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楊，環境科學博士。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管理世界》雜誌社副總編輯。主要專注於人口、資源、環境政策的研究。
在關於《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總體方案》（以下簡稱《總體方案》）的解讀文章涉及的話題中，這是關心的讀者不多、爭執的專家很多、吃力且不討好的一個，但的確是我最喜歡的話題：不是好爭（子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而是好野生動物，甚至若不是因為緣自對野生動物的興趣也不會擇業於環保。對這個難得的工作與興趣統一且在這個發展階段終於重要了的話題，值得探微索隱、明辨是非，哪怕因為惹是生非成了「下士」。
本來，國家公園必然保護野生動物，這有什麼可說的？但因為涉及部門利益格局，國家公園與野生動物的關係，每個字乃至每個標點符號，都不僅意味深長而且可能「意在沛公」。在學術文章乃至部門規章中將這二者放到一起，不是新鮮事，但中央文件將二者放到一起，直到2015年9月《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第十二條才出現：「建立國家公園體制。加強對重要生態系統的保護和永續利用……。構建保護珍稀野生動植物的長效機制」。按一般閱讀理解方式，似乎這最後一句是前面的水到渠成，其實，只是這句對生態文明不可或缺的內容實在沒地方安放了：單做一條太短，放別處？諸位看官，你們試下，都比此處更彆扭。
又過了幾個月，中央終於第一次明確了二者關係，且之間銜接的不再是句號。2016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上強調：「要著力建設國家公園，保護自然生態系統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給子孫後代留下一些自然遺產。要整合設立國家公園，更好保護珍稀瀕危動物」。其後，中央深改組會議通過了東北虎豹和大熊貓這兩個名字帶野生動物的國家公園的試點實施方案，許多人由此推論，中央建國家公園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保護珍稀瀕危野生動物，至少，有一種類型的國家公園的功能就是保護野生動物：野生動物國家公園就是野生動物類型國家公園？用國家公園形式保護野生動物比用自然保護區形式更好？最應該用國家公園形式進行最嚴格保護的野生動物是東北虎豹和大熊貓？這些問題，值得專門探討，否則難免理論上不明就裡、實踐中不分主次。
野生動物國家公園就是野生動物類型國家公園？非！這兩個概念的差別，直接涉及國家公園的功能定位。《總體方案》中明確了「國家公園是指由國家批准設立並主導管理，邊界清晰，以保護具有國家代表性的大面積自然生態系統為主要目的，實現自然資源科學保護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陸地或海洋區域」，且其中幾乎沒有與野生動物相關的內容，只是在「完善責任追究制度」中，提到「強化國家公園管理機構的自然生態系統保護主體責任……嚴厲打擊違法違規開發礦產資源或其他項目、偷排偷放汙染物、偷捕盜獵野生動物等各類環境違法犯罪行為」。顯然，保護野生動物並非國家公園的主要功能，那為什麼有兩個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區要用野生動物來冠名呢？答案其實很簡單： 野生動物國家公園不等於野生動物類型國家公園，只是這些區域的共性只能用某個保護物種的名稱來概括，但並非像野生動物類型自然保護區那樣從劃界、分區到日常巡護、監測都聚焦於主要保護物種的棲息地（類似地，北京長城國家公園也並非只有文化遺產資源重要，也具有重大生態價值，這樣取名和劃界也只是因為這個區域可以用北京長城這條線索連接起來，具體分析可參見「第一批國家公園可能是哪些」，載於《中國發展觀察》2017年21期）。
