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經過20多年發展，已經成為一個成果突出、具有鮮明特色並達到較高理論高度的分支領域，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對城市生活近代化「高點低面」的極度不平衡狀況關注度不夠，缺乏對各城市生活變遷不同類型的相互比較、相互聯繫研究，缺乏對中西生活元素交匯融合的機制特別是傳統生活元素的演變與作用的研究，缺乏對各種生活元素在生活變遷及社會整體變遷中的地位與影響的研究。「公共性」理論範式的應用提升了城市生活史研究的理論高度，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如應用比較隔膜、生硬，與實際生活狀況及中國人的生活感受和觀念契合度不高。
關鍵詞：中國近代史/城市史/生活史/社會史/史學理論方法
中國近代社會變革中，城市近代化具有先導和火車頭作用，生活近代化則是社會近代化變革的一種標誌和結果。生活世界的變革首先從城市開始，特別是處於中西文明交匯前沿並具有擴散影響的全國性或區域性中心城市，是西方生活元素輸入及生活近代化變革的橋頭堡。自晚清上海、天津等早期通商城市生活領域出現變化，直至清末以後伴隨政治變革和制度變遷，生活變革潮流向其它城市擴展，各大城市新生活元素成為引領中國社會生活近代化變遷的播種機。因此，伴隨近代社會史和城市史研究的深化，城市生活史也越來越引起研究者關注，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已經成為一個熱門領域。但迄今尚未有專文對此領域的研究狀況作過綜合評介，為了反省過去以尋求發展，本文擬對近代城市生活史的研究歷程作一回顧，並對研究熱點、缺陷不足及發展趨向作些討論。
一、研究歷程及發展階段
中國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以城市為空間範圍、以生活為主要內容，發展歷程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90年以前，附屬期。有關近代城市生活的內容，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社會史復興帶動城市史復興以後，即開始有了相關研究，但90年代之前研究成果不多，相關內容主要附著於兩個領域：一是附著於近代城市史研究中，但由於生活只是城市社會變革的一種結果和呈現，不是城市變革的先端和發動力量，因而所佔分量不重；二是附著於近代風俗史等論著中，但一般內容比較綜合和籠統，缺少城市特性和城市空間感。因此，這一時期近代城市生活史雖然有了一些零散研究，但尚不能稱為一個專題研究領域。
第二階段，1990-2000年，初興期。進入90年代以後，隨著城市史和生活史研究走向深化，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領域得到開拓，開始出現較多研究論文，也出現了較早的研究專著，如樂正《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1860-191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忻平《從上海發現歷史——現代化進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會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二書，是較早有關近代城市生活史的研究專著，標誌著近代城市生活史開始形成獨立的研究領域。
第三階段，2000-2016年，興旺期。2000年以後，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開始快速發展。首先，集中出版了一批有代表性大城市近代生活史研究專著。如袁熹《近代北京的市民生活》(北京出版社2000年)，對近代政治和文化中心城市北京的市民生活作了開拓性研究。李長莉《晚清上海社會的變遷——生活與倫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一書，考察了晚清上海通商後出現的生活風俗與觀念變遷的互動。周俊旗主編《民國天津社會生活史》(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一書，考察了天津在民國時期成為北方經濟中心都市的過程中，市民衣食住行和就業、交往、消閒、時尚等生活方面的變化。這三部書分別對上海、北京、天津三大全國性中心城市生活史作了比較綜合性的研究，標誌著近代城市生活史開始有了比較成熟的系列研究專著。與此同時，《史林》2002年第4期刊出「上海城市社會生活史筆談」專欄，多位學者撰文討論開展城市生活史研究的意義，呼籲倡導加強研究。這些都標誌著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開始進入成熟發展階段。此後近十餘年來，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日漸興旺，成為一個吸引海內外研究者關注的熱門領域，表現為研究成果快速增多，涉及面不斷擴大，論題愈益細化，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也有創新，形成一些研究熱點，也顯示出一些特點。
