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廬山會議後的一年四個月(上) (3)

　　因為吃了高指標的苦頭，毛澤東對八大定的計劃指標，頗有些留戀，強調作計劃要留有餘地。這次講話，壓了水利建設的指標、開荒的指標、土鐵路的指標；對糧食指標，心裡還不踏實；但對鋼產指標，不但沒有壓縮，而且還要求一九六0年無論如何要超過一千八百萬噸，希望搞到二千萬噸。毛澤東確實想留有餘地，但實際上即使按照當時留有餘地的要求作出來的計劃，仍然是脫離實際的高指標。 

　　這個講話，強調把產品質量、規格、品种放在第一位，把數量放在第二位。這是毛澤東在指導工業生產方面認識上的一個重要突破。但在高指標的硬任務下面，這個要求在實際上也是難以做到的。 

　　這個講話，提出大後方的問題，包括全國的、各大區的以及各省的。這可以看作是後來提出三線建設布局的先聲。 

　　這個講話，從回顧中國共產黨近四十年的歷史，說明總結經驗的重要性，並開始考慮如何總結建國以來十年的經驗問題。 

　　按照這個講話的思路，毛澤東的認識在繼續深化。 

　　十二月三日起，杭州會議討論國際問題。這天凌晨三時，毛澤東致信劉少奇、周恩來、彭真：「為了討論國際形勢及我們的對策，擬請林彪、陳毅、康生、稼祥、賀龍、譚政、陳伯達七同志到此一談。十二月三日（即今日）下午到杭州。林彪、陳毅四日到杭。請酌處。」 ① 

　　十二月四日晚，毛澤東專就國際形勢問題發表講話。這次講話沒有正式記錄，但有毛澤東親筆寫的一份講話提綱。 

　　「敵人的策略是什麼？ 

　　（1）和平旗子，大造飛彈，大搞基地，準備用戰爭方法消滅社會主義。這是第一手。 

　　（2）和平旗子，文化往來，人員往來，準備用腐蝕、演變方法消滅社會主義。這是第二手。 

　　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是基本原則。 

　　有時和解，有時緊張；這裡和解，那裡緊張；歐洲和解，亞洲緊張；爭取機會主義，孤立馬列主義。 

　　修正主義是否已經成了系統，是否就是這樣堅決幹下去？ 

　　可能是這樣；可能還可以改變。 

　　可能要堅持一個長時期（例如十年以上）； 

　　可能只堅持一個短時期，例如一、二、三、四年。 

　　中蘇根本利益，決定這兩個大國總是要團結的。某些不團結，只是暫時的現象，仍然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 

　　毛澤東列舉了「一個指頭」的歷史事件，從一九四五年的「不許革命，但後來又贊成了」，直到一九五九年三月以來，「我們朋友與帝國主義、反動民族主義和狄托修正主義組織一次反華大合唱」。 

　　他接著寫道： 

　　「中國將在長時期內，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許多共產黨、許多國家、許多人民的擁護。在這種困難局面下，中國將在八年內相當強大起來。 

　　八年內，中國完成工業體系的初步建設，完成尖端工業的初步建設；完成技術隊伍的初步建立；完成理論隊伍的初步建立；完成黨與人民政治覺悟的大提高。（或者三者都完不成，或者能完成。） 

　　謹慎小心，擺事實，說道理。 

　　學習蘇聯優點，擁護蘇聯一切正確主張。 

　　反動派大反華，有兩件好處：一是暴露了反動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喪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數人民覺醒起來，他們會看到反動的帝國主義、民族主義、修正主義是敵人，是騙子，是黑貨，而中國的大旗則是鮮紅的。 

　　全世界極為光明。烏雲越厚，光明越多。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大發展在中國，這是毫無疑義的。 

　　赫魯雪夫們很幼稚。他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 

　　他不懂中國達於極點，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確的情報，信口開河。他如果不改正，幾年後他將完全破產（八年之後）。 

　　他對中國極為恐慌，恐慌之至。 

　　他有兩大怕：一怕帝國主義，二怕中國的共產主義。 

　　他怕東歐各黨和世界各共產黨不相信他們而相信我們。 

　　他的宇宙觀是實用主義，這是一種極端的主觀唯心主義。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隨遇而變。 