梳理一下2015年以來的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工作，可以發現最終確定的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區都是按生態系統來定名的，原來的以行政區命名的都在試點實施方案的批覆文件中更名了（如開化更名為錢江源、城步更名為南山）。祁連山國家公園曾經被建議命名為祁連山雪豹國家公園，也因為如此，中央批覆的試點實施方案中還是刪掉了雪豹二字。
但也必須認識到，保護生態系統常常也意味著保護珍稀動物（本文的保護均指conservation，臺灣地區譯作保育），且由於國家公園保護的生態系統面積較大，通常能較完整地覆蓋多數動物的棲息地。但反過來，只保護某種動物的棲息地不一定能確保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只有少數動物，其適宜的棲息地基本就能代表某種生態系統。而且，很多時候，不易看出生態系統保護有哪些具體需求，也不易看出生態系統保護的效果，通過這些對生態系統重要的動物的相關情況，就易於了解這些方面——到底是哪些動物呢？竊以為要先了解若干概念：指示物種、旗艦物種、傘物種、基石物種。從管理工作而言，重點是前二者。全面監測和管理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是很困難的，指示物種是利用最多也最廣泛的方法，儘管選擇適合的指示物種的標準存在很大爭議，但有些物種的最適生境要求基本就可反映某種生態系統的主要特點及其現實狀況。例如，青海湖裸鯉（參見圖1）就是可以判斷青海湖流域「水—魚—鳥」系統安全狀況的指示物種，其數量及數量變化（涉及洄遊路線的生態）對生態系統質量有良好的指示作用。這種方法其實在環保領域廣為應用，如採用活性汙泥法工藝的汙水處理廠，適量輪蟲（參見圖2）出現時，說明出水水質較好（肯定達標），過量的輪蟲則是汙泥要膨脹的預兆；又如，有不少底棲動物可作為水生態系統的指示物種，敏感的蜉蝣目動物能指示水質是否良好，而寡毛綱顫蚓科動物（如餵觀賞魚的紅線蟲）大量出現則是水質變差的標誌。不過，不同功能的水體，起到指示作用的動物也不同，即很多動物的指示功能相對單一，且這些動物往往不具備公眾魅力（有圖2中輪蟲的迷妹嗎？這東西體長0.5毫米左右），這就很難讓公眾建立保護動物與生態環境質量之間的聯繫。打個比方，這些動物能在「個別」場合指示生態環境的「某些」方面卻不是「綠水青山」的全面的形象代言者。
青海湖裸鯉（湟魚）是青海湖生態系統的指示物種輪蟲是活性汙泥法汙水處理廠水處理情況的指示物種這種情況下，保護生態，尤其是形成「共抓大保護」的合力，更依賴旗艦物種（flagship species）——這個概念有兩方面含義：從生態學角度是其僅分布於某些特定的生態系統中，管理者通過關注這個物種的保護需求，就易於監測和管理大面積生境（即具有一定的廣域、多功能指示物種的功能）；從社會參與角度，是其大多具有重要的精神價值、美學價值或文化價值（即先天「有顏值」，如大熊貓、東北虎、雪豹、江豚等），易於喚起公眾對保護行動的關注和獲得全社會的支持（即後天「有群眾基礎」），其作用類似保護的代言明星。不過，旗艦物種並非主要從保護生態系統這個維度構建的概念，嚴格意義上不能與指示物種相提並論，這時就需要另外兩個概念：基石物種(keystone species)、傘物種(umbrella species，也譯作傘護物種)。