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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家族企業》雜誌
（微信公眾號ID:jiazuqiyezazhi）
作者：竺晶瑩
誰也沒有預料到2020年會以一場席捲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作為開端。疫情初始之際，面對未知病毒的高傳播率，恐慌與焦慮襲上人們心頭。為了防止人際傳播，多數人經歷了一段居家隔離的時光。筆者截稿時，疫情在中國逐漸得到控制，卻仍在全球蔓延，從宏觀層面來說這次危機可能重塑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從微觀層面可以說疫情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人們的生死觀。事實上疫情之外，人生之中從來都潛伏著「黑天鵝」與「灰犀牛」，時代洪流中我們該如何從容應對這些起伏，是永遠難以逃避的課題。
黑天鵝與灰犀牛
黑天鵝這個詞語大家並不陌生，形象地說新冠病毒疫情的爆發就是一次黑天鵝事件，病毒在人們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出人意料地擴散，並對全球造成前所未有的影響。黑天鵝最早流傳於一句拉丁諺語，即「世界上沒有黑天鵝」。起初歐洲人只見過白天鵝，因此認定世界上所有天鵝都是白色的。直到有一天，黑天鵝在澳大利亞被發現，該結論不攻自破。
美國作家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由此提出黑天鵝理論，隱喻不可預測卻影響力巨大的極端小概率事件，以此表明未來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黑天鵝事件通常會引起全球格局的變化，影響萬千民眾，比如2008年次貸危機席捲全球，2016年英國通過脫歐公投。
除了突發性事件，人生中亦潛伏著許多顯而易見的危機觸發源。美國作家米歇爾·渥克（Michele Wucker）於是提出灰犀牛理論，指代那些顯而易見的大概率危機事件，比如新科技顛覆媒介的傳播方式，這些事情發生前都已有了一系列徵兆。她設想了這樣一個場景故事——攝影師來到非洲旅行觀看大草原風光，儘管導遊再三提醒遊客，在野外不要擅自行動。但攝影師越走越遠，希望拍出精彩的作品。突然他發現有隻灰犀牛在進食，於是趕緊拍下畫面。但當他要撤離時，灰犀牛卻發現了攝影師。渥克以此場景引發讀者思考，對於攝影師而言，在野外遇見威脅人身安全的野生動物是可以預料的，但他的僥倖心態使他突破了這層心理防線，將自己暴露在極大的危險之中。
事實上，兩位作者的觀點可以說形成一種互補，讓我們對危機事件的概率有了更完善的理解。漫漫人生路，亦不免多次遇見黑天鵝與灰犀牛，可以是時代的，也可以是個人的。如何將危機的負面影響降至最低，甚至實現好的轉化，這需要依靠人生智慧。
蝴蝶效應和系統性風險
2020年年初新冠病毒疫情席捲六個大洲，威脅著民眾的正常生活，挑戰了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全球金融市場首當其衝，疫情的擴散導致經濟領域的黑天鵝事件大幅上升，比如油價下跌、美股多次熔斷、全球海外投資同比下降。與此同時，各國被高漲的民族主義、保護主義聲浪所裹挾，全球化趨勢進一步受到考驗。
根據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觀點，由全球流行疾病引發的市場震動恐怕比金融危機觸發的動蕩更為劇烈，因為這不單純是銀行家能夠操控的危機，至今中央銀行調控的效果微乎其微，政府公共撥款的速度遲緩。投資者在市場恐慌中擔心政府無力介入救市，他們傾向於撤回任何有風險的資產，這進一步使經濟衰退，並且加速了恐慌的蔓延。
