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的過程是很精彩的，可以採取積極一點的態度。如果你真的把中國模式想透，實事求是，一定有很多東西可以說清楚。但需要一點勇氣，需要一點魄力。」
近日，東方衛視政論節目《這就是中國》持續熱播。每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將結合自身經歷，從國內外熱點、難點問題切入，系統闡釋中國模式的優勢和先進性。
《這就是中國》每周一21:30在東方衛視播出，在本期節目中，張維為教授系統論述了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中國的建構歷程，並提出，有別於線性發展的西方政治邏輯與歷史經驗，獨特的中華文明締造了現代中國這一「文明型國家」。
觀察者網現整理出演講內容，以饗讀者。
（整理/觀察者網 韓京霏）
我一直在想為什麼西方老是讀不懂中國，我覺得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的意識形態偏見，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歐洲中心論這種視角，所以很難讀懂中國。他們無法理解一個在數千年沒有中斷的偉大文明基礎上形成的現代國家。
大家可能記得，2016年的時候，德國時任總統高克到上海到同濟大學做了一個演講。他原來是東德的一個持不同政見者，所以他在這個演講中就影射中國有點像東德。
實際上這種心態在很多西方人心裡都有，我接觸過太多了，他們把中國看作是「放大的東德」，等著一場顏色革命。那麼我經常跟他們講，中國和東德是很不一樣的，至少有幾個差別。
第一，中國是一個高度開放的國家，我們現在每年出境人次是1億多，東德非常封閉。而且中國是現在世界最大的貨物貿易國。
第二，很多西方人把中國大陸和臺灣的關係比喻成東德和西德的關係，認為臺灣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他們以為大陸人羨慕臺灣，甚至會像當年東德人那樣湧向西德。
柏林圍牆的倒塌
後來我就告訴他說，你一定要了解，大陸與臺灣關係正好相反。如果一定要像一些西方人那樣把一切問題都政治化的話，那麼今天用腳投票的實際上是臺灣人。我估計在上海或者把上海周邊地區也算進去的「大上海地區」，大概有50萬臺灣同胞，在整個中國大陸生活工作學習的臺灣同胞，現在怎麼估計都超過200萬，而臺灣整個人口才2300萬，低於上海。
所以坦率講，我們是不想把各種問題都政治化，沒有多少意義，但西方人特別喜歡把問題政治化，只好奉陪。我自己對臺灣前景做過很多預測，其中有一個預測就是臺灣採用西方的政治模式民主化之後，會從希望到失望，然後到更大的失望，如果沒有中國大陸幫助的話，將到絕望。我覺得過去20多年，臺灣基本上是這麼一個發展的大的態勢。
第三個西方理解的偏差就是對中國國家特質的理解，這是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討的話題：中國不是一個「放大的東德」，不是一個普通的國家，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所以中國的崛起也不是一個普通國家的崛起，而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這個觀點我正式提出是在8年前，當時我出了一本書叫《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大概譯成的外文文本也將近有十種，海內外總體反應不錯。我想這至少說明很多人對「文明型國家」這個概念，要麼是認同，要麼是饒有興趣，所以我想在這裡跟大家進一步展開，談一談我對這些觀點的一個分析。
什麼是文明型國家呢？「文明型國家」指的是延綿不斷長達數千年的中華古老文明，這樣一個古老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的現代國家幾乎完全重疊的國家，所以她這個特質決定她和其他一般國家是不一樣的。我甚至可以這樣講，這種特質有點像基因一樣，基本上決定了今天中國的制度安排、道路選擇和行為方式。
我們都知道「四大文明古國」，但除了中國，另外三個的歷史由於種種原因都中斷了。今天的埃及人跟法老，跟金字塔其實沒有任何關係，不是同一個民族，不是同一個血緣，不是同一個文字，今天的埃及人是古埃及文明消失後從其他地方移民過來的，而中國人是自己這個土地上的原住民，而且我們的文化一以貫之沒有中斷。
為了幫助大家理解「文明型國家」這個概念，我想幫助大家先了解另外一個概念，就叫「民族國家」。「民族國家」這個概念，在西方政治話語中幾乎就等同於「現代國家」。它包含了我們現在熟知的，比方說是國家主權、領土完整、主權平等、民族認同、服兵役兵役制、清晰劃分的邊界、國歌、國旗、國徽等等，現代國家這些標誌性的東西，民族國家都有。
