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野味帶來病毒:如何保護野生動物,以及人類自己?

『思想界』欄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欄目，我們會選擇上一周的1至2個文化/思想話題，為大家展現聚焦於此的種種爭論與觀點衝突。本周的『思想界』，我們關注野生動物消費與遊戲《瘟疫公司》。

當野味帶來病毒：如何保護野生動物，以及人類自己？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爆發，野生動物消費問題再次成為輿論焦點。17年前，SARS自中國華南地區蔓延至全球27個國家，造成8000餘人感染，死亡率高達10%。今日，新型冠狀病毒再次襲來，一時間眾聲譁然，許多人憤而慨嘆此次疫情與當年何其相似，原因之一，便是造成這兩次疫情的病毒都與人類餐桌上的野味有極大關係。

疫情爆發後，「病毒從哪來」成了人們最關注的問題之一。學界十餘年間對SARS病毒進行研究的相關文章被再次刊發，意圖從科學的角度警示公眾人類無止境向自然索取所帶來的危害，也為野生動物與自然環境的保護髮聲。然而，要在現實中落實保護，許多概念和問題亟需釐清解決。例如，當我們談論「野生動物」時，到底指的是哪些動物？野生動物的捕獵和養殖，分別有哪些不同的情況，又有哪些具體的問題？在自然與人類利益之間，應當如何去平衡抉擇？

「南方周末」

在微信公眾號上對於引發此次疫情的新型冠狀病毒的溯源工作進行了梳理。根據至今發表的研究報告，學界普遍認定蝙蝠是新型冠狀病毒的自然宿主。不過，本次疫情在冬季爆發，此時蝙蝠處於冬眠狀態，直接感染人的概率微乎其微，因此，應該會另有一個中間宿主，它們被自然宿主攜帶的病原體感染，並將病毒傳播給了人類。至於這個中間宿主是什麼，目前學界眾說紛紜，至少已有水貂、蛇、穿山甲三種說法。2月7日，華南農業大學公布的研究成果認為是穿山甲，研究人員將穿山甲體內分離出的病毒株與目前感染人的毒株進行比較，發現相似度高達99%。值得一提的是，穿山甲雖然屬於保護動物，但穿山甲的非法販賣情況非常普遍。

Britta Jaschinski拍攝的走私穿山甲

無獨有偶，SARS病毒的自然宿主也是蝙蝠，而其中間宿主，是人們販賣、宰殺的果子狸。公眾號「一席」日前重新推送了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員石正麗在2018年的演講，她在演講中追溯了SARS病毒進入人類社會的過程。

「根據前期的流行病學調查，最早的11個病例大多和野生動物有接觸的歷史。他們或是野生動物的運輸者，或是野生動物的交易人員，或是餐館的廚師、服務員。」科學家很快在廣東野生動物市場找到了病毒的直接傳染源——果子狸。「廣東省在2004年年初發布了一條禁令，全面捕殺野生動物市場的果子狸，取締野生動物交易，關閉野生動物市場。這個政策對控制SARS後期傳播，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在那之後，廣東再沒有出現SARS新增病例。」

於醫學研究而言，確定中間宿主或許是一項重大成果，但對公眾來說，更為重要的信息是，疫情的爆發，往往與野生動物的販賣、食用休憩相關。從公共事務的角度來說，應當被整頓甚至取締的，是整個非法販售餐飲市場，而不是只針對某種被證為中間宿主的動物。

近年來，傳染病頻發。據研究人員統計，70%的新發傳染病都來源於動物。然而，石正麗在演講中強調，病毒「不是衝著人類而來」，肆虐人間、造成疾病的病毒雖來自動物，但人類的野生動物市場和餐館才是它「發展的舞臺」。從中東呼吸症候群、尼帕病毒到伊波拉病毒，人類社會遭遇的每一次新的傷痛，實際上都是長期捕殺野生動物、侵蝕其自然棲息環境的惡果。《血疫》的作者理察·普雷斯頓在書中談到，侵襲人體的病毒原本生活在野生環境，是人類破壞了它們的家園，而病毒在人類世界中的傳播，是「正在衰亡的生物圈的回聲」。他寫道：「從一定意義上說，地球正在啟動對人類的免疫反應。」

如果說，疫情的爆發，將一個長期以來在灰色地帶運作的野生動物交易鏈公之於眾，那麼攝影師Britta Jaschinski則用鏡頭反思整個人類文明。上周，「一席」刊載了Jaschinski的攝影作品，他的照片展現了「那些因為人類的迷信、娛樂、貪婪，給野生動物帶來的苦難」。

