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娃」的背後,是優質教育資源稀缺的背景下,新中產階級家長的焦慮。
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加上強者愈強的「馬太效應」,導致只有進了頂級中學,才更有可能考進頂尖高校。為了在這場爭奪優質教育資源的 「軍備競賽」中脫穎而出,雞娃的時間不斷提前,教育的投入越來越高。
然而並非每一個家庭都能負擔起這樣的教育投入,雞娃存在相當高的門檻。不僅要付出金錢和時間,還需要足夠的文化資本。每一個被「雞」的娃背後,都站著一個新中產階級的「虎媽」或「狼爸」。
這些新中產階級的家長具有以下特點:(1)從學歷上看,均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擁有較高的學歷,尤以碩士及碩士以上學歷者居多。(2)從職業上看,一般從事腦力勞動,尤以需要較高文化資本的行業居多,如管理人員(企業高管和政府職員)、專業技術人員(律師、醫生、大學教師)等。(3)從形成歷程上看,他們是在改革開放以後國家相對寬鬆和自由的氛圍下,依靠頑強的奮鬥和聰明的才智上升為新中產階級的,大多數是第一代新中產階級。
新中產階級總體上具有「三無一有」的特徵:政治上無權利背景、經濟上無生產資料、精神氣質上無貴族精神的遺傳,唯一佔有的是文化資本。因此,該階級進行階級再生產的唯一途徑就是———文化再生產,因而對子女的教育結果格外重視。[7]
布迪厄將資本分為三類: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經濟資本是對生產資料的佔有;社會資本是一個人擁有的社會關係網絡及其中的資源;文化資本是個人所擁有的總的文化背景、知識、氣質和技術。[8]
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佔有者能直接傳承給下一代,而文化資本卻具有不可直接繼承的特性,必須通過一定的媒介即教育。新中產階級雖然可以為子女的文化資本提供優質條件,但最終還要依賴於子女主動性的發揮,需要子女身體力行,其結果具有不可預測性。[7]
「雞娃」的目標就是孩子養成自主學習能力,從「普娃」變成「牛娃」,認同並內化新中產階級的家庭文化資本,能如父母所期盼的進入重點中學,考取名校。根據布迪厄的資本轉換思想,新中產階級子女積累的這種文化資本能夠在一定條件下轉換為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使得新中產階級的子女可以維持在原有的階層,甚至實現向上的流動。
為什麼中國新中產階級熱衷於選擇「雞娃」教育進行文化再生產呢?
根據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文化資本是指藉助於各種教育行動傳遞的文化物品,劃分為具體化的文化資本、客觀化的文化資本和制度化的文化資本三種形式。
具體化的文化資本是通過教育而儲存於個人身體中的文化知識、文化技能和文化修養,以身體和精神的持久「性情」的形式存在。「雞娃」以提高學業成績為目標,在這一目標的達成過程中實現子女文化知識的鞏固、文化技能的增進和文化修養的提升,進行具體化文化資本的積累。
當文化資本轉變為「圖書、工具、資料、機器」之類的東西時,文化資本就以這種客觀化的形式而存在。新中產階級家長通過「雞娃」讓孩子進入採用更加先進的教學設備和教學理念、方法的頂尖名校,獲得優質且稀缺的教育資源,以此增加子女的客觀化文化資本。
制度化的文化資本是經過某種制度確認的文化資本,主要是指將行動者掌握的知識與技能以考試等方式予以承認,並通過授予合格者文憑和資格認定證書等方式確定其學術資格或文化程度並將其制度化。制度化的文化資本賦予其擁有者一種合法保障的價值,幫助擁有者獲得社會的認可。新中產階級家長讓孩子學習各種才藝技能,通過考級獲得主流教育系統認可的證書,如各種知識競賽等級證書,證書本身就是一種制度化的文化資本,讓孩子在主流教育系統的選拔中更具優勢,更有機會進入重點學校和名牌大學,從而進一步增加了制度化的文化資本。
從上述分析可知,「雞娃」作為一種在新中產階級家長中興起的教育方式,通過超前培養、突出特長、擠進名校等手段,增加孩子的具體化、客觀化和制度化的文化資本,迎合了新中產階級父母追求文化資本積累的心願,成為中國新中產階級進行文化再生產的一種現實性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