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4日，廈門大學海洋文明與戰略發展研究中心舉辦了文明共生亞洲系列的第二講，主辦方廈門大學歷史系請到了現任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東南亞系助理教授謝侃侃作為嘉賓。謝侃侃以「戰前印尼與馬來亞共產主義運動比較研究」為題，從解構「中國性」與「華人性」、抗擊帝國主義、「擁抱」中國革命、民族主義運動等角度，探討了早期東南亞共運的複雜性，其中既包括中國革命對東南亞革命者的思想啟發，也包括華人在其中所扮演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的角色。
序言： 戰前印尼和馬來亞共產主義運動的比較研究
大學本科期間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就讀馬來語專業的謝侃侃，在美國讀研期間對印尼歷史產生了研究興趣。謝侃侃發現了印尼與馬來之間存在的諸多可比之處以及聯通兩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網絡。之前的研究者多以民族國家的視角對印尼的共產主義運動、馬來亞或馬來西亞的共產主義運動進行研究。但如果突破民族國家的界限，把國家的運動放在類似的歷史時刻以及地理空間裡面，研究者其實可以發現國家之間存在著非常多的互動。 在本次講座中，謝侃侃重點關注20世紀20和30年代的殖民晚期歷史，當時的東南亞被劃分為不同的殖民勢力範圍。
東南亞原荷蘭的勢力範圍與今天的印度尼西亞基本重合。原屬英國的勢力範圍，包括馬來亞、北婆羅洲及英屬緬甸，而泰國則是一個從沒有被正式殖民過的地區。事實上，泰國受歷史背景的影響，也進行了一些對外擴張，當時馬來亞北部的州曾被割讓給泰國。因為地緣所致，中國跟東南亞的關係也可謂源遠流長。歷史上就有華人下南洋，部分華人很早就從中國南方，特別是廣東、福建兩個地區向東南亞移民。越南沿海、泰國曼谷、馬來亞吉隆坡、新加坡，以及爪哇地區都是華人的聚居地。
談到東南亞就不得不談中國的影響，以及華人華僑在東南亞地區所扮演的角色。在1930、1931年，英屬馬來亞和荷屬東印度分別進行了人口普查，在馬來亞的華人人口約為171萬，達到了總人口的4成，佔了非常大比重。當時的馬來亞囊括了現在的馬來西亞西部以及海峽殖民地，包括新加坡、檳城和馬六甲。而在荷屬東印度群島，雖然華人也達到了123萬，但卻僅佔了總人口的2%不到。由於兩地的華人人口比例有著明顯區別，因此兩地的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方式也存在著較大差異。
謝侃侃接著列舉了幾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包括康奈爾大學出版社的Ruth T· McVey的《印尼共產主義的崛起》（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聚焦了印尼共產主義創立的1914到1928年。新加坡歷史學家楊進發（C.F. Yong）則在著作《馬來亞共產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中關注了馬來亞共產主義的起源。而馬來西亞歷史學家謝文慶（Cheah Boon Kheng）的《從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到共產國際1924-1941：馬來亞共產黨的學徒生涯》（From PKI to the Comintern 1924-1941: The Apprenticeship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則描述了馬來亞共產黨從最初創立到之後的20年與國際共運的互動——馬來亞共產黨早期受到印尼共產黨的影響，後來又與共產國際建立了密切的聯繫。
謝侃侃表示，他在閱讀這些書籍時一直深受三個問題的困擾。首先馬克思主義強調平等，但為什麼在印尼和馬來亞的革命實踐中，這些共產主義組織卻很難打破種族的界限？印尼共產主義組織的創立者是歐洲人，而該組織早期的成員中幾乎沒有華人。與之相比，馬共是一個幾乎全華人的組織。如果馬克思主義是突破種族界限的，那麼為什麼在實際的革命實踐中，兩個如此接近的地理空間裡的共產黨成員會有如此大的區別？
第二，在荷屬東印度和英屬馬來亞之間只隔了淺淺的馬六甲海峽，兩地之間有非常密切的政治互動和經貿往來。然而，既然印尼共和馬共都高舉反帝大旗、同屬共產國際，那為什麼馬共和印尼共之間卻鮮有合作？