但是民族和民族國家這個意識往往不是天生的，往往是需要建構的。比方說，新加坡是1965年獨立的。李光耀先生的回憶錄就說，當時新加坡的主要的人群，一個是華人，一個是馬來人，還有少部分印度人。他說華人當時大部分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馬來人認為自己是馬來西亞人或者馬來亞人，所以他當時非常有意識地推動新加坡民族意識的建構，所以這是一個經典的案例。
兩名新加坡兒童站在李光耀紀念牆前
歷史上，歐洲國家大部分都是宗教國家，或者叫家族國家，例如哈布斯堡，所以互相之間是無休止地打仗，血流成河。最終到了17世紀初的30年宗教戰爭，使日耳曼人口幾乎消失了四分之一，然後1648年籤署了很有名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這個條約某種意義上開啟了「民族國家」的建構進程，但是真的這個進程比較快的發展是在18到19世紀。所以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政治運動在歐洲興起，然後「民族國家」也隨之而興起了。
歐洲最早形成「民族國家」的是法國。法國通過皇權統一了稅收，又統一了軍隊，以此推動法蘭西民族國家意識的形成，形成非常強大的戰爭動員能力，所以很快就擊敗了普魯士，也就是德國統一之前的「一盤散沙」的300多個日耳曼小的邦國。
接下來鐵血宰相俾斯麥又遠交近攻，推動德意志的統一與「民族國家」的建立，隨之德國也迅速發展。在亞洲，日本也通過明治維新，形成了「民族國家」，加入了歐洲列強，而且在甲午戰爭中擊敗了當時還是一盤散沙的傳統國家中國。
中國自己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歷程，可以說是艱苦卓絕，因為傳統中國絕大多數人口都生活在農村，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封閉社會、宗法社會，一個村子一個姓，然後知書達理的鄉紳來協調解決村裡的事務，家族間的矛盾。中國古代的皇帝表面上權力特別大，但實際上是天高皇帝遠，中央政府往往也沒有多少現代國家管理的手段，所以比較多地依賴道德說教等等來進行統治。
到1840年鴉片戰爭的時候，當時實際上中國是被打敗了，但是中國人還沒有真正意識到這個危機。因為大清輸給的是西方強國，雖然也割讓了土地，但這割讓的土地是中國比較邊緣的不毛之地。
真的給中國人帶來更大震撼的是1894年的甲午戰爭，泱泱大國居然敗於一個被中國人過去看不大起的「小日本」。《馬關條約》籤訂後，1895年5月嚴復第一次專門寫了文章，喊出要「救亡」，然後全國朝野上上下下開始喊出「保國、保種」。然後嚴復又翻譯了《天演論》，提出了大家都知道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即國家之間的競爭是非常殘酷的。
1902年，梁啓超先生第一個提出了「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中華民族是我們境內所有民族從過去千百年歷史中演變形成的，是一種大融合的結果，是融為一家的，是多元混合的。然後他對孫中山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進行了批評，他覺得這個有一種大漢族的含義，後來孫中山他們也接受了「中華民族」的觀點。
梁啓超先生
梁啓超當時說了很多次，傳統中國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就只知道朝廷，不知道有國家。中央政府手中也沒有什麼現代軍隊，沒有現代的財政，老百姓也沒有國家的概念。所以當時你看日本人對中國的描述，他們眼中的中國是四分五裂、內亂不息的一大批的自治的部落，上面有一個空的「中國」，像個帽子一樣戴著，實際上是一盤散沙。
「中國」這個概念，實際上歷史上早就出現了，但它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概念，而是一個朝代的概念，是邦國、家室的一種總稱。所以當時有個說法叫「一姓之天下」，而不是「萬姓之天下」。費孝通先生也講過：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中華民族是在幾千年歷史過程中形成的。但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中華民族是在「近百年來中國對西方，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