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的成熟與成就，還反映在近年出版的近代生活史綜合通史著作。由於城市生活是近代生活變化時間最早、速度最快、程度最大、領域最廣、具有先導性和代表性的領域，因此城市生活史研究的積累，為撰寫大部頭近代生活通史著作奠定了基礎。如近年陸續出版的嚴昌洪《20世紀中國社會生活變遷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李長莉《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從傳統到近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李長莉、閔傑、羅檢秋、左玉河、馬勇合著《中國近代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這三部近代生活綜合性通史著作中，城市生活都是主線和主要內容，是反映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達到一定廣度與深度的綜合性研究成果。
二、研究對象城市的分布
中國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對象城市的分布，取決於以下因素：第一，該城市由中西文明交匯引起生活領域變化的先後、程度及範圍，出現新生活元素的數量、種類及層次，在中國人生活近代化變遷過程中的地位及影響力；第二，留存歷史資料狀況；第三，研究力量。這些因素具有優勢的城市，會成為研究者優先或集中選擇的研究對象。其中第一是首要因素，由於各地生活領域變化先後及程度極度不平衡，由此導致研究對象城市的分布也呈現極度不平衡狀態，表現為高度集中在少數全國性及區域中心城市。
(一)集中在全國性及區域中心城市
1.全國性中心城市
上海第一批開口通商，很快發展為全國第一大商業貿易城市，是近代中西文明交匯時間較早、發展最快的城市，也是西方生活元素進入及社會結構變動而引起生活領域發生變化時間早、速度快、規模大、領域廣、影響最大的城市，在全國首屈一指，而且貫穿整個近代百年，可以說是中國近代新生活文明的中心，因此受到研究者集中關注。其次是稍後興起的北方通商及新生活文明的中心天津，以及清末新政以後全國政治與社會變革的中心北京。這三個城市都具有全國性影響，可說是全國性中心城市，相繼成為城市生活史研究最受關注的重點城市。
上海城市生活的豐富內容、在中國近代社會佔據的特殊地位及對全國的強大影響力，吸引了眾多研究者關注，不僅上海本地學者，還有上海之外的學者甚至海外學者，紛紛對上海城市生活展開研究。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上海生活史的研究論著數量，也遠遠多於其他城市研究論著的數量，呈現一枝獨秀的狀態。較早及綜合性研究著作除前述成果之外，還有羅蘇文《近代上海都市社會與生活》(中華書局2006年)、熊月之《異質文化交織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等。
近十年來，上海生活史研究呈現噴湧式發展狀態，出現了批量性研究成果。特別是在2008-2011年短短四年間，以上海社會科學院熊月之為首組織出版「上海城市生活史叢書」(上海辭書出版社)，連續推出了兩批共25部有關上海城市生活史的專題研究著作。這些著作的內容大部分屬於近代時段，涉及的專題豐富多樣，有都市生活、飯店與菜場、房荒、舞廳、照相、公共生活空間等物質生活史，還有關於買辦、文人、學生、報人、律師、工人、職員、閘北居民、女性以及日僑、猶太人、俄僑等社會群體生活史。這套叢書將上海城市生活史研究推向了專題化、精細化、深化及成系列、成規模的水平。此後，關於上海生活史的研究成果仍在持續增加。我們期待著在這些專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能夠儘早出現綜合性的上海生活通史著作。
上海生活史研究的興旺發展，得益於三個優勢條件：一是近代上海生活本身具有其它城市不可比擬的豐富性、先導性、代表性和典型性；二是留存歷史資料、研究資源相當豐富，是研究中國近代城市生活變遷的一座寶庫；三是擁有一支強大的研究隊伍，上海科研機構及多個高校都有研究上海城市史的團隊，他們有分有合，相互協調，形成老中青相結合、組織得力、合同作戰的上海本地研究軍團，成為研究上海生活史的主力軍。上海作為近代全國中心城市的地位，也吸引外地學者的關注。作為近代東方國際都市和中國近代城市典型，也吸引著海外學者的關注，「國際化」成為上海城市生活史研究的一個突出特點，在美國、法國、德國、日本、中國臺灣等地都有上海生活史的研究者，並出版了一批研究論著，如在美國的學者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毛尖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盧漢超《霓虹燈外——20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煉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等。
