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籍科學家顧方舟的人生足跡與寧波精神

顧方舟先生

沒有一位中國科學家能像顧方舟一樣，在去世的一年裡，獲得如此多的哀榮：2019年中國最美醫生、感動中國年度人物、最美奮鬥者……這一年的9月1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更是籤署主席令，授予顧方舟「人民科學家」的國家榮譽稱號。

然而，當我們知道顧方舟一生與「小兒麻痺症」「脊髓灰質炎疫苗」「糖丸爺爺」這幾個詞如影相隨，並且是中國消滅脊髓灰質炎第一人時，就會由衷地誇讚這些榮譽確屬實至名歸。

2020年1月5日，在顧方舟去世一周年之際，受寧波市科協委託，寧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策劃主辦了甬籍人民科學家、「糖丸爺爺」顧方舟紀念展。展覽主辦者收集整理的大量鮮為人知的顧方舟成名前的生活工作情況，特別是他與寧波的關係，讓人實實在在地看到了一位寧波籍科學家，如何完美地演繹了寧波的「四知」精神。

1951年留蘇期間觀察乙型腦炎小白鼠大腦組織

知難而進行不懈怠

許多偉人，生於困頓，顧方舟也是如此。

1930年，當顧方舟只有4歲時，他的父親、在海關工作的顧國光就去世了。寧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院長沙力，悉心收集到顧國光入職上海海關的證明材料。當年，顧國光在一艘非洲來中國的貨輪上做外勤，不經意間，一隻小蟲子咬了他一口。起初，他只是覺得叮咬處有點癢，但隨後幾天持續高燒不退。最終，他被確診染上了一種名叫「黑熱病」的疫病，拖了幾個月後終告不治，撒手人寰。

當時，顧方舟的母親周瑤琴是個小學教師，收入微薄。顧國光夫婦育有四子，顧方舟排行老二，弟弟顧方方還是個聾啞兒。除四子之外，顧國光還有一個年幼的弟弟。一家人的生活很快陷入困頓。

但周瑤琴是位了不起的母親。1926年，也就是生下顧方舟那年，周瑤琴在寧波中山公園拍了一張照片。照片中年僅28歲的她，目光堅毅而沉穩。她很快作出選擇，為年幼的兒子們找到寄居之所，自己外出闖蕩。

1931年年底，周瑤琴帶著四個兒子與小叔子一起來到她的娘家、鄞縣洞橋鎮後周村(現海曙區洞橋鎮前王后周村)。而此時，周瑤琴的母親因為丈夫和一個兒子的先後離世，哭瞎了眼睛。周瑤琴把自己的幼子託付給侄子周盛海和他的妻子鮑蓮芳，自己則去了杭州，考取廣濟產科專門學校。

1934年，周瑤琴從學校畢業，正式成為助產士。而顧氏兄弟也在寧波度過了他們艱難的童年。

當年，天津是許多寧波商人在北方的「碼頭」，這些實力雄厚的寧波幫在津門涉足錢莊、五金、船運、洋行等行業，而家眷的生兒育女自然需要助產士，所以，周瑤琴把她人生的落腳點放在了天津。她在英租界掛牌執業，把兒子顧方喬、顧方舟、顧方奎及小叔子接到天津，幼子顧方方則讓洞橋的娘家人看管。

就這樣，周瑤琴以一己之力，養育著一家子。但她畢竟只是一名助產士，從業的辛酸只有她心裡清楚。

顧方舟曾這樣回憶道：在舊社會，職業婦女沒人幫忙，在社會上根本沒辦法立足，而要靠一個婦女養活三四個孩子，更是難上加難。

周瑤琴也曾對顧方舟這樣說：「長大了，你要當醫生。當了醫生，我們就不用求別人了。」

顯然，周瑤琴的棄文從醫和身上那種不服輸的性格，對顧方舟的影響是巨大的。顧方舟曾在自述中這樣寫道：「我非常感謝母親的撫育和教誨，也就是那個時候，(她)給了我一個性格，那就是不怕艱難，不怕困苦，不怕髒也不怕累。」