第三，謝侃侃也關注了中國在印共和馬共運動中所發揮的影響。在整個20世紀二、三十年代，從中國共產黨創立到國共合作，再到後來的國共內戰，包括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國的革命形勢也對亞洲產生了影響。中國、印尼以及馬來亞的共產主義運動之間又有著怎樣的互動？
首先，印尼共產黨及它的前身其實是亞洲最早的共產主義組織。它最初是東印度的社會民主聯盟（Indische Sociaal Democratische Vereeniging），由荷蘭左翼人士馬林於1914年在荷屬東印度創立。在1920年，它更名為東印度共產主義聯盟（Perserikatan Komunis di Hindia），逐漸開始由印尼本地人領導。在1921年，東印度共產主義聯盟正式加入共產國際。從時間點上來說，東印度共產主義聯盟跟中共的成立以及加入共產國際的時間幾乎是同步的。然後在1924年，該組織正式更名為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在民族主義意識逐漸覺醒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左翼知識分子開始使用「印度尼西亞」，而不是「東印度」這個稱謂。在1926到1927年間，當時的印尼共產黨組織了兩次不太成功的抗爭，很快就被殖民政府所鎮壓；於是在1927年以後，該組織就轉入地下活動。
1920年之後，印尼共產黨員頻繁地與英屬馬來亞進行交流，希望把印尼的運動傳播到馬來西亞去，但是馬來亞的馬來人似乎對印尼的左翼運動並不感興趣，因此印尼的左翼知識分子並沒有成功地把組織拓展到馬來亞。在1925年，南洋共產黨在馬來亞成立，主要受到了東南亞華人移民的影響，因此南洋共產黨裡多數都是華人，南洋的整個概念其實包括了當時的泰國和馬來亞等地。1930年，馬來亞共產黨正式成立，同一時間泰國共產黨和印度支那共產黨也相繼成立。
所以如果說東南亞的共運受到了中國的影響，那麼這種影響到底是怎樣的？謝侃侃指出，中國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存在，Ruth McVey在《印尼共產主義的崛起》（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一書中表示，在印尼人眼中，中國並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存在，而是至少包含了三個方面的綜合體。首先中國是亞洲的大國，在方方面面都對周邊地區產生了影響。另一方面，中國在印尼人眼中也是一場革命：從孫中山領導的民族主義革命，到包含了國民黨和共產黨各自代表的革命。這些革命對當時東南亞的地區，包括印尼都產生了影響。更重要的一點是，「中國」在印尼人眼中還是一個在當地隨處可見，且在經濟上非常具有影響力的少數族裔。印尼人未必對中國以及中國的革命有非常直觀的概念，但是他們見到的當地華人是非常多的。華人也相當於一面稜鏡，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印尼人想像中的中國。而南大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長劉宏教授表示，在印尼人眼中，中國還是一種隱喻，中國的發展也為亞洲各國提供了參考。中國的變化對於亞洲各地的民眾來說，成為了一種激勵和靈感。
在序言的最後，謝侃侃明確了研究的基本思路，即探討戰前東南亞共運中的「中國性」與「華人性」問題。謝侃侃表示，雖然東南亞共運的確受到了中國影響，但東南亞共運並不等同於中國通過華人網絡對東南亞施加影響。另外，由於東南亞共產主義運動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發生的時間相近，因此不能說東南亞的運動完全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並且，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的局限性，也很難說中國向東南亞直接輸出了革命。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國家的左翼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有著不同的闡釋，共產國際對這些國家也有著不同的策略。不同國家的左翼知識分子對一些重要概念，例如民族資產階級、宗教、農民階級、種族問題等等，都有著不同的理解。而東南亞當地的一些革命方向與中國也有所不同，例如當地的種族問題與農民階級就與中國有著明顯的區別。