　　蘇聯人民是好的，黨是好的。黨與人民中若干不好的作風，若干形上學作風，若干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是歷史遺傳下來的。列寧早死，沒有來得及改造。 

　　這些自由主義，還有大國主義，總有一天走向反面，變得好起來。世界上一切事物沒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國也將走向反面，然後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 

　　不斷革命。 

　　共產主義競賽，不平衡是客觀規律，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對表論②是反馬列主義的。提出對表論，表示了他們的極大恐慌。」③ 

　　這個提綱，分析了帝國主義的對外戰略方針和基本原則；批評了赫魯雪夫的對外政策及其對中國的態度；歷數了中共同蘇共之間，特別是自一九五六年起同赫魯雪夫之間的分歧。中蘇之間的分歧，後來繼續擴大，演變成為中蘇兩黨公開論戰以至中蘇關係嚴重惡化。但此時毛澤東仍認為這些分歧，這些不團結，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毛澤東十月二日與赫魯雪夫會談時，也反覆指明了這一點）；對赫魯雪夫的政策如何發展沒有說死，還要看。毛澤東對全世界的和對中國的發展前途，是充滿信心的：就全世界而言，「極為光明。烏雲越厚，光明越多」；就中國而言，將在八年內相當強大起來。 

　　這個提綱，集中地反映了毛澤東這個時期對國際形勢的基本看法和基本估計，其中有一些觀點，是具有長遠和戰略意義的。 

　　從這個時候起，毛澤東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國際，特別是國際共運方面。 

　　杭州會議一結束，毛澤東開始了他的一段特殊的讀書生活。 

　　人們熟知，毛澤東酷愛讀書，讀書伴隨著他度過了一生，成為他不可須臾離開的東西。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家、革命家當中，像他那樣酷愛讀書，讀過那樣多的書的，恐怕不多。他曾說過（那是一九三九年他四十六歲的時候）：「年老的也要學，我如果再過十年死了，那末就要學九年零三百五十九日」。④毛澤東實踐了自己的諾言，直到一九七六年病危的時候，也沒有中止讀書。他最後讀書的時間，有記錄可查，是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晨，也就是臨終前一天的五時五十分，是在醫生搶救的情況下讀的，讀了七分鐘。⑤毛澤東離開人世間的那一刻，也就是他的讀書生活結束的那一刻。 

　　毛澤東這一次集中時間所讀的書，是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並指定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同他一起讀。從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起，到一九六0年二月九日結束，歷時兩個月。 

　　鑑於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中發生一些問題，幹部中存在一些混亂思想，毛澤東深感各級幹部非常缺乏經濟學的知識。他自己也覺得需要加強這方面的學習和思考。在一九五九年的第一次鄭州會議上，以後又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他建議大家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這次他自己帶頭來讀。 

　　毛澤東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情況，鄧力群有一個比較詳細回憶： 

　　「這一年（指一九五九年。――引者注）的12月上旬，正在杭州的毛主席，指定陳伯達、胡繩、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讀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社會主義部分。『教科書』分上下兩冊，上冊十九章，主要講資本主義部分；下冊從第二十章起，至第三十六章共十七章，連同結束語，講社會主義部分。這次計劃讀的部分是下冊。毛澤東對這次讀書活動親自安排，規定每天下午一起讀書，並吩咐胡繩、田家英和我輪流誦念，邊讀邊議。我們三個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們倆輪流朗讀，我作記錄。12月10日讀書開始，邊讀邊議，聽毛主席談話，大家也插幾句話。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們的分工，問我：你怎麼不讀？我說：我的口音不標準。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記錄，就沒說什麼。 

　　在杭州前後二十五天，除去三個星期日和1960年元旦，實際讀書的時間是二十一天。每天下午讀，一般從四時左右起到九時左右吃晚飯止；也有時從二時、五時、六時開始讀，到七時、七時半、十時結束。 

