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變局下如何謀劃文化發展

2020-12-06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當前一段時間,是編制「十四五」發展規劃的關鍵時期。文化作為規劃編制的題中之義,作為現代民族國家追尋和平發展夢想願景的精神依託與身份表徵,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也會遭遇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帶來的挑戰。有鑑於此,深入分析大變局中的文化發展時代特點,科學把握「十四五」文化發展建設的關鍵環節,就顯得格外重要。

  通過「媒介化賦能」做大參與主體和創業主體數量級

  認識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需要用歷史的、發展的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來審視。

  對大變局作「百年未有」的時間限定,意味著現階段發生的時代變化,無論從力度上、頻率上、範圍上來看,還是從確定性因素、不確定性因素來看,都是過去百年間絕無僅有的。

  從文化發展自身及影響文化發展建設的制約因素來研究考察,可以十分清晰地發現以下幾方面顯著影響:

  首先,文化在全球總體發展中的權重有大幅度增加,軟實力在很大程度上成為衡量文化發展水準的又一種表述。2016年,聯合國發布的有關報告就已直接命名當今時代為「文化時代」。

  「文化時代」的出現,與21世紀以來文化呈現的普泛滲透化、跨界融合化、主體模糊化發展趨勢直接相關。目前,文化幾乎擴張滲透到了所有行業、產業,產業的文化化也已成為提升品牌附加值的必由之路,文化與其他行業、產業間的跨界融合成為新常態。用時髦的話來說,就是所謂的「文化+」和「+文化」。

  其次,美國近年來奉行的單邊主義以及逆全球化潮流,強化了而不是消弭了國與國之間的文化價值觀壁壘,「劃線站隊」和「政治正確」成為一些受裹挾國家不得不考慮的因素,經貿乃至文化交流徒增複雜性和不確定性。

  再次,網際網路通信技術、數字多媒體技術、大數據云計算技術和移動智能終端技術等疊加融合與全面普及,既從產出規模、產出效能、傳播速率等諸多方面讓文化發展建設實現了巨大跨越,也通過為民眾實施「媒體化賦權」和「媒介化賦能」,做大了文化建設參與主體和創業主體的數量級,為文化的創新超越提供了無限可能。

  在此特殊背景下,立足世情、國情來謀劃「十四五」文化發展建設就尤為需要考量、把握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在創新發展中體現出的時代規律。

  警惕陷入由特定推送營造出來的「信息繭房」困局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出現,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文化發展的基本盤。

  假如說20年前的文化發展模式尚處於1.0時代的話,那麼今天已經進入2.0時代乃至3.0時代。其間,文化發展建設隸屬於人類精神內容生產的根本屬性沒有改變,依託個人或團隊紮根現實並實施文化審美內容的原創邏輯沒有改變,但藉以開展文化創新的媒介、工具、手段、流程、平臺等發生了今非昔比的變化。因而,簡單沿用1.0時代的規劃套路來謀劃文化發展建設,難以做到有的放矢。

  明智的做法,理應是順應以下四個方面的時代變化趨勢:

  一是文化網絡化。當今幾乎所有的文化生產實踐與文化投入產出,都或多或少地要和網際網路發生關係。離開了網際網路,很難讓文化發展成果傳得遠、傳得廣。網絡空間已成為當今時代最具受眾關注度的文化信源和公眾輿論場。實施媒體融合的第一要務就在於,傳統紙媒、廣電媒體等要對接融入網際網路平臺,實現網絡化傳輸供給。

  二是文化數位化。這可以說是媒體融合的又一個著力點所在。日常的線下文化生產供給和消費服務,一旦實現了網際網路呈現及多媒體嵌入,就相當於實現了線下線上融合、新舊媒體融合。此外,優秀文化典籍、文物圖像文字的保護性開發,也需藉助多種手段實現數位化掃描、翻拍、攝錄、存儲、展示等轉化。唯有如此,才有可能讓它們再現生機活力,進而真正惠及子孫後代。這同樣是文化數位化的必由之路。

  三是文化虛擬化。這是當今時代最能以高科技手段拓展文化想像力、施展人類創新才幹、再現文化時空意象的趨勢亮點所在。舉凡數字電影技術中的自然災變電腦特技、古代軍團的大規模集群作戰特技、科幻影視作品中的未來場景、全息投影等,都仰賴於數字虛擬技術的貢獻。

