作為囚犯。實驗進行到第二天，囚犯就發起暴動，不服從管教，而獄警則開始鎮壓、虐待囚犯，繼而引發一名囚犯的精神崩潰。由於該項實驗有超越心理學範疇、逾越道德性的嫌疑，僅僅六天之後就被叫停了。
《列夫·朗道：退變》劇照那麼，持續多年的DAU是否巧借藝術的華麗外衣，暗藏道德與倫理上的千瘡百孔呢？最早對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的行為正當性提出質疑的是2011年刊登在GQ上的一篇名為《吞噬自我的電影場景》（The Movie Set That Ate Itself）的文章。該文揭發他要求一位試鏡的女演員講述性經歷並直接問她是否願意表演性行為。在她明確拒絕後，就被請回了家。而在巴黎的藝術體驗展舉辦前，法國《世界報》也刊發了文章，指出這種不加幹涉的方式，導致新納粹主義分子Maxim Martsinkevich（生活中也是新納粹主義分子，如今正在獄中服刑）在拍攝中對飾演心理學家的藝術家安德魯·昂德裡雅克（Andrew Ondrejcak）造成精神和肉體上的雙重傷害。
至於幕後推手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本人的回應，他在接受《衛報》撰稿人史蒂夫·羅斯採訪時斷然否認關於自己比起導演更像是獨裁者的論斷，表示自己只是在新的人員進入DAU前會給予一些方向性的指示，而在中間環節並不會誘導他們做出極端行為。他還強調場景內部沒有任何隱藏攝像機，暗示那些都是演員們的自發反應，而不是由鏡頭激發的表演欲的反射。「我請來的那些人並不是會願意參加真人秀的那一類。你必須尊重他們。一旦尊重他們，他們就能跟你一起走得很遠。」
被追問那些向面試的女性提出的無理問題後，赫爾扎諾夫斯基辯解道：「在面試演員的時候，我會跟他們討論關於童年、雙親、會引起情緒變化的事情、愛情、性、友情、死亡……這很重要，因為我們不是跟一群演員，而是跟真實的人一起工作。你必須和他們探討生活，而不是演技。」「關於工作方面的談話，對象是男性還是女性，這沒什麼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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