顧方舟知難而上的品格，在攻克中國脊髓灰質炎難題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1958年8月，衛生部派顧方舟到昆明籌建疫苗生產基地，當時物資稀缺，交通運輸困難，蘇聯又撤走了援華專家，國內的設計資料也少。但只過了9個月，這個有19棟房子、佔地1.37萬平方米的生產基地就建成了。

當時，顧方舟是斷了自己「後路」的，他把全家包括老母親都帶到了昆明。事後，顧方舟說：「當時也不知道哪兒來的膽，向上面就說行，一定克服困難，努力幹。」

1959年年底，當中國第一批小兒麻痺減毒活疫苗研製出來後，由於沒有經過人體試驗，不能驗證有否風險。面對這一困難，顧方舟硬是自己試藥，喝下了疫苗溶液。由於脊髓灰質炎多發於7歲以下的兒童，必須在兒童身上做臨床試驗，於是，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顧方舟不滿周歲的兒子顧烈東成了中國第一個喝下疫苗的孩子。

「先拿別人家的孩子喝藥不太仗義，我是組長，這個頭我來帶。」這就是顧方舟的膽魄和道義。

一九二九年四月顧方舟一家

知恩圖報行路思源

顧氏三兄弟跟隨母親周瑤琴去了天津，小弟顧方方則留在了洞橋。顧方方，在洞橋鎮前王后周村村民的口中，被叫做「顧阿四」，阿四是個聾啞人。

周家後人周根壽告訴筆者，從顧方方來到洞橋至他去世的82年間，他單身一人，沒有娶妻生子，也沒有離開過這裡，而這裡的人們一直照顧著他。

如果從顧方方的外婆算起，到最後表侄孫周存傑為顧方方送終，這照顧的接力棒傳了四代。這其中還有顧方方的表嫂鮑蓮芳、表弟王大康以及表侄周根壽、周小寶等人。

「1968年之前，顧方方一直住在周盛海、鮑蓮芳夫婦家，吃住在一起，鮑蓮芳對其視如親弟。」周根壽回憶說，分家後，他的二兄周小寶與他貼隔壁住著，也是走進走出，不時照料。當時，顧方舟的表弟王大康負責經濟上的聯繫，而周家人更多在日常和勞作中，幫助無法用語言與他人交流的顧方方。

周瑤琴把小兒子留在洞橋也是無奈之舉，而在最困難的年代，雖然沒有錢，她也惦記著這個最小的兒子，會寄回一些全國糧票，改善小兒子的生活。而顧氏兄弟工作後，寄錢資助這個小弟弟也成了他們生活中一部分。

顧方舟重返寧波是在1984年。同是後周人的前王村現任黨支部書記應孟軍回憶道，當時，顧方舟是乘著一輛「普桑」來洞橋的，這在當時算是了不起的事了。但人們只知道轎車裡坐的是來寧波探親的北京「顧大夫」。其實，當時顧方舟已是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中國協和醫科大學校長，副部級幹部了。

那次，見到一直照顧顧方方的表嫂鮑蓮芳，顧方舟也是百感交集。當年，為了託付照顧顧方方，周瑤琴把自己名下的15畝土地轉給了侄子侄媳周盛海、鮑蓮芳夫婦。新中國成立後，周家的成分因此被劃為地主，周盛海本人也遇變故。在隨後的二十多年中，鮑蓮芳以掃地為生，靠著娘家的資助，拉扯著子女和顧方方長大。顧方舟對她照顧撫養弟弟之情表示感謝，話語中也透出一點內疚。而鮑蓮芳則答道：「過去的事不要去想了，有你這句話就夠了。」

周根壽回憶說，當時顧方舟提出與大家合個影，而他的母親因為怕自己的「成分」影響顧方舟，不同意合影。而顧方舟則回答，這有什麼？！在他的堅持下，才有了顧方舟與表嫂和周家兄弟的難得的一張合影。