前者更多是從生態系統角度而言，後者更多是從物種保護角度而言：基石物種，是指在一個生態系統中，該物種的種群的存在與否，會影響諸多其他物種的存活與多樣性。生態系統往往是一種去中心性、難控制的系統（大家可以回憶一下人造生態系統「生物圈二號」實驗的失敗），生態系統的良性運行得益於其中各個物種之間的開放與合作，這當中，基石物種發揮了系統粘合劑的作用，它的存在會把生態系統的多種元素、多個物種整合起來（這段英文解釋很形象地說明了其角色，石拱門中間那塊石頭：The role that a keystone species plays in its ecosystem is analogous to the role of a keystone in an arch. While the keystone is under the least pressure of any of the stones in an arch, the arch still collapses without it）；傘物種保護工作的涉及面廣、要求高，對一個物種的保護就可以對整個生態系統起到傘護作用。換言之，能夠以點帶面，做好了對這個物種的保護工作，基本就兼顧了這個生態系統的需要。例如，要保護好東北虎，實際上必須保護好其食物鏈上多種動物的棲息地。可以這樣總結這兩類物種與生態系統的關係：傘物種種群的存在是一個良好生態系統的「充分條件」，基石物種種群的存在則是良好生態系統的「必要條件」。
必須注意到，這些概念各有分工又有交叉，在應用中也各有欠缺：例如，動態地評價生態系統質量和生態恢復情況，通常位於食物鏈頂級的傘物種是最好的指示物種，但靜態就不合適（不能很好地顯示整個生態系統的特徵）。只有當這個傘物種又恰巧影響和決定了這個系統多方面的條件時（即其同時也是基石物種），這時，這種動物棲息地的適宜性就與整個生態系統的質量之間構成充分必要條件。但有些生態系統中沒有明顯的傘物種或傘物種基本不具有基石物種的功能，此時通過物種保護來保護生態系統的方法就不適用了；某些旗艦物種的存亡其實可能對保持生態系統、生態過程的完整性和連續性無根本性影響（區別於基石物種），但其公眾魅力卻有助於使保護真正成為大保護（所以也被稱為iconic animal），所以這樣的物種在保護工作中還是不可或缺的。
通過保護野生動物來保護生態系統，最理想的情況是某個物種既是指示物種，也是基石物種、傘物種，還是旗艦物種。東北虎就是中溫帶針葉落葉闊葉混交林生態系統的「四合一」物種，健康的東北虎種群的存在，就意味著最高質量的中溫帶針葉闊葉混交林生態系統的存在（也因此，嚴格來說，缺少豹亞科動物的歐美國家，其森林生態系統是殘缺的，尤其在許多國人心目中視為天堂的瑞士等國）。而大熊貓這個最典型的旗艦物種，對暖溫帶和亞熱帶常綠闊葉林生態系統的指示意義和傘護意義就不如虎：其棲息地要求與這類生態系統的典型特徵存在一定差異且其難以通過食物鏈建立與其他動物的強關聯，其對人類幹擾的適應性也與這個生態系統中的大多數動物存在明顯差異（如對各種道路和噪音都較為敏感，具體參見中科院生態環境中心歐陽志雲團隊的相關研究「Reassessing the conservation status of the giant panda using remote sensing」，載於2017年9月25日出版的權威期刊《NATURE—ECOLOGY AND EVOLUTION》（自然—生態與進化），第一作者徐衛華），因此不一定是較好的傘物種（儘管學界這方面的聲音很強），也不一定是較好的指示物種（如大熊貓在行為上迴避道路，這樣在判斷棲息地狀況時道路就成為棲息地破碎化的標誌，據此前面文章中就認為大熊貓棲息地「was more fragmented in 2013 than in 1988」，但這個生態系統中的多數動物（包括有蹄類及以其為食的多種貓科、鼬科動物）卻對低級別道路有較好的適應性，即大熊貓適宜棲息地的變化情況難以代表這種生態系統的質量變化狀況。另外，其不像長臂猿那樣因啼聲易於監測）。竊以為，可以這樣評價這兩個野生動物國家公園：東北虎豹國家公園的主要功能其實就是加強中溫帶針葉落葉闊葉混交林生態系統保護（不過，由於東北虎活動的範圍較大，其種群棲息地範圍通常會大於考慮了管理操作性的國家公園的範圍，因此東北虎豹國家公園還不能完全以東北虎豹種群的活動空間來劃界），但大熊貓國家公園的主要功能卻不一定在現實中體現為保護暖溫帶、亞熱帶常綠闊葉林生態系統，畢竟大熊貓的生態位過於特化了。