另外，華人在東南亞既是革命經驗的傳播者，也經常成為革命的打擊目標。長期以來，華人在東南亞的政治經濟活動中經常扮演中間人的角色。除了少數歐洲人外，當地的華人實際上壟斷著稅收中間人、放貸、鴉片買賣，以及賭博等行業。所以在當地人眼中，如果說革命要打擊殖民、打擊帝國主義、打擊外來者對本國的壓迫，那麼大家最直接想到的並不是歐洲對他們的壓迫，而是華人對他們的剝削。
因此，華人在東南亞扮演的是一個非常矛盾的角色，這個英語裡的Chinese既可以翻譯成中國性、也可以翻譯成華人性，它本身是有多重含義的。首先，中國性 （Chineseness）是東南亞各國的一個革命靈感的來源；然後因為華人跟祖國的革命形勢相連，他們也成為了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載體。但同時因為華人長期以來在東南亞扮演著一種「外來者」和「他者」的角色，所以很多時候本地人在對革命進行討論時，也會探討如何去除華人的影響。
一、解構「中國性」
謝侃侃提出，「中國性」的概念需要被解構。中國作為一個地理空間上的概念，甚至政治上的概念，相對明確。但是另外一方面，人們對於「華人性」的理解卻比較模糊。對華人的身份歸屬其實有非常多的闡釋，例如海外的華人不一定是中國人。長期以來，中華文化大大地突破了地理的邊界，所以「華人性」超越了中國的地理邊界。因此，這些海外的殖民地雖然不在中國的疆域內，但是它們其實依然還處在華人文化圈之中。
另外，雖然很多海外華人長期居住在當地，但是他們跟當地社會的融合、同化程度也有著很大的差異。相對來說，在印尼和馬來的華人是比較獨立的一個社群，他們很少跟本地人通婚。然後殖民政府大多都採用分而治之的方式，讓各民族只在平常的經濟活動上有所往來，減少他們在社會生活中的來往。
除此之外，這兩個地區的華人群體內部也有著非常大的差異。非常明顯的一點是，印尼、馬來地區有很多所謂的土生華人，他們在東南亞已經居住了很長時間。但也有移居當地時間很短的新華人，他們是在20世紀之後因當地經濟發展需要勞工，或國內政治形勢不穩定才移居當地。
同時，東南亞華人參與當地政治的程度是非常不一樣的。不同的華人群體，甚至華人個人的政治導向也不一樣。很多華人非常積極地想要成為殖民體系的一部分。但也有很多華人始終覺得他們的政治命運應該跟祖國緊密聯繫在一起，所以他並不願意融入當地。當然也有一部分華人覺得他的未來是要跟印尼獨立相掛鈎的。
這種所謂的離散範式，大大擴展了中國地理和文化的邊界，孔飛力在《他者中的華人》裡討論了離散範式的局限性。孔飛力指出，我們在討論「華人性」時也要關注身處中國以外的華人。但是這還不夠，我們還要討論他們所處的社會、政治、歷史環境等因素。中國並非只是通過華僑來影響當地政治，很多非華人群體也受到了中國政治的影響。第二，本土的非華人知識分子也非常積極地想要去借鑑中國的革命經驗。對東南亞的知識分子來說，五四運動、孫中山的民族主義革命都是非常重要的參考。
但是，東南亞也並不僅僅是中國影響的被動接受者。首先，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和非西方的觀點都有所接觸，很早就提出「師夷長之長技以制夷」。除了西方之外，很多知識分子也從日本以及南洋獲取信息。第二點，共產主義運動幾乎是同時在中國和東南亞興起的。中國共運對東南亞的影響並非單向，東南亞的革命形勢也對中國產生了影響——這一點在歷史的敘述和討論中往往是被忽略的。很多學者會把中國當作中心，認為中國的影響向外輻射，這是有待商榷的。
那麼，對於研究者來說，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探討共產主義運動。首先，中國和東南亞在地緣政治上存在著相互影響。其次，海外華人扮演的角色是多重的，而且他們的角色之間常常相互矛盾。第三，本土知識分子嘗試把共產主義運動嫁接在當地具有排外色彩的民族主義運動之上，而民族主義運動又時常與他們的愛國傳統和宗教傳統相結合，很多時候就導致了反對華人，反對外來者的行為。
二、抗擊帝國主義：以中國為參照
在20世紀初，西方出現了所謂的共產主義改良主義者，他們認為資本主義並沒有像馬克思預言的那樣走向崩潰，反而因為世界經濟體系的形成而變得更加堅固，同時帝國主義也得到了進一步鞏固。當時歐洲工人階級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同時因為西方工業化強國普遍擁有殖民地，而他們對殖民地的掠奪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歐洲工人階級的福利，所以歐洲的工人階級並沒有產生強烈的願望去打破資本主義制度，甚至有很多人為殖民統治辯護——因為它在一定程度上的確使得歐洲工人階級的生活變得越來越好。