在膽汁農場，熊的傷口被金屬架固定住，方便工人從膽囊中抽取一瓶瓶膽汁；為了滿足人們對於魚翅的口腹之慾，每年有七千萬鯊魚被殘忍地殺掉；穿山甲是一道昂貴的美食，它的鱗片還可以做中藥；老虎腿被用來生產虎骨酒……「男人喜歡購買這種酒來增強自己的能力，我也不知道誰會相信這個。」

非法捕獵者正在割取鯊魚鰭 拍攝：Britta Jaschinski

過去三十年裡，Jaschinski奔波在全球各個角落，見證和記錄著野生動物的苦難。而人類一次次遭遇的新的傳染性疾病的爆發，也是這些苦難的回聲。疫情引發的，不只是人們對餐桌野味的敵意，而是對更廣闊的野生動物濫用的反思。

保護野生動物，歸還其自然環境，僅僅依靠口號式的倡議，或寄望於人人自覺抵制消費都有些不切實際。那麼，我們應該怎麼做？野生動物的利用到底存在哪些具體問題？現有的法律體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促進野生動物的保護呢？

「澎湃研究所」刊載的文章《從業者的來信：如何科學保護和合理利用野生動物》提出了一個前提性的但又往往會被疏忽的問題：「什麼是野生動物？」作者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中定義的「野生動物」概念不明，未明確是特指野生環境下的動物，還是人工馴養繁育狀態下的野生動物也囊括其中。這是一個困擾著野生保護從業者的歷史遺留問題，一直未得到妥善解決和判定，「隨著時代變遷和科技進步，我認為是到了該對二者進行科學界定的時候了。」

作者指出，中國一直存在非法獵捕野生動物的現象，究其根本，是利益驅使和犯罪成本過低，因此，政府應該加大力度打擊非法獵捕野生動物或以此謀利的行為。

很多野生動物物種的繁育和利用，是在現行法律和管理框架許可的範圍內進行的，在一些地區的生計中佔據了一定的比例。因此，「不能簡單無視從業者的利益，進行一刀切的管理。」

公眾號「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的文章介紹稱，學者通常從養殖過程和目的的角度，將人工馴養繁育狀態下的野生動物分為保護型養殖、生產型養殖和馴化型養殖。保護型養殖的目標是使從野外救護的動物能夠順利繁殖，擴大種群，同時，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逐步使其野化。

針對相對安全的生產型養殖，即已經馴化完全而且性狀上有別於野外種群的養殖業，比如毛皮養殖業（狐狸、貂、貉），以及一些經常被用於食用的動物例如（鵪鶉、肉鴿、牛蛙等等），其養殖風險相對較低，建立檢疫機制、監管也相對容易。但需警惕某些生產型養殖戶從野外捕捉個體來改善種群性狀，可能使外界病菌感染養殖種群，所以需要特別管控乃至禁止。

另一種則是馴化型養殖，即把原來生活在野外的野生動物馴化為能在人工環境生長發育繁殖的。這一類養殖不可避免地在生產中會親密接觸野生動物，加工和交易中也有很多潛在風險。作者建議這一類養殖全部暫停發放新的許可證，進行全面篩查和嚴格管理，乃至逐步取締。

果子狸

同時，針對那些明面上打著養殖的牌子，實際上摻著野外盜獵的個體「洗白」行為，監管部門也需要特別注意。因此，作者提出，對於經濟價值特別高的一些野生動物，如果能做到DNA個體識別，實現可溯源是很必要的，因為這對於執法時的判別至關重要。

「人類馴養野生動物的歷史幾乎和人類文明的歷史一樣久遠，而在全球生物多樣性資源亟待保護的今天，以什麼樣的距離和方式與野生動物相處，是我們需要不斷探索的新的議題。」

《瘟疫公司》走紅：是人類命運的「預言帝」，還是冷漠的「旁觀者」？

1月21日，鍾南山院士明確表明新型冠狀病毒存在「人傳人」現象的第二天，遊戲《瘟疫公司》登上了中國地區App Store付費遊戲榜的榜首，隨著疫情的持續，該遊戲也已經連續霸榜三周時間。