  四是文化算法化。算法通常和信號傳輸速率、計算機算力以及人工智慧發達水平密切相關。當前,聯網的智慧型手機用戶已佔到全民的八九成,微信、抖音等社交娛樂App更是全球盛行,網媒廣告粘人式精準投放,社會信息藉助新聞算法定點推送,這都得益於網際網路傳播技術尤其是4G、5G技術的迭代進化。可以預見,區塊鏈、物聯網及人機融合等技術的普及和升級,將進一步讓文化供給與消費受制於算法、算力。

  應當看見,雖然文化在當今時代享受到了科技發展帶來的巨大紅利,但它必然還需遵循自身特定的發展規律。網絡化、數位化、虛擬化、算法化說白了也是「雙刃劍」。缺失人文的考量和謀劃,足以讓文化發展建設走偏、跑斜。

  例如,網絡空間在真實創造、生產和展現人類文明發展成果的同時,也出現了像標題黨泛濫、謠言四起、網絡暴力、洗稿剽竊等泥沙俱下的偽文化、反文化亂象,嚴重幹擾了公眾的認知。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與這類亂象完全無涉,但網絡算法不加規約的應用,也會讓廣大網絡用戶在不經意間陷入由特定推送營造出來的「後真相」境地及「信息繭房」困局,從而削弱人們對客觀現實真實性作出理性、全面判斷把握的能力。

  不管怎樣,網絡空間並非法外之地,更不是輿論飛地。我們必須用主流價值導向駕馭算法,使網絡空間更加清朗。就此而言,即便我們主動順應上述發展趨勢,也需要在謀劃「十四五」文化發展建設時「以我為主」地力爭社會效益至上,進而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有機統一。

  在文化產業、文化事業的交集互補中確定共贏邊界

  從表面上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為文化發展建設開闢了更大空間、預設了無限可能。然而,伴隨這一大變局出現的多重變量,也是以往從未遇到過的。

  假如說既往的文化發展建設遵循的是相對單一的線性發展邏輯,那麼今天遵循的就可能是散點化、多樣式的發展邏輯。因為當今文化的原生場域、主體構成、願景訴求不再單一。在此邏輯下謀劃「十四五」文化發展建設需要恪守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則:

  第一,堅持人民性與導向性的辯證統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是新時代開展一切工作包括文化工作的基本原則。必須看到,滋養文化、創新文化、承載文化的原動力和支撐點來自人民。但是,堅持人民性並不意味著可以不加甄別、沒有立場地盲從眾意。在聽取民意的過程中,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導向性尤為重要。事實上,文化發展建設的基本盤再怎樣變,都不能脫離堅持正確的價值觀導向這一基本原則。新中國之所以能夠在曲折中實現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時代跨越,就是因為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這一先進的意識形態為引領,從而不斷走向勝利、不斷實現超越。謀求大變局中的文化大發展,同樣離不開以此先進的理論為指引。

  第二,堅持公益性和市場性的辯證統一。文化的生產供給在消費上雖然比不上「衣食住行」的剛需,但畢竟事關人的精神引領和靈魂塑造,所以保障基本文化供給消費的公益性是應當不斷強化的原則。與此同時,也不能對堅持市場性有所淡化甚至偏廢。市場性是確保文化生產供給實現更有效、更廣泛配置資源、資本要素的制勝手段之一,也是促進文化事業、產業實現擴大化再生產的依託所在。在此過程中,行政管理和規劃調控應當與其實現正向組合,從而進一步激發文化發展建設的全要素生產率。簡單來說,市場性與公益性要在文化產業、文化事業的交集互補中確定共贏的、彈性的操作邊界。

  第三,堅持娛樂性與教育性的辯證統一。大變局中最具受眾關注度、參與度的社會文化熱點,應該說就是移動新媒體的普及以及萬物萬人的「泛娛樂」。休閒娛樂是人類尋求身心愉悅的自然天性,教育教化是人類求得文化正義與文明延續的根由所在。就此而言,沒有道理放任「泛娛樂」成為脫韁的野馬。展望「十四五」時期,謀劃文化娛樂產業做大做強的時代旨歸,還得堅守娛樂性與教育性相統一的原則,力求讓娛樂不越界、不出格,力爭讓教育、教化細雨潤無聲。(徐清泉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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