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Maker 「智能時代的塑造者」
堅持某項運動，要克服困難、耐受困難，才會有快感。
——汪建
汪建曾在接受《十三邀》許知遠的採訪時，在兩人沿著呈DNA螺旋狀上升的階梯向前走的時候，許知遠瞥到下方一樓大廳裡豎立的猛獁象雕塑，上面印了四個字：永存永生。
許知遠問，「是不是你要把它弄活了？」
汪建回答，「就是要弄活它，現在主要是生不出來，別的象代孕不了它。」
如果我們在聽到別人說了這麼一句話，會覺得他是在開玩笑，但從汪建說話的語氣聽起來就毫無玩笑之意，仿佛這本來就是他應該做的事。
即使現在還沒能再造猛獁象，汪建也已創造了許多可被視為輝煌的成就：1999年，汪建和華大最初幾位創始人以民間身份爭取，最終代表中國參與和完成了佔著名的人類基因組計劃1%工作量的人類3號染色體部分遺傳密碼破譯工作。2003年在SARS爆發期間，這個剛成立4年的民間科研機構在國內第一個破解病毒樣本的基因組，又在隨後15年間先後完成「水稻基因組」、「炎黃計劃」、「國際千人基因組計劃」等項目。
酒神品質領導者——汪建
汪建是一個極其自信的人，非常有創造力和想像力，即使有很多的質疑和反對，但他選擇屏蔽這些聲音，只聽從內心的聲音去堅持自己要做的事。
曼弗雷德·凱特·德·弗萊斯曾把企業家稱作「勇猛的突擊隊長」，但在1985年又發表了另一篇文章《企業家精神的消極作用》。
2005年，約翰·加特納發現，精神病教科書中「輕度躁狂」病人的描述與報紙雜誌中對網際網路企業家的描述有相似性。比如，兩者都頗具感召力和說服力，都充滿活力，睡眠少，並且兩者都將自身的精力投入到雄心壯志中，並且相信能改變這個世界。但是加特納的結果顯示，輕度躁狂者和企業家也有一些不好的特質。比如，他們做事不顧後果，易被小挫折激怒，在判斷不足時就貿然行事，而且通常不怎麼關注自己行為導致的負面結果。他們總覺得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是在對抗他們，而不會去意識到其中可能存在真誠的不同意見。
但曼弗雷德·凱特·德·弗萊斯在《性格與領導力反思》中提到，具有酒神品質的經理人，既可能為組織創造奇蹟，又可能給組織帶來災難。他們的決定和行動，最初也許被解釋為大膽的，富有想像力的，但最後也許會變成災難性的。如果他們能從錯誤中學習，培養反思能力，當警鈴響起時能夠剎車，創建具有情緒穩定作用的生活環境，那就可能成為組織的巨大資產。他們豐富的想像力，強烈的成就導向，在逆境面前的積極態度，以及他們鼓舞調動他人的能力，有助於組織打造人才方面的競爭優勢。
在《戰略歷程》一書中，在企業家學派的章節敘述中，總結出了企業家個性的眾多品質包括：控制欲、對獨立自主的渴求、對成就的渴望、對權威的憤恨以及適度的冒險精神。
企業家動作迅速，能很快辨認出機遇並立即去捕捉。但在進行決策時有著很強的偏好：首先他們過分自信，其次他們從個別現象歸納出一般性結論。在貫徹一個具體決策以及勸說旁人也對這個決策感興趣時，過分自信可能會帶來不少好處。有時侯，人們往往在為更加理性地進行決策而積累必備的數據時，機遇就悄悄地溜走了。
汪建，就是一位大膽而有魅力，擁有酒神品質的領導者。他每時每刻都在尋找創造的激情，渴望做出點什麼，能在歷史上留下點痕跡。他用他豐富的想像力和堅持，一步步實現了自己的目標。而且他堅定地相信自己的選擇，並會用他所堅信的理想和使命感染著華大基因的每一位員工，甚至滲透到了員工管理的細節當中。
這樣的領導者，使投資人又愛又恨。愛的是他的激情和創造力，同時也會他的大膽和拒絕別人插手公司的管理而擔憂。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這位酒神品質的領導者是如何一步步走到現在的。
1、叛逆的青春歲月
20世紀50年代，汪建出生在家庭環境還不錯的幹部家庭，父母都是四野大隊南下湖南湘西的幹部。直到20世紀60年代，汪建五六歲的時候，家裡還能吃上供給制下英國進口的煉乳。
後來因為政治環境的影響，汪建的父母受到了連累。而他在14歲那年下鄉當了知青，突然從物質充裕的生活進入一個被飢餓、寒冷包圍的新世界。