這款以傳染病為題材的策略遊戲在2012年由英國獨立遊戲工作室Ndemic Creations製作推出。《瘟疫公司》此番走紅，除了其內容與當下時事遙相呼應，還與一起「預言」事件有關。2015年，Steam平臺用戶SPolar在遊戲工作坊中發布自製冠狀病毒模組，並在簡介中描述道：「2003年SARS疫情已經過去，然而時間已經過去17年，2020新的冠狀病毒變種出現在世界上。」

「冠狀病毒」是SPolar為遊戲製作的一款Mod

B站的一段遊戲錄屏視頻裡，許多彈幕將SPolar稱為「大預言家」。這可以看作是對偶然性巧合的驚訝，也可以說是對人類歷史相似性的唏噓。對於此次疫情而言，《瘟疫公司》好似一個警示者，它早已存在於我們中間，並對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態作出警告，然而，等到事件真正爆發，人們才投去事後的關注，贊其英明。

被捧上「先知」神壇後，《瘟疫公司》成了可供疫情中人參考的行為指導。公眾號「娛樂硬糖」在一篇文章裡將《瘟疫公司》比作「啟示錄」。文章認為，《瘟疫公司》中涉及的勤洗手、注意咳嗽禮儀等小細節向玩家科普了一些防傳染病的常識，如果多玩玩，了解到野生動物攜帶病毒的威力，或許能「嚇一嚇」潛在的野味愛好者。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也曾發布文章，稱《瘟疫公司》是一款關於公共衛生話題的非傳統宣傳工具，可以提高公眾對流行病學和疾病傳播的認識。從更宏觀的角度來說，《瘟疫公司》從一開局就不斷提示玩家：如果這場瘟疫發生在現實中會怎樣？除了以衛生習慣作為影響瘟疫傳播速度的因素，遊戲還將氣候危機、貧富差距、排外問題等納入考量，為玩家繪製了一幅全球化時代的瘟疫圖景。

《瘟疫公司》遊戲界面

儘管按照遊戲的邏輯，玩家作為指揮瘟疫擴散的角色，是全人類的公敵，但遊戲本身卻對現實生活有著警示作用。它模擬了人類社會可能面臨的災厄，通過虛擬的情境向人們展示「看起來牢不可摧的現代生活有多脆弱」。《瘟疫公司》在此次疫情中憑藉其「警示性」和「預言性」成了一款以關照人類為宗旨的「反人類」遊戲。

不過，Ndemic Creations近日在官方網站發表聲明稱，《瘟疫公司》的製作雖然特別注重真實性以及信息的豐富性，但它最終「只是一款遊戲而不是一個科學模型」。

宏觀視角雖然有助於玩家了解、反思疫病的傳播，但也是該遊戲經常被詬病之處。遊戲陀螺發表的一篇文章指出，《瘟疫公司》作為策略型遊戲，為玩家提供的身份不止指揮官與執行者兩個，它還創造了一個旁觀者的角色。玩家可以選擇策略，指定基本方針，但病毒的蔓延是由算法自動推進的。所以，到底是人的策略決定了病毒的傳播走勢，還是算法設計的病毒傳播路徑引導玩家做出選擇呢？

《瘟疫公司》遊戲界面

「澎湃新聞·思想市場」刊載的評論文章《〈瘟疫公司〉：人類與瘟疫的共生史》進一步指出，「旁觀者」的視角設定將玩家陷於矛盾之地。作者認為，《瘟疫公司》從疾病的視角切入雖另闢蹊徑，增強了遊戲的新鮮感，打破人類「以我為尊」的幻覺，但人在遊戲中被過度隱去，淪為一個個跳動的數字，另玩家難有「切膚之痛」。一方面，遊戲之外的玩家「我」被遊戲設定無限放大，指揮病毒大軍攻克地球，從侵略與勝利中獲得快感，成為上億人生命的主宰。但另一方面，「我」終究是人類中的一個，當浩劫來臨時，遊戲賦予「我」的強大能力只是夢幻泡影，在命運的洪流下，「我」甚至是無力的。

換句話說，《瘟疫公司》的遊戲邏輯映照了一個可怖現實。災難中個體的傷痛、憤怒與恐懼往往淹沒在更為宏大的敘事之下。從國家到人類共同體，都要求個人為之付出努力，但「微觀的苦難」總是被置於「忽視、抹除或遺忘」的邊緣。當數位化的衡量方式將一個個鮮活生命的巨大悲愴夷為平地時，又何談對人類共同體的關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