　　記得12月19日是個星期六，晚上九時讀書結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繩、田家英和我想利用假期到蘇州逛一逛，當晚出發，夜半到達，為了不誤讀書，我們又乘夜車於星期一早晨趕回來。 

　　26日，是毛主席六十六歲生日，也沒有中斷讀書。只是毛主席要我們讀書小組的幾位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飯。客人只請了當時在浙江工作的江華及其夫人吳仲廉兩位。江華是井岡山時期的老同志。飯後，毛主席贈給每人一冊線裝本《毛澤東詩詞集》 和他當時寫的兩首詞作為紀念。 

　　我們讀書的地點是西湖畔丁家山的一所平房，上丁家山只能步行。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著手杖登上了丁家山讀書，從下午六時讀至十時，讀了二十頁，是讀得最多的一天。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日，照常讀書。 

　　在杭州的這段時間，讀完了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開了頭。我每天記錄，並在梅行同志幫助下，當天整理一遍。離開杭州前，將已讀部分談話記錄整理成冊，並冠以《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筆記》。經胡繩、田家英看過，做了個別文字改動。 

　　1月4日，我們和毛主席離開杭州，去上海準備參加1月7日至17日在這裡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 

　　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車上，讀完了第三十三章，我即把整理好的記錄交給中央辦公廳，請他們列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擴大會議分組討論時，各組要求參加毛主席讀書小組的人傳達毛主席讀書時的談話內容。我被分到朱德、鄧小平同志所在的組。我問：毛主席沒叫傳達，可以傳達嗎？鄧小平同志說：可以傳達。於是，我按照整理的記錄詳詳細細地做了傳達。陳伯達、胡繩、田家英也在其他三個小組裡分別傳達了毛主席讀書的談話內容。 

　　毛澤東讀書很認真，一邊聽朗讀，一邊看書本，還不時在一些提法下面畫橫道，或者在旁邊畫豎道，打記號。當時我坐在毛主席身旁，也跟著他在我讀的那本書上照樣畫。從頭到尾，都這樣畫。有的段落，毛主席畫了以後接著就發表議論，有的長，有的短。我把毛主席的這些議論記錄在自己的筆記本上。有的段落，毛主席沒有發表議論，只是說了『對』、『好』、『正確』、『贊成』、『同意』，或者『不對』、『不正確』、『不贊成』、『不同意』，或者一兩句話，這類肯定或者否定的評語，我就記在自己讀的教科書上。有的段落畫了以後，毛主席既沒有發表議論，也沒有說對與不對。 

　　胡喬木同志在上海會議上聽了傳達後，把毛主席讀書的談話記錄和我讀的那本書一起拿去看了。看完以後，他對我說：你那本書上有跟著毛主席畫了槓的地方，有毛主席的簡單的旁批，這些內容記錄裡面沒有整理進去。據他看，整理的記錄內容，批評教科書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書的是多數，批評的是少數；只有把這兩部分合起來，才能夠全面地完整地反映毛主席讀書的見解。喬木這個意見是正確的。 

　　上海會議結束後，我們隨毛主席去廣州，在白雲山讀完了第三十四章至第三十六章和結束語，至此「教科書」下冊讀完，時值1960年2月9日。陶鑄、胡喬木同志參加了這段讀書活動。」 

　　毛澤東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經鄧力群等人進行整理，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近十萬字的談話記錄。談話內容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包括哲學、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國際問題、當前國內的一些政策問題，以及對一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價等等。 

　　毛澤東讀這本教科書，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緊密結合中國的實際，結合當前中國正在做的事情和他個人正在思考的問題，發表議論。有些是有感而發，有些是帶有總結經驗的性質。並且從中國的經驗同蘇聯的經驗相比較中，來探討一些問題。毛澤東讀教科書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獨立思考，又有分析。他說這次讀書採取了「跟著書走」的方法，是為了了解作者的觀點和方法。但他的思想並沒有只是跟著書走，既肯定正確的東西，又有大膽懷疑，提出許多不同的觀點和獨到的見解。毛澤東讀教科書還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他是作為一個革命家、政治家、戰略家，而不是作為一個學者來讀；他不是在那裡坐而論道，而是結合讀書考慮中國應該怎樣做。這次讀書是在廬山會議之後，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他的一些「左」的觀點。但又因為有了「大躍進」之後糾「左」的一段經歷，因而同發動「大躍進」時又有所不同。 

