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這是于謙的《石灰吟》。
他為了大明江山的確已經走到了粉身碎骨的那一步，不過，後世之人也都對他給予了高度評價。
很多人說于謙大爺一出手，就為大明延續了近200年國祚，幾乎以一人之力扭轉了大明國運。
這麼說或許有些誇大其詞，但是時至英宗陷於土木之年，于謙當時的手筆的的確確當得上「力挽狂瀾」。
倘若沒有於大爺出手，老朱家就得像300多年的老趙家一樣灰不溜秋地南渡。
1449年，也就是大明正統十四年，明英宗朱祁鎮受到了內官王振的蠱惑，不顧眾人勸阻，一意孤行而親徵。
那一年的朱祁鎮只有22歲，只是一個從小生長在深宮之中，不諳世事的年輕人。
年輕人有熱血是好事，可一旦熱血過了頭那就是壞事了。
更何況朱祁鎮還是一個志大才疏的傢伙，又極度缺乏主見和判斷力。
這樣一個帝王，讓他親徵？
只會壞事。
而且他的身邊還有一個諸事不懂，只會溜須拍馬，只會狐假虎威的王振，那就更是壞上加壞了。
王振之所以蠱惑朱祁鎮親徵，不是因為他有什麼雄心壯志，他只是單純地想秀一波優越感而已。
秀好了，是故事。
翻車了，那就是事故。
朱祁鎮和王振顯然秀翻車了，所以才有了正統十四年英宗陷於土木這一事故。
朱祁鎮被抓了之後，大明怎麼辦呢？
雖然說國不可一日無君，可朱祁鎮只是被抓，並沒有死去，擁立新君或許是個好辦法，但到底有些名不正言不順。
朱祁鎮親徵之前曾經命令朱祁鈺「居守」，也就是讓他代為處理政事。
這時候的朱祁鈺雖說並非監國，但其實也有監國的實權。
朱祁鎮一經被抓，大明朝野震動，孫太后急忙出來正式任命朱祁鈺為監國。
可監國畢竟不是皇帝，有很多事，他也做不了。
其實常規操作只有一個，那就是讓朱祁鎮的兒子朱見深即位，讓朱祁鈺繼續監國，甚至是孫太后臨朝。
不過，那幫讀了一輩子書的士大夫在常規操作之上弄出了一個非常規操作，也就是南遷。
這個操作，可謂是於國於民大不利。
一旦南遷之議通過，那麼老朱家就得變成300年前的老趙家，而陷於土木的英宗可能就要徹底變成徽欽二宗。
那些沒有辦法一塊遷走的百姓，也將再一次成為他人眼中的「口糧」。
遷，還是不遷？
大明士大夫的劣根性從這個時候就已經開始形成了，遷的聲音遠遠多於不遷的聲音。
因為在他們看來，只要遷了，他們還是他們，一切都沒有變，權錢一樣不少。
可如果不遷的話，危險就近在身邊，不僅可能會讓他們多年積蓄付之一炬，還可能會丟了性命。
這時候于謙大爺站了出來，吼了一聲，不遷！誰再敢說南遷，就斬首示眾！
于謙想要達到「不遷」這個目的，那麼他就必須得說服兩個人，一個是監國朱祁鈺，另一個就是孫太后。
好在朱祁鈺和孫太后都是明事理的人，所以都選擇了支持于謙。
而當于謙選擇擁立朱祁鈺為新君的時候，孫太后也一樣選擇了支持。
朱祁鈺就這樣在于謙的策劃和幫助下，在孫太后的支持下，成功坐到了那個位置上。
朱祁鈺一即位，就選擇了全力支持于謙的工作。
當也先再一次攜兵而至的時候，雖然形勢萬分危急，可是于謙卻選擇了一個出乎意料的選擇。
他沒有選擇死守，而是選擇了主動迎戰。
于謙這個決策對不對呢？實際上很對。
石亨當時其實也建議過于謙死守高牆大城，耗死也先。
但是于謙想都不想就否決了石亨這個建議，原因有三。
第一，死守高牆大城，戰略上屬於示弱，這會助長也先士氣而滅大明自己的威風，不利於軍心。
第二，也先攜兵遠道而來，已經是疲憊之師，又是大明的主場，大明可以戰略上藐視也先而在戰術上做好萬全之策。
自從擁立朱祁鈺為帝，得到了朱祁鈺的支持之後，于謙早就已經做好了萬全之策。
從動員到部署，沒有一樣落下。
第三，死守高牆大城，戰略上會出現兩種可能，一種是拖垮對手，另一種是拖垮自己，大明賭不起。
第四，于謙有那個自信，就像他對朱祁鈺立的軍令狀一樣：「至軍旅之事，臣身當之，不效則治臣罪。」
于謙大爺也不愧是于謙大爺，也先氣勢洶洶而來，最終卻只能敗興而歸，還什麼好處也沒撈到。
也先當時以朱祁鎮作為人票，「索金帛以萬萬計」，可是于謙和朱祁鈺愣是屁都沒放給他放一個。
正是有了于謙的力挽狂瀾，大明才安然度過了正統十四年那一場事故，絕對是一個讓人敬佩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