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素花
作者簡介
嶽素花，1950年生於河北省徐水縣。1966年到鐵道部專運處工作，1968至1976年在毛澤東專列上工作，1973年起任專列列車長。1980至1987年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工作。1988年進入中組部黨建研究所，歷任信息研究室主任、《黨建研究》雜誌副主編、黨建研究所副所長等職。2011年8月退休，現為全國黨建研究會特約研究員。
今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主席誕辰120周年紀念日。時光飛逝，毛主席離開我們已經37年。我曾經作為乘務人員，在毛主席專列上工作過8年，數次執行毛主席乘專列出行的任務。在此期間，毛主席的一言一行都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在毛主席誕辰120周年將近時，我對他老人家的懷念也愈發強烈。這促使我在花甲之年拿起筆，將心靈深處珍貴的回憶記錄下來。
初見毛主席
我是一名出生在河北的農家女。1966年，鐵路部門到我的家鄉招工，經學校推薦，剛剛完成初中畢業考試的我被列入了候選名單。經過面試和一系列的政治審查，我被錄取了。11月，我來到了首都北京，成為鐵道部專運處的列車員，工作任務是為中央首長和外賓乘坐火車提供服務。更讓我沒想到的是，經過一年的培訓和實習，我被分配到了毛主席專列包乘組。包乘組的老同志們跟我講了許多主席關懷工作人員的故事，這激發了我想見毛主席的急切心情。1969年5月29日，我第一次接到了執行任務的命令，心裡十分高興。我一邊緊張地做著出發前的準備，一邊想像著見到毛主席時的情景。
列車駛出北京後，我們幾位新同志按捺不住想見主席的急切心情，不斷問列車領導，主席能不能在這次任務中接見我們。列車領導回答說，主席工作很忙，一上車就開始工作，要有合適的機會才能向主席提出請求。
幾天後的一個下午，列車仍在運行，主席公務車上的列車員張玉鳳來到宿營車，對列車領導說：「主席聽說來了新同志，現在要見見她們。」我們這些農村女孩從小唱著《東方紅》長大，只見過牆上的主席畫像。想到馬上要面對面見到毛主席了，我們的心情格外激動。我盡力抑制著心跳，和幾個夥伴一起跟張玉鳳來到了主席的公務車上。
1963 年10 月，毛主席在專列上看河北省水利工程長遠規劃圖。
主席正在主臥室裡休息，穿著一件灰白色睡衣，斜靠在寬大的木板床上。見到我們進來，他笑眯眯地望著我們。我們齊聲說了句「主席好」。主席點點頭，起來和我們一一握手，接著就和我們拉起了家常。主席說話帶著濃重的湖南鄉音，我們聽不太懂，直發愣，主席就讓張玉鳳在一旁當起了翻譯。主席問我們多大了，是哪裡人，讀過多少書。當聽說我們是初中生時，他又認真地問：「你們讀到畢業了嗎？」有同志說：「我們是66屆畢業生，快要中考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高中停止招生，我們就參加了工作。」聽到這裡，主席若有所思地說：「你們是最後一批畢業生了。」我們這批來自農村的新同志，不過二十來歲，一張張黑紅的面孔透著健壯。主席握住餐車服務員小周的手，擺出掰腕子的架勢說：「來，看看誰勁兒大。」就這樣，主席和一個來自農村的小姑娘掰起了腕子。不知過了多久，主席說：「我累了，該休息了。」我們這才依依不捨地離開了主席的房間。
回到各自工作的車廂後，那些和我們同時參加工作的男同志聽說主席接見了我們幾位女同志，羨慕不已。大家一起又向專列領導提出了同主席合影的請求。列車領導十分理解我們的心情，並向與主席同行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轉達了這個請求。他答應合適的時候安排，我們自此又開始了漫長的等待。
主席這次外出歷時4個月，途經武漢、長沙、南昌、杭州、上海、南京、濟南，9月23日到達天津，在專用線上停了下來。大家這時都很失望，因為列車再一啟動就回北京了，同主席合影的願望也就泡湯了。那天，我正站在車門口值班，突然感到車上的人們開始騷動起來。和我同在一個車廂工作的列車員小王跑過來告訴我：「一會兒主席下車散步，和大家照相。」聽到這個消息我激動不已，但很快心裡就犯起了嘀咕：「乘務紀律規定，當班時不許擅離崗位。我正值班呢，怎麼辦？」這時一位和我在同一位置站崗的警衛戰士看出了我的心思，對我說：「你去吧，有我呢。」徵得領導同意後，我快步趕上大家，朝主席下車的方向跑去。