除了上海之外，天津是稍後興起的通商城市，也是北方中西生活文明交匯的中心，在北方地區有廣泛影響，在天津城市史研究中生活史內容也日益受到關注。還有北京作為全國政治中心，在清末新政以後生活領域出現明顯變化，對全國產生廣泛影響，北京生活史也陸續出現研究成果，如袁熹《北京近百年生活變遷(1840-1949)》(同心出版社2007年)等。上海、天津、北京這三個全國性中心城市，成為城市生活史研究的重點城市，研究者也不僅限於本地，還吸引了不少外地學者，其中上海又是重中之重，研究成果最為集中和突出。
2.區域性中心城市
在全國性中心城市之下，在某一區域——一般是省域或跨省域——具有影響的城市可稱為區域性中心城市，也日益受到關注，出現一些城市生活史研究成果。如廣州、武漢、南京、成都、重慶等城市。大致趨向是，晚清時期主要集中在通商性中心城市，如廣州①、武漢，民國以後集中在政治性中心城市，如新首都南京和抗戰時期陪都重慶，這些城市生活變遷都具有一定的區域性影響，因而受到關注。此外一些省域城市的研究成果則多取決於研究力量的強弱，如成都、濟南、杭州②等都有一些比較成熟的城市生活史論著。近年隨著各省加強文化建設，紛紛制定了編撰省級城市史、甚至次級城市史的計劃，因而省域中心城市史研究有所擴展，可以預期，有關更多省域城市近代生活史研究成果也會隨之增多。
就以往的研究成果而言，由於在近代省城以下的府、縣城及小城鎮，生活方式一般受上級中心城市的輻射，在研究視野下大多與鄉村結合而納入區域史範疇，如比較多的江南城鎮生活史，大致屬於城鄉一體結構，不具城市近代化典型意義，故本文暫不討論。
(二)研究對象選擇的優勢與不足
中國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對象集中在全國性及區域中心城市，這種集中研究的優勢表現在：
1.上海是中國近代開放通商城市的典型，也是中國城市生活變革的先鋒和代表，對上海生活史的集中研究，可以使我們了解和把握中國城市生活近代化發展的最高點。其它幾個研究比較集中的全國或區域中心城市，也代表著一定區域範圍生活變遷達到的高度。城市生活史研究集中在生活變遷的前沿地帶，反映了生活近代化達到的最高水平。
2.城市生活史關注重心在中西文明交匯下西方生活元素進入的狀況，對研究對象城市的選擇，也往往以吸收西方生活元素的程度為標準。反映了中國近代生活變遷的根本特徵，即是中西文明交匯及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生活元素，這對於延續至今的中西文明交匯融合下的生活變遷具有借鑑意義。
但中國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對象過於集中在中心城市，也存在明顯的缺陷與不足，主要表現為：(1)集中研究中心城市生活，即以城市生活近代化的高點來選點，易使我們對於中國城市近代化的觀察流於片面，只看到點而忽略了面，只看到突出的高點，而忽略普遍的低面，只強調城市近代化從點上達到了怎樣的高度，而忽略了對城市近代化全面狀況的觀察和估量。對城市近代化狀況這種「高點低面」的極度不平衡狀況關注度不夠，估計程度不足，對於城市生活變遷極度不平衡的狀況、程度及造成後果缺乏研究，因而影響我們對中國城市近代化的總體判斷、特別是對不平衡狀況及難度的判斷。(2)多數研究是對特定城市的個案研究，而對於各城市生活變遷不同類型的相互比較、相互聯繫缺乏研究，因而難以對城市生活變遷複雜性及整體狀況作出比較全面的評估。(3)對城市生活變遷中吸收西方生活元素集中關注，而對中西生活元素交匯融合的機制特別是傳統生活元素的演變與作用研究不夠，使得城市生活變遷史，往往成了引進吸收西方生活元素史，而對人們的原本生活如何發生變遷則甚少注意，使得城市生活變遷的面貌片面化。
三、研究熱點領域
20餘年來中國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成果已經相當豐碩，正式出版的相關研究專著已達近百部，專題研究論文有數百篇，還有一批未正式出版的博士、碩士論文，論題涉及城市生活的諸多方面，且有日益細化的趨向。綜合來看，有一些相對比較集中的熱點領域，分述如下。
(一)休閒娛樂與文化生活
近代城市生活的突出特點是消費性和商業性，商業繁榮、人口流動，市民生活市場化、消費欲望增強、消費能力提高、社交需求加大，特別是西洋消費品引入、新消費形式出現，共同催生了消費商業、休閒服務業發達，而休閒生活又與人們的公共生活、社會交往、人際關係密切相關。因此，近代城市生活中休閒娛樂和文化生活的變化，是最顯眼、富有特色、多姿多彩、內涵豐富的生活領域，因而受到研究者的集中關注，研究成果數量較多。如對城市公園、戲園、茶館、妓館、劇場、電影院、娛樂場、舞廳、報刊等都有集中研究，專題論文數量眾多，研究專著如徐劍雄《京劇與上海都市社會(1867-1949)》(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2012年)、馬軍《舞廳·市政：上海百年娛樂生活的一頁》(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葛濤《唱片與近代上海社會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等。