只有到了近代，中華民族真正與「非我族類」的外國人發生衝突之後，才意識到自己的這種民族意識，從而走向民族自覺，大家感到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共同生存空間、共同文化、共同生活方式、休戚與共的一個共同體。
所以當時大家回想一下，甲午戰爭的時候，普通老百姓感覺這是個「朝廷的戰爭」，甚至有人稱它為李鴻章「一個人的戰爭」。到抗戰時候就不一樣了，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入侵，帶給中國老百姓的不只是沉重的災難，而且是精神上的強擊，成為中華民族覺醒的催化劑。
所以《義勇軍進行曲》喊出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我們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這個時候，一個有血有肉的概念「中華民族」形成了。朱自清當時也描述過自己的心情，「東亞病夫居然奮起了，這個睡獅果然醒過來了。從前只是一塊沃土，一大盤散沙的死中國，現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國！」
經過14年艱苦卓絕的抗戰，中國軍民最終把日本侵略者逐出國土，一掃中華民族的百年屈辱。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毛澤東主席1949年10月1號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我們也更能夠理解，在韓戰抗美援朝勝利後，我們彭德懷元帥說的一句名言，「帝國主義在東方架起幾門大炮就可以徵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歷史，一去不復返了！」。換言之，一個覺醒的、高度團結的現代民族國家誕生了。
人民志願軍赴朝參戰
我上次跟大家談過一個話題，就是為什麼1840年鴉片戰爭的時候，雖然中國的GDP總量比英國大，但是被英國打敗了，實際上就是因為英國當時已經是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具有高度的戰爭動員能力和其他這些現代國家具備的能力，而中國還是一盤散沙式的一個傳統國家，國家意識非常弱。但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後的抗美援朝戰爭，中國軍隊就可以成建制地消滅英國軍隊，所以不一樣了，背後是大背景的變化。
談到現代國家建構，我還想和大家簡單地分享一下黃仁宇的觀點，他從大歷史觀總結了中國近代史，把中國現代國家的建構過程分成幾個時間段。
他把從孫中山的中華民國時期一直到1949年之後的人民共和國時期看作一個國家建構的整體。他認為，民國時期初步建構了一個現代國家的「上層結構」，包括各種現代政府的機構設置，但這個結構無法與中國的「下層結構」溝通，因此國民黨時期的中國是「頭重腳輕」的政治結構。
他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通過組織農民運動，支援前線，土改，掃盲，實際上是重塑了中國的「底層結構」。所以哪怕今天你到中國相對比較落後的地方，你到貴州的山區扶貧，通過「數目字管理」，給這個農戶、貧困戶一個銀行卡，上面有卡號，現在手機還綁定，政府可以把錢直接打到這個卡號上。
這個能力是不容易的，我走過很多非洲國家，它的政府到現在都沒有這個能力，不可能把這個治理落實到最基層。像非洲國家愛滋病非常厲害，但是政府想把這個藥發到底層是發不到的。我只是說現代國家組織涉及到一個「底層結構」的建設。
黃仁宇還提出，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為中國重建了「中層結構」，也就是和現代市場經濟、現代社會、現代國家相配套的司法、監察、稅收、物流等等系統，一個支撐體系。
通過長達百年的不懈的努力，我們應該說建立了一個由上、中、下三層結構組成的一個強大的現代國家，形成了空前統一的政府、統一的市場、統一的經濟、統一的教育、統一的國防、統一的外交、統一的金融，還有貨幣、稅收等等，這些都是現代國家必備的。
但是我想指出，我們的國家又和其他國家不一樣，甚至很不一樣，因為我們古老文明形成的許多傳統，並沒有隨著現代國家建立而消失。恰恰相反，還是被保留下來了，而且現代國家的載體中可能這些元素得到更好的發揮。這就是我想跟大家再簡單談一談的「文明型國家」。
關於這個概念，我想提三位學者。一位是美國政治文化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他認為中國是不大可能建設成一個現代國家的，包括現代的法治、現代的國防、現代經濟等等，我們很多「公知」現在也是這樣的觀點。