　　毛澤東讀教科書談話中，提出許多重要的思想觀點。例如：關於怎樣掌握完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問題；關於如何認識規律的問題；關於如何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問題；關於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係改變以後而不是生產關係改變之前的觀點；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兩種所有制問題；關於勞動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關係問題；關於社會主義條件下價值規律的作用問題；關於社會主義國家怎樣對待物質利益原則的問題；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階段論的觀點；關於中國四個現代化的提法問題；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問題；關於任何國家的共產黨都要創造新的理論的問題。 

　　運用對立統一規律，分析矛盾，是毛澤東一生中觀察問題、研究問題和處理問題使用的根本方法。這個方法始終貫穿在讀教科書的談話之中。他說：「對立統一的法則，對各種事物都是適用的。這樣來研究問題、看問題，就有了一貫的完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毛澤東批評教科書沒有運用這個世界觀和方法論來分析事物。他說，當作一門科學，應當從分析矛盾出發，否則就不能成其為科學。 

　　毛澤東用對立統一規律，來說明量變與質變的關係，說明量變中就有部分質變的道理。部分質變論，並不是毛澤東最先提出的，但經他重新提起並加以發揮，在中國哲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這個觀點，在他看來，不僅有哲學意義，還有實踐意義。就像他所說的：「在一個長過程中，在進入最後的質變以前，一定經過不斷的量變和許多的部分質變。這裡有個主觀能動性的問題，如果我們在工作中，不促進大量的量變，不促進許多的部分質變，最後的質變就不能到來。」 

　　關於如何認識事物規律的問題，毛澤東說：「要認識事物的規律，必須進行實踐，在實踐中必須採取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進行研究，而且必須經過勝利和失敗的比較。反覆實踐，反覆學習，經過多次勝利和失敗，並且認真進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認識合乎規律。只看見勝利，沒有看見失敗，要認識規律是不行的。」毛澤東批評這本教科書總是先下定義，從規律出發來解釋問題，有點像政治經濟學辭典。他說：「規律自身不能說明自身。規律存在於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不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下手，規律是說不清楚的。」「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個別社會、個別時代的歷史，是不能寫出好的通史來的。研究個別社會，就是要找出個別社會的特殊規律。把個別社會的特殊規律研究清楚了，那麼整個社會的普遍規律就容易認識了。要從研究特殊中間，看出一般來，特殊規律搞不清楚，一般規律是搞不清楚的。」這裡，他為人們指出了一個研究和認識規律的基本方法。 

　　關於如何研究政治經濟學，他說：「我們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生產關係，但是要研究清楚生產關係，就必須一方面聯繫研究生產力，另一方面聯繫研究上層建築對生產關係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這本書提到了國家，但沒有加以研究，這是這本書的缺點之一。當然，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生產力和上層建築這兩方面的研究不能太發展了。生產力的研究太發展了，就成為自然科學、技術科學了；上層建築的研究太發展了，就成為階級鬥爭論、國家論了。」 

　　毛澤東說：「政治經濟學和唯物史觀難得分家。」他根據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闡述了生產力、生產關係、上層建築這三者之間的辯證關係。他說：從世界的歷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築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後。都是先把上層建築改變了，生產關係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闢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當然，生產關係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係改變以後。」「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並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後才改造落後的生產關係，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係。消滅了舊的生產關係，確立了新的生產關係，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闢了道路。」這是一個重要的理論觀點，從根本上說，反映了世界歷史發展規律。問題在於，在運用這個理論觀點指導社會實踐的時候，不能以為只要不斷地改變生產關係，自然而然地就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也不能脫離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對生產關係的變革提出過高過急的要求。如果這樣理解，這樣去做，就會出現超越歷史發展階段的情況。究竟採取什麼樣的生產關係才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這要根據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在一定歷史階段上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水平和人們接受的程度。歸根到底，還要經過實踐的檢驗。 