當時的他，年齡很小，經常會受別人欺負。在沒有父母只有靠自己的農村，孤獨的汪建只能想盡方法來保全自己，他默默地在心裡下了一個決定，他必須當上老大，這樣別人就不敢小看他。
於是他就開始思索如何當上老大，並且要讓別人對你心服口服。這時，正好碰到了一個好時機。插隊時汪建遇到一位退伍傘兵，對方自認見多識廣、力氣也大。汪建感到不服氣。
他想，為什麼不搞他一下呢？
他決定和傘兵打賭：將雷管的導火索點燃，放在籮筐下，兩人盤腿坐在籮筐上，在眾人的圍觀下，看誰先棄筐逃跑。
汪建坐那兒，面帶笑容，十分淡定。隨著導火索嘶嘶的聲音不斷從下面傳來，對方心裡越來越慌，終於憋不住，就跳下去了。最後汪建贏了。
他贏了後，就故意表演，坐在那兒，一動也不動。直到咣的一聲，那個籮筐在空氣的推動下，彈起來一米高，他才稍微動了一下，從此以後，他的江湖地位就這樣打下了基礎。
其實，為了在這場鬥狠的表演中，贏得瀟灑且徹底，汪建曾經多次試驗雷管的威力，他早就知道，籮筐和屁股都炸不壞。
汪建，就是這樣一個不服輸，敢於挑戰的人。
直到1976年，汪建作為最後一批工農兵學員進入湘雅醫學院就讀。當時，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新錄取大學生看不起工農兵大學生。有一次，汪建和顏光美（曾任中山大學副校長）一起在食堂排隊打飯，一個77級同學一下課就直接插在了兩人前面，爭鬥由插隊逐步演變為對工農兵大學生的人身攻擊。
汪建力氣很大，當時就把人家從隊裡拎出來，對方很沒有面子，於是就跟他打起來。來了兩三個人都不是他的對手。雖然汪建個子不是特別高大，但是學習成績和體育成績都很強。就這樣，他就在食堂裡面把他們揍了一頓。
但汪建還是咽不下這口氣，他對顏光美說，「湘雅錄取線只要55分，如果我們有機會高考，才不考湘雅！」於是顏光美找了一份77級的高考試卷，在學校籃球架下面用了15分鐘就做完了。又由汪建執筆，分別給校方和小平同志各寫了一封信，要求退學。學校找他們談話，說不管工農兵學員，還是高考錄取的大學生，都是黨的孩子，不要這麼對立。
不服氣的汪建和顏光美後來成了醫學院成績最優秀的學生之二。這兩個人也從那時因脾性相投，成了一生的摯友。
那時的汪建就是一個獨立特行的人，對獎學金、助學金嗤之以鼻，拒絕當團支部書記，這在當時中國的大學裡面，已經算非常的離經叛道。
2、與基因的結緣
當汪建還在讀書時，在當時的死亡病理討論課上，大家要跟同學和老師報告各自的病人，汪建所碰到的案例包括心臟病、哮喘、結腸癌，也包括先天性陰道閉鎖，病人的男友請汪建吃飯，探聽這病能不能救，救不好會是什麼樣——在很多年後，他才意識到這種疾病其實是典型的基因病。
那時汪建一周的生活費加起來是十幾塊錢，他花了30塊錢買了一個皮質封面的筆記本，把每一個病理，就是診斷、治療、搶救、死亡，死後總結，都寫下來。
他也一度研究過氣功。1984年，氣功風靡當時的中國。汪建作為第一批研究人員被借調，但卻逐漸感到氣功的可疑之處。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組來北京拍攝氣功主題的電影，為了戳破假象，汪建堅決要去當那個志願者。
汪建當時落枕了，氣功師一摸，然後就發功了就問他，有感覺嗎？他就暗示汪建，就是說你有感覺，汪建說沒有。他就揉，揉的話也沒感覺。他就捏、掐，掐了也沒感覺。他說，「你要再說沒感覺，皮就擰掉了。」
汪建說，皮擰掉也沒感覺。最後就出血了，出血了，汪建依然依然說沒感覺。然後他們就要把汪建趕出項目組。
汪建說你們這個都是騙人的。後來他們到哪兒，汪建就跑去揭發他們。
氣功無用。大醫院裡的人間痛苦，讓他認為臨床醫學無法從根本上改變這一切，他在北京中醫藥大學讀研之後，又意識到中醫也對此無能為力。
所以汪建以後更是堅定地確定了基因學的的重要性。
3、接觸人類基因組計劃
1980年代中後期，由於國家提出支持留學、鼓勵出國、來去自由的方針，當代第一波留學熱潮在1985年之後出現。
那時，汪建已回到湘雅醫學院擔任助理研究員，他展示出了自己的科研天賦，很快論文數量已經足以破格提副教授。但與此同時，汪建也在準備出國留學。