報刊是近代城市中出現的一種新大眾傳播媒體，報刊閱讀也成為新的大眾化文化休閒方式，城市市民是閱讀報刊的主要人群。這方面的研究專著有崔波《清末民初媒介空間演化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卞冬磊《晚清報刊閱讀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盧寧《早期〈申報〉與晚清政府——近代轉型視野中報紙與官吏關係的考察》(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2年)等。
(二)日常生活
近代城市市民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是外國商品輸入流行且影響較廣的領域，也是城市居民在實際生活中感受最直接、最廣泛的方面，對人們的生活方式影響最大，因此研究成果也比較多，主要偏重於西式生活器物的引進與影響。
新式交通工具是西方近代技術應用於生活領域最有代表性的事物，新式交通工具的引入和推廣使人們的交通方式發生巨大變化，對城市市民的日常出行和流動方式具有很大影響，因此受到較多研究者關注，這方面的研究往往與交通史相重合。對城市新交通工具如人力車、自行車、電車、汽車的引入及發展，特別是公共運輸的變化，都有不少研究論著，研究專著如陳文彬《1908-1937年近代化進程中的上海城市公共運輸研究》(學林出版社2008年)。還有一批尚未正式出版、但分量比較重的博士論文，如徐濤《自行車與近代中國(1868-1949年)》(華東師範大學2012年博士論文)、李玉梅《民國時期北京電車公司研究》(河北大學2012年博士論文)、李沛霖《抗戰前南京城市公共運輸研究(1907-1937)》(南京師範大學2012年博士論文)。此外還有一批碩士論文，涉及多個城市的交通變遷③。
衣飾服裝方面，有對洋布流行的考察④，更多研究偏重清末以後的服制改革和女性服飾的演變，主要是仿西服及簡約化。飲食方面變化主要是西餐館的出現及流行。此外還有一些諸如洋油、洋燈、火柴等日用洋貨進入市民生活的研究。
(三)群體生活
人以群分，一個群體或階層的人們往往具有相近的生活方式，與他們的生存方式及習俗文化有一定聯繫，因此一些特定人群的群體生活，也受到研究者較多關注。
第一個研究比較集中的是婦女群體。由於女性佔人口之半，女性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角色在近代發生了巨大變化，城市女性是這種變化的主要體現者，因此吸引不少研究者，出版了一批數量可觀的研究成果，這方面的成果往往與女性史相重合。研究專著有多部，綜合性著作有鄭永福、呂美頤《近代中國婦女生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些特殊女性群體受到集中關注，如有關妓女生活的研究有邵雍《中國近代妓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薛理勇《上海妓女史》(海峰出版社1996年)，還有海外學者的研究專著，如美國學者賀蕭《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譯本)、法國學者安克強《上海妓女：19-20世紀中國的賣淫與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中譯本)、美國學者葉凱蒂《上海·愛：名妓、知識分子與娛樂文化(1850-1910)》(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中譯本)。還有對於舞女群體的研究有馬軍《1948年：上海舞潮案——對一起民國女性集體暴力抗議事件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有對職業婦女的研究，如程鬱、朱易安《上海職業婦女口述史：1949年以前就業的群體》(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還有對政治人物夫人生活的研究，如陳寧駿《民國政要及其夫人們：鮮為人知的政界要人家庭生活》(東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蔣豐《民國軍閥的後宮生活》(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5年)。
第二個研究比較集中的是文人群體。城市文化人群體是社會文化精英、是城市文化的主要創造與傳播者，在社會中有廣泛影響，他們的生活狀態對他們的文化活動具有重要影響，因而研究比較集中，論著數量多，研究專著即有多部，如劉克敵《困窘的瀟灑：民國文人的日常生活》(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葉中強《上海社會與文人生活(1843-1945)》(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劉克敵、蘇翔《民國杭州文人日常生活》(杭州出版社2011年)、許紀霖等《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還有關於特殊文化人群體的研究專著，如王敏《上海報人社會生活：1872-1949》(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張明武《經濟獨立與生活變遷：民國時期武漢教師薪俸及其生活狀況研究》(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2年)、劉訓華《困厄的美麗：大轉局中的近代學生生活(1901-1949)》(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4年)、施扣柱《青春飛揚：近代上海學生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等。