　　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兩種所有制問題，是毛澤東特別感興趣、也是談得比較多的一個問題。這也不奇怪。從「大躍進」以來，他就一直在想這個事情，認為這是擺在他面前的一個現實問題。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不能長期並存，否則「就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充分滿足人民生活對農業生產越來越增長的需要。不能充分滿足工業對農業原料不斷增長的需要。而要滿足這種需要，就要把集體所有制轉變為全民所有制」。他說：「人民公社將來從基本隊所有，經過基本社所有，轉變為全民所有以後，全國將出現單一的全民所有制，這會大大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如果不從基本隊有制轉變為基本社有制，人民公社還不能鞏固，還可能垮臺。」這些觀點，仍然反映了毛澤東急於過渡的心態。從一九五八年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毛澤東對當時那種急於過渡的情況，作過一些糾正。廬山會議反右以後，又有明顯的反覆。他是從兩個角度考慮這個問題的。一個是從有利於發展生產力的角度，認為集體經濟的規模越大越有利於解放生產力；另一個是從鞏固工農聯盟的角度，認為在小合作社的基礎上，工農聯盟也是不鞏固的，必須從小合作社發展到人民公社，還必須從人民公社基本隊有發展到基本社有，再從社有發展到國有。毛澤東在談話中，以喜悅的心情，說到一些地方已經提出人民公社如何先從基本隊有過渡到基本社有的問題，個別地方甚至已經發生了從社有過渡到國有的問題。應當說，毛澤東在稱道一些「過渡」典型時，不是一點戒心也沒有。什麼戒心呢？一九五八年刮「共產風」的深刻教訓，他是記在心裡的。他既希望早一點過渡，又怕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再度颳起。他看到浙江的一個材料，說有些公社現在又出現了一平二調的情況。他說：「全國都要查查，有沒有同類情況，還可能再次出現『共產風』。」他反覆叮囑：「我們將來實現這個轉變的一個決定性的條件，是社有經濟的收入佔全社收入的一半以上。在轉變的時候，是隊共社的產，而不是社共隊的產。社員在這種『共產』以後，比在這種『共產』以前有利。」儘管有這些話，但毛澤東對這種「過渡」的稱道一傳達，事實上就助長了急於「過渡」的「左」的思想。 

　　毛澤東特別重視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問題。這是他從一九五六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特別是一九五八年南寧會議以來，不斷強調的一個問題，形成了他的一個思想特點，並且用於指導實踐。讀教科書時，又反覆講這個問題。他說：「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後，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作的。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於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應當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呢？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是：對領導人員來說，「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對企業的管理來說，要「採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幹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等」。他還進一步指出，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是管理權，包括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這些，體現了毛澤東對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者的權利和主人翁地位的維護和尊重，反映了毛澤東的民主觀和平等觀。 

　　價值規律是經濟學中十分重要的問題。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條件下價值規律的作用是肯定的，而且比史達林又前進了一步。但也有他的局限性，主要是把價值規律和計劃需要割裂和對立了起來。他說：「價值規律作為計劃工作的工具，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價值規律作為計劃工作的主要根據。我們搞大躍進，就不是根據價值規律的要求來搞的，而是根據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規律，根據我國擴大再生產的需要來搞的。如果單從價值規律的觀點來看我們的大躍進，就必然得出『得不償失』的結論，就必然把去年大辦鋼鐵說成是無效勞動、土鋼質量低、國家補貼多、經濟效果差，等等。從局部、短期看，大辦鋼鐵好像是吃了虧，但是從整體、長遠來看，這是非常值得的。因為經過大辦鋼鐵的運動，把我國整個經濟建設的局面打開了，在全國建立了很多新的鋼鐵基地和其他工業的基地。這樣就使我們有可能大大加快建設速度。」「總之，我們是計劃第一，價格第二」。毛澤東用「計劃第一，價格第二」來說明和解釋「大躍進」的合理性，是不能說服人的，也沒有經受住實踐的檢驗，這早已為歷史所證明。「大躍進」之所以受到嚴重挫折，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違反了價值規律。 