他去醫學院辦退職。對方告訴他，講師以上是不能退職的。拖沓的人事手續辦理足足延綿了半年。
那年夏天，汪建再去時，發現他們居然在那兒分西瓜，把他氣懵了，想到以前考研究生就是他們不讓自己考，他在辦公室把他們西瓜都給砸了，他說上班期間，你們分什麼西瓜？你們是辦還是不辦？
1988年，汪建如願到美國德克薩斯大學作博士後研究，兩年後進入華盛頓大學擔任高級研究員，工作內容涉及基因克隆、蛋白質表達、檢測等等。
但6年之後，他決定退出基礎科研領域。直接原因是在追蹤英國科學家範恩和學生蒙卡達的研究中，他發現從阿司匹林再到偉哥，他們共同的一個領域，持續催生幾項重大的科學發現，推出了3種重要藥物，自己已完全不是對手。
美國生活對此時的汪建來說太過貧乏。他需要找到新的刺激點來推動他前進。
這時候，改變汪建的人生轉折點出現了。
人類基因組計劃由美國科學家於1985年率先提出並於1990年正式啟動，但在近10年時間裡一直沒有突破性的組織行為和具體計劃出現。這是20世紀全世界最具全球化和人類共同體氣質的行動計劃，與曼哈頓計劃、阿波羅登月計劃並稱20世紀人類三大工程。
承接人類基因組計劃的主意最初來自好友於軍，他對汪建說，「我是公費出來的，我們不給國家做點事，我們對不起生我們養我們的地方，說做就做，做什麼呢？把基因組計劃搬回去吧。」
1993年前後，汪建開始為回國做準備。他創辦北京GBI生物技術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長兼總裁，做B肝和愛滋病試劑生意，第一桶金賺得輕鬆。
在後來創建華大的四位創始人——於軍、楊煥明、汪建、劉斯奇中，汪建最初扮演著聯絡者的角色。從1994年到1999年最終拿下1%人類基因組計劃，四人的關係至少從空間來看是不夠緊密的，楊煥明在歐洲，其他兩人在美國，汪建在北京。
1994年回國的汪建，在開公司積攢經費的同時，也在與國外的其他幾人保持聯絡，獲取人類基因組項目的最新進展。
有一天，汪建覺得自己不能再無目的地準備和被動等待下去了，他已經憋太久了，他給楊煥明打電話，「我說你不回國，告訴你，我就帶一把刀到你實驗室，我剁了你的實驗室。我不剁你，我把你的實驗室給砸了。他說你敢，我說你看我敢不敢。到底幹不幹？不幹就真的沒機會了。我說，你們要不幹，我也就不幹了，我們就散。他說幹什麼呢？我說要幹就幹大的，幹1%。他說1%你開什麼玩笑。我說你只要答應幹就行了，真的。」
兩人又給美國的於軍打電話。當時的狀況是沒有錢，沒有地方，沒有人，於軍覺得這簡直就是發瘋。汪建說，「於軍你別管抽瘋不抽瘋，要不然我們就散了。「 最後於軍還是答應了。
1999年的上半年，美國召開論證會，要加快人類基因組計劃的進度，汪建在一個電視節目中回憶，他曾給國家相關部門通宵寫報告，未獲任何回應，「所以大家決定傾家蕩產，砸鍋賣鐵，這事情也要做，要是沒有作為，我們就是歷史的罪人。」
他們決定不依從傳統的申請流程，做了一個冒險的決定。1999年9月，人類基因組計劃國際會議在倫敦舉行。
在丹麥攻讀遺傳學博士、熟悉國外基因研究學界的楊煥明以中國科學家身份在這個會議上說代表中國加入人類基因組計劃——這幾乎可被稱作一個謊言，當時這幾個異想天開的科學家並沒有國家批准，但於軍獲得了其博士後導師梅納·歐森（人類基因組計劃的設計和領導者）的支持，本身也在核心實驗室，楊煥明有很強的國際合作能力，汪建已從公司獲得第一桶金。
1999年9月9日華大基因在北京順義空港的一間廠房裡成立。
2000年6月26日上午10時，時任美國總統柯林頓於在白宮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宣布，人類基因組研究計劃已經完成人類基因組草圖。柯林頓在致辭裡特別感謝了「一群來自中國的科學家」，在評價這一歷經10年時間完成的科學成果時，汪建說，「人們將世世代代記住這一天」。
4、華大南下深圳
在華大基因歷史上，2007年離開中科院體制，南下深圳 ，算得上一個大事件。
在這之前的2003年，因為非典期間華大破解病毒基因組序列並在此基礎上研發和捐獻30萬份試劑盒，當時國家主席還參觀了華大。
