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全球經濟發展新展望

演講人：林建海 演講地點：北京大學朗潤園 演講時間：2017年12月

　　全球經濟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今年首次呈現比較強勁的增長勢頭，預期2017和2018年全球經濟增長可達3.6%和3.7%，比2016年的3.2%有大幅提升。

　　可以說，這是一個遲來的好消息。為什麼這麼說呢？在全球金融危機後的六七年間，經濟復甦疲軟，表現不盡如人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過去六年裡連續下調了對全球增長的預期。然而，今年中國、日本、美國和亞洲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回升提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中國2017年的增長預期也從今年4月份的6.6%上調至6.8%，2018年的預測也從6.2%調高至6.5%。今年一年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4次上調中國經濟增長預期。這充分說明，中國和全球經濟正在持續向好。

　　林建海 1955年出生於浙江省溫州市，畢業於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後赴美國深造，獲得喬治·華盛頓大學博士學位。1989年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先後在亞洲部、政策發展部、財務部等任職，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秘書長。

　　全球經濟復甦尚未完成

　　就當前全球經濟形勢而言，全球經濟復甦尚未完成。這個判斷依據以下幾點：

　　第一，不少發達國家通貨膨脹率依然很低。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很多發達國家採取了一系列常規和非常規的寬鬆貨幣政策幫助經濟恢復，很多國家的政策利率下調到很低水平，但是，主要國家的通貨膨脹率依舊低於其中期目標，美國為2.1%，歐元區為1.5％，日本低於1％。

　　低通貨膨脹率增加了經濟復甦的難度。這相當於提高了真實利率，加重了借款人的債務負擔，不利於企業和國家擺脫高負債。低通貨膨脹率使產品價格下跌，企業利潤減少。同時，如果通貨膨脹率長時間維持低水平，有可能改變市場的通脹預期，拖延市場投資決策，不利於經濟恢復。

　　第二，發達國家失業率有所下降，但並未帶來工資水平的提高。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全球經濟在很長時間內處於「低增長、高失業、高負債」的狀態。危機期間，許多歐洲國家失業率高達兩位數。希臘、西班牙失業率一度高達30%。美國失業率在金融危機期間也高達10%。如今發達國家的失業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特別是美國，其10月份的失業率已降至4%，是200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廣州南沙港區是連接珠三角兩岸城市群的樞紐性節點，貨櫃有序排列在南沙港碼頭上。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問題在於，發達國家的工資增長自金融危機以來，一直維持在較低水平。通常情況下，當經濟復甦、閒置產能或勞動力減少時，工資增速應該加快。然而，當前的問題是，閒置產能的減少和就業率的上升並未加速工資增長。由此引發兩個問題：第一，市場通脹預期難以提高，不利於經濟恢復。第二，工資的低增長加劇了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和許多人對經濟全球化的質疑，給經濟復甦帶來不確定因素。

　　第三，高債務。2007年，多數主要發達經濟體的政府債務佔GDP比例都大大低於60%的所謂「安全線」。危機發生以來，為了使經濟恢復增長，許多國家採取了強有力的財政開支措施，再加上經濟增長緩慢，政府稅收降低，一些發達國家債務迅速上升，個別國家的債務佔GDP比例接近或超過100%。

　　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國家的私人部門債務（包括企業和家庭債務）不斷上升。2016年，新興市場國家的私人部門債務上升到GDP的125%，發達國家的私人部門債務高達GDP的155%。

　　短期內，企業和家庭增加借貸可以推動消費，對經濟起到促進作用。但是，在高負債的情況下，市場一旦出現危機苗頭將會引發更多連鎖反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利用一個包含57個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金融數據的樣本，做出分析顯示，這些國家的家庭債務佔GDP的比率在未來三年內每上升5個百分點，經濟增長率可能會下降1.25個百分點。

2017中國國際大數據產業博覽會展會現場。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第四，雖然全球經濟正經歷周期性回升，但長期前景並不樂觀。2016年，佔全球人口15%的45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都有所下降，其中一些國家主要因為受到原油等大宗商品價格下降的衝擊。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算，發達經濟體在1996—2005年期間，人均GDP年增長率為2.2%，而在2017—2022年間，有可能下降到1.4%。另外，40多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未來五年的人均GDP增長速度可能會比發達經濟體緩慢。也就是說，除了中國等快速增長的新興市場國家外，很多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和收入水平的差距可能會逐步擴大。

　　全球經濟發展面臨四大挑戰

　　近十年來，全球經濟增長疲軟、經濟結構轉型、技術創新和經濟全球化等一系列變化給全球經濟發展帶來諸多挑戰。這裡我主要分析四大挑戰，包括金融環境變化和金融科技快速發展，低生產率，人口老齡化和收入不平等加劇。