另一方面，列寧主義逐漸成為了在欠發達的東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會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基礎。列寧主義的創新性在於，它指出革命可能發生在沒有進行或推進工業化的國家，即首先在俄國，接著輻射到其他國家。
在這個背景下，共產國際於1919年成立，鼓勵各國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反帝運動。各地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紛紛成立，然後這些政黨又將組織與當地的激進運動相結合。關於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微妙關係的討論在非西方國家非常激烈，很多知識分子意識到，一方面他們要擁抱西方的現代性，另一方面也要抗擊帝國主義——兩者之間並不矛盾。非西方知識分子普遍達成一種共識：師夷長技以制夷，而這種共識為馬列主義的傳播鋪平了道路。
那麼中國為什麼能成為東南亞各殖民地的參照系？中國在當時是農耕經濟為主導的國家，民族資產階級相對薄弱，這又導致了無產階級的相對薄弱。在這種情況下，共產主義運動必須跟農民階級合作。相較於西方經典馬克思主義，俄國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形式對中國是更為適用的。在這個背景下，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成立；之後，激進派將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其鬥爭的綱領，布爾什維克主義也成為了革命實踐的重要意識形態。
那麼，中國的鬥爭對於印尼有什麼樣的借鑑意義？首先，印尼跟中國很像，以農耕經濟為主導。在殖民地社會，民族資產階級是缺失的，但農民階級相對比較強大。然而印尼跟中國有一個非常大的區別——沒有一個主體民族。印尼是一個多元的社會，在歷史上並不存在民族統一。
當時抗擊荷蘭主要有三股勢力，第一個是泛伊斯蘭運動（受中東、埃及、土耳其等地的影響）；第二個是「原始」民族主義運動，圍繞著印尼國家或者民族的概念，但並沒有把印尼獨立放入議程。第三個是一部分華人移民把中國，尤其是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引入了印尼。當時有很多社團相繼成立，但大多是文化組織，而非政黨。直到印尼共產黨的成立，印尼的政治形勢才發生了大變化。
印尼共產黨的成員主要是本土的知識分子，在當時的情況下，印尼的世俗民族主義運動缺少吸引力，只有一小部分精英覺得印尼未來應該獨立。而因為印尼的穆斯林人口最多，泛伊斯蘭運動當時在印尼最有市場。因此，當時最有影響力的組織是伊斯蘭聯盟。所以印尼共產黨早期的一個策略是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伊斯蘭聯盟，慢慢在伊斯蘭聯盟內部擴大自己的影響。這與國共第一次合作有相似之處，只是變為印尼共產黨和伊斯蘭運動的合作。謝侃侃將這種策略稱作「集團內括」 （bloc with-in），意思是以個人的名義加入一個非共產主義的政黨，然後從內部對這些組織進行滲透。
三、擁抱中國的革命
共產國際在那時意識到革命不會在已經工業化的歐洲強國發生，因為帝國主義越來越趨向穩定；於是共產國際逐漸向東看，發現中國和東南亞地區展現出無限的革命可能。首先，至1927年，中共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國共合作也創造了一個非常好的範例，使得共產國際意識到中國的革命模式也許可以移植到其他地方。第二，中國在一定程度上也成為了東南亞革命的一個策源地。第三，國民黨和共產黨也在東南亞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在東南亞的知識分子看來，中國和東南亞的革命有著非常大的相關性。中國和東南亞的殖民地一樣，都是以農耕經濟為主導的非歐洲社會。在一定程度上，中國比俄國更值得東南亞進行借鑑。