他把中國稱為「文明國家」（civilization-hyphen/state），他表示這兩個名詞是相同的概念。他講過一句很有名的話，說中國是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佯裝成現代國家的一個文明」，也就是說本質上你是一個古老的文明，你不是一個現代國家，但表面上看你是一個國家。所以他這話是帶有貶義的。
第二位學者就是馬丁·雅克，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們中國研究院的資深研究員。他在2009年的時候出版了一本頗有爭議的書《當中國統治世界》。這個書名坦率說不太符合中國人的思維習慣，但是他本人也講過，出版商堅持要用這個名，這樣才能賣好，「標題黨」。
他和白魯恂不一樣之處在於，他對「文明國家」這個概念作了比較中性的正面的闡述，所以他得出一個非常明確的結論：中國不會變成另外一個西方國家，中國的崛起會改變整個世界。現在看來是站得住腳的。
但是馬丁·雅克也認為，就是中國的這個「民族國家」和這個「傳統文明」這兩個特性之間，可能有某種張力、某種衝突，比方說，他認為中國可能在今後在東亞以某種形式復活自己歷史上存在過的朝貢體系，他還說中國人實際上有一種「種族感」，這可能也會對現有的國際秩序形成某種挑戰。
第三個學者就是我自己。我認為中國首先是一個現代國家，這是我對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研究後得出的非常慎重的結論。但是中華文明的種種特質又使中國這個現代國家與眾不同，所以她確實融合了古代文明與現代文明的長處。我上次也簡單提到過，無論走到哪裡，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勞、最向上的民族，她要改變命運；這個民族最平和；這些特質帶來今天中國的崛起。
中國也接受了現代國家一些基本的理念，像主權平等，像人權，所以中國不會恢復朝貢體系，也不會擁抱種族優越論。所以我用的是「文明型國家」，英文我把它翻譯成civilizational state，這和civilization-state是不一樣的，civilization-state是兩個平起平坐的概念，civilizational是一個形容詞，「文明型的」，修飾「現代國家」。所以說我的「文明型國家」概念比白魯恂的「文明國家」概念要積極的多。
我基本的看法是，「文明型國家」具有超強的歷史底蘊和文化底蘊，她不會跟著其他國家亦步亦趨；這種「文明型國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長處而不失去自我，而且能夠對世界文明作出大量的原創性的貢獻。
我多次講過這樣的一個比喻：就像漢語擴大自己的影響，不需要理會英語的偏好；就像《孫子兵法》不需要克勞塞維茨來認可；就像孔夫子不需要柏拉圖來認可；就像中國的宏觀調控不需要美聯儲來認可。
而更可能發生的事，實際上已經在開始出現了，即漢語可能會逐步地影響英語或者其他語言。《孫子兵法》當然已經是影響，而且繼續會影響西方的軍事思想；孔夫子和柏拉圖都為人類社會提供了寶貴的智慧；中國的宏觀調控，我真是認為美國可以借鑑不少，但是它有點困難。
近代西方著作中的孔子形象
這樣，我們就可以回到演講開始時提出的問題，西方為什麼老是誤讀中國？因為西方總是基於自己有限的歷史經驗，在此基礎上形成話語來解讀中國，如「西方中心論」、「歐洲中心論」、「歷史終結論」。所以他們的邏輯是所謂從極權主義到威權主義，再到西方民主制度。在這個概念下，歷史發展是單線條的，發展到西方的政治模式就終結了，所以這是我們現在看來非常荒謬的。
文明型國家崛起則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邏輯。首先，歷史上，我們是長期領先西方的，這個領先有其重要的原因，我把它稱為原因一。後來18世紀開始就落後了，這個落後有深刻的教訓，但通過過去數十年的努力，我們又趕上來了，某些方面還超越了，這個趕超的成功也有它的原因，我稱為原因二。這個原因二和原因一之間是有一種歷史的繼承和發展關係。
比方歷史上，我們是民本主義的傳統，「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政府要做事情，首先就是關注民生，改善民生，包括物質生活、精神生活方面。所以西方今天這個模式最大的問題，無論在西方本身，還是在非西方國家，（都體現在）政治機器空轉，不落實到改善民生，所以西方模式在非西方界、在西方界都開始走下坡。
