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TYLER COMRIE
3月15日，一名槍手在紐西蘭基督城的兩座清真寺對信徒大開殺戒，並在社交媒體上直播了他的整個行兇過程。此後不久，YouTube網站CEO蘇珊·沃西基（Suan Wojcicki）就得知，行兇視頻被上傳到了自家的平臺上。該公司當即全力以赴，動用人工審查和一系列算法來篩查和刪除血腥暴力視頻，但為時已晚。正如《經濟學人》不久前在盤點裡所言，「沃西基女士在1點上床睡覺前仍然是可以找到這個視頻的。」毫不奇怪的是：幾乎每分每秒都有人在上傳它，其傳播「在規模與速度方面均屬前所未有」，一名YouTube發言人這樣告訴《衛報》。Facebook也進入了緊急狀態，於槍擊案發後的頭24小時內在用戶的頁面上刪除此視頻達150萬次。但CNN報導稱，過了將近兩個月仍能在Facebook上找到該視頻。
就在襲擊前不久，由谷歌創立的技術孵化器Jigsaw的負責人賈斯汀·考斯林（Justin Kosslyn）在Vice網站上發表了一篇名為《網際網路需要更多摩擦力》（The Internet Needs More Friction）的文章。他提出，網際網路原本是為即時通訊而設計的，但其傳輸過程中甚至連基本的延遲都沒有，反倒誘發了不實信息、惡意軟體、網絡詐騙及其它一系列的安全威脅。「重新引入摩擦力正當其時，」他寫道，「摩擦力會耗費時間，而時間削弱了系統性的風險。」
考斯林確實觸及到了某些問題——這些問題的意義遠遠超出了他所談論的安全威脅。儘管遇上了基督城槍案視頻之類的麻煩，但（據《經濟學人》報導）YouTube仍沒有打算改變其「世界各地的人們應當有權即時上傳和觀看內容」的承諾。然而，YouTube確實應該反省一下這條承諾，我們每個人也是一樣。即時性（Instanticity）——姑且這麼稱呼——對線上生活和網際網路架構而言已成為嚴重的弊病，而非其特色功能了。
長期以來，從第一代網民到第二代網民，人們自然而然地認定更快就是更好；慢節奏（slowness）已經是一件逝去時代的老古董了，是一種需要克服的技術壁壘。但他們忽視了一點，那就是人類的各種制度和媒介經常是有意追求慢節奏的——慢節奏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性技術，可保護人類免遭自身弱點之害。
這裡就以《大西洋月刊》《紐約客》和《紐約時報》等傳統媒體出版物為例。三家的數位化都推進得很快，但其內容上線之前幾乎都要經過至少一名編輯的嚴格把關。當然，這很費錢而且會減慢內容的流速，有不少傳統媒體一度還以為拖沓而昂貴的官僚體系已經時日無多。畢竟社交媒體號稱催生出了千百萬名實地實時的記者，同時還令讀者可以定製自己的新聞訂閱，令專家可以繞過記者的過濾而直接向公眾發聲。專業編輯還能有什麼用呢？
但傳統媒體的許諾確實成了明日黃花。作為一個群體而言，消費者是很可怕的編輯，鼠目寸光、含糊其辭、偏聽偏信、人云亦云、粗枝大葉、感情用事或者利令智昏的人不在少數。就算有些人不這樣，很快也會有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發生。我倒不是說社交媒體應該採納1983年前後的報紙編審體制。就算以老式編審來應付Facebook每天10億條以上的推文是可行的，這麼做也不可欲；那種程度的摩擦力將會徹底泯滅社交媒體的自我表達目的。
不過，傳統媒體的教訓依舊不是無關痛癢的。社交媒體公司說到底也在實行特定類型的編輯工作，他們有相關的規則來決定哪些內容應予推廣而哪些又應予封禁，且有一套負責刪除或降低違規內容能見度的機制。Facebook就同時採用了人工智慧和人力審查來識別、刪除18種類型的內容，如美化暴力、歌頌痛苦的素材。這仍然是一種編輯，它無非是在內容發布之後而非之前實施的，部分是因為即時性不允許有事先的把關——乃至於用戶自查也沒有。
設想一個簡單的變化。某名用戶在Facebook、推特、YouTube或別的什麼地方發布了一條消息或一部視頻，按下發送鍵之後……她就只用等了。推文要隔一段時間才能上線。這段時間可能是10分鐘，也可能是一小時，還可能是由用戶自己設定的。