總之，辨析野生動物國家公園和野生動物類型國家公園的區別，應用到管理工作中，可一言以蔽之：野生動物國家公園保護的不僅是動物，更是其代表的生態系統，而作為國家公園名稱的這些動物，應該是這類生態系統的指示物種、傘物種、基石物種，最好還是公眾喜聞樂見的旗艦物種。這樣，保護重要的生態系統，就有了「擬動物化」乃至「擬明星化」的標誌，就會成為公眾易理解、願參與、能共享的事業。只是，需要說明的是，中國這個全球唯一的熱帶以外的生物多樣性超級大國，這樣的物種有很多，遠不止大熊貓、東北虎、東北豹、雪豹……
要加強保護，用國家公園形式比用自然保護區形式更好？是！這個問題好像現在近乎共識了，大家都知道國家公園體制試點是中央直接抓的大事，「國家公園實行最嚴格的保護」……「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不過，並非在自然保護方面就是國家公園包打天下，那既不合理、也不可行。國家公園與自然保護區在功能、形態上是有區別的（參見「國家公園不是自然保護區的升級版」，載於《中國發展觀察》2016年16期），二者可以各司其職，其關係在IUCN的保護地分類體系中已有較科學的表述（儘管從《總體方案》的表述來看，中國的國家公園有自身特色，但自然保護地體系各成員的分工仍是明顯的，今後這方面會有專門的文件說明）。
而且，中國的自然保護區事業總體是較為成功的。根據2016年時任環保部部長陳吉寧受國務院委託向全國人大所作的《關於自然保護區建設和管理工作情況的報告》，目前全國有超過90％的陸地自然生態系統類型，約89％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種類，以及大多數重要自然遺蹟在自然保護區內得到保護，部分珍稀瀕危物種種群逐步恢復。這樣的結論有多方面翔實的數據作為支撐。如2001年底國家林業局啟動實施了全國野生動植物保護及自然保護區建設工程，其中包括大熊貓、朱䴉、虎、金絲猴、藏羚羊、揚子鱷、亞洲象、長臂猿、麝、普氏原羚、野生鹿類、鶴類、野生雉類、蘭科植物和蘇鐵等15個物種保護工程。這些物種，迄今全部都實現了數量增長（以2001年底為時間基點，其時已經沒有華南虎的野外發現記錄）。又如，國家林業局發布的第一批瀕危野生動物專項調查（2011年啟動）結果顯示，與1995年的第一次全國陸生野生脊椎動物資源調查結果對比，此次調查的14個物種中，四爪陸龜、莽山烙鐵頭蛇兩種的種群數量有所下降，慄斑腹鵐、揚子鱷、六盤山蝮、秦嶺蝮、蛇島蝮等種群數量保持穩定，海南長臂猿、朱䴉、黑臉琵鷺、遺鷗、黑嘴鷗、黑琴雞、瑤山鱷蜥等種群數量均呈增長態勢。從保護管理措施效果看，14個物種均受到良好保護，其中海南長臂猿、揚子鱷、四爪陸龜、蛇島蝮的全部或絕大部分野生種群都被保護在自然保護區內。