第三個受到較多關注的是工人及下層勞動者群體。這些多是城市出現的新勞動群體，特別是民國以後人數日益增多，在社會中的影響力也逐漸增大，尤其是中共領導的革命以工人階級為重要力量而予以重視。研究專著如宋鑽友、張秀莉、張生《上海工人生活研究：1843-1949》(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此外還有不少專題論文，有一批分量比較重的博士、碩士論文，博士論文如於景蓮《民國時期山東城市下層社會物質生活狀況研究(1912-1937)》(山東大學2011年博士論文)，有多篇碩士論文，涉及上海、天津、漢口、重慶、成都等城市的工人、人力車夫的生活狀況⑤。
除了這些重要群體之外，一些特殊群體生活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如江文君《近代上海職員生活史》(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考察了職員生活，馬學強、張秀莉《出入於中西之間：近代上海買辦社會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考察了買辦生活，汪之戰《近代上海俄國僑民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陳祖恩《上海日僑社會生活史1868-1945》(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王健《上海猶太人社會生活史》(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考察了上海外僑生活。
以上幾個研究成果比較集中的熱點領域，反映了這些生活方面出現的變化比較突出，吸引研究者關注。這種突出變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一些西方生活元素引進比較多、與傳統生活相比變化顯著的現象，如公園、電影、舞廳、唱片、報刊等西式休閒方式，新式交通工具的引進對人們出行方式的影響等；另一方面是在中國近代社會變革中影響比較大的生活領域，如女性、文人和工人群體生活的變遷，交通出行方式的變遷等。這兩個方面正是中國人生活近代化的兩條主線，是標誌生活近代化水平的主要指標和體現，其內含的生活「現代性」價值觀，反映了研究者的普遍共識。
縱觀這些研究成果，發現存在的不足與缺陷主要表現在：(1)對新生活元素的描述比較多，而對這些元素與市民生活的互動關係研究少；(2)對生活元素分門別類的專題研究多，而綜合性研究特別是對各種生活元素在生活變遷及社會整體變遷中的地位與影響研究少；(3)對單一城市生活變遷研究多，而對不同城市生活變遷的特點及異同比較研究少。這些不足與缺陷，在城市生活史研究發展初期階段也許是難免的，在個案研究積累到一定程度後，隨著研究的深入，應有所改觀。
四、理論範式：「公共生活」與「公共性」
在中國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中，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不少研究者具有一定的理論關注點，形成一種理論化研究範式，即生活的「公共性」問題。這一問題是借鑑西方「市民社會」理論及「公共領域」理論，把「公共性」作為城市近代化的核心價值，而這種價值的主要體現就在生活領域，即「公共生活」或生活的「公共性」。因此，許多城市生活史研究者，將生活的「公共性」作為或顯或隱的價值指標和理論解釋範式。
有不少研究論著以城市生活的「公共性」作為論題，如關於城市公園、茶館、劇場、街區等「公共空間」，關於城市休閒娛樂生活的「公共休閒」，報刊媒體等形成「公共輿論」等。在城市生活史研究論著的行文中，也多見一些體現生活「公共性」的名詞，如「公共空間」「公共生活」「公共休閒」「公共時間」「公共輿論」「公共交往」等。