隨後，華大進入中科院，成立北京基因組研究所，楊煥明任所長，汪建任副所長。加入中科院前需要進行個人材料的答辯和審核。答辯會上，汪建決定按自己一貫的風格進行，重點在20個字：華大基因，建制齊全，戰功顯赫，裝備優良，接受招安，再創輝煌。
說完後，現場所有人哄堂大笑。汪建記得有兩位院長還跟他開玩笑，「你是對的，我們對你的操心是我們的認識不足，向你道歉。」
但自從進入中科院以後，汪建和華大一直是體制內研究機構中的異類。幾乎每一年，他們都在中科院所有研究所中考核排名倒數第一或者第二。
更糟糕的是，2006年，第二代高通量測序儀出現，汪建熱切建議中科院抓住技術迭代的時機購買儀器佔據先機。
隨後有人舉報他貪汙基因所經費。儘管最後並沒有查出什麼問題，但這些事情的發生，讓他知道他必須離開了。2007年，從中科院離職的汪建和一部分員工來到深圳。
徹底脫離了體制，真正屬於汪建的時代開始了。到了深圳，他有了新的身份和自由，他把他的個性和追求，以及他相應的呈現和表達發揚到了極致，比如不準系領帶，不坐電梯等等。
緊接著，深圳市政府的資助都會逐年到位，華大從一間鞋廠改造而成的辦公室出發，最終在深圳紮下根系。
汪建在基礎科研、論文撰寫和購買儀器擴大產能方面發揮得更得心應手，華大逐漸成為中國基因科技研發領域的前沿和全球最大規模的測序機構。
5、與王石的友誼
王石和汪建的友誼始於登山。
2010年，56歲的汪建決定與王石、自己的學生陳芳等人從珠峰南坡登頂。那時他剛剛因滑雪而腿部受傷，走路有點一瘸一拐，又加上高原反應，胃腸道反應，導致上吐下瀉。
糟糕的身體狀況，讓汪建連登山前的適應訓練也無法參加。
即使如此，汪建也不打算撤退，在他的字典裡，似乎就沒有放棄二字。
4年前，他試圖攀登世界第六高峰卓奧友峰，在準備過程中就表現出頭暈、嘔吐，那一年還有隊員出現了事故，從海拔8000米處滑倒，竟一路沿著厚厚的積雪滾回了海拔7540米的3號營地。當時，包括著名登山家、隊長王勇峰在內的隊友都勸汪建不要冒險登頂。但汪建不聽，他依然要選擇登頂。
而這次在珠峰營地休整一個半月後，汪建的狀態開始變好，只是因為腳傷和背包負重的緣故，走路仍呈搖晃狀。
在那次登頂前夜，汪建曾找到比自己年長3歲的王石談判，「明天，我們登頂時，你能不能讓我先走20分鐘？」
王石問，「為什麼？」
他回答，「你2003年登上珠峰時，是當時登頂珠峰年齡最大的中國人。這次如果你讓我先走，我就創造了一個新紀錄。20分鐘後，你登頂，你就打破了我的紀錄。但至少我保持了20分鐘的紀錄。」
王石本想同意，但最終還是拒絕了。因為王石認為平時訓練時，汪建總比自己慢40分鐘，如果讓汪建在山頂待20分鐘，就意味著自己要等1個小時，在那種海拔，是非常危險的。
然而，就在王石次日登頂過程中，他四周觀望，沒有看到汪建的隊伍。他想汪建最後應該是放棄了。但當他即將登頂時，看到一個人——這個人提前1小時就出發了——站在頂峰，卡著腰，驕傲地笑著。
他是汪建。
6、談人生
有一次，汪建和比爾·蓋茨交談時，他問比爾蓋茨，是掙錢容易，還是花錢容易？
比爾蓋茨想了想，告訴汪建：「掙錢容易，微軟可控，但想花錢不容易，我花了十多年，花出這個能影響世界進步的軟體，可它的影響力遠遠不如我。」比爾蓋茨的話給了汪建很大的啟發，改變了他對金錢的看法。
汪建希望他人生最好的結局是:人沒了，錢也沒了。如果人沒了，錢還在，那就慘不忍睹了!
什麼叫人生？在他看來就是:生下來，活下去，活得長，死得快，這是最令人高興的事情。
現在的他已經活了快靠近全球平均數的年齡，不愁吃，不愁穿。而現在令他發愁的是吃得太多，發愁身上戴的東西太多，家裡的日用品太多。
認識到他身邊的物質過多這點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辦法把汽車幹掉，徒步行走；第二件事就是把所有的鞋子幹掉，有一雙鞋就夠了，一年四季都不換，冬天是它，夏天是它，登山是它，任何正規場合也是它。一雙鞋穿幾年，90塊錢買來的鞋，折算成一天一分錢，一直穿下去，這讓他非常有成就感。
如何讓生活變得更簡單，是他如今最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