　　關於物質利益原則問題，是教科書講的比較多的一個問題。毛澤東很不滿意教科書關於這個問題的論點。他認為：教科書「把物質刺激片面化、絕對化，不把提高覺悟放在重要地位，這是很大的原則性錯誤」。他說：「教科書常常把物質利益的原則，一下子變成個人物質利益的原則」。「他們所強調的物質利益，實際上是最近視的個人主義。」物質利益是一個重要原則，但總不是唯一的原則，總還有另外的原則，教科書中不是也常說「精神鼓勵」原則嗎？同時，物質利益也不能單講人個利益、暫時利益、局部利益，還應當講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全局利益，應當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應當強調艱苦奮鬥，強調擴大再生產，強調共產主義前途、遠景，要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人民。」「要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毛澤東這些意見，代表了當時人們所普遍崇尚和遵循的一種主要價值取向和道德準則，對思想建設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對個人利益有所忽略。在這方面，毛澤東對教科書的批評，並不都是正確的。 

　　毛澤東在讀教科書談話中，首次提出社會主義發展階段論，說：「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後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把社會主義社會劃分成不發達的和發達的兩個階段，是在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中得出的重要論斷。這是一個科學的創見，也可以被認為是毛澤東從「大躍進」的經驗教訓中受到的啟示。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高漲的時候，毛澤東以及中國共產黨內許多幹部曾一度認為，用不了多長時間，甚至是很快，社會主義就可以向共產主義過渡。實踐打破了這種空想。過了一段時間，毛澤東便提出這個論斷。 

　　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提出來的全國人民的奮鬥目標，最早見之於周恩來一九五四年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後來，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改變了這個表述，提法是：「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一九五八年中共八屆二次會議的決議採用了毛澤東的提法。這個提法有一個優點，它不僅在物質文明建設方面，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不僅對發展生產力，而且對發展文化都提出了現代化的要求。但是沒有提國防現代化。（交通運輸業可歸入工業，因而可不單獨列出。）這次毛澤東讀教科書時，提出「要加上國防現代化」，這樣，對「四個現代化」就形成了比較完整的表述。後來，周恩來在他的報告中又把其中的「科學文化現代化」改為「科學技術現代化」，一直沿用了下來。 

　　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毛澤東也談了一些意見，主要有以下一些。 

　　「一九五九年，歐洲十幾個國家共產黨的會議中說，現在出現了永遠消滅戰爭的可能性，出現了把一切物力、財力利用來為全人類服務的可能性。這種說法，沒有馬克思主義，沒有階級分析，沒有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區別開來。」「只要階級鬥爭存在，戰爭總有一天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全世界範圍內，局部戰爭沒有斷過。美帝國主義現在的戰略是，在準備大戰的條件下，搞局部戰爭，連鎖反應，一個一個地吃掉我們。這當然是不可能實現的。」「世界大戰還是有兩種可能性。即使籤訂了不打仗的協定，戰爭的可能性也還存在。帝國主義要打的時候，什麼協定也不算數。至於打起仗來用不用原子彈、氫彈，那是另一個問題。」「我們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戰的，我們是希望和平的。爭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們最早提出的主張。如果能夠實現這個主張，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都是很有利的。」 

　　這些意見代表了中國共產黨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基本看法。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這個問題後來演變成為中蘇論戰的一個重要方面。 

　　毛澤東提出這樣一個觀點，哲學家都是為政治服務的。他說，馮友蘭在《四十年的回顧》中，用自己的事實駁斥了所謂哲學不為政治服務的說法。接著他說： 

　　「我們黨裡有人說，學哲學只要讀《反杜林論》、《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就夠了，其他的書可以不必讀。這種觀點是錯的。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列寧，不寫出「兩種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決一九0五年和以後出現的新問題。單有一九0八年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還不足以對付十月革命前後發生的新問題。適應這個時期革命的需要，列寧就寫了《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等著作，列寧死了，又需要史達林寫出《列寧主義基礎》和《列寧主義問題》這樣的著作，來對付反對派，保衛列寧主義。我們在第二次國內戰爭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矛盾論》，這些都是適應於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 

