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一粒灰，落到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
1月25日，困在湖北省作協和文聯大院的方方開始寫「武漢日記」。
凌晨等著看方方的「武漢日記」，已經成了許多人入睡前的一種默契。
「時代的一粒灰，落到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
身處武漢現場的方方，用帶著個人體溫的筆觸，記錄下時代洪流中的一個個小人物，描述那些生與死、哀與樂。
以往熱鬧的江城，封城後也冷清下來。/ @蜘蛛猴麵包
至3月2日，「武漢日記」已經寫到了第35篇，武漢仍未解封。
凌晨2點29分，方方在寫完第35篇日記後，接受《新周刊》專訪。她說，武漢解封之後，自己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更新「武漢日記」。
太多人閱讀
我自己是有一點恐懼感的
新周刊：過去你的寫作只被小部分人關注，這次讀者群則是數千萬人。這種關注對你的表達本身有影響嗎？
方方：我是很習慣、也很喜歡自己的作品被不多的人關注的。所以我在微博上寫的時候，一直很放鬆，也很隨便。而且長的長，短的短，隨時可以打住。現在人多了，的確會謹慎一些。當然，也是因為我是請人幫忙轉發的，不由自主會小心一點。一定會影響表達的。所以，太多人閱讀我自己是有一點恐懼感的。
新周刊：這一個多月來，讀者發現你寫的日記有了一些變化，這種變化和你的心態有關嗎？
方方：心態和情緒肯定是隨著疫情變化而變化的。這是沒辦法的事。
新周刊：日記裡，你常提到自己的三個哥哥。你們兄妹四個，在疫情期間，關係和以往有什麼變化嗎？
方方：我們兄妹四人本來關係就挺好。其實跟平常一樣，依然各自住在各自家裡，各自聊各自的話題。當然，以前比較多的是看我哥哥的孫輩們在幹什麼，現在他們經常轉一些別人寫我的東西。
新周刊：有評論認為，知識分子、作家群體在此次疫情期間集體失聲。你怎麼看？
方方：我覺得這是一個錯誤的判斷。其實很多作家都在寫，在記錄，只是每一個人的方式不同而已。我因為長年在微博上寫東西，更公開一點，所以被關注到了。至少在湖北，不存在失聲的問題，我所知的一些作家，也都在記錄。至於在省外的作家，人家不了解這邊情況，真的也不好說什麼呀。所以，我覺得這個觀點並不成立。
電影《萬箭穿心》改編自方方同名小說。
新周刊：從封城到現在，一個多月過去了。很多媒體都在梳理重要的時間節點。對你來說，有哪些值得被關注的時間點？
方方：封城本身是一個大的時間節點。封城後，我想初一應該是一個節點。因為從那天起，武漢的疫情引起全國關注，而外省馳援的醫療隊也是那天過來的。政府也開始拿出具體的辦法。大家心裡多少都踏實了一些。不再像前幾天那樣恐慌。
但是，這之後是武漢人最慘烈、最無助的一段時間。那就是醫院無床位，而病人到處奔波，四方呼救，卻無法及時得到幫助。無數人都是一個家庭接著一個家庭這樣被感染的，實在是很恐怖。這個時間一直到方艙的建立以及省市領導換人，病人有了安置地方，可以得到治療，這讓武漢人都鬆了一口氣。我想這是很重要的兩個節點。
現在我們應該進入的是第三階段，那就是鬱悶。儘管不恐慌，也不慘烈，但漫長的等待，何時是個頭，也是問題。各種心理疾病也會產生。很多人家還有生活的壓力。
新周刊：近兩個月裡，有發生過什麼讓你感到特別後怕的事嗎？
方方：當然有。當鍾南山院士說出「人可傳人」這句話時，我們所有人應該都會很憤怒，因為之前我們是很警惕的，但官方一直說，人不傳人，可防可控，它給我們帶來的誤解就是，只要我不吃野生動物，不去漢口華南海鮮市場，就不可能感染。但實際上根本不是這麼回事。所以聽到鍾南山這句話後，我想很多人都在回頭檢索自己這半個月來的行蹤，每個人都不敢排除自己是否被感染。
我更擔心的是，我女兒的父親在上海住院，疑似。而我女兒跟他吃飯不久，所以我很害怕女兒會被感染。所以，我女兒1月22日夜晚從日本回來，我就讓她隔離在她自己家。我開車去機場接她，我們路上都戴著口罩。那天，是我最緊張的一天。
《萬箭穿心》電影劇照
如果沒有志願者的出現
武漢不知還會有多少糟糕的事
新周刊：你覺得這次疫情中，有哪些人和事被忽略了？
方方：當集中精力讓病人有床位可去時，非新冠肺炎病人被忽略了，他們的悲慘，一點也不亞於新冠肺炎患者；還有家中無勞力的老人被忽略，後來又發現老人院和福利院被忽略。總之，一直到這些被忽略的社會邊緣人拼命呼喊，才開始慢慢調整。從這些被忽略的人和事，可以看出我們的管理實在太有問題。儘管有不得已的疫情問題，我想也會有是否盡職的問題。目前，非新冠肺炎患者，還是存在很大問題。
此外，封城這麼長時間，健康人的生存即生活壓力問題，也同樣在被忽略。
疫情中的武漢，武昌醫院。／@蜘蛛猴麵包
回過頭來，覺得被忽略的人及事，委實太多了。早期的武漢，倉促封城，就像一個百孔千縫而且連底都沒有的大水桶。政府全副精力忙著把底先兜住。桶邊的百孔和千縫，卻無力顧及。
得感謝無數志願者的出現，這些年輕人太了不起了。是他們見孔便堵，見縫即填，比如幫助並組織接送金銀潭區域醫護人員上下班的汪勇；封城一個月中，為六百多居民買藥而遭舉報的吳悠；還有專程從四川趕來為武漢醫院的醫護人員做盒飯的劉鮮。很多很多的他們。其實並沒有人派他們去做什麼，而是他們自己看到沒有人管，主動接盤。按說，政府各部門都有管理人員，他們在封城同步，就該各負其責，相應地考慮到諸如此類的問題。真的應該感謝那些及時補漏填縫的志願者。沒有他們，武漢不知還會有多少糟糕的事。
首先不想做的就是不想再記錄這個日記了
新周刊：這一次疫情，暴露出來了很多問題。哪些特別值得我們反思？
方方：我太知道武漢這一次為什麼會延誤二十天了。這既是習慣性延誤，也是有意的延誤。你只要核對記者調查拉出來的時間表，可以清晰地看到這個。所以，最應該反思的就是：你是要其他至上，還是民生至上。
夕陽下的長江大橋。在武漢有個都市傳說，兩個人一起走過這道橋，就能走一輩子。圖／武漢市民十月
新周刊：在你隨筆集《武漢人》的後記，自嘲作為武漢人「有些夾生」，那麼通過這次疫情，你對武漢和武漢人，有了什麼新的看法？
方方：疫情讓武漢人受到很大傷害，但這對性格不會有什麼影響。當開城之後，時間會慢慢衝洗掉人們的悲傷，他們仍然會回到原來的樣子。應該不會有太大變化。但某些私人之間，會因為疫情中同病相憐可相互照應，產生一些感情，這個可能會有的。
新周刊：如果疫情過去，武漢解封，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麼？
方方：我首先想到的是最不想做的事，那就是不想再記錄這個日記了。然後好好休息一下，繼續完成我計劃在春節期間要寫的小說。
作者 | 趙景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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