另外，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對當時東南亞急於尋求「師與術」的的知識分子來說非常有借鑑意義。然而，這種革命的輸出絕非單向度。荷蘭左翼人士馬林在1914年創建了印尼共產黨的前身——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正是在他的引導之下，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到伊斯蘭聯盟當中去。然而，他和其他印尼共的歐裔元老很快就被荷蘭殖民政府驅逐出境。但是馬林把他在印尼所推廣的模式，即「集團內括」的經驗帶到了共產國際；而且在中共創立的早期，馬林作為共產國際的重要代表，也把經驗帶到了中國。這套經驗也在中國取得了短暫的成功，包括影響了1923年之後的國共合作。到1927年，這套經驗受到了共產國際的認可和推廣。而當印尼國內的革命形勢發生變化，印尼共產黨想要放棄跟伊斯蘭聯盟的合作時，共產國際反而堅持讓他們把這套合作形式繼續下去。由此可以發現中國的革命並不是單向地對東南亞輸出它的影響，當時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間是存在互動的。
另一方面，上海和廣州在東南亞共運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使中國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東南亞革命的策源地。上海當時有國際租界，所以很多歐洲人在上海享有治外法權，歐洲的共產國際代表也選擇上海作為他們的重要聯絡點，他們可以在租界裡比較自由地開展活動、進行聯絡。而且東南亞知識分子要到莫斯科除了坐船經西歐再東行前往莫斯科之外，還可以先北上抵達上海，再往北到符拉迪沃斯託克，然後西行到莫斯科，所以當時上海就成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聯絡點。 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城市是廣州。黃埔軍校在廣州附近，國共進行合作的過程中，很多國共軍隊的將領都在黃埔軍校接受訓練。而當時包括胡志明在內的越南早期革命者也在黃埔軍校進行學習。胡志明在1925年就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前往廣州，在當地從事革命工作。所以廣州當時也成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革命策源地。
如果要談所謂中國的革命影響，就不得不提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東南亞地區的活動。國民黨從建黨伊始就非常熱衷於拓展海外網絡，海外華僑群體裡有非常多人支持國民黨革命。在1926年到1927年，馬來亞的共產主義組織開始出現，但因為它是一個由華人領導、華人參與的共產主義政黨，因此，它對馬來亞本地的馬來人以及印度移民都缺乏吸引力。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當時這些政黨用民族主義的口號去吸引華人移民的加入，很多華人未必懂得共產主義是什麼，但是提到反對英國壓迫、支援中國革命，這樣的口號馬上就讓入黨變得非常有吸引力。隨著政黨的華人色彩越來越濃，它吸引非華人的能力就變得越來越弱。 當然，1927年國共合作戛然而止之後，馬來亞的左翼組織就轉入了地下。直到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馬共地下組織才試圖恢復跟當地國民黨的合作。然而，兩黨的合作效果一般，彼此之間還是存在非常多的矛盾。儘管如此，當時的馬共組織還是通過「愛國救亡運動」發揮了一定的影響。
四、民族主義運動與「中國性」及「華人性」之間的矛盾
東南亞民族主義者知識分子想把共產主義嫁接到他們已有的民族主義運動中去，所以共產主義在實踐中經常跟民族主義運動相結合。 但是在結合的過程當中，如果要宣揚「去殖民化」，就涉及抵抗外來勢力，那麼外來勢力除了包含了歐洲人對經濟政治的絕對把控以外，對很多東南亞人而言同樣也包括華人在當地社會中所佔據的強勢地位。華人是一群外來人，卻在當地經濟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具有壓倒性優勢的角色。並且華人始終沒有很好地融入當地社會，無論在當地居住了多少代，異域性和他者性都是始終是存在的，而這兩個概念本身是微妙且充滿爭議的。所以華人既是歐洲殖民的受害者，但同時在本地人眼中也是剝削者。