　　第一，國內外金融環境變化和金融科技快速發展帶來的挑戰。自從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發達國家央行為刺激經濟復甦，實施了大規模的資產購買計劃，導致這些央行的資產負債表迅速膨脹。如今，當全球經濟逐漸穩定時，發達經濟體央行開始縮減資產負債表和調高政策利率以引導貨幣政策回歸正常化。貨幣政策如果調整過快，會造成不必要的金融市場波動和外溢效應。如果調整過慢，會導致金融體系脆弱性進一步加劇。

　　發達國家央行的貨幣政策正常化會影響國際資本流向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美聯儲逐漸退出量化寬鬆政策可能會導致利率上升和美元匯率堅挺，從而引發新興市場國家資本外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估計，未來兩年的美聯儲貨幣政策正常化大約會使流向新興經濟體的國際資本減少350億美元。如果這些國家及時採取應對和防範措施，則可以減少資本外流帶來的負面影響。

　　金融科技快速發展會對貨幣政策帶來的新挑戰，特別是對現有的法定貨幣秩序和中央銀行的貨幣操作構成挑戰。這也是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熱烈討論的新話題。

　　第二個挑戰是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下降。全要素生產率衡量除了資本和勞動力貢獻之外，其他所有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包括技術進步、管理效率提高等給經濟帶來的貢獻，也是衡量一個經濟體生產實力進步的有效指標。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發現，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在2008年危機之前已經開始放緩，危機發生後更進一步下降，在新興市場國家尤為明顯，從危機前的2.5%年增長率降到目前的0.8%。從2008年開始，發達經濟體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非常低，甚至出現負增長。

　　發達經濟體的全要素生產率持續低迷，是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十分關注的問題，這是由諸多因素造成。首先，處於困境中的企業資產負債能力薄弱，加上受到危機衝擊的銀行系統，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這些企業投資活動。其中對研發和無形資產這種風險高、周期長的投資影響尤其明顯，從而影響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另外，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投資者的保守態度，遠離高風險、高收益項目，進一步降低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

　　此外，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也受到一些結構性問題的制約。比如，通信技術的發展給人們生活帶來便利，但是它們還未能轉換為生產效率的提高。勞動力老齡化問題，全球貿易一體化放緩等也是制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因素。

　　生產率提高對提高生產力，改善人們生活水平至關重要。尤其從長遠看，生產率增長是收入水平上升最重要的來源。即使勞動力沒有增長，依靠更高的效率，我們也可以創造更多的商品，同時釋放資源，用於其他新產品的研發和服務，從而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歷史上數次工業革命就是這樣一個過程的縮影。因而，提高生產率，創新發展，尋找新增長點，不僅是發達國家的問題，也是新興市場國家面臨的重大挑戰。

　　第三個挑戰是人口老齡化。人口老齡化不僅是發達國家需要應對的當務之急，也是許多新興市場國家面臨的問題。1990年的中國，平均每11個勞動者負擔一位老年人，2010年時下降到平均每9個勞動者，2030年，在中國可能每4個勞動者就要負擔一位老年人。在許多國家，人口老齡化是經濟長期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老齡化的人口大大增加了對公共資源和社會安全網的需要，也使貧困人口難以改善生活水平。

　　如果一國國民收入在老齡化到來之前能夠達到較高水平，那麼，高國民收入將有助於化解人口老齡化的壓力。然而，很多國家在其勞動力數量達到人口最高峰時，人均收入遠遠低於發達國家在相應階段時達到的收入水平，出現「未富先老」的局面。以2008年美國工作年齡人口達到最高峰時的人均收入水平為基準，2011年，當中國工作年齡人口達最高峰時，中國人均收入水平只有美國的五分之一。其他許多新興市場國家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充分了解這一問題，及時應對，任重道遠，但勢在必行。

　　第四個挑戰是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在不斷擴大。儘管全球貧困人口減少，但是許多國家內部的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卻在上升。從1981年到2015年，發達國家個人收入最高所得稅稅率平均從62％降至35％，也就是說，高收入群體實質上獲得了更多的稅收減免。如今，全球總人口中收入最高的1%的人群擁有全世界一半左右的財富。

　　當工資增速低於經濟增速時，勞動力的收入比重就會下降。由於資本往往集中於少數高收入人群，勞動力收入比重下降就加劇了收入不平等。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幾十年中，許多國家勞動力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基本穩定，但此後該比重卻一直在下降，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夕已降至5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此後也沒有顯著回升。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研究表明，發達國家勞動力收入比重的下降，大部分是由技術變更引起的。自動化技術的發展，使得很大一部分工種被機器取代；信息通信的迅速發展，也導致了一部分高技術工作者和企業家的收入增長速度遠超平均水平。研究表明，全球經濟化對勞動力收入比重下降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影響程度估計約為技術變更的一半。