但也是這個報告中的結論：「（自然保護區）管理機制有待健全。一些自然保護區按照行政區界劃建，導致同一生態系統內分設不同的自然保護區，影響了生態系統完整性。部門間的協作配合還需進一步加強」；也是這次專項調查的數據：我國34.69%的物種受到棲息地被幹擾、破壞、被分割、退化等的較「強」程度的威脅，明顯高於這些野生動物的食源幹擾、水源幹擾、人為直接幹擾和大型建設幹擾等威脅因素。另外，總體的情況還可參考以下事實：從第一批中央環保督察公布的反饋情況來看，自然保護區違法違規問題不僅僅是甘肅省獨有的問題，內蒙古、黑龍江、寧夏等多個省區相當數量的省級以上自然保護區內普遍存在數量多、規模大、範圍廣的農業開發整治、礦產探採、旅遊開發等違法違規開發建設問題；有的法律、部門規章等對自然保護區的保護未提及，致使其他部門尤其是規劃、項目的審批部門，對其認識不到位，在審批過程中容易忽略；2015年7月中國公布的《中國實施千年發展目標報告》，中國提前完成了多個千年發展目標，唯一未達標的一項是7B項，即「降低生物多樣性喪失，到2010年顯著降低生物多樣性降低的速度；2016年環保部、中科院聯合發布的《中國生物物種名錄2016》中明確提到：我國已知生物物種86575種，包括動物界35905種，其中有大量遷徙物種。但氣候變化、人類活動等因素，導致遷徙物種棲息地大量喪失和破碎化，使許多珍稀物種數量銳減。儘管生物多樣性總體下降的情況是全球絕大多數國家的共同趨勢，但中國這個生物多樣性超級大國應該也可以在這方面做得更好。
在目前發展方式尚未根本轉變、自然保護區保護力度受到體制性制約的情況，用國家公園的形式加強保護，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須的（祁連山自然保護區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證）。國家公園才能實現更好的保護，主要原因來自體制整合、強化和空間整合。首先是因為其有體制上的保障：如《總體方案》中在「權、錢」方面提供了制度保障（具體參見「事權統一、責權相當；中央出錢、指導有方——解讀《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總體方案》之一」，載於《中國發展觀察》2017年第19-20期），這樣就可避免保護部門的有心無力、監守自盜和相關部門的法人犯法（如甘肅省國土資源部門對祁連山自然保護區採礦權的違法審批）；然後是因其實現了空間整合，可以完整地保護生態系統，避免重要物種棲息地的破碎化和更好地發揮生態服務功能。例如，目前,野生大熊貓被隔離為30多個種群。由於旅遊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加強，再加上氣候變化等因素的可能影響，部分被隔離的大熊貓小種群局部滅絕風險很大。為了確保野生大熊貓的長期生存，需要加強自然保護區網絡建設和廊道建設，增強棲息地的連通性，還要從整個生態系統完整性的角度進行綜合考慮，將大熊貓種群保護與生態系統水源涵養等服務功能保護相結合。這些方面的加強，目前國情下，恐怕只有中央親自抓的國家公園能夠實現，即國家公園的主要功能雖然不是保護野生動物但可能是目前國情下保護珍稀物種的最強方式。而且，之所以還是有用國家公園保護某些野生動物的必要性，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野生動物資源可和人居環境質量不同——覆水難收、萬劫不復。人居環境汙染了，只要加強治理，總會恢復的，當年發生八大環境公害的日本、歐美，現在都是天藍水碧，瑞士更是恢復成了中國遊客心目中的人間天堂。但這些地方滅絕的「四合一」物種，是永遠不可能復生的。歐美的森林生態系統的殘缺，也是永遠不可能彌補完全的。
當然，也應該看到，在自然保護地體系中，國家公園還是要與其他類別的保護地在功能和管理方式上有所區別，才可能從國家層面把好鋼用在刀刃上、從體系角度讓各類保護地各盡所長、從發展角度讓地方政府易於處理好保護與發展的關係。這一點，實際上也是國際慣例。大多數國家的國家公園的功能是保護大範圍的生態系統和生態過程，其管理和命名都與自然保護區存在差異。保護區和國家公園的功能區別，在許多大國都很明顯。如俄羅斯的自然保護區和國家公園。美國的保護地體系裡既有國家公園體系，也有魚和野生動物保護局（FWS）的保護區(refugee, sanctuary)體系。