謝侃侃隨後對越南、泰國、印尼和馬來亞的愛國傳統和華人性作了比較。越南和泰國的相似之處在於兩國都有一個自己的主體民族，所以對他們來說，想像一個去除歐洲影響的國家，是相對來說比較容易的。但是馬來亞和印尼基於主體民族的愛國傳統則相對較少、國族主義的基礎也更少。例如馬來亞的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者和參加者主要都是華人，導致運動對其他種族來說缺乏吸引力。印尼的共產黨雖然是由歐洲人創立，但是領導權很快被本地人接手，這與馬來亞的形勢非常不一樣。
與之相對的是，雖然越南共產黨的早期組織在中國成立，隨後才傳回本國，但在1930年後，也有一個非常明顯的共產主義運動「去中國化」趨勢；泰國共運早期由華人移民主導，卻在隨後的發展經歷了一個與越南革命類似的「去華化」過程。所以說，雖然東南亞共運的確受到了中國的影響，但是不同地區受到影響的方式非常不同，有的是直接通過華人產生影響，有的是通過非常抽象的思想造成影響，還有的是將中國作為策源地來接受影響。
總結來說，中國的革命為東南亞的反帝鬥爭提供了天然的參考框架——中國的農村社會的確對東南亞殖民地有著非常多借鑑意義。中國在東南亞共運的進行過程中扮演了三個重要的角色：首先，中國是東南亞共產黨人尋求革命思想啟蒙的來源。另外，中國充當了東南亞革命的一個策源地，國民黨和中共的海外拓展也對東南亞產生了影響。最後，對於東南亞各地而言，「中國性」與「華人性」之間的邊界極其模糊，共產主義的興起使得這個情況變得更加的複雜。
五、中國及印尼的革命形勢對馬來亞產生的影響
通過分析1921年至1938新加坡的報紙中關鍵詞「共產主義」和「中國」出現的頻率，謝侃侃發現新加坡對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是較為關注的。在同樣分析了1921年至1938年馬來亞報紙中的關鍵詞「共產主義」出現頻率之後，謝侃侃發現，相比之下，除去1926的清除印尼共產主義使得馬來亞對共產主義有所關注之外，馬來亞整體對印尼革命形勢的關注相對較少，馬來亞本地的共產主義運動也較弱。
考慮到這樣的分析方法可能有潛在問題，謝侃侃同時研究了來自英國殖民官員的情報簡報（The Malayan Bulletin of Political Intelligence）。馬來西亞和馬來亞當地的政治官員將重要的信息每個月匯總一次，然後做成簡報、分給重要的官員。
在簡報中，馬來亞的殖民官員認為馬來亞的政治局勢相對穩定，卻非常關注中國和印尼的政治動向。這些在馬來亞的官員看來，關注的不僅僅是自己殖民地的治安，而且對周邊地區的政治活動尤其敏感。相比之下，荷蘭殖民官員也在簡報中提及了共產主義運動，雖然他們對於周邊安全沒有那麼敏感，但卻對本地的共產主義運動尤其關注。
在英國駐馬來亞情報官員的報告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們非常關心中國的政局動向。1925到1927年間，中國國內發生了包括中山艦事件、北伐、武漢國民政府成立、四一二政變、八一南昌起義在內的一些列事件。另外也發生了對英國產生實質性利益影響的事件，比如1925年6月的五卅慘案、省港大罷工等等。1927年1月，因為國內政局動蕩，英國失去了武漢及九江的租界，開始增兵上海，直到1927年8月才撤軍。當時中國國內的革命形勢風起雲湧，使得英國異常關注中國國內的政治動向。馬來亞的殖民官員也了解到馬來亞有大量的華人，所以中國的政治動向可能會影響到英國的利益。
此外，在1926年11月和1927年1月，分別爆發了兩次由印尼共產黨領導的起義，然後荷蘭殖民政府迅速對印尼共產党進行了鎮壓。印尼共產黨在1927年之後開始轉向地下鬥爭。把兩個時間軸進行對比，會發現在1926年底和1927年初中國和印尼都發生了非常多的事情，而且都對英國的殖民統治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英國的情報官員也因此產生了一種「認知焦慮」——他們非常努力地想了解世界上發生了什麼。所以在馬來亞政治情報簡報裡面，有這樣一段表述：「印尼的起義毫無疑問是由印尼共產黨所領導的。首先，這場起義在多地同時發生，肯定是經過了精心的策劃；其次，這些起義是秘密進行的；第三，印尼的共產黨員刻意選擇在孫中山生日這天發動起義，這肯定是受到了中國的影響。」其中的第三點非常可笑——雖然印尼革命、印尼共運以及印尼共產黨跟中國方面的互動非常少，但英國的情報官員在當時進行文件書寫的時候顯然充滿了對亞洲共運合流的恐懼。