看到主席下車，大家都熱情地鼓起掌來。主席朝大家揮揮手，鼓著掌走進了人群。專列劉隊長握住主席的手，激動地說：「祝毛主席萬壽無疆!」主席隨口應道「萬壽無疆」。這時有人搬來了藤椅，想讓主席坐下和大家合影。主席卻用手撥開藤椅，順勢坐在長滿雜草的地上，對大家說：「我們是自家人。」大家快速圍在了主席周圍，攝影師連連按動快門，為大家留下了永久的紀念。聽攝影師說「好了」，主席打算起身，卻笑眯眯地望著我們說：「起不來了。」人們趕忙扶主席站起來。值班的同志合過影之後，大多很快回到了崗位上，我剛要離開，不知是誰說：「主席，和我們女同志單獨照一張吧。」主席沒說話，笑眯眯地站在那裡。攝影師朝我們使了個眼色，十幾位女同志又迅速站到主席身邊照了一張。周圍的同志見還在照，又陸陸續續跑過來。主席環視了一下四周，問：「還有沒照的嗎？」這時，中央警衛團的同志們又圍過來照了一張。
時至今日，每當看到與主席的合影，想起與主席一起聊天的情景，我仍然激動不已。
1969 年9 月23 日，主席在天津同專列工作人員合影。第二排右三為嶽素花。
特殊時期的準軍營生活
1969年10月14日，主席又一次乘火車南下，前後歷時6個半月。那時中蘇關係緊張，當年3月，兩國在珍寶島地區接連發生武裝衝突。基於蘇聯在兩國邊境陳兵百萬的情況，中央做出了時刻準備打仗的部署，「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指示傳遍全國。林彪在主席離京後的第三天下達了緊急戰備的一號命令。3年之後，我們才知道，這個命令其實是林彪集團的一個陰謀。但在當時，我們都極為認真地從戰備需要角度出發考慮問題，努力落實主席關於準備打仗的指示。因此，這次任務中的專列生活和以往很不一樣。
主席外出的第一站總是停留在武昌，這次也不例外。只是專列停放的專用線由王家墩機場改為山坡機場。這裡地如其名，停放專列的線路兩旁都是光禿禿的山丘，是個很隱蔽的地方，除了油庫以外沒有任何住房，我們只有吃住在列車上。
主席外出後不久，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的軍宣隊就進駐了鐵道部專運處，其中兩名同志還專門到了武漢，負責領導專列上工作人員的政治學習。為適應戰備的需要，軍宣隊同志要求我們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還要學一些軍事技能。在駐地等待任務的日子裡，我們一面搞本職業務競賽，一面進行軍事訓練。訓練內容包括夜間拉練、站崗，每日按時出操，學擒敵拳，練習瞄準射擊，拆卸半自動步槍，等等。這種半軍事化的生活持續了半年之久。
所有的訓練項目裡，我對練習瞄準和拆卸槍枝十分著迷。為了支持我們的軍事訓練，駐地的部隊給我們配備了半自動步槍。工作之餘，我就練習瞄準、臥姿裝子彈，經常開飯了還在「陣地」上趴著練瞄準。當時的想法很單純，認為多掌握一點軍事技能就能多一點保衛毛主席的本領。軍宣隊的同志說，部隊戰士練兵要限時摸黑拆卸長短槍;部隊比武時，戰士們用黑布把眼睛蒙上，幾分鐘就可以拆裝一支半自動步槍。這令我十分佩服，也激發了訓練熱情，即使在非訓練時間，我也會把槍借來做瞄準和拆裝練習。
8341軍宣隊還開展了組織和思想整頓。在執行任務中，列車工作人員向主席匯報了開展思想整頓的情況。主席聽說我們內部還存在不團結現象時，指示說：「你們要講團結，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想五十萬年到一百萬年以後，世界是個什麼樣子。要多讀書，光讀我的書還不夠，還要學習馬列的書。」當他聽說專運處推薦了兩名工人到北大、清華上大學，又說道：「我們國家還很落後，要想辦法改變老一套，不能都去上大學，要堅持自學。」
這次外出途中，主席還問身邊的乘務員：「沒有任務時，你們在家幹什麼？」乘務員回答說，學習業務和文化知識。主席關切地說：「你們也要辦個小工廠，除了學習政治，還要學點技術，為國家創造財富。」遵照這個指示，專運處於1970年創辦了一個小電機廠，專運人員輪流下工廠勞動。直到1980年初，我離開專運處時，這個小工廠還在生產電機。
隨主席上廬山，遵照指示學馬列1970年7月22日，我們再次隨主席專列南行，途徑武昌、長沙、杭州，8月19日到達江西九江的當天，毛主席就上了廬山，準備召開九屆二中全會。我們在九江待命並忙裡偷閒地遊覽了廬山。
從風景區下來，我們隊列徒步返回駐地。我們排隊走在很窄的山路上，經常要避讓往來的車輛。我們在行進途中正好遇到了毛主席的汽車。主席車中的工作人員告訴主席，這是專列工作人員。主席聽說以後，隔著車窗向我們招手，並對身邊的人說：「這是我的隊伍。」後來，主席的這句話傳到專列上，每一位專列工作人員都以自己成了毛主席的隊伍而自豪，誓死保衛毛主席的決心更加堅定。