儘管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NPS）和美國魚類和野生動物管理局（FWS）兩個體系平行並存，但他們的任務和使命是有區別的（參見圖3,從其徽標的圖案中即能看出二者的保護對象和使命存在差別）。NPS這樣闡述自己的角色和使命：「為儘可能完整無損的保存國家公園的自然文化資源與價值，以確保人民世世代代欣賞之、為之教育和為之激勵，國家公園管理局與合作夥伴共同致力於將自然與文化資源的保護與戶外遊憩推廣到全國乃至世界」。FWS的使命則為：「與社會各界一起保育、保護和促進魚類、野生動物和植物及其棲息地持續的貢獻和保障美國人民的福祉」。 FWS負責約600處國家野生生物保護區管理以及《國家瀕危物種保護條例》的執行，並為《瀕危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的技術支撐機構。顯然，後者聚焦於具體的物種保護，其面對的管理問題也較國家公園簡單，因此其技術標準體系和管理機構設置也明顯比NPS簡單。
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魚和野生動物管理局的徽標對比最需要用國家公園進行最嚴格保護的是東北虎豹和大熊貓？非！明確了國家公園的主要功能雖然不是保護野生動物但可能是目前國情下保護珍稀物種的最強方式，就應該想到這麼珍稀的「國家公園行政資源」，應該優先用於保護哪些珍稀物種呢？
目前中央已經確定的大熊貓和東北虎豹自不待言（估計國人投票的話，它們入選也是大概率事件，這充分說明了旗艦物種既是天生的、也是人為的），但用理性標準來看，它們真的重要嗎？可以把理性標準凝練為兩方面：①生態系統和國家形象的代表性；②用最大力度保護的迫切性。
《總體方案》反映出來的國家公園的三個特徵是：生態保護第一、國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前兩者與野生動物結合起來，就是生態系統和國家形象的代表性。對懂行的人來說，重要物種的存在是生態系統完整性和質量的主要標誌。為什麼說對大多數國人來說是最佳人居環境的瑞士的生態系統基本沒有全球存在感，就是因為其長期的人類活動造成了嚴重的生態破壞和生物多樣性喪失，今天的瑞士只能稱為人工花園和農場，基本沒有全球意義上的生態價值。而一個有虎存在的森林生態系統，一定是完整的、多樣的、頂級的。而且，特有物種還是國家形象的重要代表，如大熊貓肯定是中國的全球通用符號。只是，考慮這些物種代表的生態系統對國家的重要性和其瀕危的程度，其真的是最需要用最大力度來保護的嗎？
如前所述，最需要用國家公園形式實行最嚴格保護的，應該是最瀕危的「四合一」物種。按此標準，華南虎和白暨豚真的是需要的，但今天說這話已經晚了。但還有些如風中殘燭一樣的重要物種，可是真的需要甚至不要不行，例如——雲豹。
目前，雲豹的知名度和公眾影響力與大熊貓、東北虎相比是霄壤之別，但其對我國生態系統的代表性至少比大熊貓重要：大熊貓其實對生態系統的指示性並不強，且由於其對人類幹擾行為的適應性迥異於同一生態系統中的多數物種（可參見前述中科院生態環境中心歐陽志雲團隊的研究成果及這篇文章：，如大熊貓刻意迴避幾乎所有道路，而多種有蹄類動物會充分利用高速公路以外的其他非全封閉道路，其捕食者又會追隨這些動物，這就使鄉間小路兩側區域反而可能成為野生動物豐度、多度都較高的地方），在反映棲息地質量上缺少代表性。而雲豹是亞熱帶常綠闊葉林生態系統的傘物種（是否基石物種，目前缺乏這方面的研究資料），其種群存在是該類型生態系統健康完整的重要標誌（指示物種），也完全可能發展為旗艦物種（參見圖4,其犬齒與頭部比例是貓科動物中最大的，且形象有特色）。