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年 12 月，廣東河源市發現第一例 SARS，隨後迅速擴散，引發一場長達 6 個月的全國範圍的 SARS 抗擊。前期因重視程度不足、治療手段缺乏，一線醫務人員損失慘重。
10 周年時，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編纂了一本小冊子——《SARS 十年迴響，中國呼吸界的情感和思考》，講述了很多不為人知的細節。其中解放軍總醫院呼吸科劉又寧的兩篇文章記錄的更為翔實。
令人錯愕的是，17 年後，醫務人員一如既往的優秀，然而很多相似的情景卻再次出現。這一次，更有紅十字把全國人民的援助卡在了最後一公裡。
幸好這一次死亡率 2%，低於 SARS 的 10%～30%，否則我們將付出多少血的代價？而這樣的僥倖，我們還能撞上幾次？
了解下面的事實後會發現：剛剛，我們所有人與死神擦肩而過。
以下是摘要：
劉又寧：《用生命鑄成的歷史—紀念抗擊「SARS」勝利十周年》
劉又寧，解放軍總醫院呼吸科。
全世界首例 SARS 並非發生在廣州市也不是發生在 2003 年，而是 2002 年 12 月在廣東省河源市人民醫院首先被發現。
患者是位黃姓 35 歲男性廚師，出現原因不明的高熱、呼吸急促、雙肺陰影並迅速進展至急性呼吸衰竭。
次日，河源市人民醫院又接診了 1 位郭姓 40 歲計程車司機，臨床表現與黃姓患者完全相似，但 2 人素不相識，也完全沒有任何接觸。
最早接診這 2 例患者的是河源市人民醫院呼吸科醫生葉鈞強，他是第 1 位被傳染上 SARS 的醫務人員，後來因病重送到外院搶救。
此後，很快與上述 2 例患者有過接觸的 8 名醫務人員先後出現了同樣的症狀，其中有 2 名護士正在懷孕期間，1 位不幸流產，1 位為保住孩子儘量不用藥，冒盡了生命危險。
當初社會上為什麼會有「吸菸不得非典」的流傳，其實原因很簡單：第 1 批染病的多數是醫務人員，其中以與患者密切、頻繁接觸的護士為多，而我國護士皆為女性，絕少有吸菸者……
2003 年 1 月 2 日，廣東省迅速成立了最初的專家組，呼吸疾病研究所副所長的蕭正倫任組長，臨床專家還有黃文杰與鄧子德，後 2 位專家也在工作中不幸染病。
2002 年 12 月 26 日與 2003 年 1 月 4 日，距河源市數百裡之外的中山市又有 2 名廚師發病，緊接著與河源市情況驚人的相似，又有 5 名工作人員病倒。
2003 年的大年初五，鄧練賢所在的廣州中山醫科大學第三醫院已病倒了 20 餘位醫護人員，其中 5 人是科主任，3 人是正、副黨支部書記，8 人是共產黨員。
鄧練賢是自己走進隔離區的，為了緩解氣氛和安慰家人還故作輕鬆地開著玩笑，妻子朱秀娟趕到時，鄧已進到隔離區內，匆忙中準備的牙具等日用品也無法交給丈夫了，只能遠遠地注視著、期盼著，豈知，從此丈夫再也沒能回到家。
2003 年 2 月 7—9 日是廣州中山醫科大學第二醫院有史以來最不幸的日子。
為搶救患者，第 1 批醫護人員倒下了，第 2 批醫護人員又衝上去救助自己倒下的戰友，第 3 批再上去，又有人倒下，全院共有 93 名醫務人員不幸患病，整個醫院氣氛凝重得讓人喘不過氣。
最初中山醫科大學第二醫院的隔離區只佔一層樓，最後竟住滿了所有 5 層樓，最早收治 SARS 的呼吸科，只剩下副主任江山平一人尚未被感染，在院務會上嚎啕大哭，沒想到最終他自己也未能倖免。
在 2003 年 1-3 月，我利用一切機會對同行們大聲疾呼，儘早做好「迎接不明原因肺炎的挑戰」，「大家遲早都要面臨這一問題，不如儘早主動做些準備」。
當時媒體是忌諱討論這一問題的，也有個別同行認為我是「小題大做」，但後來的事實證明這種「預警」是完全必要的，只可惜沒能由相關部門出面，正式地、大張旗鼓地作出。
3 月 1 日凌晨，在山西省人民醫院魏東光大夫陪同下，120救護車從太原載來 1 位于姓 27 歲的女性患者，該患者因去廣東經商而染上肺炎，經過 1 周多的常規治療沒有任何好轉。