1970年9月6日，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閉幕。會議圍繞設「國家主席」和「稱毛澤東為天才」兩個問題，鬥爭激烈。9日，毛主席下山並乘專列返回北京。返程途中，專列的工作人員對廬山會議的情況已經有所耳聞。回京不久，黨中央就發出了《關於高級幹部學習問題的通知(11月6日)》。通知要求，黨的高級領導幹部要擠出時間讀一些馬列主義著作，建議各級領導幹部讀6本馬、恩、列著作和5本毛主席著作。11月16日，黨中央又發出了《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號召全黨全軍立即開展「批陳整風」運動。至此，我才知道了廬山會議的內幕，也知道了毛主席要求我們「要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原因。後來，當我從文件中看到1970年8月31日主席在廬山會議期間寫的《我的一點意見》時，第一次體會到了黨內鬥爭的複雜尖銳，也體會到了加強馬列主義理論學習的重要性。
毛主席在《我的一點意見》中寫道：「這個材料(註：指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講天才的幾段語錄)是陳伯達同志搞的，欺騙了不少同志。第一，這裡沒有馬克思的話。第二，只找了恩格斯的一句話，而『路易·波拿巴特政變記』這部書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寧的有五條。其中第五條說，要有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能夠很好地相互配合的領袖，這裡列舉了四個條件。別人且不論，就我們中央委員的同志來說，夠條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的配合。」「這一次，他可配合的很好了，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惟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至於無產階級的天下是否會亂，廬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轉，我看大概不會吧。」「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於知識範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後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立場上，而絕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
這個文件，我反覆看了多次，觸動很大。我當時想，那麼多中央委員上陳伯達的當，就是因為不讀馬列，於是暗下決心，一定要努力學習馬列著作。之後，我認真學習了這些馬列著作，這對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論水平和辨別是非的能力大有裨益。
誓死保衛毛主席
「把專列當作流動的中南海，保衛毛主席的安全高於一切」。這是當時主席專列工作人員的誓言。所有工作人員不論冬夏，不分晝夜，只要中南海一聲令下，立刻出發。從來沒有人埋怨、叫苦，也從沒有人講自己的家庭困難。每一個人都以兢兢業業的工作實踐著自己「誓死保衛毛主席」的誓言。但事實上，真到了生死攸關的時刻，還是毛主席保衛了我們。這要從「九一三」事件之前主席的南巡談起。
1971年8月15日，主席乘專列南下，這一路和往常一樣走走停停，而實際上卻非同一般。這次外出的20多天裡，毛主席先後抵達武漢、長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一路上，主席很少休息，總是不停地同各地主要領導人談話。雖然我們並不知曉談話的內容，但是一路的行車情況還是讓我們感到了這次旅途的異常。
在武漢，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的秘書向我們傳達了主席的指示：「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要跟路線，不要跟人。」「要學唱兩支歌，《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但要唱，還要學著去做。」一路上，警衛部隊和專列工作人員都遵照主席指示，反覆學唱了這兩首歌。