亞熱帶常綠闊葉林生態系統是我國約一半的人口生活地域主要的生態系統（常綠闊葉林的分布區約250餘萬平方公裡, 在世界上分布面積最大, 發育最為典型），因此雲豹具有對我國涉及人群最多的生態系統最重要的指徵意義。但2007年後，全國除了滇、藏國境邊緣區域仍有確鑿的發現記錄（紅外相機照片），在其他區域基本消失。只有黃山區域在整個中東部仍具雲豹種群生存的最佳條件，這有多種相關記錄佐證（參見圖5、圖6）。這樣重要的物種（很好地體現了生態系統的代表性和用最大力度保護的迫切性），仍有較大可能活動在人類活動強度較高的黃山區域。在皖南地區保護地破碎化嚴重、經濟發展帶來的幹擾巨大、獸類資源仍在快速下降的情況下（參見劉凱等人發表在《生物多樣性》2017年第8期上的文章「基於紅外相機技術的皖南山區森林生態系統獸類資源現狀」），沒有國家公園這樣實現了體制整合和空間整合的形式，靠目前的自然保護地是難以挽救這樣的極小種群的。
雲豹這個長相有希望被「包裝」成旗艦物種嗎？熱成像攝影儀在黃山風景名勝區內記錄的疑似雲豹的圖像（視頻截圖，2014年11月） 雲豹的發現蹤跡（相關研究成果屬於安徽師範大學吳海龍教授）與雲豹類似的，還有瀕危程度弱一些但也一樣沒有得到國家太多恩澤的華北豹。這樣大個體的豹（平均體重顯著大於東北豹，且外觀比東北豹更醒目。2017年相關國際組織認為東北豹和華北豹是同一個亞種，但其理由並不充分（如忽略了東北豹和華北豹這兩個亞種長期的地理隔離），也沒有足夠的調查數據和基因分析數據支持），非常適於作為華北區域暖溫帶闊葉林生態系統的「四合一」物種，只不過其重要性還未被「中央」了解。這麼可愛的「豹豹」，還需要大家多向中央「報報」，多讓公眾在感覺上「抱抱」，才可能當上旗艦物種。很巧的是，與華北豹棲息地交錯的，還有一個中國特有物種——褐馬雞（參見圖7 ）。這是馬雞中最為名貴的種類（觀鳥界有「九鳥不如一雞」的說法，而褐馬雞又是雉雞中體型、外觀都出色且有豐富文化內涵的「寶雞」）卻好像不為大眾所知。實際上，其在中國文化中具有特殊意義：從戰國時趙武靈王起，歷朝歷代慣用褐馬雞的尾羽裝飾武將的帽盔，稱為「冠」，用以激勵將士戰鬥（褐馬雞的特點是「毅鳥也，毅不知死」）。戲劇表演中武官頭上所戴雉雞翎，正是褐馬雞的尾羽。在國際學術界，褐馬雞的地位幾乎接近大熊貓，被世界雉類協會放在其會徽上。我國褐馬雞總數為5000隻左右,但分布區破碎化、不連續（對種群基因交流不利），且由於褐馬雞棲息的海拔高度較低，更接近人類生活區域，因而人為幹擾更為嚴重：人類經濟活動的影響給褐馬雞的生存帶來極大的壓力。在山西太行山區，沙棘的漿果是冬季降雪封山以後褐馬雞的主要食物，由於人們對沙棘的開發利用，造成了人與褐馬雞爭奪沙棘的現象。太行山的居民在褐馬雞的棲息地內一年四季放養馬、牛、羊等牲畜，這种放養也嚴重驚擾褐馬雞的正常生活（這種行為還導致不少牛羊被華北豹捕食從而引發了不少人豹衝突）。另外，每年春末夏初是褐馬雞的繁殖期，也正是當地村民上山採藥、砍柴、割條、挖菜等經濟活動頻繁的季節，還有村民在叢林中發現褐馬雞的巢就毀巣取蛋，直接威脅到褐馬雞的繁衍。如果中央成立了太行山國家公園，將華北豹、褐馬雞等同樣完美地體現了生態系統和國家形象代表性、用最大力度保護的迫切性的物種連同其代表的生態系統「打包」保護起來，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幫助當地進行生態文明體制建設、實現綠色發展（具體可參見「國家公園、生態文明制度和綠色發展」，載於《中國發展觀察》2016年第5期），這才是搶救性保護、「共抓大保護」和「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的獲得感」的結合，才是只有國家公園能幹而自然保護區幹不好的事。