直接明標生活「公共性」的研究專著就有多部，如關於城市「公共空間」有王敏等《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間：1843-1949》(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日本學者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與國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關於公共休閒生活有王笛《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李德英、謝繼華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王笛《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關於城市公共運輸如前述陳文彬《1908-1937年近代化進程中的上海城市公共運輸研究》；關於城市公共衛生有杜麗紅《制度與日常生活：近代北京的公共衛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彭善民《公共衛生與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關於公共交往有前述許紀霖等《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這些研究論著，都把「公共性」作為論述城市某一方面生活的核心，形成了一定的理論範式。
「公共性」是城市近代化、市民社會的一個核心標誌，「公共性」理論在中國城市近代化變遷研究中有所體現，而體現最為突出和集中的即在於城市生活史研究領域，或者說城市的「公共性」主要就是在城市生活領域集中體現的，也因此吸引研究者的關注。在研究實踐中，「公共性」理論範式對近代城市生活變遷及其意義，也確實體現了一定的解釋力。
「公共性」理論範式在城市生活史領域的突顯，提升了城市生活史研究的深度與理論高度，特別是在近代社會史各研究領域普遍存在平面化、碎片化而理論稀薄、缺少理論解釋範式的狀況下，具有引領和提升理論高度的意義，也突顯了城市生活史研究的價值及研究者的理論關懷。
但是，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中「公共性」理論範式的應用也存在一些缺陷。首先，在一些研究中，借用這一來自西方的理論或名詞，還比較粗糙、隔膜、生硬，與實際生活狀況及中國人的生活感受和觀念契合度不高。其次，這一來自西方的理論，對於中國近代城市生活中西生活元素的交匯融合、對於傳統生活元素的近代演變等本土性問題，其解釋力不足。因此，在以後的研究中，還需更深入地探索基於中國近代城市生活變遷本身，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而形成本土化的理論解釋範式。
五、結語
由以上回顧可見，中國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經過20多年的發展，已經取得了比較豐碩的研究成果，在整個中國近代社會史領域中可以說是一個成果突出、具有鮮明特色並達到較高理論高度的分支領域。
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總的趨向是研究對象城市日益增多，隨著今後各省級城市史研究的擴展，各地城市生活史也都有隨之擴展的前景。從研究涉及城市生活的層面來看，呈現日益多樣化、精細化及問題意識增強的趨向，特別是與當今城鎮化關係密切的生活問題，以後會更加受到關注。這些新趨向既是學術深入發展的內在邏輯，也是對當今我國城鎮化改革現實需求的回應。
對於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存在細碎化、平面化缺陷，以後應當注重加強理論性、聯繫性、綜合性研究，特別注重探索對近代城市生活變遷的理論解釋，以提供對中國近代城市化及生活變遷具有更強解釋力的理論創新成果。
注釋：
①蔣建國.廣州消費文化與社會變遷1800～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
②何王芳.民國杭州社會生活.杭州：杭州出版社，2011.
③韓鵬.民國時期天津人力車研究.瀋陽：遼寧大學，2013；李志紅.民國時期北京城市公共汽車事業研究(1935-1948).北京：首都師範大學，2008；邢利麗.國民政府時期南京城市公共汽車事業研究.合肥：安徽大學，2014；薛聖坤.重慶城市公共汽車事業研究(1933-1949).重慶：重慶師範大學，2012；張偉.抗戰時期重慶城市公共運輸發展研究.重慶：西南大學，2014；朱君.清代成都交通與城市發展研究.成都：四川大學，2007；餘曉峰.傳統與變革——從公共汽車的出現看成都近代城市公共運輸的變遷.成都：四川師範大學，2007；艾智科.公共汽車：近代城市交通演變的一個標尺——以1929年到1931年的漢口為例.成都：四川大學，2007.還有關於交通管理的研究，如：何蘭萍.上海公共租界城市交通管理研究.上海：東華大學，2007.
④李長莉.洋布衣在晚清的流行及社會文化意義.河北學刊，2005，(2).
⑤湯蕾.多重權力網絡下的近代中國人力車夫——以1945-1949年的漢口人力車夫為中心.武漢：華中師範大學，2006；張致森.二十世紀三十～四十年代成都市人力車夫研究.成都：四川大學，2007；匡丹丹.上海工人的收入與生活狀況(1927～1937).武漢：華中師範大學，2008；陳柳青.天津工人經濟收入與生活狀況考察(1930-1956).天津：天津大學，2009；張晶.抗戰時期重慶工人收入與生活狀況研究.重慶：重慶師範大學，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