在1925年底到1926年這段時間，印尼國內的形式已經非常緊張，許多印尼共黨員們認為馬來亞相對安全，於是頻繁地到英殖民地接頭密談，這也引起了英國殖民當局的警覺。同時，英國的殖民官員也意識到，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在馬來亞有著非常活躍的行動，而且由於這些行動的參與者大多是海南人，於是就把海南人列為了重點的排查對象。
此時，英國人發現國共兩黨在當地十分活躍，開始非常嚴厲地去查處國民黨的海外組織，並突襲海南移民開辦的夜校，因為他們認為夜校是傳播革命思想的重要的據點。1927年，新加坡華人與英國警察發生激烈衝突，史稱「牛車水暴動」。雖然騷亂被迅速鎮壓，但英國人認定暴動由當地的華人左翼組織策動，開始對當地華人政治活動進行更為嚴厲的監控。
當時也發生了一些其他的事件，比如兩位印尼共產黨員Alimin和Musso在新加坡被捕，然後被送上了一個特別的法庭。在特別法庭上荷蘭的警察想要把這兩個印尼共的領導人引渡回印尼，但是英國法官拒絕了他們的要求，然後做出裁決讓他們在48小時之內離開英國領土。兩個人隨即決定去到中國，再前往莫斯科。
因為上述事件，荷蘭政府對英國當局放走兩個重要的印尼共產黨領導人非常不滿。迫於壓力，英屬馬來亞當局修改了關於引渡的法律條文。同時，華人在馬來亞對英殖民當局展開了更為激烈的抗爭，並頻繁地在當地引發騷亂。在1927年4月，國民黨在中國開始進行清黨，不少中共黨員來到南洋地區。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中共黨員開始討論印尼共的起義；另一方面，荷印殖民當局也在當地發現了華人左翼人士的蹤跡。在此背景下，英荷情報官員把這些事情雜糅在一起，認為共產主義運動在多地同時爆發，且大有合流之勢。例如荷蘭情報官員就發現華人革命者制定了一項策略，讓華人跟當地馬來人、印度人和爪哇人進行充分融合，從而把亞洲各地的革命力量匯聚到一起。讓荷蘭人慶幸的是，他們發現英屬馬來亞的很多革命者其實都是海南人，而荷屬東印度的海南人並不多，所以荷蘭暫時不用過分擔心海南人把華人共運傳播到印尼。
這短短的兩年中發生了非常多的事情，然而在當時中國、印尼，以及馬來亞的革命之間真正的互動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由於殖民官員的認知焦慮，把很多沒有關聯的事情都聯繫到了一起。此外，英國和荷蘭的殖民官員有著非常不同的安全觀，英國關注的是整個遠東地區，在1925到1927年間尤其關注中國；而荷蘭最關注的是自己殖民地的穩定。因此，在1925到1927年間中國革命和印尼革命的共同作用下，英屬馬來亞當局採取了非常嚴厲的措施來遏制左翼運動。
所以，英國殖民政府在馬來亞對左翼運動採取了一種先發制人的策略，其鎮壓行動在先，馬共正式成立在後——這跟人們的通常認識是有差異的。在馬共尚未成立的情況下，來自中國的左翼人士就已經感受到了來自英殖民政府的壓力。可以說，馬來亞共產黨從創立伊始就面臨著重重的困難。
1925至1927年中國、印尼、馬來亞的革命形勢的互動也帶來了一定的遠期影響。很明顯，英荷殖民政府對共產主義運動的打擊其實遠遠超越了他們各自的殖民地邊界；兩國隨後進行了非常緊密的情報合作，並將這種合作關係拓展到了亞洲各地。依靠英國的情報網絡，荷蘭以非常有效的方式追蹤著流亡海外的印尼共領導人，以防止印尼共運東山再起。英荷殖民政府的合作也導致兩地的左翼運動在1927年後陷入低潮，直至殖民時代的終結。
尾聲
與部分學者的認知不同，中國對於印尼共產主義的影響並非是單向輻射式的。例如創建印尼共產黨的前身的馬林將集團內括的發展手段帶入國產國際、傳入中國，對國共合作的發展造成了影響。另一方面，雖然印尼跟中國都以農耕經濟為主導，然而與中國不同，作為多元的社會的印尼，在歷史上並不存在民族統一，因此印尼的共產主義運動狀況也較為複雜。而在馬來亞，由華人創辦的共產主義組織則面臨了難以吸收到非華人加入的困境。
另一方面，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上海和廣州在東南亞共運的重要的地位，也使中國極大地影響了東南亞的共產主義革命。總體而言，中國是東南亞共產黨人尋求革命思想啟蒙的來源。另外，中國充當了東南亞革命的一個策源地，國民黨和中共的海外拓展也對東南亞產生了影響。最後，對於東南亞各地而言，「中國性」與「華人性」之間的邊界極其模糊，共產主義的興起使得這個情況變得更加的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