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的唯物主義思想
劉禹錫（公元七七二——八四二年），字夢得，彭城（今徐州）人。官至太子賓客，所以也稱劉賓客。他是唐代著名的法家、文學家，在政治上和柳宗元一樣，參加二王領導的革新運動，失敗後被貶。著有《劉賓客集》，其中《天論》三篇是他的主要哲學著作。在哲學基本觀點上，他和柳宗元一樣，也給天以唯物主義的解釋。他發展了王充「輕清者上升微甜，重濁者下降為地」的唯物主義觀點，認為天地是「乘氣而生」。「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把天、人都看成是有形體的事物。他認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無形體的空虛的東西。他說：「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指出空、無不是離開物質的獨立存在，而只是物質中的一種表現形態，從而批判了佛學和玄學主張「空」「無」是世界本原的唯心主義觀點。
在敘述宇宙萬物生長發展的自然過程時，劉禹錫惹味，天地萬物的形成，是由於「五行」的「交互作用」。他指出：由於這種交互作用，「元氣」就運動而產生萬物；而由於萬物交互作用，互相鬥爭，才有無窮無盡的多樣性。他說；「萬物之所以為無窮者，交相勝而已，還相用而已矣」。這裡體現了他的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在事物發展方面，他還提出了「理」、「數」、「勢」三個重要哲學概念。「理」是貫穿於事物發展過程中規律；「數」是事物存在及其發展規律不可逾越的必然性；「勢」是事物發展的客觀趨勢。這三者是統一的， 是客觀事物自身固有的，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這是從事物自身尋找事物發生、發展、變化運動的原因，否定了「無」是決定事物發展變化的觀點。這裡可以看出，劉禹錫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比以前的唯物主義者更深刻。但在他的「理」、「數」、「勢」的思想中還帶有宿命論的成分，這是他的唯物主義的不徹底之處。
在劉禹錫的哲學思想中，突出的是他提出了「天與人交相勝」的學說。他在柳宗元的《天說》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了「天人關係」的理論。他認為《天說》只著重指明了天是客觀的自然存在和自身運動，對人和自然的關係還沒有充分的論證。因此，他在《天論》中指出：「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天論》）是自然現象是以強弱作為自己生長和變化的法則；而人類社會是以是非觀念作為維持社會秩序的準則。自然的職能是「生萬物」，而人的職能則是按照自然法則「治萬物」，它們各有自己的獨特能力。「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論》）依據這種觀點，他駁斥了自然能幹予人的「福禍成敗」的唯心主義思想。指出把人間的禍福歸之於「天」的觀點，實際上由於社會秩序紊亂和人不了解自然法則，從而不能控制自然環境所產生的幻想。當人們能掌握事物規律，不明白其變化的道理時，人就不去想天；當人們未認識事物的規律，不明白其變化道理時，人們就把它的變化原因和天聯繫起來。他以操舟為例說，在小河裡行船，雖有大風不能掀巨浪，船中之人沒有去祈求天的，原因是能掌握規律，明白道理；若在大江大海行船，驚濤駭浪，茫茫無際，人控制不了船的航行，對風浪規律不了解，對自己命運無法掌握，這就祈求天保佑。這就解釋了宗教迷信思想產生的認識論根源。他和王充一樣教人們去認識事物規律，發揮人的作用。這也是對荀況的「制天命而用之」思想的發展。
總之，劉禹錫肯定客觀世界的物質性，肯定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有自己的發展規律，這實際上就是否定神的作用，這是對唐代盛行的宗教唯心主義的一個嚴重打擊。
總的來說，柳、劉的唯心主義哲學，從理論上把自然社會發展規律區別開來，用唯物主義理論論證了人對自然的關係；特別是柳宗元的《封建論》，從理論上論證了秦始皇統一中國，實行郡縣制的重大歷史作用，這些在中國哲學發展史上，都是有著重要意義的。
另外，柳宗元的《天說》和劉禹錫的《天論》，都直接批駁了韓愈的唯心論觀點。韓愈是以儒家正統自居的，批判他，也就是對儒家的唯心論哲學的批判，這也是有進步意義的。但是，柳宗元和劉禹錫都沒有直接批判過佛教唯心論，甚至在他們的不少詩文中還表現了多佛教的讚美和信仰，者顯然是錯誤的。雖然如此，他們的唯物主義自然觀和無神論思想，實質上仍是對唐代的有神論思想，即佛學的理論基礎的一個嚴重打擊。
總之，柳宗元和劉禹錫的理論因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還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點，但他們仍不失為唐代傑出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和無神論者，在我國哲學史上佔有一定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