在當地雖然也有人懷疑該患者可能是「非典」，但患者最終仍被告知是「感冒」、「普通肺炎，不會傳染」。
根據病史與既往治療反應，接診的佘丹陽醫生等已斷定該患者就是廣東的「非典」。但要知道當時北京正值「兩會」期間，要想對北京的患者作出「非典」的診斷是需要足夠膽量與勇氣的。
廣東 SARS 流行之初，多數人並沒有預見到後來會發展成一場世界範圍的災難，可能是為了不影響北京兩會的召開和安定人心，處於「政治掛帥」的考量，決策者們當初寧願對其輕描淡寫。
廣東專家組對這種未知疾病的最初定義是「不明原因的肺炎」，後來因為在死者剖檢中找到類似衣原體的成分，有關部門就匆忙地宣布 SARS 是由衣原體引起的。
遺憾的是最終證明 SARS 是由病毒引起，屍體上分離到的「衣原體」可能只不過是患者終末期感染或定植的微生物之一。
鍾南山院士在廣州親自掛帥後，第 1 個公開提出 SARS 並非衣原體引起的，其元兇很可能是一種未知的病毒，並與香港同道合作，進一步證實。
在應對 SARS 之初主管部門是犯了大錯，否則也不會有相關高官被撤職，政府高層如不能及時出面糾正，一個小小的未知病毒險些造成全社會、全民族的重大危機。
無論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關鍵時刻總會有關鍵人物及時登場。
鍾南山院士第 1 個站出來否認了 SARS 是衣原體所致，主張儘量排除幹擾，科學地、實事求是地來應對這場危機。
我國學者幾乎與國外同時，甚至更早些分離到了 SARS 病毒，但卻因種種原因不得以公布，這不僅僅是埋沒了科研人員的功勞，也使我們在全世界處於被動地位。
曾有 1 位與蔣介石先生同姓的某醫院退休大夫，是他第 1 個在網際網路上披露了 SARS 流行的真實情況，引起了全世界的巨大轟動。以此為契機，終於有關部門採取了更公開、更果斷的必要措施，為最終取得勝利奠定了基礎。
作為一名現役軍人與共產黨員的我，很難贊成蔣大夫的做法，但不可否認，蔣大夫的行動，在客觀上推動了中國 SARS 的透明化，據我所知有關部門也沒有從根本上否定蔣大夫的做法，對其也十分寬容且充滿了愛心。
全國究竟有多少醫務人員犧牲在抗擊 SARS 的戰場，我估計佔到因 SARS 失去生命者的 5%。
至今雖然十年已過去了，但有些關於 SARS 的根本問題仍然不夠清楚。
劉又寧：《從 SARS 到 H7N9 禽流感—十年巨變》
劉又寧，解放軍總醫院呼吸科。
到 2003 年 6 月底，僅中國內地就有 5327 人患病，348 人死亡，另有香港 1755 人患病、300 人死亡，臺灣 665 人患病、180 人死亡，澳門 1 人患病無死亡。全世界共有 8460 人患病，808 人死亡。
作為一名在第一線工作過的醫務人員，本人認為 SARS 留下的遺憾與教訓主要有：
SARS留給我們最大的教訓當初有關信息的公布不透明，嚴重延遲，對SARS的危害缺乏足夠認識，沒能在發病當初採取果斷措施，儘量將疫情控制在局部地區與少數人之間；SARS起源於中國，我國患病與死亡人數最多，但真正的致病原卻最先在國外得到確認。國內有關部門不經充分論證就匆促宣布了不靠譜的「衣原體」說，在世界面前丟盡了中國醫務人員的臉面；錯誤地將SARS命名為「非典型肺炎」，對治療起到誤導作用，以至於從疾病早期開始大多數病例都接受了氟喹諾酮與大環內酯等針對性抗生素治療，不僅浪費了醫療資源，也增加了藥物的副作用；雖經長期多方努力與國際間合作，至今導致 SARS 的冠狀病毒究竟來自何方，怎樣傳給人仍不清楚；因缺少統一方案與總結、交流，相當一部分病人過早、過大劑量、過大療程地應用了腎上腺皮質激素，以致造成了股骨頭壞死等嚴重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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