從此，每次來寧波，顧方舟必去洞橋看望鄉親和弟弟。而對去北京的洞橋鄉親，顧方舟也是熱情有加。前王村原村支書王乾坤，1990年9月，在王大康陪同下來到顧方舟家，為村裡的企業找出路。當時，顧方舟叫人帶著他們看了許多項目，像止血紗布、聚氨脂綁帶等等生產。最後因前王村的企業沒有這個能力而作罷。讓王乾坤印象深刻的是，顧方舟為招待他們，特地擺了家宴，還親自下廚，做了雲南地道的「汽鍋雞」，並開了一瓶茅臺酒。

而對寧波，顧方舟更是傾注了無限的關愛。1998年，寧波大學要成立醫學院，請顧方舟當顧問，他馬上答應了。建校不久，顧方舟又專程來到寧波，與學生老師見了面，還叮囑校方讓學生們「動」起來。「寧波大學成立附屬醫院，一方面要解決群眾看病難，另一方面，要讓學生有更多動手實踐的機會。」

2012年，顧方方去世。年事已高的顧方舟沒有再次回到故鄉。他和哥哥顧方喬，委託家鄉人為弟弟落葬立碑。

2020年1月5日，在顧方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裡，他的女兒顧曉曼回到了海曙洞橋。前王村人以最隆重的禮節歡迎寧波人民科學家的女兒。村口，腰鼓隊夾道歡迎；鄉親們把桂圓蛋花湯和湯圓端到了顧曉曼手上。顧曉曼常常聽父親說起，湯圓是家鄉寧波最好的美食。

不久之後，前王村的文化禮堂多了一個角落，那就是以周瑤琴命名的「瑤琴書屋」，裡面放置著顧曉曼及兩個哥哥向家鄉捐贈的顧方舟的藏書。

而正在籌建的寧波家風館也將把顧方舟母親周瑤琴身上所特有的家風故事，收錄於館內，讓更多人去了解。

顧方舟寧波探親時與弟弟(後排右一)、表嫂一家合影。(湯丹文翻拍)

知書達禮行而優雅

顧方舟這個名字，總是給人以「庇護天下，救人於危難」的感覺。顧方舟卻解釋說，大哥顧方喬生於方橋，所以叫方喬。橋下面有船，所以取名「方舟」。

知書達禮，就像取名這樣簡單，更是顧家的家風。子女的教育是顧氏家族的重中之重，對顧母周瑤琴來說，尤其如此。

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相關人員經過走訪和對相關材料的條分縷析，發現在顧家最困難的時候，顧方舟在寧波就讀的小學竟是當時寧波教育質量最高、收費更高的翰香小學。他們進而發現，在周瑤琴帶著顧氏兄弟輾轉多地為生活奔波時，顧方舟一共換了6所學校。現存的3所學校——寧波翰香小學、河北昌黎中學、天津實驗中學等，都是名校，而且迄今為止，也是當地最好的學校之一。

很難想像，靠替人接生謀生的周瑤琴，如何下得了這個決心讓兒子享受最優質的教育？顯然，教育成就人生的理念是深入寧波人內心深處的。而在顧方舟面臨選擇的時候，周圍前輩特別是寧波籍老師通達的人生觀，也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顧方舟在北京大學醫學院上的大學。按理說，畢業後當個專科醫生是個不錯的選擇，至少在當時，錢賺得多。但最後，顧方舟進入了公共衛生領域。這其中最重要的引路人是同為寧波人的嚴鏡清教授。嚴鏡清是新中國成立後北京市第一任衛生局局長，也是中國遺體捐獻的發起人。當時，他在北大醫學院教授公共衛生這門課。

顧方舟記得嚴鏡清在教授這門課時特別有感情。他說，公共衛生必然涉及一些社會問題，像婦幼的衛生健康，嚴鏡清就會講到當時居高不下的嬰幼兒和產婦死亡率。而嚴鏡清最打動顧方舟的發問就是：「一個外科醫生一輩子能救幾個人？人再多，你也能算得出來。但公共衛生搞得好，救的是無數人的生命。」正是這句話，讓顧方舟做出了人生的選擇，並堅守了一生。