山西太行山區的褐馬雞其實，還有很多危在旦夕的重要物種，如各種長臂猿（中國有全球20種中的6種，包括2017年才被正式定種定名且只分布於物種極其豐富的高黎貢山的天行長臂猿），當年長江兩岸可是「兩岸猿聲啼不住」，後來退到國境邊緣還無地自容（已有白掌長臂猿功能性滅絕，好在最近10餘年這種趨勢得到了逆轉，如海南長臂猿的數量有明顯恢復），可惜了這類對生態系統指示作用明顯強過大熊貓的物種了（長臂猿以成熟的果實為主要食物，受到破壞後的次生林通常無法滿足它們對食物的需要，加之其啼聲易被監測，因此可以通過對其種群監測來研究熱帶、亞熱帶常綠闊葉原始林的健康程度）；還有已經被長江「黃金水道」的各種掙錢方式逼到幾無前途的江豚，原來設的那麼多自然保護區自保都困難（被地方以各種理由調整邊界，參見「為何和如何讓『國家公園實行更嚴格保護』」，載於《中國發展觀察》2017年第1期），沒有國家公園的體制優勢和空間優勢保駕護航，其種群滅絕就是旦夕之間。有些地方，還可能出現多種重要物種麇集但地方保護能力不夠的現象。這種物種高度富集的區域一定是偶然的（不排除是其他區域幹擾太嚴重，這些物種只好都擠到一起來了），這種諾亞方舟般的區域，當然還是國家出手最好。像四川新龍那樣同存7種貓科動物的窮地方，就的確比大熊貓更需要用國家公園的形式來保護（具體可參見貓盟團隊所著「四川新龍：全球貓科種類最豐富的地區之一」，載於《中國國家地理》2017年第11期）。
總結一下：有些野生動物是珍稀的，所有國家公園更是「珍稀」的（中國成為現代化國家後，國家公園很可能封頂於50個左右），只能主要用於保護生態系統、兼顧保護重要物種。何況，大多數指示物種和基石物種不需要用國家公園的形式保護，多數這樣的物種生命力強悍、常見。例如，青藏高原上的鼠兔，幾乎成為各種動物的蛋白質來源，不僅讓藏棕熊成為僅見的以肉食為主食的棕熊（高原鼠兔是棕熊的基本食物(乾物質量佔比接近50%，具體參見徐愛春為第一作者的「青藏高原可可西裡地區藏棕熊暖季食性及採食行為模式」，載於《動物學研究》 2010年第6期），也讓大家以為只吃素的黑頸鶴和旱獺也有了開葷頂餓的機會。這個基石物種幾乎影響了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生態系統的所有動物，但其只要不被人用近10億元的中央財政資金買鼠藥禍害，其繁殖能力完全可以確保自顧無憂（參見圖8,顯然這二者都難以成為旗艦物種）。用國家公園來保護的野生動物，最好限於「四合一」物種且非國家公園保不住的。確定這樣物種的標準是什麼？由什麼部門來負責？從自然保護區等整合轉變為國家公園需要哪些體制機制調整？這方面的擴展討論與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糾葛太深，討論必然變成利益紛爭，等今年3月自然資源統一管理的大部委成立後再討論可能更有利於事業發展，畢竟國家公園是國家的，相關官員也要聽中央的，相關學者也「不能妄議中央」。
藏棕熊和其主動捕食的主要對象——高原鼠兔惹完了大家關注不多但爭論很多的野生動物和國家公園的是非，就該說大家高度關注但還來不及細究的國家公園和各類保護地及旅遊景區的關係了，因為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剛剛一語定勢「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大局和方向已定，這些保護地及數量甚至更多的以保護地資源為主體的旅遊景區（現實中很多保護地與旅遊景區的關係的確像兩件馬甲互穿）何去何從，請看下篇「三說國家公園和既有自然保護地體系的關係」。
（本文原題為《用國家公園進行野生動物保護的是與非——解讀《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總體方案》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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