專列之後途經長沙、南昌，9月3日到達杭州時，主席下車休息，專列停在了筧橋機場專用線待命。9月8日，完成了一天緊張的工作之後，空軍基地的同志為我們安排了夜場電影，連放兩部片子，一直演到了半夜。電影放完已經是凌晨1點多，我們回到基地的臨時宿舍倒頭便睡。在睡夢中，我似乎聽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忽然一下就清醒了。仔細一聽，確實有人在喊我。我趕忙應聲起身向窗外看，原來是我們的趙隊長。他小聲囑咐我說：「別開燈，快點起來，趕快帶上所有東西上車。」這時，其他同志陸續也醒了，我們麻利地收拾好東西，悄悄上了列車。按主席乘車的要求，我們檢查了各項工作，列車長便通知機車啟動。機車啟動之前我們做的準備工作，都沒有驚動基地的同志，所以機車發動的轟鳴聲使他們突然吃了一驚。基地的一位負責人趕緊跑過來一探究竟。還沒等他開口，專列工作人員就把按規定算好的菜錢包好，順勢遞到了他的手上，此時列車已經開動了。
專列進入杭州車站，稍作停留就出發了。我很不解：「主席從沒在夜間行動過，這次為什麼夜間行動？為什麼停靠杭州車站時，並沒有見到首長的車隊，專列就開出了？」我不禁聯想到老同志曾說過，以前也有過為了確保主席安全，列車在地上空跑，主席乘飛機在天上飛的情況。我猜想，這次是不是又遇到緊急情況了？但由於多年來養成的「知道不說，不知道不問」的保密習慣，我並沒和任何人提起過自己的猜測。當天凌晨，專列停在了靠近紹興的一條專用線上。列車在那裡停了一天一夜，直到10日中午才由紹興返回杭州。下午，主席上了車，專列隨即出發，並於當晚到達上海。專列停在虹橋機場專用線上，主席沒有下車。第二天，主席靜悄悄地休息了一天。11日的上午，王洪文和許世友來到了主席的專列上。後來，我從汪東興的回憶錄中得知，這一天的時間是在等許世友，他到靠近大別山的軍墾農場去了。主席為此批評許世友說：「一個司令員隨便離開工作崗位，萬一發生問題怎麼辦？今後這樣的情況要注意。」然後主席又和他們談了廬山會議的問題。沒過多長時間，王洪文和許世友就下車了。
兩人下車時已近中午，列車上正在開飯。張耀祠從主席車上走過來，通知我們馬上開車。列車工作人員趕緊放下碗筷，各就各位。過了幾分鐘，張耀祠又來問：「車為什麼還沒開？」列車的領導說，已經和鐵道部聯繫了，路局、分局接到行車命令後線路才能開通。張耀祠焦急地說：「主席要求馬上開車，一切聽主席指揮。」
遵照主席的指示，前驅車首先開動了。按照常規，出於行車安全的考慮，前驅列車要開出一個區間，主席乘坐的本務列車才能啟動，兩列車之間必須間隔十幾分鐘的距離。可這次前驅和本務列車幾乎同時啟動，只有採取前驅列車提速，本務列車慢慢開動的辦法，在運行中拉開距離。列車開動以後，速度越來越快，車廂內晃動得厲害。主席身邊的服務員反映，主席桌上的書都掉地上了。機務段段長找到列車領導說，這樣開法，司機很擔心，怕保證不了列車的運行安全。列車領導回答說，一切聽從首長安排，我們要盡一切努力確保安全。最終，專列於傍晚安全到達南京車站。當列車工作人員告訴主席列車提前了10分鐘到達時，主席說：「早10分鐘也好啊。」當時，我們並不理解這10 分鐘的重要意義。在南京，許世友已在車站等候了。然而列車只停留了15分鐘就又開動了，主席並沒下車，也沒讓許世友上車。之後，專列又先後途經蚌埠、徐州、濟南、德州和天津西站，這期間主席也沒有召見任何地方首長。經過連續兩天的運行，專列在12日中午到達北京豐臺車站，我們懸著的心也終於落了地。可令人更為不解的是，專列沒有馬上駛進北京站，而是停到了一個專用線上。我們對這個地方很陌生，一問才知道，這裡是一個兵站。一些首長從北京過來，到主席列車上待了兩個多小時後，列車才駛進北京站。
專列乘務人員每完成一次主席外出任務後，一般都會休息兩天。吃過晚飯，家在北京的同志高高興興地回去了。但第二天一早，我們就接到通知，要求全體人員一級待命。從9月13日開始，一直到9月底，大家吃住都在列車上。9月28日，專運處召開全體職工大會，黨委書記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當聽到林彪企圖謀害主席時，我的頭皮一陣發緊。後來隨著林彪事件的真相逐步公之於眾，我才知道那一次的南巡是何其驚心動魄。