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執行院長黃江偉告訴筆者，在追尋顧方舟人生足跡的過程中，他們發現了國內從寧波走出去的中國公共衛生專家一張清晰的脈絡關係圖。

比如顧方舟的導師嚴鏡清，畢業於北京協和醫院公共衛生學院，而他的導師就是從小長在寧波、後來成為世界公共衛生界泰鬥的蘭安生。而蘭安生的父親正是在寧波執醫38載、早已成為寧波人一分子的華美醫院第三任院長、加拿大人蘭雅谷。而顧方舟的後任，如今的中國科學院醫學院、協和醫科大學的院校長王辰，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期間，貢獻巨大，其導師也是寧波人——中國呼吸內科一代大家、號稱「中國控煙之父」的翁心植。

如此多的寧波人士致力於人類的公共衛生事業，顯示了寧波人特別是醫者知書達禮、懸壺濟世、奉獻社會的價值追求。

一九六二年二月周恩來總理在顧方舟陪同下視察生物所

知行合一行必務實

早年，在顧方舟北京實驗室的牆壁上，曾掛有一條標語：「為了祖國的花朵」。目標崇高，顧方舟做的事情也是一件一樁，實實在在的。

1957年起，顧方舟帶領團隊從橫貫東西12個城市的患者中分離出脊灰病毒，確定了國內流行的脊灰病毒類型，並建立了脊灰病毒的實驗室診斷標準。

他曾謙虛地說：「我們引進了疫苗，也自己研製，建起了生產線，把這個疫苗用到了我們孩子身上，而且起了效果，小兒麻痺症不能說全世界消滅了，但至少在國內被消滅控制了。雖然這個工作不是我一個人做的，但我起到了一個帶頭的作用。」

其實，在用何種疫苗來控制中國脊髓灰質炎疫情的選擇上，顧方舟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他的科學務實的態度，更是讓中國在2000年就宣布消滅了脊髓灰質炎，得到了世界衛生組織的高度認可。

上世紀50年代，開發預防脊髓灰質炎的疫苗有兩個方向，一是研發滅活疫苗，也就是死疫苗。二是減毒活疫苗，也就是活疫苗。儘管歐美國家和地區都在用死疫苗預防脊髓灰質炎，死疫苗也有其穩定性的優勢，但費用貴，打一針要幾十元，而且要打三四次。而活疫苗的成本，就低得多。

1959年，顧方舟去蘇聯考察。那時候死活(疫苗)兩派正爭論得不可開交，沒有哪個人能解答中國該選擇哪一種。顧方舟回國後，就給衛生部寫信，表明在中國，只有採用減毒活疫苗這條技術路線，才能預防、降低脊髓灰質炎的發病率。

這種自信和決斷，來自他務實求真的科學態度。顧方舟曾說：「學習外國的東西，不能他們怎麼樣，我們就怎麼樣，因為國情完全不同。我們要學習它最精華的東西，變成我們自己的。」

最後的事實證明，用死疫苗，中國負擔不起，而且生產和免疫程序也很複雜。採取活疫苗路線，成為中國消滅脊髓灰質炎的決定性意義的選擇。

疫苗產品採用糖丸包裝，也是顧方舟充分考慮到了當時中國的國情，那就是運輸冷鏈不行，活疫苗的運輸、保存質量得不到保證。採用糖丸包裹，就解決了這個問題。據說，顧方舟還是從寧波湯糰的形狀中聯想到疫苗糖丸樣式的，這也算寧波這道美食對脊髓灰質炎所作的貢獻吧。

顧方舟曾說，一輩子，一件事，就是他的人生。「我覺得最好的最值得驕傲的，就是選擇了公共衛生，選擇了公共衛生的疾病預防，而且貢獻了自己的一些力量。」

(記者湯丹文 實習生張雨倩對本文寫作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