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評論員 杜恆峰
歷時17個月，5場公開聽證會，經過24次問訊，波音737Max調查結果終於水落石出。對兩次空難346位死者的家屬來說，這是一個讓痛苦加倍的結果，因為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並非飛機設計上的缺陷，而是這種缺陷被人故意隱瞞。調查人員指出，波音公司在「明知存在設計缺陷的情況下」，刻意向航空公司、飛行員以及監管機構隱瞞相關信息，並通過商業關係影響監管機構的管理和審查。
這樁醜聞，對波音的品牌形象無疑是致命打擊，波音飛機與安全之間原本的等號變成了不等號。遇難者家屬的索賠，買家因停航或訂單不能及時交付的索賠，生產停止而損失的收入，還有執飛過737MAX的飛行員及其乘客的憤怒情緒，都給波音帶來了巨大壓力。2019年3月以來，波音股價累計下跌超過50%，市值蒸發高達千億美元。
本應當嚴謹、誠實，將安全視為最高準則的波音，何以成為魯莽和謊言的踐行者？抽絲剝繭，「股東利益至上」的短視思維和委託-代理關係中對管理層不合理的激勵方式，應該才是背後真正的魔鬼。其邏輯鏈路為：管理層獲得激勵的主要來源為股份，股價越高對管理者和股東越有利；刺激股價一方面靠業績，這就需要趕在競品空客A320neo之前，讓737Max這個拳頭產品佔領更多的市場，哪怕以隱瞞安全隱患為代價；刺激股價還可以通過回購或分配股利的形式，哪怕為此消耗巨額現金儲備，甚至是舉債。
為了討好股東，波音公司的管理層可謂殫精竭慮，毫無顧忌。財報顯示，2013~2019年，波音股本減少的總金額達到434億美元，同時還給股東支付了208.4億美元的紅利，直到2019年3月第二次空難發生後，公司管理層還是籌資132億美元，其中72億美元用於股份回購和支付股利。到2018年年末，市值1700多億美元的波音，帳上淨資產只有3.39億美元，由於業務虧損，2019年波音的淨資產迅速變成負86億美元，今年上半年再度下降至負116.67億美元，會計上已體現為資不抵債，若非政府救濟，任何外部衝擊都可能置其於絕境。波音管理層呢？以卸任董事長米倫伯格為例，2016~2018年，其薪酬+持股市值總額從4653萬美元一路上漲到了8011萬美元，其中股份價值佔比超過70%。
從股份制公司誕生起，「股東利益至上」便是佔主導地位的經營理念。上世紀初，亨利·福特輸掉與股東之間的官司，則是將這一理念在法律層面上進行了強化。二戰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裡德曼著名的論斷「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增加利潤」，隨著全球化而成為全球企業管理的思潮。但2008年的金融危機，還有英國石油在墨西哥灣的漏油事件等，沉重打擊了「股東利益至上」的傳統，管理層的短視、企業經營的負外部性、網際網路帶來的社會監督增強，讓ESG（環境、社會和治理績效）、B Corp（共益企業）等新的企業管理理念逐漸發展壯大。
股東價值只是結果，而不應當成為企業戰略，一味追求股價最大化只會危及企業的持續增長。
資本也只是眾多生產要素的一種，在一個流動性極度充裕的時代，股東們分配收益的權重必然會隨著資本稀缺性的下降而下降。波音遭遇的品牌危機，應當成為企業管理者的鏡鑑，只有讓利益相關者共同利益最大化，才能為股東和自己創造可持續的長期價值。對投資者而言，在享受企業管理者給出的「蜜糖」時，也當時刻警醒，這會不會變成未來的「砒霜」？
每日經濟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