　　毛澤東在這裡說的，就是對馬克思主義既堅持又發展的問題，就是對馬克思主義應當採取的科學態度。 

　　以上摘引的，只是毛澤東讀教科書談話的一部分，遠遠不能涵蓋談話的全部內容。毛澤東讀教科書談話相當系統地反映了他的理論觀點和政策思想。其中有許多觀點和思想，對全黨不但有著理論指導作用，而且有著直接的政策指導作用。讀教科書期間，一九六0年一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應與會代表的普遍要求，毛澤東這個談話的內容，分別在會議的各小組會上進行了傳達。 

　　上海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一九六0年一月七日開始，十七日結束。參加會議的，除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外，還有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和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人。 

　　這次會議是為即將召開的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作準備的，首先要把一九六0年的計劃指標確定下來。會議的第一天聽取李富春關於一九六0年國民經濟計劃和今後三年、八年設想的報告。會議還聽取了林彪關於國防問題的報告，聶榮臻關於科學規劃的報告，陸定一關於教育工作的報告。會議集中討論的是計劃問題和國際問題，還議了一下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毛澤東是一月四日晚上從杭州乘專列於次日凌晨到達上海的。十七日閉會那天，發表講話，主要講形勢問題。 

　　他說：這次會議作出決定的只是一個問題，就是關於今年的計劃。關於鋼產指標，按照中央的方案，第一本帳，即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的，是一千八百三十五萬噸，第二本帳，爭取二千萬噸或者還稍多一點。他建議中央各部黨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都去組織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的方法是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條主義的方法。 

　　在講到國內形勢問題時，毛澤東說：「去年這一年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績。這次整風反右比歷史上哪一次都要深刻。國內我們團結了大多數人，包括了富裕中農中間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赫魯雪夫這一套我們能夠頂得住，尼赫魯、美國、英國刮的這股大反中國的風能夠頂得住，就是因為我們國內有這麼廣大的團結。」他對國內形勢的估計過於樂觀了，而又很自信。他說：「廬山會議以後很靈，生產月月高漲，看來今年至少不弱於去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一些。基本上是要把我們自己的事情搞好。我們準備分幾個階段，把我們這個國家搞強大起來，把人民進步起來，把物質力量搞強大起來。」 

　　關於國際形勢問題，除了杭州會議上講的那些內容以外，他還對赫魯雪夫訪美一事作出這樣一個評價：一方面是好的，跟西方國家講好，我們公開支持這一點；另一方面是不好的，就是擦粉，講話失去分寸。西方國家也給赫魯雪夫擦粉，但是他們比較有原則，有分寸。關於中蘇關係，毛澤東還是著重講團結，說這是中蘇兩國的根本利益所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根本利益所在，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赫魯雪夫雖然有這些缺點，我們應該團結，估計到是可以團結的。同時他又說：「和平過渡的觀點肯定是機會主義的觀點，要寫一些文章，批判這個東西，今年是莫斯科宣言發表三周年，來他一次全國性的運動。（鄧小平插話說：「有兩個紀念，列寧誕辰九十周年快到了，四月二十二日。和平過渡，和平主義，戰爭與和平的問題，都可以闡明的。」）這些若干原則性的問題，我們要公開表示我們的意見。」毛澤東說：「帝國主義的策略是可以靈活運用的，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這是從資產階級的本性不能改變而來的。只要有資產階級存在，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個時期，一個相當時期能夠避免，這是可能的。」 

　　這次會議，批准了國家計委《關於一九六0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提出今後三年和八年的設想。會議認為，一九六0年還將是一個大躍進年，可能比一九五九年形勢更好；確定一九六0年鋼產量為一千八百四十萬噸，糧食產量為六千億斤。八年的總目標是，基本實現四個現代化，建立起完整的工業體系，同時要基本上完成集體所有制到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過渡。會議還要求本年內大辦公共食堂，試辦和推廣城市人民公社。 

　　上海一月會議，是在繼續「大躍進」的濃厚氣氛中召開的，對形勢的估計和指標的確定都不切實際。會後，全國又開始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食堂，大辦養豬場等，一些原來確定減縮的基本建設項目重新上馬，高指標、浮誇風、命令風和「共產風」又嚴重地泛濫起來。這段時期，一九五九年冬與一九六0春，是經濟工作中「左」傾蠻幹最厲害的一段時期。 