在這段間隔裡可能會發生某些事情。用戶可能收到一條警告，如推文中所聲稱的事實在可靠的事實查驗者團隊中存在爭議。Facebook已經在實行這種警告，其中會提供事實查驗者的鑑定，並詢問用戶是否要繼續發布。或者，如果她堅持要發布，則推文將會被轉交到一群可信的朋友那裡，後者可能會勸導她執意發布將會丟掉工作。再或者，在這段間隔的結束處，她必須觀看如下的屏幕畫面，上有她的推文以及一個問題，「你確定已經準備好將這條消息分享給全世界了嗎？請謹記，它將會永遠公開。」同時，算法和人工審查可以確保她沒有發布虐殺類的視頻。
關鍵不在於這些具體的細節。減慢節奏的方式不止一種。不如說要點在於：有意地引入一些阻礙因素，可以讓平臺和用戶有時間以其自認為適當的方式來查證內容。這或許有助於減少諸如基督城視頻的傳播速度，足以讓平臺的監察者有一個反擊的機會。
就算在推文或視頻發布前的間隔裡沒幹任何事——沒有檢查、把關或是復盤——這段等待期本身就有極大的好處。它會讓人三思而後行。
人類的認知系統有兩套而非一套。諾獎得主、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思考，快與慢》一書裡稱之為系統1和系統2。系統1是直覺性的、自動化的、衝動性的，它適於在遇上諸如被追殺這樣的危險或是碰巧發現食物時做出即時的決定，但它也受偏見和情感的幹擾，經常出錯，其反應經常是過度或者不足的。比較起來，系統2則要慢一些，且含有繁重的認知工作，會收集事實、查對證據、權衡不同的論證並作出有根據的判斷，保護我們免於系統1的錯誤和衝動。
這兩套系統我們都需要，如果我們特別在乎控制憤怒的話就更是如此。社會科學家、新書《愛你的仇敵：體面者如何能拯救美國於輕蔑文化》（Love Your Enemies: How Decent People Can Save America From the Culture of Contempt）的作者亞瑟·布魯克斯（Arthur C. Brooks）在電郵裡告訴我，降低社會敵對性的最有效途徑之一，「就是於情緒激動時在衝動與回應之間設置一個認知性的空間——或者就像你媽媽經常告訴你的那樣，『控制不住情緒就從一數到十再給出答案。』」我們的節奏一旦慢下來，系統2也就有了發揮作用的餘地。
線下生活裡有各種強制我們進入系統2的制度性約束，哪怕我們並不情願如此。人們會教導小孩在開口前要慎重，而成年人在結婚、離婚及購入槍枝前則經常會有等待期。不管自我感覺有多麼良好，科學家都必須接受同行評審，律師也必須等對手走完程序，等等。回到即時性誕生之前的日子裡，技術本身也會減緩我們的節奏。印刷和分發字句，本身就涉及多個階段且有多個經手人；哪怕是走到郵箱前或者等待郵車來攬收，也會有反思的時間。亞伯拉罕·林肯、哈裡·杜魯門和溫斯頓·邱吉爾等公眾名人都有寫下林肯所謂的「熱信」（hot letters）的經歷，即盛怒之下揮筆寫就但未曾寄出的信（這是家常便飯。有一次杜魯門的怒吼傳出窗外並且驚醒了一名睡眼惺忪的《華盛頓郵報》記者）。
在社交媒體上，沒有出版商或者郵遞員強迫誰暫停。2013年，一名公關負責人在推特上發布了一條格調低俗且顯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笑話，（據她事後聲稱）旨在諷刺狹隘者而非為之背書。接下來她坐了一趟11個小時的飛機，一下飛機發現全世界都知道自己了，而且還不是因為什麼好事。最終她丟掉了工作並遭到了社會的唾棄。假如推特當時要求她暫停一下，並詢問她是否確實要發布那條推文，事情又將會怎樣？我們或許永遠無法知曉，但一點反思的時間也許足以左右她的判斷了。
近來，我的一個熟人因發布褻瀆性（profanely）推文而被迫道歉。我問他：如果有個冷靜期的話，結果是否會有不同？他答覆說自己依舊會表達自己的想法，但表述上會克制一些。接著他又補充說，如果推特可以加入一個要求用戶在發推前等待10秒鐘的選項，那他一定會打開的。
要完全避免即時性殊為不易。社交媒體公司堪稱是對令人上癮本身上了癮（addicted to addictiveness），也有一些人可能會抵制一切對有利可圖的衝動性的限制。一些用戶可能會拒斥冷靜期或者乾脆不用有這個規定的平臺。但也有不少人願意嘗試發推前等待10秒的設定，以及歡迎別人的協助。此外，許多業界巨頭也在設法補救因網際網路而產生的一些弊病。重新思考即時性，將有助於我們展示自己更好的一面，進而也可以令社交媒體更具宜人性。
作者：Jonathan Rauch，《大西洋月刊》特約編輯，布魯金斯學會資深學者。
翻譯：林達
來源：大西洋月刊 via 界面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