從揭露的材料看，企圖發動武裝政變的林彪反革命集團策劃了在毛主席南巡時發動武裝政變，謀害毛主席。他們策劃了多種方案：如果專列停在上海虹橋機場專用線，就炸毀機場油庫，再以救火的名義趁機謀害毛主席;如果行不通，他們就利用毛主席接見的機會，開槍殺害毛主席;在專列行進的途中通過炸毀鐵路橋梁，用火焰噴射器、四〇火箭筒或者高射炮平射，炸毀主席專列。
由於毛主席的高度警覺和敏銳，他打破了常規，指揮專列提前行動，徹底打亂了林彪集團的陰謀計劃，帶領著我們衝出了死亡線。
最後的背影
「九一三」事件之後，毛主席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在將近3年的時間裡沒有離京。直到1974年7月17日，毛主席又一次離開北京，開始了歷時9個月的旅途。其間，毛主席在家鄉湖南住的時間最久，長達114天。毛主席這次外出主要是養病，但是「四人幫」的幹擾卻一天也沒停下。
1975年1月的一天，專列領導接到通知，江青到了長沙，要我們做好江青用車的準備工作。聽老同志們說，自60年代以來，主席從來沒和江青一起外出過，但一直有一輛備用車和主席的公務車掛在一起。只要江青用車，我們就稍作調整，臨時安排工作人員。我也聽說，主席和江青的關係並不和諧，不願意同她一起生活。江青的突然到來讓我覺得，可能是主席歲數大了，江青對主席的身體也格外關心了吧。但粉碎「四人幫」之後，我從有關材料裡得知，事情並非是我想的那樣。
江青因為對鄧小平復出不滿，在全國人大四屆一次會議召開前夕多次要求見毛主席，打算告周總理和鄧小平的狀，卻遭到了主席的嚴厲批評。此時，全國人大四屆一次會議剛開完，會議選舉產生了以朱德為委員長，董必武、宋慶齡等為副委員長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和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國務院領導班子。一大批富有治國理政經驗的老幹部重新走上了工作崗位，鄧小平也開始代病重的周總理主持國務院的工作。「四人幫」對這個結果感到格外沮喪。因此，江青不顧主席「不要來看我」的指示，獨自坐飛機到了長沙。主席隨後見了江青，又重複了此前在信中批評她的意見：「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有意見要跟政治局討論。人要有自知之明。」這讓江青無功而返，我們最終也沒能看到主席和江青同乘一趟列車出行的情景。主席這次外出的時間雖然很長，可我們沒機會見到主席。「九一三」事件之後，主席專列上來的新同志等了整整3年，才等到了執行任務的機會。他們那種想見主席的心情，我們都很理解，可考慮到主席的健康狀況，專列上沒有一個人提及此事。
我在1973年擔任了專列列車長。這次任務中，我也從本務車調到了前驅車上。每到一站，我都會先於主席乘坐的本務車到達，在站臺迎接主席的車進站，於是也就有見主席的機會。這次見到主席，我沒有了以往的激動，反而心感憂慮和惆悵。當看到主席行動日漸不便，我的內心有種說不出的感覺。我不由想起了前不久董必武病逝的消息，心中還生出了一些恐懼。但沒有人打聽主席的健康狀況，更沒有人議論。當新同志們問起能不能見到主席時，我只能回答，看機會吧。
1975年4月13日，主席歷時272天的南方之行結束了。我和前驅專列的同志們先期到達北京，新同志因為沒見到主席都很失望。我理解他們的心情，就同意他們躲在主席下車對面的地方，等主席下車時看上一眼。這次主席幾乎是被人們從車上抬下來的。站在汽車門前的主席連收縮身體的動作都難以自控了，最後還是張玉鳳用手按了一下主席的頭，才算把他送進了汽車。躲在列車後面的同志們也只是遠遠看到了主席這樣一個背影。
主席回京之後不久，專運處就著手對主席的公務車進行改造，使汽車或擔架可以直接上下車。我們知道，這是為主席再次回家作準備，我們也都靜靜地等待著。
1976年，噩耗不斷傳出：1月8日，周總理與世長辭;7月6日，朱德委員長也離開了我們。後來，我從有關資料中得知，周總理去世時，主席已經走不動了。但病重的主席始終有個心願——回故鄉韶山養病，葉落歸根。鑑於主席的健康狀況，政治局沒有同意主席遠行的要求。1976年9月9日，毛主席病逝，全國陷入一片悲痛。
當時，我和很多人的想法一樣，對祖國將走向何方感到迷惘。然而，這麼多年過去了，毛主席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被很好地繼承了下來，祖國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發展得越來越好。這無疑是對毛主席誕辰120周年最好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