　　上海會議結束後，一月十八日，毛澤東回到杭州，繼續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二十七日到廣州，在這裡最後讀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廣州期間，毛澤東還完成了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審定《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全部正文。 

　　從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六日，毛澤東差不多每天都到雞頸坑（廣州郊區的一處別墅）審讀第四卷文稿。同他一起審讀的有康生、胡喬木、田家英。第四卷的編輯工作，不像前三卷那樣由毛澤東親自動手作編輯工作，而是在別人編好之後，由他主持通讀定稿。他逐篇仔細審讀，有時順手改幾個字。他還增加了幾篇文稿，都是為新華社寫的評論和中共發言人的談話。 

　　《毛選》第四卷是解放戰爭時期的著作，它是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記錄，反映了中國人民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英雄氣概和所向披靡的革命威勢。毛澤東對這一卷選集特別偏愛。他曾說：「一、二、三卷我都沒有多大興趣，只有個別的篇章我還願意再看，這個第四卷我有興趣。那時候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不如此，不足以對付我們這位委員長。」 在通讀第四卷時，毛澤東顯得特別興奮，「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裡如虎」的氣概，油然而生。讀到《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關於重慶談判》等文章時，他不時地發出爽朗的笑聲。《毛選》第四卷的文章，不僅內容重要，思想深邃，從文字上說也是上乘之作，有很高的藝術性。既有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的氣勢，又有行雲流水、議論風生的韻致，還有喜笑怒罵皆成文章的幽默、諷刺，剛柔相濟，情文並茂，充分表現了毛澤東特有的文風。其中《論人民民主專政》和《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兩篇名著，為新中國建國綱領奠定了理論基礎和政策基礎，就其基本思想來說，將在長時間內保持它的生命力。 

　　三月八日，是審讀的最後一天，在毛澤東的住處廣州小島賓館進行。除康、胡、田三人，參加《毛選》第四卷工作的其他人也都參加了。開始有的同志還有點拘謹，經毛澤東一番輕鬆的談話，緊張氣氛頓時消除，覺得很舒坦、愉快。 

　　五月二十四日至六月二日，毛澤東又審讀了《毛選》第四卷的全部題解和注釋。在題解和注釋中，很多地方涉及彭德懷。彭在解放戰爭時期任西北野戰軍（後改稱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指揮過許多重要戰役。編《毛選》第四卷之時，正值廬山會議批彭反右之後，彭德懷的名字和他的戰績，能不能寫到《毛選》裡面，這在當時是一個極敏感的問題。為此，田家英專門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明確回答：「應該寫，過去那一段應該承認。」這是對待歷史問題的一種鄭重態度。這一卷軍事方面的注釋比較多，涉及四個野戰軍和華北部隊等，所以由黨的總書記鄧小平掛帥，請三位元帥、五位大將參加了注釋工作。 

　　《毛選》第四卷於一九六0年九月出版，隨即在全國出現了一個學習熱潮。至此，作為毛澤東思想最集中的代表《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全部完成。

①毛澤東給劉少奇、周恩來、彭真的信，手稿，1959年12月3日。
②赫魯雪夫1959年12月1日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說：「我們在明智地利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偉大優越性、全力加強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同時，應當始終如一地、創造性地運用列寧關於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說，成為列寧主義的能手，不落後也不搶先，形象地說，就是互相對對表。如果這個或那個國家的領導人開始驕傲自大起來，這就會有利於敵人。」
③毛澤東關於國際形勢的講話提綱，手稿，1959年12月。
④毛澤東在十八集團軍延安總兵站檢查工作會議總結時的演講，1939年1月28日。引文中的「三百五十九日」，是按中國農曆算的。
⑤毛澤東病歷，1976年9月。
⑥應是《毛主席詩詞十九首》。
⑦《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後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1998年1月印。
⑧以上均引自《毛澤東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1998年1月印。
⑨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講話記錄，1960年1月17日。
⑩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0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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