這背後實際上是兩種哲學觀。一種是西方中心論的歷史單線發展的哲學觀，我代表最好的制度，然後你就發展到我這個制度，最後你就變得很好了。中國不是這樣的，中國人的歷史觀裡各種模式都存在，從來就是百花齊放的，甚至有時候是互相打架的。但即使你這模式過去很好，但是驕傲使人落後，如果你真的得意自滿，也可能落後被人家趕上了。所以它的歷史競爭是複合式的、多線條的、動態的。
下周我還想談文明型國家的「四超」：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豐富的文化積澱，我覺得這個是文明型國家崛起的最精彩的地方，會震撼整個世界。
今天我就說這些，謝謝大家！
以下為節目問答環節內容：
馬澤晨（節目嘉賓）：我是學語言出身的，剛才張老師提到有一點我感觸很深，就是文字傳承下來的力量。民國時期有一個思潮要「去漢字化」。經過了一些探索、摸索、失敗、嘗試之後，發現這個走不通，它跟民族的根基是有衝突的。張老師說「文明型國家」的傳承，事物也一定要跟本國民族的習慣、特點緊密結合。
觀眾1：我平時是軍迷，特別喜歡看那些軍事報導。張教授，我也經常看你的節目。我是這麼想的：我們平時要講究實事求是，任何的理論觀點都要有發展的階段。
比如說對臺的問題，能不能重新去定位「一國兩制」政策。我個人認為九二共識簡直就像我們的提款機密碼了，他們拿了我們的優惠政策，有可能就去買武器裝備。然後說實在的，如果真的要開戰的話，那射向解放軍的子彈有一半就是我們提供給他們的。
我們有些人提出要幫助國民黨，但是有沒有想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時候，國民黨是怎麼對待我們共產黨的。所以我個人認為，能不能重新思考「一國兩制」的問題，與時俱進。
張維為：中國制度的特點是，我們有一個長期的戰略的思考。給臺灣的一些好處，我們不是這樣來斤斤計較的。本質上臺獨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事情了，以今天大陸經濟上跟臺灣的聯繫，以臺灣對大陸經濟上的依賴，這意味著只要正式地搞臺獨就是自殺。
這不是是否出動人民解放軍的問題，就是本身你的股市將崩潰，房市將崩潰，經濟將崩潰，所以這一點已經很了不起。為什麼中國現在很有定力，這是最重要的。因為您是軍迷，您可能技術角度考慮比較多，子彈射向解放軍什麼的，但實際上戰爭不會是這樣打的。
葉青林：我補充一點，現在我們是「以一個中國為前提的九二共識」，大家表述是會有細節上的不一樣的。另外我們提「一國兩制」，以前是一個方案一個想法，現在我們希望要討論「一國兩制的臺灣方案」，而且現在島內儘管可能從他們的報導上來說，響應的人數不多，但是是有響應的。
還有糾正你一個概念是「我們要幫國民黨」。我們是寄希望於臺灣人民、臺灣各個團體人民的代表。我們既不寄託於國民黨，也不寄託於民進黨等任何政黨，支持統一、謀求統一、謀求兩岸和平發展的，這才是我們要爭取的對象。所以我們現在是對自己的同胞好。
新版「臺胞證」
觀眾2：我這個問題很明確，前段時間，《憲法修正案》中提到國家最高領導人任期限制修改的問題，這個提案出來之後，周圍的很多同學還有朋友有很多廣泛的討論，而且不乏很尖銳的內容。但是大家這些言論可能都比較片面，您站在更高的不一樣角度上，有沒有更全面性的解讀？
張維為：中國共產黨的《章程》裡是明確規定的廢除終身制，只要國家主席還是中國共產黨員，他就不能有終身制。
去年4月，我在耶魯大學談中國崛起、中國模式，也是一個學者問你同樣的問題。我說你們美國的羅斯福總統是四任，德國的阿登納總理也是四任，默克爾也是四任，而且羅斯福、阿登納是這兩個國家公認的極其出色的領袖人物，你們沒有說他們是終身制。
你們這些領導已經擔任了四任，而且你們沒有任何章程說廢除終身制，你們反而不質疑，所以這是一個最關鍵的問題。
我覺得政治制度的設計，既要有「下下策」，又要有「上上策」。「下下策」是保底的，比方說領導人由於健康身體原因退休，或者能力原因，（因此）我們現在還有集體領導的制度，民主集中制。
同時還要有「上上策」，「上上策」就是在這個制度裡邊，我能夠讓優秀的人才做好事，做大事。
第六期節目截圖
觀眾2：針對這個問題我還有一個追問，改革開放40年的節點已經過了，（已經進入）第41年。在改革的道路上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有沒有一些明確的界限？
張維為：正好你提的是修憲的問題，實際上修憲裡邊最關鍵的就在《憲法》第一條：明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徵。
我自己有個研究，就是中國共產黨跟西方政黨都叫黨，但實際上不是一回事兒。政黨這個詞英文叫party，法文叫parti，歐洲語言都是這樣過來的。party來自part，是部分的意思，所以西方政黨概念，說簡單是很簡單的，就是社會由不同的利益團體組成，每個利益團體代表部分人，然後出來競爭，你51%，我49%，你贏我輸，就這樣的邏輯。