　　如果收入不平等非常嚴重，會造成普通大眾的需求萎縮，同時引發政治和社會後果。如果全球化的紅利未被廣泛分享，就有可能出現保護主義和經濟孤立主義。在這一點上，英國脫歐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一旦保護主義抬頭，又會對貿易、資本和勞工流動及經濟增長造成負面影響。

　　其他非經濟因素也帶來了嚴峻挑戰，包括氣候變化，自然災害，腐敗和不完善的治理體制，地緣政治風險等。

　　雖然短期內全球經濟形勢正在改善，但中長期內全球經濟隱患仍未完全消除，需要強有力的政策措施。好的一面是，全球經濟復甦為政策調整和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時機和環境，使各國有空間實施改革，提升經濟增長的包容性，確保穩健的金融體系，以及促進國際合作。

　　首先，政策制定者需要根據各國不同的國情，採取一個「三管齊下」的政策組合，即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的組合。採取什麼樣的政策組合，應根據各個國家的不同情況而定。在一些具備財政空間的國家，增加基礎設施投資有助於提振短期需求，也可支持中長期持續增長。關鍵是如何使將有限的公共資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產生最大的經濟效用。貨幣政策也可以繼續發揮作用，中央銀行應加強與市場的溝通，適時、平穩地推動貨幣政策正常化。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的平穩過渡不僅有助於防範國內金融市場動蕩，而且也可以給全球經濟復甦提供穩定的國際金融環境。

　　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有助於優化資源配置、提高機構效率、促進經濟轉型。對低收入國家，側重點可以放在提高基礎建設、司法系統，促進資本市場發展等。新興市場國家則需要改善勞動力市場，消除行業壁壘，提高競爭力等。發達經濟體可以側重提高勞動力供給、營造更好的創新激勵機制，提高生產率。總體來說，改善基礎設施，加強銀行系統的穩健性對所有國家都有幫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表明，在未來十年間，結構性改革會給發達經濟體每年帶來0.5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也會給新興市場帶來0.6個百分點的新增經濟增長。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分析表明，目前全球研發支出仍然低於理想水平。在2011—2015年間，發達國家平均研發支出佔GDP2%，新興市場國家為0.65%，而低收入國家只有0.15%。中國近十幾年研發支出大幅提高，2016年達到GDP的2%。然而，要想將技術的外溢效用最大化，研發支出還有空間進一步提高。同時，對研發採取稅收優惠政策、完善產權框架等有助於促進技術的創新和傳播。簡化中小企業的稅收制度也有助於新公司進入市場，減少非正規經濟活動，從而提高生產率。

　　其次，實現持久的、造福於大眾的經濟增長。關鍵在於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包括醫療、教育、職業培訓等方面的投資。改善教育和培訓既能促進勞動力市場，改進勞動者的技能，從而更好地適應經濟結構變化。人力資本投資還有助於提高勞動者收入的份額。另外，完善社會福利和安全網，提供勞動者負擔得起的醫療保健，充分發揮佔世界人口一半的婦女的潛能，支持她們更大程度地參與勞動力市場，推進金融普惠政策，也將促進經濟增長，減少不平等，並支持經濟的多元化和持久性。

　　再次，維持金融穩定，提高防範、應對金融風險的能力；建立一個穩健的金融體系。各國都應該配合使用微觀和宏觀審慎監管政策，應根據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新思路和新需求，因時制宜地完善貨幣政策框架。在應對新事物的過程中，信息與合作是關鍵，需要加強多方位、多層次的對話溝通，包括加強傳統貨幣金融專家和掌握金融領先科技的行業新銳間的對話溝通，加強經濟政策制定者和金融企業之間的對話溝通，加強各個國家之間的對話溝通，以及加強主權國家和國際監管機構之間的對話溝通。

　　在國際金融和銀行活動逐漸跨越國境、成為全球性交易的背景下，跨境協調和監管合作顯得更為重要。當今世界，各國相互聯繫和依存日益加深。經濟全球化、多極化，信息科技高速發展和人口結構的變化等趨勢意味著全球經濟發展的機遇和挑戰。意味著多邊主義變得更加重要。要實現共享的、可持續的增長，所有人必須共同努力，密切合作。抓住當前全球經濟復甦這一良機，推進經濟結構改革，提高長期發展潛力，為實現共同發展和繁榮共享而不斷努力。

　　經濟增長新趨勢及影響

　　目前全球有多個大趨勢，包括新興經濟體力量的崛起，全球關聯度（貿易、資本、人員的密切往來）大幅上升，科技進步日新月異，人口結構的變化，它們的發展將影響經濟發展和我們的生活。