牛津大學研究全球化發展的教授伊恩·戈爾丁（Ian Goldin）曾在2014年出版的名為《蝴蝶效應的缺陷：全球化如何帶來系統性風險以及如何應對》一書中預料，一場全球大流行病將衝擊自由主義。在接受駐歐洲經濟記者彼特·古德曼（Peter Goodman）採訪時，戈爾丁教授指出，疫情加劇了人們對開放邊境議題的擔憂，如今各國選擇加強邊境防線而非協同合作來遏制病毒的蔓延。然而無論「牆」有多高，都不可能抵禦流行病、氣候變化或人類未來面臨的任何其他重大威脅，因此新冠病毒引發的恐慌亦加劇了近年來民眾不信任政府的趨勢。新冠病毒疫情考驗了歐盟長期秉持的理念——當人員和商品能夠自由跨境流動時，經濟和社會才最有活力。人們的旅行與交易難以避免，全球化趨勢不可逆。建牆並不能遏制不受邊界管控的新冠病毒，恰恰是國際合作與信息流通才是結束危機的答案，因而全球化的基礎設施反倒可以為國際協調提供便利。
動蕩時局中的個體危機
無論時代局勢如何動蕩，最終這份動蕩依然會回歸到每個個體身上。儘管很多時候，個人不一定可以挽狂瀾於既倒，但是每個人都有能力掌控內心的情緒，用理智與科學來渡過不同形式的人生危機，而危機的化解通常在於我們是否可以正確地釋放心理壓力。
疫情之下，英國著名醫學雜誌《柳葉刀》精神疾病專刊（Lancet Psychiatry）刊登文章，呼籲對公眾提供及時的心理健康護理。隨著新冠病毒的快速傳播，全球民眾都正在經歷一系列負面情緒。首先是恐懼與焦慮，擔心自己或家人朋友被感染。出於對未知的恐懼，許多人瘋狂搶購口罩、消毒酒精等物資。
無聊與孤獨感隨之而來，多數人整天悶在家中不出門，甚至於在家辦公，感到無所事事。在家中自我隔離的人們無法聚會，失去了往日的人際交流。此外，有些國家的民眾對政府的消極抗疫舉措產生不滿憤怒情緒。而已經患病的病人與家屬恐怕擔心遭受歧視，產生愧疚感與無力感。
專家指出，這些情緒皆屬於正常現象，是人們面對不確定風險產生的正常反應。但有些人可能因此出現更嚴重的精神疾病，例如抑鬱、妄想、焦慮症等。處在疫情之中的病人及其家屬、醫護人員承受的心理負擔最大，他們也最需要被幫助疏導。
事實上，當我們面臨疫情以外的危機時，在心理學上存在一套更普遍的應急舉措。瑞典心理學家卡伯格（Johan Cullberg）於2003年提出，任何危機都可以分為四個階段而被理解。
首先是震驚階段，通常會持續幾小時或幾天，在此期間你感到內在失序、憤怒、恐慌或冷漠等情緒，很多人會形容自己仿佛處於虛幻狀態，靈魂抽離出了身體，腦海一片空白。緊接著的便是為期一至六周的反應階段，多數人在此時沉溺於焦慮、絕望、憤怒情緒，心理防禦機制開始生效，你既否認危機或意外的發生，並且避免解決這些難題。產生愧疚感和不斷自我抱怨也是此階段常見的場景，人們糾結於本可以避免意外發生的心情。當你開始逐漸接受既定事實，療愈階段隨之到來。個體的防禦機制逐漸減弱，人們不再浪費時間與精力執著於思考發生了什麼。六個月以後，再定位階段開啟。即使過去的危機仍然是傷痛的一部分，但你已經與危機和解，重新融入這個世界，而多數人覺得自己在危機過去後重生成了更強壯的個體。
不過挪威心理學家艾蒙德森（Janne Ekeberg Amundsen）認為，由於個體差異，並非所有人都會經歷這四個階段從而走出困境，而每個人在不同階段所花的時間也不同。最重要的是，接受既定事實，敢於正視自己的傷痛，從而達成與自身的和解。
當人們處於人生危機的漩渦中心，最大陷阱是多數人常常會糾結於如何避免當初的情況，沉溺於後悔自責的情緒中。事實上，敢於正視問題接受自己的負面情緒，才是走出危機的正解。認知行為療法表明，一個人對自己的看法會影響他如何看待周邊的世界。如果陷於危機之人一味苛求自己，發展出一系列負面情緒，亦使其生活中增加不如意。找到自己特有的方式，比如尋找第三方傾訴，或嘗試用反面觀點來打破自我懷疑態度，釋放這些壓力。此外，認同並接受糟糕的事情已經發生了這個事實，把自己從受害者身份中抽離出來，轉變自己對這件事的看法。療愈階段，你可以重新審視這次危機，記錄下事態的正面發展，將注意力轉移到自己如今擁有的幸福上。
最終，危機並非要求我們遺忘，而是教會人們反思。
（本文詳見於【《家族企業》雜誌2020年4月刊】 未經本刊授權，不得轉載；經本刊授權轉載的，請註明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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