中國不一樣。中國是「文明型國家」，為什麼？「文明型國家」最大的特點是，它是由成百上千個國家慢慢整合起來。這樣的國家如果採用西方國家部分利益黨的制度的話，國家馬上就解體了。明天就會有上海黨、北京黨、天津黨、無錫黨、濟南黨，然後去打仗。
所以坦率地說，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絕大多數的時間內，中國都是實行「某種形式的統一執政集團」，多數時間統一的儒家執政集團。
比如我跟美國人說，我們多數時間都是「一黨制」，但這個多數時間內我們是遠遠領先西方，不是一般的領先。而且在內部，政策的調整的幅度之大，遠遠超過美國政治體制下的政策條件。我們從文革到改革開放這個政策調整，全是在中國共產黨內實現的。這遠遠超過美國共和黨、民主黨之間的政策的差別，但我們可以做到這一點。
所以我是明確地說，西方是部分利益黨，中國是整體利益黨，這是最大的差別。而且你可以反過來用這個來看西方，碰到老外就問他，你們國家有沒有代表整體利益的政黨。幾乎都沒有。
主持人：這個是必殺技。
張維為：這是必殺技。
我們崛起到今天這個階段，要建立制度認同，不能再這麼雲裡霧裡了，這叫制度自信。愛國愛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就包括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整個的制度安排。它可能不一定十全十美，（所以）我們在講改革，講完善。
所以這是根本性的東西，是不能動搖的。我經常說，習主席主政以後最大變化，就是他真的希望跟我們知識界一起建立制度認同。
許欽鐸（節目嘉賓）：在過去的40年，中國從一個很窮的國家建設成一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家，擁有最大的外匯儲備，7億多人到8億人脫貧，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成就。但是我們自己要清楚，我們做了什麼。
（場上自發響起掌聲）
觀眾3：張教授您好，現在有一句話挺流行的，「大明之後無華夏」，它的意思就是說明朝滅亡了以後，中國這個傳統的華夏文明已經不完整了。像張教授您說的這個「文明型國家」，是不是要恢復原來那個最正統、最傳統的華夏文明？
張維為：我想，中國這個文明源遠流長，當中有很多磕磕碰碰、跌宕起伏的歷史，但我覺得基本的事實是這個文明它沒有中斷。你只要使用漢字，這種語言在，它的文化就一定在。你只要懂了兩三百個成語，中國文化基本的道理（就）都在你的血液中，所以這些東西中斷不了的。這是最關鍵的。
所以千萬不要得出結論，這個文明中斷掉了。這個是我對你的第一個建議。
第二就是恐怕還要與時俱進。中國文明之包容性是一般文明絕對沒有的，包括儒釋道互補。我那時候到臺灣，他們說，經過文革，都否定掉了，你們還有中國文化嗎？實際上，特別我走遍了100多個國家之後，（感到）中國文化無處不在，沒有辦法否定掉的。在老百姓生活層面，它的文化一直在。所以我在這個意義上，以一種更加博大的胸襟來談中國文化的繼承和對整個世界的影響。
觀眾4：張教授你好，您覺得我們當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從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裡面，吸取了哪些有益的養分呢？
我是從高中開始，對中國文化傳統就比較熱愛。然後覺得從鴉片戰爭以來，我們受了很多委屈，現在經過100多年仁人志士的努力，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到了改革開放，到去年也40周年，（我們）一步步強大。
我們現在又提到文化自信，那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作為傳統文化一部分，到底有哪一些好的地方，被我們繼承和保存下來？
張維為：這個問題很好。你看好了，中國今天成功的地方幾乎都有歷史的基因。
比方說，我們最大的成功是老百姓生活的改善，這跟我們歷史上的民本傳統有關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比方說，我們現在的幹部選拔制度，我稱為「選賢任能」，它實際上對歷史上的科舉制度，是一種延續和發展，只是加了很多新的內容，就是中國不能接受耍嘴皮就可以當選，你要有資質，幹過一些事情，有政績，然後才能夠做（幹部）。
所以仔細看，只要是中國成功的地方，基本上是三者合一：一個是歷史基因，一個是現代元素，有時候還有紅色元素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