　　第一個重大趨勢是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新興市場國家近幾十年發展速度很快。1980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只佔全球GDP的四分之一。2016年其經濟規模上升到全球的40%。如果根據購買力平價來算，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發達經濟體。

　　如今的新興市場國家不僅是全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引領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20世紀90年代，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只有約四分之一。21世紀頭七年裡，新興市場為全球經濟增長貢獻上升到一半左右。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增長的四分之三得益於新興市場，其中僅中國就貢獻了約三分之一的世界經濟增長。

　　讓我們從兩千年的歷史來看世界經濟格局。很久以前，中國、印度和歐洲引領著世界的發展。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和印度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性下降了，歐洲、美國和日本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展望未來，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性將會繼續提高。從全球角度看，將出現多極化的世界經濟。如果把一個國家多方面的重要指標，像GDP、人口、軍事開支、技術、衛生教育等各方面綜合起來考慮，計算一個綜合指數。那麼當今世界，還是以美國和歐元區為主導。但是到了2030年的時候，中國在持續發展的前提下，綜合國力繼續加強，從而很有可能接近歐元區和美國成為世界強國。

　　第二個重大趨勢是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和互聯性日趨加深。1980年，世界貿易網絡相對稀疏，貿易規模也比較少。2014年，世界貿易網絡幾乎覆蓋了全球每一個角落，真實貿易量是1980年的三倍。與此同時，全球銀行跨境資本流動迅速膨脹。1980年，銀行跨境資本僅僅存在於少數發達國家。如今，得益於經濟和金融體系的發展，新興市場也逐漸融入全球銀行網絡，從而藉助更加發達的銀行網絡，提高資本的使用效率並為經濟發展提供深層次的金融支持。

　　全球的一體化不僅局限於經濟，國家間人文交流也繁榮發展。僅以國際遊客數量來看，全球國際遊客數量從1995年的5.3億增加到2015年的12億。而中國遊客數量，從2004年的2885萬人次增加到2015年的1.17億人次。

　　可以說，全球經濟一體化和互聯性的快速發展，都得益於信息和通信技術的高速發展。這是我要說的第三個趨勢。進入數字革命時代以來，各種新技術、創造層出不窮，給未來發展帶來廣闊的前景，但也給經濟轉型管理帶來很大挑戰。

　　2001年，連同低收入國家在內，平均每5個人中，只有一個人擁有一部手機。如今，平均每一個（超過六歲的人）就有一部手機。而網絡的普及率，也從2001年的10%左右的人群，增加到如今的50%以上。自動駕駛汽車的出現，機器人的普及，網絡金融的迅速發展，人工智慧和量子計算等新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並深刻地影響和改變著全球經濟。如果更多的新科技能夠被充分利用到生產領域，必將提高生產率甚至帶來新一輪的產業革命。金融科技的發展也是一日千裡，在這一方面，中國領先全球。

　　數字時代給高技能工人帶來好處，也可能迫使一些低技能工種退出市場。據牛津大學研究推測，在不遠的將來，銀行信貸員有98%的可能將會被電腦取代；接待員工作有96%的可能會被自動服務程序取代；92%的可能，我們不再需要零售推銷員；89%的可能，我們將不再乘坐由司機駕駛的計程車，等等。這些只是推測，能否實現不得而知。然而，從手工作坊到四大發明，從蒸汽機的使用到電力的普及，歷史生動地表明，人類前進的步伐從未停止，一次次的技術創新和生產革命重塑並催生了新的行業，提高了生產率和人民生活水平。然而，數位化趨勢對未來發展和就業可能帶來什麼樣的衝擊和摩擦也需重視。此外，如何分享科學技術進步給人類帶來的好處也需要關注和推廣。

　　我們需要正確面對和應對數字革命帶來的經濟轉型需要。轉型總會有一個過程，會出現結構性摩擦，一些人群可能會被時代甩下。我們需要靈活應對、積極管理，在增強社會安全體系的同時，提高教育水平、進一步加強職業培訓和技術提升，促進生產資源快速、有效地重新分配到最具生產力的行業和部門等，以支持人們儘快適應新的工作要求，並將新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發展。

　　然而，當我們專注於經濟增長的同時，不應忽略身邊發生的另一些變化。這些變化可能會對全球社會經濟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人口老齡化就是其中的一個問題，這一點我在之前已經有過闡述。這會導致勞動力人口減少，生產率下降，最終衝擊經濟增長。例如，亞洲就面臨「未富先老」的挑戰，這意味著要實現發展趕超發達國家必須付出更大的努力。

　　當今世界，各國相互聯繫和依存日益加深。世界在變，中國更要變，而且要變得更好更快，才能趕超世界發展的潮流。

　　《光明日報》（ 2017年12月24日 07版）

[責任編輯:孫宗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