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3月03日 19:03 來源：中新經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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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何帆(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朱鶴(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經政所博士)
近期，卡拉單車突然遭遇投資方撤資的事件引起了創業投資界的廣泛關注。有的觀點認為，本次撤資反映出當前我國創業投資界仍存在盲目湧入單一市場、創業項目魚龍混雜等問題，急需加強政府引導和市場監管。我們認為，對創投資金撤資的現象不必過度擔憂，政府亦不必急於介入相關市場的監管，而應把重點放在培育透明、公平、高效的市場環境上，為創業者和投資方提供更好的投融資和創業環境。
首先，創業項目均為初創期項目，自身風險較高，創投資金需要相應的工具和措施來管理投資風險。正因如此，許多創業項目的前幾輪融資中，投資方多會要求創業者籤訂對賭協議，約定創業項目應達到的條件。這既是對創業方的激勵和約束，也是保障投資方的重要手段。由於此類對賭協議是項目雙方按照自願原則籤訂的，足以體現雙方在事前對該項目的盈利、風險和市場前景等方面有共同認識，因此並不存在一方侵害另一方權益的問題。既然對賭協議中已經明確項目資金方擁有在一定條件下可以隨時撤出資金的權利，那麼資金方是否選擇行使這一權利就是理性個體的合法行為，這同時體現出了市場機制的公平性和靈活性。
其次，創業項目往往伴隨著技術、產品和商業模式等層面的創新，僅憑理性思維不足以衡量創業項目投資的合理性。根據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的理論，在創新的初期會先有一兩家企業成功，隨後在短時間內就會出現大量的企業跟進，從而形成規模化的市場。從最開始的網購市場，到滴滴打車、UBER等約車項目的出現，再到如今的摩拜單車和ofo單車市場，都體現出這種資金湧入式的投資現象。不僅如此，這恰恰反映出的是投資方對該市場未來前景的看好。當然，也存在投資方採取了「剩者為王」的策略，即雖然某個領域內的項目在當前階段出現虧損，但投資方依然不斷地投入資金，原因在於存活到最後的企業可以通過獲得整個市場份額實現規模效應，從而獲得盈利。但投資方是盈虧自負的主體，創業投資失敗的概率本來就遠遠高於成功的概率。只要投資方並未受到某種外部力量脅迫，或者政府並沒有通過特定的鼓勵或補貼政策在特定市場形成扭曲，那麼任何情況下，投資者對創業項目的投資都是合理行為。
最後，本次卡拉單車創業方存在非常明顯的管理問題，項目融資規模並不大，亦不具有普遍性。卡拉單車作為一家在福建嘗試「共享單車」模式的企業，首期投放的667輛單車在一個月時間內丟了510輛，流失率達76.5%。這充分暴露出創業方存在明顯的管理問題和技術問題。同時，卡拉單車的押金管理也存在一些問題，遭到了消費者的質疑。有鑑於此，投資方才依據對賭協議的內容在短期內快速撤資。應該說，投資方前期看好共享單車市場的前景是其個人選擇，無所謂正確不正確；如今投資方依據對賭協議撤資更是行使權利，無可厚非。
當前，中國正處在新舊動能轉換的重要時期，傳統的業態和商業模式已經暴露出各式各樣的問題，眾多新興產業正在迅速成長。中國擁有一個龐大的國內市場，足以催生大量的新技術和新業態的出現和普及，高鐵和網購市場就是最好的例子。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推進，許多服務行業，特別是高端服務行業的準入限制會逐步放開，這又會激發巨大的國內市場需求。因此，在未來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將更多地依靠國內市場，那些能夠瞄準國內市場、準確抓住國內需求的創業項目會有非常好的市場前景。
與此同時，創業又是一個風險很大的商業實踐，項目最終能夠取得成功離不開眾多偶然因素。在這個過程中，就需要大規模的、風險承受能力較高的、投資經驗豐富的創投資金予以支持。各級地方政府已經開始進行產業引導基金的實踐，目的就是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槓桿效應和引導效應，吸引更多的社會資本支持創業項目和企業。初衷是好的，但最終能否取得良好的效果取決於能否充分調動起社會資本的活力。在這方面，英美德等發達國家政府在支持創業方面的做法值得借鑑。例如，美國政府參與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的主要方式是信用擔保，而不是直接對企業提供融資，同時通過實行「小企業投資公司計劃」選擇合格的創業投資基金公司，再對這些創投公司進行注資或融資支持，並監管創業投資基金的運營。再如，以色列政府則主要通過採用有限合伙人制度，聯合國際知名的創業投資基金、產業投資基金以及其他機構投資者發起創投基金，同時，還規定這些創投基金的投資對象應主要集中於以色列戰略新興產業，通信、信息、醫藥生物醫療等領域。
總而言之，市場應理性對待創投資金的撤資現象，政府更應保持理性，不必過度鼓勵特定行業的創業創新。在發揮政府引導作用的同時，政府應著力培育一個透明、公正、高效的市場環境，讓更多的創業項目可以更方便地接觸到創投資本，從而更好地推動創新創業，逐漸塑造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能。(中新經緯APP)
【專家簡介】何帆，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海上絲路研究院執行院長。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兼任中國人民銀行匯率專家組顧問、財政部國際司顧問、商務部顧問、外交部國際經濟司顧問。2005 年被評為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青年全球領袖、亞洲社會青年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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